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分工对人的现实性的否定及批判

2022-06-11李玉琳

西部学刊 2022年9期

摘要：“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起点。德国哲学家由于没有将理论立足于历史现实条件，所以其“人”学的定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归因于资本主义社会下“旧式分工”所带来的人的“异化”以及“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分离下人受“日常意识”的影响而导致思维的局限，这两种情况导致人的现实性遭到否定。要消灭这种“旧式分工”对人现实性的否定，就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辩证地看待“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关系，重新定义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劳动”重构人的现实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分工;现实的人;马克思;异化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9-0164-04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旧有的劳动生产模式受到了严重冲击，资产阶级为了提升生产效率而对劳动人民进行了分工，而随着分工的逐渐细化以及无产阶级占有的生活资料的逐渐减少，出现了许多反对旧式分工的声音。如圣西门等人认为分工造成了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束缚了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的现实性被剥离人本身，他们主张消灭分工，却把消灭分工的设想“由人间上升到天国”。德国哲学家由于没有机会参与工人的物质生产，对“人”的研究未免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现实。所以，从分工的角度出发探究对人的现实性的定义，并从消灭“旧式分工”的视角对人的现实性的复归进行探析非常必要。

一、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本质的规定

康德对人的本质的规定以其认识论作为起点，将人的知识获取方式归因于人的先天综合判断，主张“人为自然立法”。他认为人对知识的获取是由于人的先天的认识与外在事物存在一致性，并通过对“哥白尼式的革命”的阐述，即认为人认识世界应当从主观到客观，这体现出康德对于人的主体地位及现实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由于其先验主义的立场，使得人的物质性与实践性受到了否定。

黑格尔不承认康德的人的主观地位，而是从绝对精神的外化出发，对人的本质进行了深入探讨。在黑格尔的观念中，由于外物皆由绝对精神外化而产生，人只需要通过外化进行扬弃，即实现主体与实体的统一，就能丰富人的认知，与自然相独立，“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1]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2]，进而否定了物质的本体性，而将绝对精神或者理性等意识层面的因素作为人的本源。黑格尔对外物的扬弃体现了自身的辩证思想，但是其否定现实个人的无主体特点却得到了之后的德国学者的否定。

费尔巴哈摒弃了黑格尔及之前的思想家“人”的研究的唯心主义倾向，将人变成了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人。首先，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的存在，认为宗教不过是将主体和客体颠倒的产物，即否定上帝的存在，认为“人的绝对本质、上帝，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本质”[3]34。其次，费尔巴哈从感性的角度对人进行了规定，他把人看作是对象性的存在，并将良心、理性、理智、爱等本质作为人的规定性，从客观和感性的角度对人进行了片面的规定，“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3]30-31无视社会关系对人的作用。因此，在费尔巴哈看来，实践是应当受到反对的。

施蒂纳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利己主义的视角出发阐释人的本质的规定，并将他的一切理论归结为“唯一者”概念。施蒂纳同样否定了宗教的作用，但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他将宗教视为利己主义属性的存在，认为神只关心自己的事业，只为自己操劳，只为自己考虑，眼里只有自己;神并不为更高者效劳，只是使自己满足。神的事业是纯粹利己主义的事业[4]4。这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以及研究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提供了参考。

但是施蒂纳的理论却不是基于历史与活动中的人或现实，而是以“无”这个观念作为一切的出发点。“既然神和人类不外乎只将它们的事业置于自己的基础上;那么，我也就同样将我的事业置于我自己的基础上。同神一样，一切其他事物对我皆无，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4]5由此可以发现，施蒂纳否定了外在世界的现实性，仅仅将一切观点的出发落脚于自我意识与人动物性的欲望，否定的历史环境与物质现实也忽略了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考量，具有一定的虚无性。

