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学伟 沈霜霜

摘要：近年来，面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展现了大国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面对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开辟全球治理的新路径，开创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新篇章和新历史，从而构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依托于对外交战略的谋划、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和对大国关系的重构，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得以落地。在推进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全球治理观的价值理念，即从和谐世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向制度化方向迈进，逐步明晰全球治理竞争的实质是国际制度竞争，逐步形成了既顺应世界大势发展需求又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全球治理观。

关键词：中国;全球治理观;话语权建构;价值理念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9-0031-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研究”（编号：18AKS01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全球正义问题研究”（编号：21YJA720004）的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发展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不仅要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更要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一、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话语权构建

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逐步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对自身全球定位的积极变化，中国对全球治理给予了更多关注，努力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构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逐步形成了对相关问题的新观点、新看法和新主张。

从中国视角来看，全球治理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原则、机制、方法和活动，其核心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类的共同利益的统一。它要求各方通过平等对话、谈判合作，共同管理人类公共事务，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从政府到非政府、从国家到社会、从主权政治到非主权政治的过渡，是从强制治理到平等、自愿、网络化治理的转变，代表着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权力。全球治理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首先，它打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关系模式，让人类能够解决更加复杂的国际问题;其次，它鼓励人民参与人类公共事务，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再次，它促进国际关系中冲突各方的对话、合作、协调和政治变革;最后，它有利于国际关系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1]。

全球治理是一套制度、原则、政治和法律规范以及行为标准，通过国家间的互动来决定对跨国和全球性问题的管理。当前，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旨在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一些研究人员将G20看作推动中国全球治理观实践的重要平台，强调了中国在这个机构中的特殊作用。例如，中国学者张林指出：“G20是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加强政策协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中国首次以创始国和核心成员国身份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2]G20的目标是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现代化，为讨论和协商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了平台，通过各国通力合作，最终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中国学者邹亚宝、王凯认为：“实现G20机制化是中国的迫切需要。G20的机制化趋势说明了，G20本质上已从国际经济问题上升到国际关系问题和国际治理问题。因此，G20的机制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力促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有利契机。”[3]

二、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实施载体

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落地要依托于对外交战略的谋划、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和对大国关系的重构。

（一）外交战略

外交战略是对外交政策概念化的结果，它反映着我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哲学和对外交往实践。中国的外交战略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最初以谋略的形式出现。外交战略是国家保护自我利益的特殊进程和策略，是一定时间内国家间互动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情。外交战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其他与国家发展有关的生存策略。总之，外交战略是以外交为手段的独立行为主体的共同理念、综合考量和普遍的外交行動计划。中国外交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外交战略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践表明，短期的外交战略（如“一边倒”，延续大约十年），仅仅是长期外交战略（如实现“中国梦”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跨越三十年或更长时期）或大战略的“一小部分”。中国大战略是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多样化的战略，整合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长期重大国家目标。中国大战略可以简单理解为：“超越部门利益和党派利益，打破内政外交界线，对一国未来发展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理念、方针、政策的聚合体，它应该具备战略目标、战略环境、战略条件、战略理念、战略布局等基本要素。”[4]由此，新时代中国大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践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二）国家利益

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内大局稳定，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特别是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逐步向海外扩展。因此，在分析中国的国家利益时，有的中国学者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方法，以权力结构为自变量，以中国的战略取向和邻国（周边国家）的反应作为中间变量，以达到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系统性认知。根据上述逻辑，中国国家利益可以划分为“防御性国家利益”“建设性国家利益”和“竞争性核心利益”，对其分析应用也从国内和地区层面拓展到跨区域和国际层面。近四十年来，中国的国家利益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年至1990年是一个国家利益两极化和防御性的阶段;1991年至2010年，两极化和防御性利益让位于单极和建设性的国家利益;2011年至2017年，中国选择了多极化和具有竞争性的核心利益。中国的大国角色随之从世界政治体系的被动“接受者”向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转变。

（三）大国关系

大国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点经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苏联/俄罗斯和美国两个大国的关系，对中国的外交战略部署和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战略、“一条线”战略，还是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美俄两个大国都需给予审慎考量，这是中国外交战略兼顾内部和外部要素的必然结果。俄罗斯是中国的全球战略伙伴，是中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构建多极世界、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重要伙伴，在中国当前外交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2019年6月5日，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交往中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领域。四十多年来，中美关系能够持续发展一定程度上源于邓小平同志为双边关系定下的基调。中国学者牛军指出，“邓小平是将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结合在一起思考的，他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与中美战略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5]中国学者袁鹏则表示：“没有中美关系正常化，就不会有中国多边改革和开放政策。双边关系正常化影响了国内外的局势，这种影响在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都有强烈的感受。这种轨迹可以追溯到今天。”事实上，中美的相互依存程度在不断提升，然而这种高度相互依存并未保证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当前，两国在经贸往来的负面效应与规则对接的利益差异愈发明显，由此导致的威胁认知严重损害双方的信任基础。中美两国只有超越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的大国关系，才能为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夯实稳固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最大的创新点是改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从一个被动的规则接受者/服从者/跟随者转变为积极的规则制定者。譬如，在价值理念引领上，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义，大力弘扬和践行“有所作为”的外交理念;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銀行，使G20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边经济治理平台;在外交实践中，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打造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持续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等。

