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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2022-06-12何燕宋连久赵燃

江苏农业科学 2022年10期
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

何燕 宋连久 赵燃

摘要:调查分析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藏东南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依据2020年7—11月藏东南6县1区295个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路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分别通过农业成本、农产品附加值、利益联结机制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加效果最好,利益联结机制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效果其次,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农业成本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较差。进一步促进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户经营收入必须调整农业产业化扶持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构建开放、健康、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农业产业化人才培养引进机制。

关键词:农户收入;农业产业化经营;藏东南;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22)10-0243-10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农民富裕、生态优美、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紧紧抓住产业兴旺这个关键,坚持质量兴农、科教兴农,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丰富农村发展业态,加速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大力提高農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提质增效。以现代农业为基础、政策支持为保障、科技驱动为动力、农民增收为目标高效发展农村特色农业,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由增量到提质的转变,对于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特色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学者对于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付争春研究认为,阻碍我国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附加值以及商品化率较低,农产品生产规模化尚未形成,要实现乡村振兴须通过“农民+农场”“基地+农户”“中介+农户”3种产业化经营模式来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扩大产业的规模化[2]。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而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下农业兴旺发达之路,陈吉元研究认为,应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多层次、多方位、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农业社会化生产模式,利用科技兴农的手段,实现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诸环节内在有机一体化,逐步向农业现代化转型[3]。202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加强实施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推进田头小型仓储保鲜冷链设施,产地低温直销配送中心,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通过“最先一公里”的建设,来解决农产品运输难题。牛若峰研究认为,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能力必须要强化物流链的管理,农产品的冷链物流系统的建立是构成我国农业产业链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4]。目前,传统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进入瓶颈期,受到资源、环境、社会等多方因素的制约,朱呈访研究认为,制度创新是打破瓶颈期的重要措施,建立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公司”的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不仅可以平衡多方的利益联结,还可以充分发挥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和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又强化了土地流转的稳定性[5]。吴学军等着眼于发达地区,以山东潍坊为例,利用1978—2012年的数据进行因子定量分析,结果发现:在构建的13个指标中,影响农民增收最大的2个因素之一就是农业产业化因素[6]。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西藏,刘强研究认为,农业经营环境与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导致农牧产品商品化率低、附加值低,销售环节上的农畜产品仍然处于初加工阶段[7]。安玉琴研究认为,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农业发展模式必须是生态农业与农业产业化有机结合,因此,西藏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业项目,提高农畜产品的综合开发能力和商品化,积极发展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平衡多方的利益,才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8]。鉴于结构方程模型允许采用多个指标(包括难测量的潜变量),并对内生潜在变量和外生潜在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因此,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测度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测量要素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本研究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以藏东南地区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行为作为关键点,着眼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明确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确定藏东南地区当前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路径,从区域尺度上对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体系的问题、特点和影响机制进行刻画,试图为提高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实现农户收入增长提供现实路径,为地方政府农业产业化发展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决策咨询。

1 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现状分析

1.1 农业产业化经营现状

1.1.1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日益壮大 藏东南地区凭借“一带四基地”的优势产业作为基础,政府通过专项资金的投入和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不断提高科技手段,逐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创新经营模式,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有力地助推了农业增效和农户增收。截至2020年,藏东南地区累计种植林果面积达1.85万hm2,现有林果面积0.57万hm2 (主要为苹果、核桃、猕猴桃等),茶叶种植面积 0.31万hm2,设施蔬菜种植面积0.06万hm2,藏药材累计种植面积0.098万hm2,藏猪养殖规模23万头,以“工布江达县、米林县、波密县、巴宜区为主的藏猪产业基地,波密县、察隅县、墨脱县为主的茶产业基地,巴宜区、米林县、波密县、察隅县为主的林果种植基地,米林县为主的藏药材种植基地,巴宜区为主的蔬菜种植基地”特色产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藏东南地区涉农(藏香猪养殖、茶叶种植等)企业共达77家,农牧特色产业龙头企业15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 002家。藏东南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为主要形式,以龙头企业为主要动力,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桥梁,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

