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芹瑕　李果　黄敏兰　杨睿　蔡雪丽

摘要：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下社会支持对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并检验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构建了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情绪调节策略问卷（ERQ）调查了1152名民众。结果发现：（1）民众的心理健康症状（SCL90总分）显著高于常模组;（2）社会支持及其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两两相关显著;（3）认知重评策略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表达抑制策略则在社会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一维度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COVID19疫情下民众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比非疫情下偏低，且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之间均起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支持的主动利用更能有助于民众选择合理的情绪调节策略，更有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COVID19;社会支持;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心理健康

一、引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总书记还提出了“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一重要论断。健康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人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良好状态〔1〕。直至目前，产生于2020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并没有结束，全国各地不时暴发不同规模的疫情。病毒极强的传染性对全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心理健康方面，比如出现了焦虑、抑郁症状，恐惧，亲密态度的转变，歧视他人等不良的心理状况和行为。已有研究发现，在COVID19疫情下，我国国民的心理健康意识以及对其的关注度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2〕，因此，哪些因素能有助于民众心理健康的发展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

刘晓和黄希庭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3〕。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在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3〕，即客观支持与主观支持。实际的客观支持是指个体在面临压力时，其所在的支持网络所提供的具体的支持行为，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援助。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自己从社会支持网络的成员（家人、朋友、同事）处得到支持时的主观感受和评价〔3～4〕。此外，肖水源认为，除了实际的客观支持和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外，对社会支持的研究还应包括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5～6〕。对支持的利用度是指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包括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和参加活动的情况等〔5〕。许多关于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中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以及主观幸福感均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有研究表明主观感知到社会支持水平低的个体，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越高〔7～8〕，反之，适度的人际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高均能使个体体验到快乐感〔9〕，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0～12〕。那些罹患生理疾病、抑郁症的群体在治疗过程中，若能获取身边亲戚朋友等的支持，且能积极主动利用这些支持，那么个体的健康恢复情况将更好，孤独感、抑郁和焦虑等负面情绪以及躯体化症状也随之减少〔13～14〕。针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也发现，从社会上获取的帮助，包括生活补贴、就医制度（实际支持），与身边他人的关系、沟通等状况（情感支持）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与他人互动时的行为活动（社交支持）的增加，均能促进个体心理和生理健康的积极发展，同时提高其主观幸福感〔15〕。自COVID19疫情以来，一些学者对个体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例如，樊丹丹等发现在COVID19疫情期间，人际关系网给予的客观支持以及对可获得支持的利用，能使医护人员更从容地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减少恐惧、焦虑、抑郁、疑病以及神经衰弱等症状的发生〔16〕;同样地，张静等发现在COVID19疫情期间普通民众感受到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越高，其焦虑程度就越低〔17〕。以上相关研究均说明了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不同群体应对疾病、生活应激事件最有潜力的资源之一，由此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1期劉芹瑕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可见，社会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体的负性情绪，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Marroquín的社会影响假设指出，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包括抑郁症状的缓解，即情绪调节策略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18～19〕。情绪调节理论认为，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是个体对自身产生何种情绪、何时产生以及如何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产生影响的过程，在情绪发生的过程中，个体最常用且最有效的策略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20〕。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认为，认知重评是一种先行关注策略，在情绪产生的早期阶段使用，主要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认知方式来减少情绪体验和行为反应;相反，表达抑制是一种反应关注策略，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晚期，主要通过抑制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来减少情绪体验〔21〕。已有研究表明，认知重评比表达抑制能更有效地调节负性情绪，前者属于适应性策略，后者属于非适应性策略〔22〕。认知重评既能降低消极情绪的体验和表达，也能增加积极情绪的体验和表达，而表达抑制则同时降低对消极和积极情绪的主观体验和表达，且损害记忆功能〔22～24〕。另有研究发现，在遭受负面情绪时，相比于自己单独使用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得到伴侣的支持、陪伴的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减少痛苦〔18，25～26〕。国内研究已表明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认知重评这一适应性策略的使用，同时减少对表达抑制这一非适应性策略的使用，进而降低个体的焦虑、抑郁体验，增加积极情绪的体验〔7-8，27〕;国外基于COVID19疫情的相关研究也发现，适应性或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在个体负性人格特质与焦虑、抑郁、压力感知之间起中介作用〔28〕，认知重评策略能够提高个体进行愉快活动的频率，从而增加其对幸福感的主观感知〔29〕。但关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仍是不明确的，需要我们进行详细的考察。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在COVID19疫情下，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以及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与心理健康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检验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与心理健康关系中存在的中介变量，揭示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在民众中的使用差异，以期丰富和深化本领域的研究，同时，也期望为民众心理健康的干预疏导提供借鉴和依据，以便科学合理地对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促使民众选择有利于其身心发展的情绪调节策略，减少负性情绪体验。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本研究于2020年2月至5月通过网络选取被试，被试筛选标准：（1）年龄在16岁以上且能熟悉手机操作的成年人;（2）知情后同意参加本研究。实际收集问卷1183份，剔除无效问卷31份，保留有效问卷1152份，有效回收率为97.4%。被试年龄在16～5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5.33±7.41岁。其中，男性占38.3%，女性占61.7%;城市人口占47.7%，城镇人口占19.9%，农村人口占32.4%;未婚占77%，已婚占22%，离异占0.8%，丧偶占0.2%;在校学生占54.7%，企事业单位人员占32.1%，普通工人2.7%，离退人员占0.3%，其他占10.2%。每个被试问卷填写完成后可获得一定的报酬。

