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翼飞,马佳丽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对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厘清市民化内涵的基础上，对照国民经济核算支出法的项目确定内需拉动领域，系统测算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如果按照过去市民化的速度，可拉动内需增长约1.46个百分点;如果加快推动市民化，到2035年全部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可拉动内需增长约2.01个百分点;后者比前者多拉动0.55个百分点。采取放宽城市落户限制、统筹兼顾增量和存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问题等措施可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康快速推进。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需;拉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3.6，F29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2）03-0077-07

一、引言

稳定并不断扩大总需求，是畅通经济循环、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特别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稳定总需求就要充分发掘内需潜力。立足国内市场、挖掘内需潜力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石。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下简称“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通过补齐民生领域设施与服务的短板，有助于拓展投资空间、释放消费潜力。从消费拉动作用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实现了就业结构的转换，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形成了潜在的“新消费群体”[1]。市民化可以通过改变收支预期、降低不确定性、改变消费文化等途径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2-4]，使他们“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从投资拉动作用看，市民化也会带来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①。

二、拉动领域与效应测算方法

（一）农业转移人口的界定

本文农业转移人口既包括了通常理解的因务工、随迁等原因进入城镇但未在城镇落户的农村人口，也包括了直接从农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而新形成的城镇人口，其形成原因主要是行政区划调整、婚姻、上学、拆迁等。后一种情况随着城市的扩张在城镇人口规模增加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很多郊区和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区域因拆迁和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而转变为城镇区域。尽管这些人口直接由农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但其享受到的各项福利和公共服务与原有城镇户籍居民仍有很大差距，他们也存在市民化的需要。

所谓市民化就是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后全面融入城镇社会，从而转变为市民的过程。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身份形式上，如从农业就业到非农业就业、农村户籍到城镇户籍等，也体现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5]。然而，现实中农业转移人口虽然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户籍等制度壁垒使其无法享受户籍人口同等的福利待遇，其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未发生彻底转变。我们理解的市民化概念就是通过放宽体制机制限制、补齐各种短板弱项，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拉动领域

我们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支出法的构成项目选择市民化的拉动领域，按此计算的拉动效应可直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中，故可以计算出对国内总需求或GDP的拉动效应。市民化主要涉及民生领域的投资和消费。需要说明，本文没有测算生产领域的投资，这是因为，在因果关系上，先有生产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才形成劳动力的城乡迁移，而后才产生农业转移人口，因此生产投资应是农业转移人口形成的原因而非结果。

1.投资领域。市民化对投资的拉动主要表现在住房、基本公共服务和市政公用设施几个领域。住房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相当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或无能力在所在城市购房，或无资格享受住房保障，因而限制了其住房投资需求，如能达到城镇居民平均住房水平，还有很大的投资需求可释放出来。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是影响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其中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是对市民化影响最大的几个领域[6]。服务设施是提供服务的载体，要保障平等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必然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投资。补齐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设施短板②，不仅能够产生直接投资增加，还能间接激发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和其他领域投资需求的增长。我们分别用生均校舍建设投资和人均卫生固定资本作为测算指标。市政公用设施是城镇健康运行的基础保障，其建设要与人口扩张相适应。因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要覆盖农业转移人口，如此市民化将产生很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

2.消费领域。社会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在居民消费上，受相关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平等享有各种公共福利，导致他们在城镇的生活成本增加，抑制了其消费增长[7-8]。消费抑制表现为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倾向明显低于城镇户籍居民，实现市民化意味着两者消费倾向达到相同水平，从而拉动居民消费增长。政府消费支出从另一个角度衡量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③，农业转移人口在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也反映在政府消费支出差别上，其中对市民化影响最显著的是教育和医疗卫生。实现市民化要弥补这两个领域的人均政府消费支出差距，这将拉动居民和全社会消费的增长。因此这里我们分别用生均教育事业费和人均政府卫生支出作为衡量政府支出差距的指标。

（三）拉动效应的测算方法

“差距就是潜力，短板就是需求”。本文测算拉动效应的基本思路是，先找出的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户籍居民在消费和投资领域人均水平的差距，再分别乘以相应的人口规模，相加即可得到市民化拉动效应数量。

农业转移人口按照市民化的途径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在城镇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可称为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另一部分是从农村新转移出来成为城镇人口的人口，可称为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如图1所示。各领域新增和存量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户籍居民的差距用dij表示，其中i表示各细分领域，j表示农业转移人口类型，如表1所示。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规模用pn表示，其中直接市民化的人口规模用p1n表示，其消费和享受的公共服务、市政公用設施水平从农村居民水平直接提高到城镇居民水平，在某领域投资或消费提高幅度为di1。还有一部分人成为农业转移人口，用p2n表示，提高的幅度为di12。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规模用ps表示，提高幅度为di2。在i领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拉动的内需增长Di计算公式为：