1.1.2 农业产业化供应能力增强 藏东南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以林芝市为首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成效较为显著,品牌的优质性标志着区位优势和龙头企业信誉性以及产品的高质性,林芝市以“三品一标”作为农业产业发展重点。截至2018年,林芝市实现“三品一标”认证的农产品企业达到16家,66个农产品,其中工布江达藏香猪、林芝苹果、波密天麻等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易贡茶叶和朗县核桃被列入国家农业农村部名特优产品名录;墨脱、易贡茶叶产业种植区,巴宜区、米林县林芝苹果种植区被列入“国家级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以工布江达县为核心,巴宜区、波密县、米林县为主要产区,朗县为提升区的藏香猪产业规划区已逐步形成,截至2018年已建成了9个藏香猪标准化扩繁场。目前,墨脱、易贡、察隅、波密以茶叶为主的种植园区面积已达 452.6 hm2,茶叶年均产量达62 t,产值达1 300万元以上。截至2019年,米林县藏药材的种植面积已达到87.07 hm2,成立了8家藏医药生产企业和2家大型藏药材种植合作社。林芝市被确定为全区首个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1.2 农户收入现状

自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藏东南地区农户收入结构呈现多元化,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由于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的不断深入,2015—2019年期间,首先,藏东南地区新兴投入了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与观光旅游等项目,由此增加了农户的非农经营收入。其次,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国家财政以年均11.2%的增速加大对当地农户转移支付的力度,对于农户的收入提高实行了政策性的保障。再次,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断深入,政府积极落实惠农强农政策,农户利用充足的就业岗位实现了身份的转变,逐步承接到城市二三产业发展中去,实现了农户持续增收,藏东南地区农户人均收入从1986年的425元增加到2019年的16 710元,年均增速为38.3%,其中2006—2019年期间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得到了快速发展,进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大幅度提高。

2 数据分析模型

本研究对于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民收入状况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实地的调研,根据相关文献和理论研究以及调研问卷,把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以下8个测量维度、24个测量题项。被采访者对观测变量的态度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鉴别分析,即分别赋值为“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每个被调查农户的态度总分就是对各测量题项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这一总分可以说明农户对测量题项的认同程度,得分越高说明鉴别力越强,反之,鉴别力不强的题项将被删除,具体分析如表1所示。

基于以上因素的分析,本研究建立了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因果关系模型(图1)以及相应的研究假设。

为了更准确地研究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因果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H1:农业产业化经营对降低农业成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农业产业化经营对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完善农户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农业成本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民收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H5:农产品附加值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民收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H6:农户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民收入之间起中介作用。

H7: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会通过农业成本、农产品附加值以及利益联结机制的中介作用,对农民收入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

3 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对农户影响的问卷分析

3.1 样本描述与分布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20年7—11月对藏东南6县1区(工布江达县、米林县、墨脱县、波密县、察隅县、朗县、巴宜区)各乡镇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本次共收回调查问卷309份,获得有效问卷295份,问卷有效率为95%。如表2所示,在调研的样本中可以发现 31~59岁之间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占85.76%,仅受到小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样本量达到了67.12%,说明了该区域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受教育程度不高,主要从事的仍然以传统农业的种养殖业为主。

3.2 调查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主要用于测量数据的可靠程度,为了保证问卷数据的准确性,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值作为信度检验标准,用来评价量表中各题项得分间的一致性。若Cronbachs α系数值大部分位于0.7以上,表明问卷的信度较高。如表3所示,生产环节、加工环节、销售环节、流通环节、利益联结机制、农产品附加值、农业成本、农民收入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39、0.710、0.739、0.799、0.840、0.757、0.867、0.872,均大于0.7。从测量变量删除后的Cronbachs α系数可以看出,删除后各维度变量的系数值均没有大于原本系数值,说明各维度变量中的问题均不适合删除,因此,本试验研究藏东南地区农业产業化对农民增收影响的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效度检验主要是反映所测量到的结果反映所要考察内容的程度,为了能够更好地保证测量结果与要考察内容的吻合度,若KMO的值在0.6以上则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合因子分析。如表4所示,取样足够度的KMO度量值为0.899,Bartlett检验P值小于0.01,因此,本试验研究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对农民增收影响的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4 假设检验与结论分析