（二）研究工具1.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由肖水源编制〔5〕。量表由3个维度和10个项目组成：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量表的计分方法为：第1～4，8～10项为1～4的4级计分，第5条分A、B、C、D四项计总分，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第6、7条若回答“无任何来源”计0分，若回答“下列来源”则回答几个就计几分;总分为10个项目计分之和，总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63。

2.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90）

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由Derogatis编制〔30〕，王征宇修订成中文版〔31〕，包括90个项目和10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忧郁、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以及其他（睡眠饮食）。量表要求被试根据自己最近一周的情况如实填写，采用1～5的5级计分法，最后计算出总分和因子分。10个因子的Cronbach α系数在0.72到0.88之间，总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8。

3.情绪调节策略问卷（ERQ）

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由Gross和John编制〔20〕，王力等修订成中文版〔32〕。量表共有10个项目和2个分量表：认知重评（6个）和表达抑制（4个）。量表均为1～7的7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使用该类情绪调节策略的频率越高。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7和0.75。

4.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2.64%（小于40%），因此当前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5.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0.0进行相关分析、T检验分析以及中介效应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民众的SCL90各因子分与常模比较对SCL90各因子分与常模〔33〕进行单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COVID19疫情期间，民众在SCL90中的10个因子分都显著高于常模组（ps<0.001）。

（二）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与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分析对SCL90、社会支持与情绪调节策略涉及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SCL90中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睡眠及饮食和SCL90总分与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主观支持維度、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呈显著的负相关（ps<0.01）;除恐怖外，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睡眠及饮食和SCL90总分均与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两个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ps<0.05）。SCL90中的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睡眠及饮食和总分与认知重评呈显著的负相关（ps<0.05），而与表达抑制呈显著的正相关（ps<0.05）。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与认知重评呈显著的正相关（ps<0.01），对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与表达抑制呈显著的负相关（ps<0.05）。

（三）情绪调节策略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分析1.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策略在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探讨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能否作为社会支持与民众的心理健康（SCL90总分）的中介变量，同时采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在层次回归中介分析法中：第一步，检验自变量社会支持对因变量SCL90总分的效果是否显著;第二步，检验自变量社会支持对中介变量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的影响;第三步，检验加入中介变量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后，自变量社会支持对因变量SCL90总分的影响。如表3和图1所示，社会支持对SCL90总分的直接效应显著（β=-021，p<0001）;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在社会支持对SCL90总分的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35，-0028]、[-0010，-00015]，0不在上下限的区间之内，说明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策略在社会支持和民众的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均显著。

