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一

三十年前的現在這個時間，1991年12月底，世界上發生了一大一小看上去毫無關係的兩件事。大事是蘇聯解體，超級大國自取滅亡，這事人人都知道。小事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獲諾貝爾獎，這事知道的人不多。知道這兩件事之間內在聯繫的，那就更少了。少到什麼程度？反正在下不敢妄言“我獨醒”就是了。

科斯是個英國人，後來到了美國。他的學問特色是，左手玩經濟學，右手玩法學，兩套學問一摶弄，捏估出個“交易成本”概念，一輩子靠這四個字過日子，由這四個字最終玩出一個“科斯定理”，得了個諾貝爾獎。

科斯定理的概念，《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詞典》中是這樣表述的：只要交易成本等於零，法定權利的初始配置並不影響效率。行外人可能看不懂這句話，沒關係，下面我們會舉例說明。在舉例說明之前，先要把定義中提到的一個重要關鍵字，交易成本，舉例說明一下，否則就沒法理解科斯定理——不管是推崇性理解，還是批判性理解。

交易成本，就是人們在經濟交往中發生的各類耗費，其中，有些是必要的，有些，根本就是人為製造的經濟摩擦而摩擦出的費用，今天人人都在講的“內卷”，就是一個專事製造摩擦性交易成本的機制。摩擦性交易成本，沒有什麼學術道道兒，我們不關心它，我們只討論“必要的”這一塊——必要的交易成本的經濟學意義。

舉個例子，我們知道，世界上有的國家高速公路收費，有的國家不收，粗一看，這只是個分配關係問題，或者是這兜出那兜進，或者是這兜也不出那兜也不進，反正是肉爛了在鍋裡，收費不收費於社會整體利益無差異。如果這樣看問題，那就忽視了一個重要的經濟事實——交易成本。當我們從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待高速公路收費問題時，會發現，收費不收費，從社會效率意義上，差別極大。假定有研究者到高速公路收費站去做了一個簡單的抽樣調查，發現：因為停車交費，平均每輛車在每個公路入口耗費的停車時間是兩分鐘，出口耗費的時間是一分鐘，換算下來，三分鐘的時間平均值六元錢，另外，因為兩次停車再起步而耗費的汽油假如值四元錢，那麼，用這十元錢的單趟平均成本，乘以每天在全國各個高速公路口發生的進出車次數，發現，這是一筆巨大交易成本，這筆交易成本就是因為高速公路收費而導致的全社會的效率損失。

那為什麼有的國家高速公路收費而有的國家不收？這個問題也可以用交易成本來解釋。收費與不收費，實際上是高速公路經營的兩種機制。一是市場機制，商家投資建路，商家花錢維護，商家收費;二是財政機制，政府用財政收入建路並維修，向國民免費提供。人們可能會覺得，那當然是財政機制好，因為它沒有因為設卡收費帶來的交易成本和社會浪費。若果如此，那為什麼有的國家放著好辦法不用卻用壞辦法呢？答案是，因為，有的國家，財政機制的交易成本高於市場機制，有的國家則相反，財政機制的交易成本低於市場機制。再具體一點，說中國和美國吧。中國的高速公路為什麼收費？因為在當今中國，財政機制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高到我們根本無法想像這個國家機器是否還能幹得了這種事。它必須把事交給市場去做。美國為什麼不收費？不必再說了吧，凡在美國生活過的，都知道它的國家稅收財政體系有多嚴謹，多嚴肅，效率有多高。也就是說，美國的高速公路之所以不收費，是因為它的財政機制的交易成本比市場機制低。

交易成本的概念在學術上挺有用，對不對？

最早用這個理論工具來解釋世事的，就是科斯本人。三十年代初科斯還是個二十出頭的本科生的時候，寫了一篇文章，《企業的本質》，其中研究了這樣的問題：人與社會發生經濟聯繫的途徑有兩條，一是市場，一是企業。市場途徑——生產了產品拿到市場上賣，以此參與社會的分工協作;企業途徑——到企業裡去打工，通過在工廠內部的分工結構中扮演某個角色，參與社會的分工協作。這兩種分工協作機制，哪種更有社會效率呢？為什麼社會既不是組成一個大市場人人幹個體，也不是組成一個大企業人人去打工？為什麼社會既有企業也有市場？最重要的是，二者的規模邊界是由什麼決定的？面對這麼多問號，科斯用一個道理來回答：交易成本。社會的分工協作，如果只有市場一種機制或只有企業一種機制，人人幹個體或是人人做打工仔，交易成本都會非常高，而企業與市場在規模上的合理搭配，一定能搭配出一個社會總交易成本的最低點，即社會效率的最高點，企業與市場的合理比例，就由這決定。

