聂尔

编者按：王继红先生的《轨迹》（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是一部难得的散文集。作为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的民间文学爱好者，王先生长期坚持散文创作并在古稀之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这本身就“难得”，更难得是作品的语言、叙事等都有自己可贵的品质和特殊的“调子”。我们组织这辑评论，希望王先生散文中的那些可贵品质和特殊“调子”通过三位评论家的“品评”得以呈现几分，使更多感兴趣的读者能自己深入文本去“品味”。

本书作者王继红先生，农家子，企业家，阳城南关人，生于1953年。

继红先生是1966年的小学毕业生，他只上了一个月初中，翌年即回本乡务农。

14岁的少年郎拉板车，植桑树，洒农药，修河坝，掘地洞，做一个全劳力，挣一份人民公社社员的工分。这是他作为一个农家之子的社会生命的开端。他的大部分同龄人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他的这一“轨迹”并不单属于他个人。

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城里的学生和市民在闹“革命”，而中国的农民却仍旧得在土地上，以最原始的方式日日从事农业生产。

十三四岁的继红在每一天每一次的劳动中，都使出了他的最后一分力气，拉长了身上的每一寸筋骨，却还是不得不时常以借粮为生。在这毫无希望亦无暇自我哀怜的岁月里，度日如年，但还是熬走了许多日子，终于在17岁那一年，他“出人头地”，成了一名拖拉机手。这时候的中国正缓慢地步入7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准备年代，其征兆就是农村开始规模化地使用化肥、农药和农机。证据就是继红先生曾经做过农药师和拖拉机驾驶员。这使得农业产量较为稳定了下来;同时也使得一些偶然被选中的人可以骑坐在高大的“铁牛”身上，伴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自豪地俯视在他之下的田野。17岁的继红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今天，以我们个人的视角看，这仿佛是一种俗常所谓的命运，但这草芥般的命运是与大历史相连接着的，或者说它就是在大历史这块石板岩上，从边角处冒出来的小红花。

在特定的大历史下，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个人命运可言。继红先生常说，作为一个“50后”，他有着关于苏联文学、国际共运、红色中国的记忆，因而能够与他的同龄人中的思想者发生深刻共鸣。我并未就此与他进行过深入的讨论。我相信他说的是事实，且这一事实既关乎人生，也关乎人的思想。但这并非就是命运，而是我们终生奋斗、争取自由的一个前因，是时代烙印在人身上的一个难以摆脱的前提。

继红先生的这本书，是由他最近一些年写下的多篇散文集成的一本散文集，差不多就是他整个人生的写照。在这部散文集中，继红先生写人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写亲人、故人的文章，最能打动我。我想那是因为他写出了在大历史的碾压之下，人性（我想不出可以代替这个词的其他概念）绽放在出人意料的荒原上的微弱的花朵，证明时代的狂风并没有吹折了每一根草。这是一份人性的和时代的双重证据，而它并非永久地和自动地预先存放在观念的仓储里，而是在漫长的人的生活和存在中逐渐苏醒过来。幸亏继红先生能够写下它们，并且赋予了这些荒原上的珍珠以色彩。