2.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策略在社会支持各维度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采用以上相同的方法和步骤进一步分析并检验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分别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心理健康（SCL90总分）间的中介效应。由表4和图2可知，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对SCL90总分的直接效应均显著（β1=-0.11，p<0.001;β2=-0.22，p<0.001;β3=-0.12，p<0.001）;认知重评策略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与SCL90总分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分别为[-0.030，-0.025]、[-0.020，-0.019]、[-0.036，-0.029]，上下限的区间均不包括0;而表达抑制策略仅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与SCL90总分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为[-0.022，-0.019]，0不在上下限的区间内。这些结果表明认知重评策略在社会支持三个维度与民众的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均显著，而表达抑制策略仅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与民众的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四、讨论

（一）COVID19疫情下民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结果表明，在COVID19疫情下，我国民众当前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于常模，心理上表现出更强的害怕、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生理上则出现了头痛、肌肉酸痛等躯体性变化，同时睡眠、饮食不规律，人际交往距离也有所增加，人际信任降低。这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如陈祉妍等发现新冠病毒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风险高等特点，容易引起民众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产生不安、恐惧、孤独等负面情绪，并出现心理、躯体上的不良反应〔2，16～17，34～39〕。杨兴洁等发现COVID19疫情下，大学生群体中的恐惧、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普遍存在〔36～37〕，当处于病毒暴露程度高的环境、对疫情认识程度不高或身边有亲人参与抗疫时，大学生的焦虑、抑郁情绪会增加〔36〕;疫情突发后，奋战于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惧、神经衰弱、抑郁、强迫—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16〕，甚至应激性创伤〔38〕。王一等人的研究也表明，COVID19疫情暴发后，公众媒体暴露程度的增加也会负向影响公众的心理健康，增加其焦虑、抑郁风险〔39〕。本研究结果表明了COVID19疫情的暴发对民众的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对民众加强关于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途径、科学防护等方面的知识宣传，以及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适宜的心理健康宣教和危机干预服务是十分必要的。

（二）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与心理健康症状总分及其各因子呈显著的负相关。中介效应分析也显示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基本一致，即社会支持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11～12，36，40〕。对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发现，主观支持对降低普通人群的焦虑、抑郁水平具有更直接的作用〔7～8〕，客观支持、对支持的主观感受以及对支持的利用有助于个体保持健康，或从生理或精神类疾病中恢复，降低其孤独感和抑郁风险，减少焦虑和躯体化症状〔13～14〕;杨兴洁等的研究表明，在COVID19疫情期间，主观支持是大学生焦虑、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之一，社会支持（主、客观支持）在病毒暴露和抑郁、焦虑评分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36〕;樊丹丹、张静等人的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来自家庭、朋友、组织或其他群体的客观支持以及对可获得支持的利用，会使得医护人员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更加从容，其恐惧、焦虑、抑郁、疑病和神经衰弱等症状也相应减少，而普通民众感受到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越高，其焦虑水平也就越低〔16～17〕。可见，若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社会环境中的各微观系统之间关系和谐，则个体的心理不良症状出现的概率将减少。本研究结果证实了在COVID19疫情期间，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均能有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的良性发展，且进一步表明了心理健康水平高低不仅与外部环境（客观的社会支持）有关，也与个体本身的主观感受与能动性（主观支持与对支持的利用）有关。

（三）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以认知重评策略为中介变量，构建社会支持影响心理健康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认知重评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心理健康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社会支持既可以对民众的心理健康水平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也能通过认知重评策略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7～8，18～19，37〕。作为一种积极且具有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21，24〕，认知重评是社会支持和负性情绪之间的中介变量，社会支持的增多能促使个体启用认知重评策略，从而导致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降低、个体的积极的情绪体验增强，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7～8，18〕;许有云等人通过对COVID19疫情期间的在华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也发现，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在社会支持与恐惧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37〕。社会影响假设模型强调，情绪调节作为一种潜在的修复和维持过程，当个体遭遇应激事件时，社会支持不仅能够影响个体对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性使用，也能通过这样一个内部机制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18～19〕。由此可见，在COVID19疫情期间，在面对压力时，来自社会他人的客观支持、个体主观体验到的支持越多，以及对支持的积极利用度越高，个体越能对突发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和思考，改变消极认知，如自我否定、灾难性思维、完美主义等，从而缓解他们的负性情绪，促进其心理健康。