梳理对人的本质规定研究的演进过程，从表相上看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其具有相同的内在立论逻辑，即将二元对立的观念论作为切入点，脱离现实而进入自身的理论体系。可以看出，从黑格尔到施蒂纳，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对人进行定义，但由于并没有完全立足于物质现实，因而不免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二、在德国“人”学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现实的人”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人”的定义虽然部分方面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内容，但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对人的“主观性”的定义，从“现实性”的角度对人进行重新界定，而且发现了人的生物性、历史性、社会性、实践性。

首先，马克思承认人的物质现实的前提即人的自然性与生物性。马克思从现实的物质基础出发，克服了黑格尔等人对于客体的忽视，在人的生物性、现实性的立场上总结出现实的人的前提，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146。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有着基本的物质需求，不仅需要进行性的生产，而且需要根据自身的物质需要进行社会物质的生产，并在一定的基础上对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由于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历史性，所以马克思的“人”是具有自然性、生物性以及歷史性的人。

其次，马克思以对宗教的批判以及社会生活的现实性的引出为逻辑起点，将人的社会性作为人的现实性确立的重要条件。由于马克思之前曾作为费尔巴哈的追随者，因此与费尔巴哈、施蒂纳等人类似的是，马克思也对宗教的存在提出了质疑。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要实现对人的现实性的“重构”，“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5]1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以及对社会现实状况的进一步认知，马克思意识到如费尔巴哈、施蒂纳、鲍威尔等人的斗争不过是在言语层面的批判而不落实于实践，行为上也是脱离了工人与社会，理论的着重点也主要是放在单个人的自主意识层面，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状况。因此，马克思在批判的基础上克服了费尔巴哈等对“人”的定义的非现实性，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5]152。另一方面，由于人的社会关系来自于人的物质性的社会生产，这也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具有现实性的人，人的存在与社会的生产过程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定义人的现实性，不仅仅关注人的感性与情感，更是追根溯源，寻找到人的各种思想的源头，即“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5]147。他认为，人在物质生产和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交错的社会关系将会成为构成“现实的人”的最重要的本质，“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5]147“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3938BF582F-8363-446B-8C23-FD9CA46F95D5

最后，依据生物性和社会性、历史性的特点，马克思将人最终定义为有意识的实践的人。马克思的“人”学定义最终将“实践”作为落脚点，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151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5]151，这种人具备的意识，是“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5]152。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所进行的“精神活动”才具备一定的实效。将人的本质属性归结为具有实践意义的“现实性”，也为人的解放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础。

三、分工导致人的现实性的剥离

德国哲学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而活跃起来的，但是正如从这些哲学家的理论中很难找出他们依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而得出有关于社会的理论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分工作为剥离人的现实性的诱因，其不仅破坏物质劳动生产下的人的现实性，也对从事精神劳动的人的现实性进行了否定。

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生产的普及，资本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不得不在以往的分工的基础上依靠机器实行新的分工政策。这种分工会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以及在它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结果。”[6]但这种分工政策导致的异化大大地削弱了工人的现实性与积极性，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异化。物质生产的社会化以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得分工的二重性得以显现，即在资本控制下的分工使得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也日益严重。科技进步导致大机器出现，基于大机器生产体系下的新的社会分工背景，工人将自身局限于单一劳动岗位上进行着机械的劳动，并且资本家仅仅支付只够工人生存的那部分工资，使得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持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使得人丧失了创造性，进而否定了现实性。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受到异化的不仅仅是工业时代的工人，而是对于全社会都有异化，这就必然包括资本家以及受到资本家供养或者生活在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的德国哲学家，即精神劳动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5]162。他在写作过程中在这句话中加了边注：“与此同时出现的是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5]162如历史记载，费尔巴哈、黑格尔等人并未参与工厂的物质资料生产，且并没有深入社会现实去观察工人的现状，因而他们形成的意识不过是依据个人有所局限的社会经验中的日常意识。“所谓日常意识，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直接源于生活的经验意识，同时也是往往被不加怀疑地直接应用于生活而初步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质的生活常識。”[7]如苏州大学任平教授所说：“它是在生活交往共同体成员中形成的直接而稳定的意识形态，是支配、调节公众生活行为的价值观念、日常知识、日常经验、公众心理、公众道德和大众语言。”[8]由于德国的学者没有机会参与物质生产，那就相当于他们连最基本的物质劳动的权力都被剥夺，那么从现实的意义上来看，他们反而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异化。德国哲学家们“没有注意到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没有注意到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9]，这说明他们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分工所导致的异化现象进而也被剥离了人的现实性的受害者。因此可以说明，德国哲学家所谓的“由天国降到人间”的思想，则是一种由分工引起的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分离后的社会经验的片面情况下导致的社会关系缺失的理论体制，并不具备现实的可靠性。马克思基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区分的理论建构，认为思想的真理性也应当从劳动实践中获得，即“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138。