比如在《干娘》一文中，继红先生写一位从“旧时代”走来的大家闺秀，如何在出人意料的凄凉的生活中始终葆有一份冷静的尊严。在那时候，她居然能够仪态雍容华贵，待人接物一丝不苟，其宽和的怀抱足以收纳那些随风漂移的人的情感，这其中就包括少年继红的爱的渴望。比如在《复生先生》一文中，继红写义父复生先生，一个从“旧时代”的药铺伙计转为新中国的国家干部，后带病回乡的老人。复生先生既清白之至，又不畏强权恶徒，人品、学识、教养均堪称楷模，给了青少年时期的继红一个人生的方向。在《父亲的辉煌》一文中，继红写他的父亲，一个曾经有过解放战争时期五年的戎马生涯，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却是一个朴实的、懦弱的农民，致使家庭困顿，儿子们前路迷茫。过了几十年以后，在死者的身后，在生者的反思中，父子才终得“和解”。在《丁香树》一文中，继红写贫穷的母亲嫁到同样贫穷的婆家以后，在院子里手植丁香树一棵。树干粗砺而扭曲，树冠浓密荫及院子大部，活了46年的这棵丁香树，在母亲死时瞬间枯灭，令人震惊。自然的象征主义就这样给予了贫穷的母亲以精神的慰藉，许诺给无可慰藉的生活一个美的遐想。在《我的爷爷》一文中，继红写早在他出生将近20年前已经死去的爷爷。原来爷爷是因与贩鸦片团伙有牵连而被阎锡山政府处决的。爷爷逃避追捕的矫健身影，一纵身就跃过了围墙，但他终究死在了大历史的洼地里，死得无影无踪。作者想要探究他的爷爷是否真的罪无可赦。有此一文，整本书枝蔓相接的当代的和当下的叙述得以有了一个探往已逝社会空间的纵深镜头，像是在生活的墙上洞开了一扇历史的窗户一般，令人仿佛可以远望出去。而在《女儿的背影》一文中，赴法留学的女儿在机场候机大厅通往登机处长长的甬道上留给父母一个背影，这一发生在现代生活场景中的离情别绪，庶几同时也是难以预测的未来生活的一个模糊的面向，因为女儿一去不回头的柔弱的背影映现在了“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之上，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就此被搁在了全球化的莫测之路上。所有这一切并非仅是回忆，也并非仅是文学。对于继红先生这样一个一生走尽从农家之子到为商之路的人来说，他在这里所写下的一切，以及他的写作行为本身，绝非风轻云淡，更非刻意为文的产物。

继红先生的确曾经做过一个文学青年，那是在人民公社衰落、个人意识觉醒的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一段青葱的岁月记录在了本书《我与山西文学擦肩而过》一文中，而且这一梦想即使在后来的商旅红尘之中也未曾中断过。但是，对于他，对于那时的他和此时的他来说，文学和文学梦都只是生命的旋律之一，苦难和尊严才是这场绵绵无尽的人生交响乐的真正主题。

万字长文《粗缯大布裹生涯》堪称是这一主题绵长而又饱满的呈现、发展和终结之文。此文的叙述起自1966年，从此，少年郎告别了学校，回到生产队，做了一名人民公社社员。春天，这个少年和青壮劳力们一起，用板车拉粪土，出牛马力，拉长了筋骨;夏天，跟随老农为棉花田喷洒农药，亲眼看着老农中毒之后，“如蝼蚁一般，无一丝尊严”地死去;秋天，在删繁就简的山上，一边在棉花田里洒药，一边遥望着城里。来年及以后，继红进林业队，栽桑养蚕，学会了全套的工艺流程，掌握人生第一门吃饭的手艺——毕竟吃饭才是第一要事;他还当过民兵排长，扛着步枪村里村外巡逻。20世纪70年代初，整个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不知不觉的命运弯道，恰在此时继红先生做了一名非常稀有的拖拉机手，他的人生开始进入了一条蜗牛般的上升通道，他在人群中可以骄傲地抬起头了。

他驾驶着轰隆作响的巨大的拖拉机走过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正与蹒跚的中国是同步的。进入80年代的第三个年头，他决然放弃村民们眼中的优势地位，下海经商，或者也可以说是上岸经商。这是他的而立之年。一个艰难的人生阶段终告结束，另一场拼搏开始了。翌年，人民公社正式取消。继红先生自己的“改革开放”，紧随着大历史的鼓点，甚至还稍微提前了一点，这样就更显出历史人生的戏剧性，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这就有了昔日的农家子步入商旅红尘，遄途迈迈，风雪归来，而能浩然多思，于暮日苍山独自歌吟的一个命运轨迹。

我的上面所述，只是书中的一条主要线索。实际上全书内容还要更为丰富一些，比如杂思类文章中的《林贤治“旷代的忧伤”》一文，写对林贤治先生著作的读后感，显出了继红对更为深广的忧愤的共鸣之情;《在北师大听课》一文，写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听了赵勇教授课后，生发出的对“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命题的思索。此类篇目既拓宽了本书作为一本散文集的边界，或者也给所有的散文叙事添加了一个富有含义的理性视角。

这里有一个人的命运軌迹，亦有其思想基础挪移的痕迹，二者相交错，形成了一幅时代中的个人图景，或一个人的时代画像。殊为难得。

继红先生的文笔也很有特点，凝重不滞，沧桑多感，诸多人物，仅以一剪影，颠扑于过往，复活于今日。值得我们注视，并深思。

2020年12月8日写成于兰煜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