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AMOS 24.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本研究所构建模型的结构效度。在进行结构模型分析之前,要对每一个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确定模型与样本数据之间的拟合度,从而对模型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本研究测量模型包括一阶测量模型和高阶测量模型,因此要对一阶测量模型和高阶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临界比均大于 3.29,表明参数估计值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值介于0.691~0.874之间,均大于0.6的理想值,各观测变量的题目信度均大于0.36,AVE的值大于或接近0.5。

一阶测量模型模型适配度评估指标如表6所示,适配度指数(CMIN/df、RMR、GFI、AGFI、RMSEA)、增值适配度指数(NFI、RFI、IFI、TLI、CFI)和简约适配度指数(PNFI、PCFI、PGFI)等指标均处于理想或可接受的范围内,卡方自由度比值(CMIN/df)为1.262,小于3;绝对值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27,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15,增量拟合指数(IFI)为0.981,非规范拟合指数(TLI)为0.976,相对拟合指数(CFI)为0.981。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为0.038,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303,均处于理想状态,由此表明一阶测量模型整体适配度良好。

由表7可知,因子非标椎化载荷系数是在0.654~1.290之间,均高于0.5,临界比均大于3.29,表明参数估计值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值介于0.693~0.809之间,均大于0.6的理想值,各观测变量的题目信度均大于0.36,AVE的值大于或接近0.5,表明本研究中的调研数据能够较好地测度调研区域的实际情况,说明调查问卷结构的效度通过了检验,模型中各潜在变量的内在结构较为稳定。

由表8可知,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适配度评估指标中,适配度指数(CMIN/df、RMR、GFI、AGFI、RMSEA)、 增值适配度指数(NFI、RFI、IFI、TLI、CFI)和简约适配度指数(PNFI、PCFI、PGFI)等指标均处于理想范围内,卡方自由度比值(CMIN/df)为1.663,小于3;绝对值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55,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25,增量拟合指数(IFI)为0.901,非规范拟合指数(TLI)为0.958,相对拟合指数(CFI)为0.968。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为0.037,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47,均处于理想状态,由此表明此二阶测量模型较为理想。

根据测量模型结果数据显示,测量模型已经达到理想水平,本研究再次运用AMOS 24.0将各测量模型整合到同一个结构方程模型中如图2所示。根据研究假设建立影响路径,以探究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成本、农产品附加值、利益联结机制以及农民收入之间的影响关系,同时也利用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设对所构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模型进行检验,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模型的标准化路径(图3),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及显著性情况如表9所示,结构方程模型各潜变量的路径系数均达到在0.001水平显著。

根据表10得出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除了RFI指标略微偏低(基本符合最低要求)外,其他所有指标都达到了理想值。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满足要求。

4.2 中介效应检验

Bootstrap方法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方面明显优于传统逐步检验方法,而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又优于百分位Bootstrap法[9-10]。因此本研究选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对结构方程模型链式多重效应进行检验,使用AMOS 24.0中的Defining new estimands 写入链式多重中介分析命令进行分析,结果生成偏差校正后的百分位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示中介效应具有显著性。由表11可知,3条路径的偏差校正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表明农业成本、农产品附加值、利益联结机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特定的中介效应。

5 结果与分析

在对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户收入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理论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本研究提出假设,构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绘制研究变量的测量表,对藏东南(6县1区)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问卷进行整理分析;其次,运用SPSS 21.0 软件以及 AMOS 24.0 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完成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最后,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本研究的假设进行验证,结果如表12所示。

研究表明,藏东南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可以通过3条路径产生,第1条路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成本→农民收入”的路径影响系数分别为0.587和0.249,间接影响效应即两者乘积0.146;第2条路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产品附加值→农民收入”的路径影响系数分别为0.735和0.523,间接影响效应即两者乘积0.384;第3条路径“农业产业经营→利益联结机制→農民收入”的路径影响系数分别为0.834和0.234,间接影响效应即两者乘积0.195。3条路径的间接影响效应之和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的总影响效应0.725,3条路径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因此,事实表明,2006—2019年期间藏东南地区农户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户收入具有较显著的提升作用,农业产业化不仅能够降低农户农业成本、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还能够有效地推进藏东南地区城镇化进程、逐渐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以农业成本为间接影响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户收入之间的路径影响系数为0.146,在0.01的水平之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业成本的影响程度一般,农业成本降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较低。原因在于:藏东南地区农田多处于河谷地带,耕地面积小且分散,耕地肥力不足,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薄弱。在农业产业化经营初期,首先,随着耕地细碎程度的增加,对于劳动力和种子需求会产生明显增加,藏东南地区的农户对于机械耕作等先进技术的采用被限制;其次,由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土地流转市场,促使藏东南地区农户耕地的集中化和规模化,虽然农户的农业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在农户生产经营中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因此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将不再显著。