Di=di1p1n+di12p2n+di2（p2n+ps） （1）

令di1表示新增农业人口从农村人口直接市民化拉动的需求，则di1=di12+di2，即拉动的需求等于先变为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再实现市民化拉动的需求量之和。公式（1）经过简单的数学变换即可得到：

Di=di1pn+di2ps（2）

公式（2）是本文计算市民化对投资和消费拉动作用的基本公式。从公式（1）到公式（2）的变化过程意味着，只要新增和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规模一定，则无论是何种市民化路径，其对投资或消费的拉动量是不变的。

三、各领域差距的估算

按照以上测算方法说明，我们需要对各细分领域新增和存量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户籍居民在投资和消费上的差距值进行估计（见表2）。本文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投资领域的差距

1.住房投资。人均住房建设投资用人均住房面积乘以房屋竣工造价得到。2019年，城镇人口人均住房面积为39.8平方米④，房屋竣工造价为3 549元/平方米，得到dz1为134 901元。根据《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20.4平方米，以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代表农业转移人口的水平，dz2等于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户籍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之差（19.4平方米）乘以房屋竣工造价得66 011元。新增农业转移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因行政区划调整改变户籍，居住环境不变，不需要额外增加住房投资，在计算时应将这部分人从新增农业转移人口中扣除，其规模每年约700万人⑤。

2.教育投资。参照各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中小学生校舍建筑面积人均9平方米左右⑥，按照2019 年房屋竣工造价3 549元/平方米计算，生均校舍建设投资约每人31 941元，假定農村学生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与城镇相等，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0》数据，2019年农村房屋竣工造价为954.5元/平方米，城乡生均校舍建设投资的差值（de1）为23 351元。

《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50.9%的农民工认为孩子上学有费用高、升学困难等问题。对于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认为本地升学难、费用高的农民工所占比重较高，分别为34.2%和28.9%，比上年提高7.5个和1.7个百分点。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教育资源不足造成的，根据反映问题的农民工比例我们假定随迁子女与城镇学生在生均校舍建设投资差距相当于城镇生均校舍建设投资的50%，据此计算de2为15 971元。

3.医疗卫生投资。我们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得到1996—2019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⑦、固定资本价格指数数据，假定医疗卫生的资本折旧率设定为5%，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2019年的医疗卫生固定资本存量为3.85万亿元左右⑧。

由于没有分城乡医疗卫生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我们按照人均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作为衡量城乡医疗卫生设施差距的参考指标对其进行拆分。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数据，2019年农村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大约相当于城镇的50%，设定新增农业转移人口人均医疗卫生固定资本存量为本地城镇人口的50%。对存量农业转移人口来说，城镇医疗卫生系统对其进行了部分覆盖，但其享受到的卫生服务水平还是低于城镇户籍居民[9]。根据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因医疗卫生服务尚未覆盖，农民工患病后未就诊的比例达到35%左右，据此设定存量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均医疗卫生固定资本大致相当于城镇户籍居民的65%。

据上文设定的城镇户籍人口、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村人口人均资本的比例，再结合估算的医疗卫生资本存量数据，即可推算出三者的人均医疗卫生资本存量，分别为3 613元、1 807元和2 349元，由此可知dh1、dh2分别为1 806元、1 265元。

4.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城乡市政公用设施资本存量使用《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1990—2019年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应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⑨。根据测算，城镇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本存量是11 243万元，农村人均为2 501元，前者是后者的4.5倍，由此计算du1为8 742元。考虑到目前市政公用设施已经将存量农业转移人口纳入进来⑩，所以du2值为0。

（二）消费领域的差距

1.居民消费。消费倾向可分为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前者指消费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后者指消费增量和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10]。已有研究显示，农业转移人口平均消费倾向比城镇户籍居民低15～20个百分点[11]。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结果差异很大。陈斌开[8]使用微观家庭入户调查数据（CHIP）测算发现流动人口边际消费倾向比城市居民低14.6个百分点。王美艳[12]使用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CULS）测算发现农民工边际消费倾向比城市居民低3个百分点。有研究甚至得到相反的结论，王韬、毛建新[13]使用CHIP数据发现流动人口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高15～20个百分点。相比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估计结果波动较大，因此使用平均消费倾向测算更为可行。