可見，交易成本的概念雖然淺顯易懂，但它的經濟學理論價值還是挺高的，高就高在人們往往忽視了它的存在，而許多經濟現象，離開了它，難以得到解釋。

好了，“只要交易成本等於零，法定權利的初始配置並不影響效率”，科斯定理的這個定義，其中交易成本的概念，我們大致解釋清了。現在來面對這句話中提到的另一個概念，法定權利。

這四個字，前兩個字在邏輯上其實是多餘的，“權利”的概念中已經包含了“法定”的意思，正因為權利是法定的，所以才存在“初始配置”問題。誰來配置？法律嘛。權利既有初始配置，那是否還有二級配置？二級配置，就不能叫配置，而應叫交易了。權利既是法定的，那就是權利擁有者的一種資源，一種資產，那就可以買賣了，於是，便有了權利的市場交易。制度經濟學甚至認為，市場上交易著的，本質上全是權利。一個人拿著一筐蘋果到市場上賣，其實也是在賣權利，自己對這筐蘋果所擁有的一組權利。權利，可以拆解，也可以打包，當制度經濟學把一切交易都理解為權利交易的時候，既加深了對經濟生活的理解，也拓寬了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力。

科斯定理，便是基於這個思想背景而形成的理論結論：權利的自由交易會為社會帶來效率增益。科斯舉了好幾個例子來說明自己的理論，今天我便借用他《社會成本問題》中舉的一個例子的素材，把內容和邏輯改變一下，變成一個更好懂的例子，這樣來幫助讀者理解科斯定理。

假定有張李兩家農夫，分別經營著兩塊相鄰的土地，張家用自己的地種小麥，李家用自己的地養羊。這產生了一個煩人的問題：李家的羊老是溜到張家的地裡吃麥苗。就兩家的利益關係而言，這事兒很簡單，打官司就是了，沒什麼可研究的。科斯經濟學關心的不是兩家之間的利益關係，而是整個社會的利益，社會成本、社會效率問題。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看，羊與麥，手心手背都是肉，羊吃麥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其中的學問並不簡單。農民的經驗是，麥苗，如果略微被牲畜吃一點，不會有害於麥子的收成。也就是說，當羊吃第一口麥苗的時候，羊的收益最大，而麥的損失為零。此時，羊吃麥就是好事。當然，不斷吃下去，羊的邊際收益遞減，麥的邊際損失遞增，最終越過均衡點，羊吃麥就由好事變成壞事。這意味著，羊如果每天只到鄰家地裡有節制地吃幾口麥苗，那是個社會增益。怕的是濫吃。濫吃之下，羊吃撐了，麥田糟蹋了，麥之失大於羊之得，社會成本就出來了。

如何防止濫吃？兩家不必打官司，科斯認為，只要在法律上把相關的權利界定清楚，然後，張李兩家間的自由交易就可以解決問題。

例如，如果法律規定張家擁有自己的麥地不受侵犯的權利，那麼，李家要想讓自己的羊去適當地吃點張家的麥苗，可以花錢來買這個權利。張家也會樂於把自己的權利賣一部分給李家。賣多少？怎麼賣？張李兩家各自都會權衡所收（付）之費與所失（吃）之麥之間的利弊得失，找到雙方的利益契合點，假如，根據各自算計，兩家達成了一個包括著吃麥時間、羊數、收費三個要素的交易條件，每天，十隻羊，收十美元，允其到麥地裡放吃半小時。兩家達成的這個利益妥協點，就是社會成本的最低點、社會效率的最優點。

那麼，如果初始產權是反著定的呢？如果法律不是規定張家有保護自家麥地的權利，而是李家有讓自己的羊去隨便吃張家麥苗的權利，那怎麼辦？也好辦。張家反過來向李家付費就是了。李家會把自己的產權（羊隨便吃麥苗的權利）賣一部分給張家。哪一部分？吃了半小時以後的那部分。只吃半小時，張家能承受，時間再長，張家便會選擇向李家付費，請其約束羊群不要再吃了。麥的邊際損失遞增與羊的邊際收益下降的均衡點也在半小時、十美元這個點上，李家放著十美元不拿繼續吃，就不合算了，於是拿錢“收隊”。