以农产品附加值为间接影响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户收入之间的路径影响系数为0.384,在0.01的水平之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农产品附加值路径是所有影响路径中影响程度最显著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产品附加值的影响程度较高,农产品附加值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也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藏东南地区原本分散、落后的家庭作坊生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发展的需要,藏东南地区通过对特色农产品的科技创新,不断深化对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和区域品牌的培育,不断提升藏东南地区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首先,“一带四基地”的稳步发展促使藏东南地区的藏香猪、茶叶、果蔬、藏药材、林业特色产业的生产加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其次,藏东南地区种植的茶叶研发出的品种多达29种,其中墨脱红茶、绿茶在2017年的四川国际茶博会上斩获金奖,2018年,在全国各大茶博会、农博会大放异彩,品牌知名度誉满全国;研发的藏香猪及其附加产品多达60余种,“三品一标”的认证促使藏东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增加了市场竞争力。

以利益联结机制为间接影响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路径影响系数为0.195,在0.01的水平之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利益联结机制的影响程度较高,然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却最低。原因在于: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伴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出现,藏东南地区农户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有利于将分散的经营方式转变为适宜规模的社会化经营模式,但是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藏东南地区农户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并不规范,并没有形成契约关系,更没有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机制,导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弱。

6 结论及启示

以工布江达县、米林县、墨脱县、波密县、察隅县、朗县、巴宜区为主体的藏东南地区在西藏农业农村发展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但由于发展基础、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藏东南地区依然面临特色农业优势不显著、规划布局不科学、产业结构不优化等问题,依托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乡村产业转型任务十分艰巨。本研究从巩固拓展西藏脱贫攻坚成果的角度出发,认为应加大、加快对西藏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促进藏东南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要想通过藏东南地区的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户收入,需要从以下4个方面考虑。

6.1 提高农业产业经营水平

藏东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需要充分发挥各区域资源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本区域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积极实施多种形式发展农业产业化。首先,积极利用市场信息引导藏东南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按照市场机制来定产定销;其次,通过龙头企业的带领示范作用,延伸农产品及其副产品的生产加工链,不断扩大销售市场;再次,通过“基地”的培养,为藏东南地区扩大农产品及其附加品外销提供安全保障;最后,要依靠科技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以提高核心竞争力。

6.2 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

从藏东南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实践发展来看,藏东南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的发展思路、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组织模式都是通过不断地创新发展出来,把新型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融入到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增加了藏东南地区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品牌效应。要发展农业产业化必先发展主导产业,也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的龙头企业。因此,要培育龙头企业,首先要立足藏东南地区的自然禀赋,利用“一带四基地”的比较优势不断创新出新的主导产业;其次,以市场导向为基础,做好农产品市场分析,延伸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链条,建立并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探索出适合当地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模式,不断壮大龙头企业。

6.3 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功能

从藏东南地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来看,“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在农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少地方的合作社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户无法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农户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证。要实现提高农户的收入,还必须鼓励农户参与到农业合作社,此外,藏东南地区在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同时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模式,要依据各区域不同的资源禀赋,在尊重当地农户意愿的基础上,探索出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功能上,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应整合当地的各种资源,根据当地农户的需求,为农户提供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的综合性服务,逐步提高不同种类的合作经济组织的覆盖面,能够更好的为农户服务。

6.4 明确政府的引导作用

藏东南地区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初期,政府为农业合作經济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藏东南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不断发展,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手段产生了负面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创建的主要目是维护农户利益,对其的经营和管理是以农户意愿为基础的。因此在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当地政府需要转变职能,掌握好管理和决策的范围和程度,做好农民的“引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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