三、中国全球治理观的价值理念：从和谐世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不仅是一种具有广泛内涵的新理论，也是对世界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的反映。全球治理可以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但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建立在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机制之上，因此并不总是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随着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需要拥有自我对全球治理的认知和诠释。

新千年伊始，中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全球治理理念。面对世界的大调整和大变革，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明确了中国与各国人民携手前行，努力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长远目标。“和谐世界”理念包含和谐安全观、和谐发展观、和谐文化观与和谐治理观。其一，和谐安全观。以和谐安全观来维护和平与安全，是任何国家发展的前提，因为只有确保和平与安全，才能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谐安全观强调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反对强行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二，和谐发展观。构建和谐世界应着眼于确保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各国应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平衡、全面、共赢的经济全球化，积极推动经济发展，逐步消除贫困，加强区域和全球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问题，确保经济安全。其三，和谐文化观。和谐文化观要求促进不同文化和信仰的相互交流，促进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相互学习，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其四，和谐治理观。和谐治理观包含国家与世界的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世界”是新世纪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它的提出是现实的客观要求，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理念。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日趋密切的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在于，面对全球性问题挑战，世界各国要携手并进、通力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增进共同福祉和实现资源有效共享。中国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但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流行疾病、网络犯罪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与人类生存带来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国积极呼吁“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阐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实际操作层面来分析，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伴随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做出更多国际承诺;第二，全球治理的“空缺”越来越明显，国际社会正在呼吁全球治理转型;第三，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是G20，但G20必须转型为一种长效治理机制;第四，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主要涉及亚洲地区的全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价值。总之，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要努力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构建的参与度。

四、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国际制度竞争

随着国际体系性质的重大变化，我国想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竞争就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国际机构中的主要国家（如美国、俄罗斯等）和一般成员国都试图通过创立制度或从事相关工作，以达到提升实力、扩大利益或推行价值观的目标，这使得国际制度的竞争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相关议程中愈发重要。由于国际制度存在不同的呈现方式，其竞争的形态存在四个维度，分别是规则之争、机制之争、机构之争和秩序之争[6]。国际制度竞争的起点是规则之争，而规则之争奠定了机制之争、机构之争和秩序之争的基础。

以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的竞争为例，可以透析全球治理中国际制度竞争的价值意义。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公认的世界金融霸主，两国同为国际金融外交中最重要的参与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两国国际金融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更确切地说，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在继续上升，而美国的金融地位相对衰落，这促使中国开展更加积极的金融外交。由此，两国之间的金融与外交博弈突出表现为两国构建和主导国际金融制度之争。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推动现有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寻求在新制度确立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强化有利于中国金融发展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美国企图拖延甚至阻挠国际金融制度改革，破坏中国建立新国际金融制度的努力，以维护其世界金融霸权。事实上，两国对国际金融制度的竞争与本国的金融状况、为国际社会提供金融公共产品的能力以及两国参与国际金融制度合法性有关。总之，中美两国的行为都将对世界金融的总体状况产生长期影响。

不同于传统上对全球治理的理解，中国将全球治理更多视为国际舞台上的制度竞争。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是中国理解全球治理的主要方面，作为全球治理基础的国际秩序则是中国理解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变量，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安全治理、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中国理解全球治理的新变量。对中国而言，欲在国际制度竞争中取胜，首先必须经营好与美国的关系。此外，与全球治理相关的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中国国际身份的变化，“负责任大国”“全球大国”“主要大国”等都是世界各国对中国新身份的定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构建的全新治理机制得到了更多国家的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正好顺应了这种大势。中国既是全球治理的积極倡导者和参与者，又是全球治理的主要贡献者和受益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全球治理的领导者角色。面对全球治理“缺口”，中国主张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渐进式改革，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主张建立新的治理机制，主张非国家行为体和网络在填补全球治理“空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现有全球治理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中国将继续为推动国际治理制度化的发展和完善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黄日涵，姚玉斐.国际关系实用手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235.

[2]张琳.论中国在G20框架下的全球治理——基于杭州峰会与历届G20峰会的对比[J].中国市场，2016（39）.

[3]邹亚宝，王凯.论G20机制化及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策略[J].战略决策研究，2011（6）.

[4]袁鹏.新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对“十八大”报告的战略解读[J].现代国际关系，2013（5）.

[5]牛军.“联盟与战争”：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及其后果[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6）.

[6]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4）.

作者简介：师学伟（1978—），男，汉族，河南嵩县人，博士，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主任、副教授，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沈霜霜（2000—），女，汉族，河南周口人，单位为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冯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