本研究以表达抑制策略为中介变量，建构社会支持影响心理健康的結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表达抑制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也证实了前人的研究结果〔7，38，41〕。关于个体在应激状态下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表明，受到来自伴侣、朋友或家庭成员较低心理或客观支持的个体，为自我保护更倾向于使用消极的、压抑的应对策略，通过不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表达来控制自己的行为表现〔7〕;社会支持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其心理韧性，降低表达抑制的使用频率，从而提高个体的应激反应能力、减少焦虑抑郁症状〔38，41〕。情绪调节理论和过程模型同样强调了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对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在减轻个体负性情绪的同时也降低了积极情绪的体验，并且负性的生理体验并没有降低，也可能损害个体的认知功能〔22～24〕。本研究也证明了在COVID19疫情期间社会支持程度的提升有助于个体减少对自己情绪表达的回避和抑制，即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能减少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由此可得出，在COVID19疫情期间，社会支持对表达抑制策略的抑制使用有助于民众维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進一步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表达抑制策略仅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对支持的利用度是指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包括倾诉方式、求助方式和参加活动的情况等〔5～6〕。辛自强等人的研究已发现，遭遇烦恼时，不主动利用社会支持的个体会产生较多的负向情感，而主动参与团体活动、有效利用社会支持宣泄烦恼并克服困难的个体则会更频繁地体会到正向情绪〔9〕。另有相关研究也发现，那些患有癌症或慢性疾病的群体在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机构组织的支持性团体后，其焦虑、抑郁症状会减少，且生活质量也得到提高〔42～43〕。本研究中表达抑制策略只在对支持的利用度与心理健康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COVID19疫情下，相比于直接的物质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在客观现实层面）、主观情绪上感到的被尊重、被支持和被理解（在心理现实层面）〔5，44〕，对支持的主动利用则在行为层面上反映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它更强调个体不仅能够主观意识到社会支持网络的客观存在，也能对可获得的客观支持进行积极利用，即行为上积极地利用可用资源帮助个体解决当前遇到的现实困境，从而减少负性情绪体验，降低个体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频率，这更有利于COVID19疫情期间个体的心理健康维护。表达抑制策略在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未起到中介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应性策略，这种策略的使用频率可能不会轻易受到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的变化而改变，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就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五、结论本研究考察了在COVID19疫情下，社会支持（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以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COVID19疫情下，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低于常模水平;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民众的心理健康水平，也能通过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来间接影响心理健康。这说明，在疫情背景下，周围环境给予的不同社会支持对维持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不同的社会支持会促进个体更多地采取认知重评这一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并减少对表达抑制的使用。

研究的进一步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对可获得支持的主动利用将更有利于民众心理健康的良好维护。因此，在遭遇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就个人层面而言，来自家人、朋友以及社区等组织的帮助和支持，能够有效地帮助其面对应激事件本身以及由事件引发的负性生理、心理反应，同时个体也要发挥好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利用可利用的资源来应对刺激事件，以维护身心健康;就国家或社会层面而言，构建完整的社会性团体或组织将有利于为民众提供精神或物质上的援助，这对维护民众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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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Mental Health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LIU Qinxia， LI Guo， HUANG Minlan， YANG Rui， CAI Xueli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peoples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and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n building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hree variables. Totally 1152 adults were screened for the 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SSRS），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and th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The results suggested： （1） The peoples mental health symptoms （SCL90 total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rmal module. （2） Social support and its factors （objective support， subjective support， and utilization of support），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cognitive reappraisal， expression sup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mental health. （3） Cognitive reappraisal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including three factors ） and mental health. （4） Expression suppression just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tilization of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peoples overall mental health under the COVID19 epidemic was worse than before;  cognitive reappraisal and expression suppression both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its worth noting that the utilization of support was more helpful for people to choose adaptive emotional strategies， ultimately benef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COVID19; social support; cognitive reappraisal; expression suppression; mental health

（責任编辑：陈艳艳）

收稿日期：202112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泛性焦虑个体不确定性加工的认知神经与心理病理学研究”（31700947）;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留守初中生的隔代教养方式、心理弹性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20JY175）

作者简介：刘芹瑕，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主要从事心理测量与大数据挖掘研究，Email：liuqinxialb@163.com;李果，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黄敏兰，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杨睿，长春市朝阳区教育局。

通讯作者：蔡雪丽，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博士，主要从事决策、归纳推理、假设检验研究，Email：caixueli8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