如此，通過權利的明確界定和權利的自由交易，不但張李兩家的利益找到了妥協點，並且兩家各自為謀求個人利益而自由交易的過程，就是幫著社會實現帕累托效率的過程。

有了這個例子的幫忙，“法定權利的初始配置並不影響效率”這句話，就可以進一步展開一點表述了：只要產權歸屬是明確的、可以自由交易的，則不管產權在初始環節上是如何配置的，按什麼道理來配置的，配置到誰頭上，配置給甲方還是乙方、張家還是李家，結果，通過自由市場的交易，都會為社會帶來效率。一句話，產權問題的真理應當到私有權利的自由交易中去尋找，而不要到權利的原始配置上去尋找。

說到這裡，就要回到本文的大題目上了：這和蘇聯解體有什麼關係？

這理論對於正在崩盤的蘇聯，暗示作用可太大啦！蘇聯你就大膽地往前走吧！國有資產不知道怎麼分？科斯定理告訴你，怎麼分都行。國有資產不知道該分給誰？科斯定理告訴你，分給誰都行。財產權，不怕張主也不怕李主，就怕國主，因為，國主意味著無主，無主就無法自由交易，沒有自由交易就沒有資源的最佳配置，就沒有社會效率。想像一下，假如麥地與牧地不是分別歸張家和李家所私有，而是人民公社的兩塊地，因而沒法通過私有產權的自由交易來探尋帕累托效率，那就只能坐看社會效率的損失而束手無策。所以，偷也罷搶也罷騙也罷，不管什麼門路，關鍵是要把產權交到私人手上。怎麼分不重要，分給誰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分明確了，分踏實了，分確鑿了，分牢靠了，誰拿到就是誰的。分完以後，盜賊之間的自由交易就會把資源的最佳配置創造出來，把社會效率的最優化創造出來，把新社會創造出來。

列位看官，讀到這裡，關於科斯得獎與蘇聯解體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有點感覺了？有點像當年羅馬帝國滅亡時基督教為其接盤，科斯定理是來為蘇聯接盤的，對不對？這不是宗教接盤，而是學術接盤，哲學接盤，意識形態接盤，它的意義，一是理論指路，二是思想解放。

理論指路——蘇聯現在不是玩不下去了嗎，現在我來告訴你下一步如何走，其實就兩個東西，一是明確私有產權，二是自由市場。

思想解放——告訴蘇聯的各類新老權貴、資本強盜、黑心狐貍、牛鬼蛇神、二代三代，看見科斯說的了吧，那可是諾獎得主喲，學術權威喲，你們就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吧，放心大膽地摟吧，坑蒙拐騙、以權謀私、官商勾結、父子勾結，不管什麼道行，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吧，用中國話說，那就叫“腐敗是改革開放的潤滑劑”了。

得獎的時候，科斯老頭兒已經八十多歲，據說得到消息時正與老伴在非洲上空的飛機上，高興壞了。而且，這一年的獎，一百多萬，只給了他一人，往年該獎一般都是兩三個人分。如此重獎，豈非就說明了科斯經濟學的學術分量？

事實是這樣嗎？當我們把科斯定理稱為“定理”時，千萬不要忘了，它其中有一個交易成本為零的假定。這個假定就註定了它不可能是一個定理，因為現實生活中沒有哪個經濟活動沒有交易成本。例如，在上面這個羊吃麥的例子中，無論是張家向李家付費還是李家向張家付費，交易成本都不可能是零。各自要算計，雙方要談判，要簽約，要公證，甚至要找會計師，找律師，所有這些費用、時間和精力加進去，那十美元的利益找補早就被淹沒了，上哪兒成交去？

交易成本的思想，本是青年科斯提出來，用以解釋它在經濟生活中的正面作用的，如，它決定了市場與企業這兩種經濟聯繫方式之間的量的邊界。而到了六十年代，面對社會成本問題時，他又走了另一個極端，假定交易成本為零了，靠著這“零假定”，假定出個“科斯定理”來。真不知道，諾獎委員會在決定給他這個獎的時候，到底是因為他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引入經濟生活而做出的理論貢獻，還是因為他把交易成本排除出經濟生活而做出的理論貢獻？有些圈內人士甚至認為科斯定理根本就不是經濟學;更有甚者，有的人連科斯的經濟學家身份都置疑，說他只是個法律學家。這些話我並不同意，但我卻同意這一點：科斯能在諾獎史上罕見地混上“單間兒”，得個獨獎，並不是因為經濟學界的眾望所歸。

那是因為什麼？思考空間留給讀者。

當然，沒有理由認為科斯參與了這個意識形態戰略，他只是一個福態老頭，天上掉個餡餅落到他頭上了而已。

第二年，1992年，中國經濟學界便掀起了科斯熱。早已嗷嗷待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資本主義補課論”，迎來了自己的教科書。

（2021年12月25日於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