我们使用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CULS4），估算市民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该调查数据消费分类与国家统计局的分类一致。CULS4中的收入包括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养老金收入四部分，支出包括衣食住行、家庭设备、文化娱乐和子女教育等。经计算，全部被访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9 346元和24 883元;城市户籍居民分别为28 600元和24 882元;农业转移人口分别为32 313元和23 093元。从消费支出结构上看，城市户籍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在衣服食品、出行通信、教育培训上的支出占比都比较接近，但在居住和文化娱乐支出两个领域差别非常显著，分别相差-15.41和4.26个百分点。

城镇户籍居民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87%和71%，前者比后者高16个百分点。通常抽样调查时，被访家庭有低估收入和高估支出的倾向，但其偏差对两个群体是一致的，因此平均消费倾向之间的差值可信。据此推算，使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倾向与城镇户籍居民达到同等水平，drc2应为6 104元。

新增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对消费支出的拉动与存量农业转移人口有所不同。如果制度改革到位，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后职业和生活方式都发生彻底转变，其消费支出应直接达到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平均水平。由于CULS4中没有对农村居民的统计，因此这里直接使用统计年鉴中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差距测算。经计算，2019年的drc1值为13 294元。

2.政府消费。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生均教育经费的城乡差距值dge1等于1 590元;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经进入城镇，政府已经为这部分儿童提供了部分经费，但还未达到城镇户籍居民子女的水平，假定其生均教育经费为全国平均水平，则dge2等于264元（见表3）。

在医疗卫生方面，根据我们计算，2019年城镇人均政府卫生支出为1 662元，农村为769元，城乡差距dgh1为893元（见表4）。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已在城镇生活，政府还未将其与城镇居民等同视之，其卫生经费支出水平还是低于城镇户籍居民。参考上文农民工患病后未就诊的比例达到35%左右，我们这里假定农业转移人口人均卫生经费支出为城镇居民的65%，据此可得城镇居民与其人均卫生经费支出之差dgh2为580元。

四、人口预测和拉动效果计算

（一）市民化的人口规模预测

测算拉动作用要预测每年需要市民化的存量和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即ps和pn。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實现。按照这要求2035年之前必须使农业转移人口全部实现市民化，因此设定在2035年全部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

从市民化发展现状看，2012年以来，每年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规模约在1 500万人左右，但是这并没有显著缩小农业转移人口规模的存量。由图2可以看到，农业转移人口总体规模维持在2.4亿～2.6亿，常住和户籍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从2012年的17.8个百分点，提高到2020年的18.5个百分点，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净增加1 98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83万人，相当于农业转移人口规模比重的1.1%。假如我们把存量农业转移人口想象成一个水池，近年来农村新转移出来的人口规模基本抵消了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因落户而导致的数量下降，使得这个水池的水量基本稳定。

根据过去市民化速度，并考虑2035年农业转移人口全部实现市民化，我们设定未来两种市民化方案：第一，基准方案。按照过去每年城镇化落户的规模，到2035年，每年1 500万人（ps）的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增农业转移人口900万人全部进入存量池子。按照这种方案，到2035年，存量农业转移规模仍有1.7亿左右。第二，加快方案。到2035年，存量农业转移人口被吸纳完毕，每年应实现1 740万人（ps）的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除此之外，每年新增加约900万人农业转移人口（pn）也全部市民化。

另外，为测算市民化在教育领域的拉动作用，需确定需要市民化的儿童数量。这些儿童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二是农村留守儿童，三是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根据测算，每年需市民化的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规模分别为84万人、87万人，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数为133万人。

（二）内需拉动测算

按照农业转移人口各领域消费和投资与城镇户籍人口的差距值，结合人口规模的预测，即可以估算出市民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

