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意识到一个比较令我痛苦的事儿。

我活到现在，不太想变成我爸那样，最后还是成了我爸那样。

当然不是说我爸不好，只是我继承了他的轴、固执、拧巴、不听话等特质，没能拥有他那股刻苦、认真、在专业领域永远力争上游的劲儿，怎么想都令人尴尬，以及遗憾，甚至唏嘘。

我可能就不太能活在群体里。

我爸——我一般在专栏和散文里叫他“南教授”，如果把他的灵魂五五分，应该一半是医生、一半是学者。就如同我长久以来对“教授”这个词的刻板印象一样，他的日常非常简单：查房，看病，带学生，剩下的时间全都用在整理课题，以及研究某些人类目前无法治愈的病症。

至于其他事情，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想做，还是不擅长。从小到大，在我的印象中，他的世界里似乎根本不存在类似“社交”这样的事儿。当然，很久之后我意识到，社会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类人，由于工作做得足够好，專业能力足够强，就算自己不去社交，也会有人主动找上门。

但我不够强，我非常弱小无知，一次又一次地尝到恶果。

直到现在，我置身于人群或林立的派系之中，还是会感到强烈的茫然、无措，不知道何去何从。被人潮席卷时，我只会在心里啜泣，疯狂想要躺下，逃跑，走人。就像我曾经写的作者简介一样：南书百城，一生渴望逃离太阳系。我对人生的至高渴求，是找一个真空罐子躲起来，谁也不见。

我大概是“社恐”，或者心里住着一个可云，隔三岔五就要发一发疯。

这导致我很难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群体也好，学校也好，我一遍又一遍地选择、投入，然后放弃，头也不回地离开。

初中时，因为不想参加集体活动，每一次运动会，我都请假不出现;高中时，因为不想置身于人群，我连续三年装病，不跑操;大学时，因为无法接受“我们是集体，新年夜你也得留下来布置会场”这种看起来很像道德绑架的论调，我在跨年夜当晚摘牌退出社团。

如今，我坐在北京的街头，开始反思自己始终游离于群体之外的二十年。

我当然知道，把这些事情全归咎于南教授的教育，非常不合理。

但我一时间也想不到原因以及如何改变自己，尤其最近小徐还在反复提醒我：想想你当时为什么来北京。我一想到就更痛苦了，因为我来北京就是希望自己能融入人群，结果这个想法一次又一次地破产。我所有的经历不过是在向我反复证明：你适应不了人类的群居生活，世界太危险了，快点躲起来。

渡日月，穿山水，人生绕一个圈，回到原点。

以前我也不是没问过南教授：“为什么没让我学医？多劝劝我，说不定我就被说服了。如果学医，我现在就可以躺平做一条咸鱼，除了工作，其他什么都不管。”

他说：“太辛苦了。”

我说：“可我现在也没觉得多轻松。”

他说：“不，学医的话，你会不开心。我不想让你不开心。”

我于是静默了，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尽管我也很清楚，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但我做选择的时候，也没人跟我说过，离开父亲的庇护，走到哪里，遇到的障碍都大同小异。说来说去，问题仍然在于自己，“反复逃走”换个直白的说法，不就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能拥有超强的工作能力，也很了不起。

所以，今年生日，我许的愿望，除了“南教授赶紧攻克肿瘤难题获得诺贝尔奖”，还有一个，是——

振作一点，南书百城。

拜托了，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