桫椤

《广西文学》策划的“诗歌双年展”开始于2006年，最初聚焦广西本区的诗人，尝试以“板块组稿方式绘制广西诗歌发展图谱”;后来组稿范围扩大到全国乃至海外，每次由两三个省份或地域的诗人参加，已是广西文坛乃至全国诗歌界极有特色又有影响的活动。今年除了主场的广西诗人，双年展同时邀请了广东和江苏两省的诗人参展。三地的诗人诗作被“有意识”地汇聚在一起，蔚为壮观的诗歌风景背后是“诗歌策展人”身份的全功能发挥，可见杂志对繁荣诗歌创作的拳拳之心。

在当下的时代现场，谈论诗歌的难度除作为“内部”的审美及其所显露出的复杂的思想性外，也与创作和传播、接受有关的读者与作者、环境与媒介、评价与生产机制等“外部”生态问题不无关系——有些问题在新诗发展史上从未遇到过，例如网络传播及其形成的舆论场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读屏”时代对诗歌文体的影响等。其中，新媒介时代诗歌中的地域性问题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话题。诗歌的地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显性的一面，即诗歌对经验的处理，体现在诗对地域生活经验的化用与呈现、与地域有关的文化意象的选择与建构等方面;二是隐性的一面，地域传统文化对诗的影响，即诗歌中所隐含的地方文化心理结构和情感表达方式，通过不易察觉的审美表达来体现。后者似乎才是地域性的本质。尽管“诗”是天下公器，亦在技巧上有相当大的通约性，但假如我们还承认诗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文化内容的构成，那么它一定会与地域有关——现在我们谈到地域时多以诗人的地理身份来界定，这也成为“诗歌地理学”的文化根据之一。“双年展”活动的设定就是从地域出发的，邀请展约稿函中针对广西的作者给出的参展范围是“广西籍（含在外省工作、生活的本土作者）或在广西工作生活的外省作者”，针对粤、苏两省则为“各地诗人工作、生活及祖籍所在地”，我们在其中看到对“籍”的重视，恰是对诗歌地域性的指认与期许。

饶是如此，但假如把诗当作一种外在于诗人和诗本身，视为传承文化的某种工具的主张也是乖谬的。诗无疑是情感的抒发，但又不仅仅止于抒情。如果说诗的意义有总体性的话，那就是在自由的个性化表達中蕴含的发现性和创造性，“所谓诗的发现是指诗人在大量的表象贮存与情感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思维和想象而实现的从审美认识到审美创造的一个飞跃”（吴思敬语）。但如追问一句“发现什么？”的问题，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答案之一或许是：发现一种只有“这一位”诗人才能发现的、通过“这一位”诗人极富个性的感受和表现，建构和表达关于生命与生存（存在）之间的独特关系。这是诗需要直面的根本命题，也是诗歌的理想所系。当然，诗中的个性和独特性不该只是“这一位”诗人所自知的，应当具备被普遍认知的要素，否则诗便不可解。那么，诗歌要从人类普遍的经验、心理和情感结构中建基——地域生活也作为一种文化经验出现——从主体的心灵自由中感受生命的体验，也呈现对世界的理解。今年的“双年展”确定以“飞翔”为主题，这与以往年份都不同，但恰恰切中了“自由”这一诗的要义。