我们以2019年为参照年份，分别计算基准方案和加快方案下市民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加快方案通过公式（2）计算，基准方案下由于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要全部进入存量池子，因此计算公式调整为：Di=di12pn+di2ps。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从对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基准方案下，2019年市民化拉动效应为12 573亿元，加快方案下，市民化的拉动作用为17 193亿元，比基准方案高出4 620亿元。从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基准方案下，2019年市民化的拉动为1 713亿元，加快方案下，市民化的拉动作用为2 494亿元，比基准方案拉动高出781亿元。从对总需求的拉动来看，基准方案下，拉动作用为14 286亿元，拉动国内总需求增长1.46个百分点，加快方案下市民化拉动作用为19 687亿元，比基准情形多5 402亿元，加快方案下拉动总需求增长2.01个百分点，比基准情形提高0.55个百分点。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明确界定市民化内涵的基础上，对农业转移人口在投资和消费细分领域与城镇户籍居民存在的短板弱项进行了详细考察，并设定两种方案，预测了市民化对内需的拉动。结果显示，按当前市民化速度，至少可以拉动内需增长1.46个百分点;加快方案下，可以多拉动约0.55个百分点。在当前外需疲弱、内需不振的形势下，加快市民化对稳定总需求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为使市民化能够健康快速推进，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进一步放开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限制。除个别超大城市外，逐步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上的Ⅰ型大城市和特大超大城市落户限制。此前300万人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已全面取消，但关键在于300万人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数量更多，户籍吸引力也更大。对不愿或者暂时不能落户的人，通过居住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断缩小居住证上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与户籍之间的差距。

第二，市民化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标准。当前，落户仍被视为解决市民化问题的主要途径。然而，随着城乡福利差距的缩小，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下降。在此背景下，要放弃单纯以落户城镇为导向的市民化思路，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市民化的标准，使其基本生活条件与户籍人口一致。充分尊重农民工“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双向选择权利，防止出现农民“被市民化”的问题。

第三，多措并举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需求。从计算结果看，市民化对内需拉动最大的领域是住房，因而应把满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需求作为工作重点。一是要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同时要加大土地供给力度，研究保障房供给的投融资机制，加快提高保障房的覆盖率;二是要积极通过建设共有产权房、集体建设用地建房等多种方式，增加市场住房供给，让其购得起、租得上、住得进;三是要在保障其农村产权基础上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建立和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使其农村资产价值能够实现，为融入和定居城镇提供“第一桶金”。

注释：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644805.htm，2014年3月16日。

②住房保障短板测算已经包含在上文住房投资领域，因此这里不再考虑。

③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本质上是政府因提供公共服务而付出的代价，主要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消耗掉的物品。

④王蒙徽：《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成就显著》，载于《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3日。

⑤根据王桂新、黄祖宇《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来源构成及其对城市化的贡献：1991～2010》方法计算，载于《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2期。

⑥根据《城市普通中小学校舍建设标准》，结合各地区出台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中小学生校舍建筑面积人均8～10平方米。

⑦本文测算的投资均为固定资产投资，需要转变为固定资本形成才能计入总需求，但有些细分领域的投资在现有统计中只有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故我们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的比例对其进行了调整。

⑧计算固定资产存量时，需要先将固定资产投资转换为固定资本形成数，转换方法为将固定资产投资数乘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与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数的商。

⑨这里也将固定资产投资转换为固定资本形成数。

⑩根据《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时期，市政设施建设已经将非户籍人口纳入进来，因而对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可以认为其已经能够享受市政公共设施的服务。

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的调查项目，2001—2016年，该调查一共进行了四轮。

CULS4为2016年数据，以2016年原始数据计算得到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支出应增加5 020元，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19年增长6 104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减去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得到。

根据《发改委：已有9 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90506/4970906.shtml，2019年5月6日），2012年以来有9 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户籍居民，按此规模推算，每年大约1 500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实现市民化）。

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到203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3.9%，绝对数量为10.59亿人，剔除人口自然增长影响，2020—2035年每年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规模约为900万人。

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数量按照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之和占农村人口比重进行推算，到2035年总共有2 260万人，假定每年转移至城镇的留守儿童增速是均匀的，每年数量应为133万人。

市民化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也是以2019年国内总需求为分母，假定需求和投资结构等其他因素不变、价格按照以往趋势增长，则未来市民化的拉動作用应与2019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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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玲玲

A Research on the Stimulating Effect of Domestic Demand on 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Taking the "Second

Cai Yifei1，Ma Jiali2

（1.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2.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The citizeniz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s the core task of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t contains huge domestic demand potential and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citizenization， this article has determined the stimulating field against the items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expenditure method， and systematically measured the stimulating effect of the citizenization of the rural-urban migrants on domestic demand. If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ast is used， it will stimulate the growth of domestic demand. The effect is about 1.46 percentage points; if the promotion of citizenization is accelerated， the stimulating effect on domestic demand growth is about 2.01 percentage points; the latter will pull 0.55 percentage points more than the former. In the e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laxing the restrictions on urban settlement，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citizenization of the increase and the stock of agricultural migrants， and the simultaneous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measures to solve the housing problem of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s.

Key words：rural-urban migrants， citizenization， domestic demand， stimulat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