四、克服旧式分工，重构人的现实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将人的劳动进行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区分，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待两种劳动的关系地位，对于重构人的现实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辩证地看待“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关系，实现“真正的分工”。这种分工实际上代表着马克思所理解的实际意义上的利于人类社会向着更高层次演进的“真正的分工”。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分工却以一种畸形的形式展现出来。从物质劳动的角度上看，从事物质劳动的人群以工人阶级为主，而这种物质劳动主要是服务于资本家为满足其资本积累的需要而进行的异化劳动，并不是立足于人的现实性的发展的需要。从精神劳动上来看，阶级社会的精神劳动严重脱离物质生产活动，在脱离现实的条件下进行现实中的想象活动，虽然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到了精神劳动的存在是纯粹的“意识”活动，但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看，这仅仅是马克思针对于阶级社会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定义。

其次，而要消灭旧式分工，则需要将“消灭私有制”作为实践的首要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0]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消灭阶级，将社会变成真正的真实共同体。利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得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思想上摒弃德国哲学家的那种脱离物质现实的思维方式。革命的意义并不是消除阶级社会的分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进步，其目的除了消灭私有制以外，更重要的是代表着推翻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奴役。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在阶级社会的分离，使得人民群众失去了参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意识与机会，剥夺了人民的精神生产能力，因此资产阶级占据了精神劳动上的统治地位，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建构符号暴力①对工人的现实性进行进一步的剥削。

最后，要实现真正的精神劳动，逐步提升精神劳动在当今及未来社会的地位。当今社会，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劳动者占80%以上。”[11]生产模式逐步开始由“生产—技术—科学”模式向“科学—技术—生产”模式进行转变，这种精神劳动的存在却有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的纯粹“意识”活动，立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组成的人的“新的需要”。人们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新的需要，在技术革命下机器生产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的基础之上，利用“互联网+”以及基于人脑外化的人工智能技术，将人们从繁琐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来进行人的创造性的培养，使得更多的人转向从事促进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发展的精神劳动，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38BF582F-8363-446B-8C23-FD9CA46F95D5

要实现人的现实性的重构，应当将新时代的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进行扬弃后的统一。在阶级社会中，物质劳动是资本控制下的异化劳动。在阶级社会被消灭之后，工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天赋等因素来自发地选择自己的劳动方式，劳动的目的变成为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物质劳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历史条件又决定了精神劳动的走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过去和现在如何行动，都始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12]受物质劳动所决定的精神劳动所产生的科技文化的进步必将反过来继续推动物质劳动的发展，从而打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二极性，实现两种劳动的统一，形成“真正的分工”进而实现人的现实性。

注释：

①符号暴力：出自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著作《再生产》，指的是统治阶级通过一定形式将其文化强加给其他阶级子弟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3.

[2]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9.

[3]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亚当·斯密.国富论[M].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7.

[7]杨思基.日常意识的分析与扬弃——评广松涉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理解[J].湖湘论坛，2010（6）.

[8]任平.交往实践与主体际[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404.

[9]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