以此观察三地入展的诗作，它们在多个向度上都展露出多样化的美学追求——但综合分析，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不是诗的局部特征，而是全景式的缩略图。从地域性视角上观察，就构成这次展览的地域而言，非常容易让我们想到“南方”，似乎应该可以从中发现“新南方写作”或者“南方诗歌”的影子。但事实是，我们所期待的审美中的“南方”并没有在这些诗作中得到充分展现。在文本中，“南方”的确存在，例如广东诗人冯娜的《双河溶洞》《蝴蝶》、游子衿的《亲密关系》、布非布步《西双版纳的情人》《罗梭达》《建水谣》，江苏诗人臧北的《珍珠》《栾树花》，广西诗人朱天蔚的《月光下的犀牛群》、盘妙彬的《奔跑的时光忽然停了一下》、石才夫的《想念麻雀》、刘春的《日常生活》、王毛的《到处是采摘的声音》、蓝敏妮的《有鱼上山》等组诗，它们虽然对地理上的南方生活经验有所表达，但是从未作为“有意味”的“南方诗歌”而存在，其中的主题和意蕴并不具备南方文化和精神的独特性。反倒是，它们与其他借由“籍”所显现出的多元文化混杂在一起，证明着诗在表达方式和主题上的普遍性特征，而非被地域文化所局限和割裂的特殊性。安然是内蒙古人，她的诗中有雪、松花江、西拉木伦河等完全属于北方的意象;百定安则是河南人，她的诗中从土地上劳作的“蚂蚁”到从洛阳走到东莞的“蜗牛”，皆是农耕生活背景下困顿与流离的象征。将这些诗当作一个整体看，其内核和底色本质上只与“诗”有关，并不必然关联诗人的地域身份和非典型的南方经验。

无论从主题还是形式上的特征，诗与人类的意志和精神取向是一致的，所以常被称作“一种具有高度独创性的心灵活动”，是主体发起的探寻和确认生命存在的审美表现形式。诗歌伦理反映了人对自由的向往与世界的客观性限制之间的关系，文本中弥漫着主客体间的互视、互融与互斥。对待现实的态度决定着诗歌的思想价值，也体现着诗人的道德立场。此次入展的大量作品在个人与世界和时间的关系纬度上发力，通过纷繁复杂的意象彰显“我”在纷扰现实中的反应，从而使“我”得到确认，这似乎成了诗作中所有修辞的旨归。黄礼孩的《从故乡射出去的箭——给诗人安石榴》是一首献诗，将献与的诗人比作一支从故乡射出去的箭，人生的曲折、不安全感以及归乡的渴望成为诗的主要表现内容，写出了故乡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错位给命运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哥特兰岛》中四处流泻着一场交谈的明亮气氛，“生活在此不需要丈量，它与人有着合适的尺寸”标示了安然、恬静的色调。世宾的《祠堂》质疑家族传统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的可信性，祈祷和愿望成了世代相传的遗憾，因此“许多牢固的东西，像遗训/再也经不起考验”，“角落里的一块砖/已经悄然松动”暗示了传统被裂解的现状。育邦的《低飞》用新奇的意象将存在世界抽象化和陌生化，在勃勃的生机中注目隐藏在现实表象之下的矛盾和荒诞，轮回与毁灭、坚硬与柔软、鲜花与罪恶、冷酷与热烈隐藏在共时并置的空间里，颇多奇诡苍峭的味道。吉小吉的《风一直在吹》和羽微微的《盘旋》以乡村经验和乡愁情结入诗，沿着传统的路径表达对故乡和生活的爱。王学芯的《内部源》《工业中心》《芯片》等作品充满工业质感，现代工业和技术品作为客体参与审美表达，拓展并丰富了诗歌的情感边界和美学意象，是一种创新的探索。80B28349-2B6F-4605-9BA6-456D31CFEDDA

尽管诗源自诗人的内心和情感世界，是想象和感觉的产物，但诗歌首要的任务是处理经验，需要借助日常或历史经验来为无形的心灵提供显影的材料。这次入展的不少作品从日常和历史生活中撷取灵感，用审美情感观照和阐释世界，以扎实的“用料”创造了坚实、稳固的意境，凸显出鲜明的及物感。胡弦的《在游船上，又舍舟登岸》用两节记述在运河乘船和下船后在岸上游览的过程和体验，第一节起笔两行是白描，“船滑动着，风吹着/水是放松的”，“放松”描摹出诗人内心的状态和船上的氛围，之后不乏关于船的行进、乘船者的交谈，低头看水和遥看船帆、货船的场景;第二节则是“舍舟登岸”后游览所见，“牌坊、亭子、古色古香的塔”、闹市、会馆和钞关，以及搁置在展厅里的圣旨和一份泛黄的公文等皆引动诗人的遐思，一次肉身的行游被内化为精神的旅程。陆辉艳的组诗《仿佛窥探者》中的《2015年》由叙事开头，第一节第一句照应标题中年份的特殊性，“那一年，三次进医院/先是我，接着是父亲，再后来/是幼小的儿子”;在叙事过程中，则略过了“我”和“父亲”详写儿子的情况，孩子在等待麻药过程中对水、面包和可乐的小小愿望因为变得奢侈而令人顿生爱怜;“他想咕咚一口咽下去”的情形在第二节中联通了“我”在他术中焦急等待时的感受，“安慰”一词写出了为母者在此时无助的担忧与孤独感。其他如朱庆和的《运粪的人》、吴乙一的《登项山记》《大雨将至》，小海组诗《飞翔者》等，生活细节在这些诗作中成为诗意附发的骨骼，由“物”和“事”变为“象”的过程更见诗人幽微的精神结构。

一些作品在客观存在中发现与观念之间的对位关系，以诗的形式重构世界，以此映射诗人的情感与观念。《双河溶洞》在将溶洞的形成过程诗化后给出自我的审美解释，第一节将“水滴石穿”视作“熔岩之火，和一个诗人语言内部的癫狂”;第二节从地表写到“穿越地心的阴性之美”，以“在自己身上雕刻”将之拟人化后描写幽暗里的形与声;第三节在重复第二节的笔法后以反问描写溶洞里的场景;末尾一节则给出了诗人对溶洞这一现实之物的诗化描摹：“当幽帘虫、蝙蝠和人，这些有限的肉身从中穿过/黑暗便有了新的名字/洞窟也不再仅仅属于双河的涨落/在它的穹顶，星斗在旋转/——世人将它视为浩瀚奇景/诗人则将它称为时间之诗”。另外一些作品通过细腻的感受、丛生的意念和跳跃性的想象为心灵世界赋形，例如刘频的组诗《在光阴木刻坊的交谈》中的《天堂来信》对一个人的忆念，《深夜刻钢板的人》和《描述一次被雷电击中的遭遇》借对事件过程的传神还原表达人在尘世中的微妙感觉，《万家灯火是一条安谧而忐忑的河流》中对隐藏在灯火里的尘世浮光的凝视，每一首诗既是与世界交谈的场景记录，更是与自我交谈的心灵独白;又如杜绿绿《天真记》中“我”对意念中的“白色本身”的爱及其在永恒中的消失，《预言》中对“不可思议之事，时时涌现”的瞭望与俯瞰，文本中的内在张力仍然是在主观之力对客观世界的分解与重构过程中形成的。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对琳琅满目的作品逐一解析，入展作品既在数量、文本相貌和作者结构等方面凸显出异于往常的特色，也在丰富经验、丰沛想象和丰盈感受之上形成多元诗风，不啻是对三地近两年诗歌创作的一次集中检阅。三地诗作犹如三江汇流，合在一起折射的是当下诗歌现场丰满的映像，其背后支撑的更是早已被消弭了地理界限的一体化的生活。回到由地域引发的思考中，由不同籍贯、不同居住地的诗人的创作可知，地域文化显然不能对诗歌构成明显的区隔，而通过理论叙事来建构一种“南方诗歌”的做法有可能是徒劳的，也是无意义的，因为那并不是诗歌发生学角度上的自然生成。如果有这个概念，不仅是表面的，同时也是刻意的。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判断，此次双年展是“诗歌展”，而非审美意义上的“南方诗歌展”，至少“南方”在其中是“非典型”的——当然，这只是由这些诗作引出的思索，并不关涉“双年展”的主题。地域文化从文本中抽离的趋势，或许是诗歌摆脱物化的、具体的羁绊而进入自由、抽象层面的表征之一。

【桫欏，《诗选刊》主编。】80B28349-2B6F-4605-9BA6-456D31CFE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