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跃华

我的父亲裴长德，祖籍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1927年农历七月初九出生在山西省翼城县浇底乡裴家垣村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十六岁（1943年）即报考青城县抗日政府第一高小，跟着党兢兢业业为革命奋斗一生。一路走来，听党召唤，任劳任怨，每一步都踏踏实实。1945年，父亲从太岳区岳南中学毕业，随后到太岳二地委干校学习并分配到当时外部环境复杂、充满艰险的绛县农会工作，1948年任绛县四区农会副主席。1949年他积极响应号召南下福建，先后任闽侯六区区委书记、闽清县委常委、闽清中学（闽清一中前身）校长、闽侯师范专科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闽侯师范学校书记兼校长。 1970年至1985年先后任莆田地区教育局局长、宣传部副部长、中共福建仙游县委副书记、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常务副校长等职务。回望父亲平凡而又光辉的一生，立场坚定，坦荡无私，润物无声，鞠躬尽瘁，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培养，秉持裴氏祖先功德家风，一生无憾。

上抗校 入绛磨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山西全省为之哗然。在共产党领导下，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山西省牺盟会和各救国团体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让少年时代的父亲受到“家国情怀”和“救亡图存”的深刻洗礼。在十六岁时毅然报考青城县抗日政府第一高小，决然走上了革命道路。1945年从太岳区岳南中学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太岳二地委干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到绛县。当时，二地委辖下的绛县，日伪军势力较强，日军虽然已投降，但蒋介石下令不准日伪军向八路军缴械，斗争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党的有关机关驻地不得不经常变动。父亲报到时，县委驻扎在三区槐泉村，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学海同志看了父亲的材料，把父亲分配到县农会工作。

当时在绛北一带活动的土匪二麻子异常嚣张，为威胁、瓦解革命队伍，喊出“抓住共产党政府工作人员可以不杀，抓住农会干部、公安干部一定要杀”的疯狂口号。敌人的残暴让父亲更加感到农会工作的重要性。他不顾敌人威胁和土匪骚扰，坚持长期下乡到三区郇王、河王、东官司庄等村，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教育群众，发动农民起来求解放。农民也将农会的干部看作自己的贴心人，对农会干部嘘寒问暖，通风报信。

胡宗南部进攻晋南，占领了绛县后，二地委指示县委进行战略大转移。当时父亲正在三区郇王村下乡，工作组接到通知已是夜晚，又逢大雨，工作组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割了麦子的田地里行走，大家身上被雨水淋透，脚下踩的是看不见的烂泥，一个紧跟一个艰难跋涉，不敢掉队。紧张疲劳困得不行，也只能边走边打瞌睡，坚持撤至回马岭根据地。

县农会驻扎在安王山东沟休整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县农会常委刘富海同志把父亲叫到沟口的一孔窑洞里谈话，说：“你表现不错，经研究决定将你的候补期提前半年转正。”那时的党还未公开，父亲入党介绍人是时任绛县农会主席司传书同志。

绛县第二次被敌人占领后，蒋万祥带领宋子功的“还乡团”，比陈子文、二麻子活动的更频繁猖狂，手段更加毒辣。1946年8月至1949年4月，在陈村、杨村、增村东三涧等村杀害工作队员七人、村干部八人，抓走十余人。1946年10月31日拂晓，敌三区政卫营一个连包围了东磨里村，绛县著名的鸽子楼保卫战就在此打响。战斗残酷激烈，敌人用棉花浇上汽油火烧烟熏，将民兵家属抓到楼下威胁喊话。民兵们始终意志坚定，英勇善战，终于以少胜多，取得了鸽子楼保卫战最后胜利。获得绛县人民民主政府表彰并命名鸽子楼为“英雄楼”。太岳行署为表彰他们的英雄事迹，特授“冲似猛虎，守如泰山”锦旗一面。父亲是一个在绛县解放战争中经过多次残酷战斗洗礼成长的优秀共产党人，他于1948年任绛县四区农会副主席。

赴八闽 南下征程

1949年初，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父亲怀着革命激情，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南下了。

各级组织为南下干部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1949年3月6日，在绛县组织欢送南下干部后，3月9日太岳二地委召开“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原来还在四区下柏村搞土改的父亲也出席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地委副书记吴云夫作了讲话，勉励南下干部到新区要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做好工作。南下干部队伍于3月11日出发，受到北撤高小师生夹道欢送，有小朋友举起双手高呼“南下叔叔好”“欢送南下叔叔”“将革命进行到底”。送别的家属和父老乡亲以及师生们口号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感人。南下行军队伍在群众的热情鼓舞下，豪情激昂。

父亲随南下队伍到了河北武安与太行山区南下同志会师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翼城、绛县南下干部编在四大队三中队。在休整的时间里组织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有关军事常识，听了区党委书记冷楚同志的动员报告，看了《刘胡兰》《白毛女》等戏剧。4月24日，父亲用油布包好行李（轻装每人15斤），鞋底绑上特制的防滑防掉鞋的铁掌，冒雨出发了。父辈们一路栉风沐雨，相互鼓励搀扶，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行，一路南下。5月2日接到上级通知：凌晨3时起床、吃饭，5时出发，3日下午4时要从河南新乡赶到黄河北老田庵火车站。父亲跟随队伍于拂晓时分快步出发。饿了就吃点干粮充饥，渴了就喝凉水，脚上磨出血泡一步一跛地拐着走。午后行走困难的同志越来越多了，中队领导走在队伍中，鼓励大家克服困难跟上去。经过11个小时跋涉130多里，按要求到达目的地——老田庵火车站，准时登上南下火车。

这次中途急行军，对南下征途的队伍是一次极好的锻炼和考验，也是父亲永生难忘的一段历程。5月24日進军苏州，长江支队本已决定留在苏南，四大队接管苏州。因形势发展快，福建要提前解放，新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急需地方干部，就把长江支队分配到了福建。虽然当时大家对到福建思想有波动，后来听了张鼎丞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说“福建自然条件差些，但它是革命红旗不倒的老区，群众觉悟高，有利于开展工作”，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任务。7月18日，队伍冒着酷暑进入福建。南方潮湿阴雨，对于从小生活在北方的父亲来说是水土不服的。他渡江前患上痢疾，一边治病一边行军。福建山高林密，雨水多、湿度大、蛇虫又多，一路上还有土匪和国民党残匪骚扰破坏。为了防止敌人袭击，部队经常跋山涉水急行军。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于1949年8月底接管林森县（今闽侯县）。38F98A8E-9CA2-4E45-9BD2-3CEBD2D0D679

建新区 投身教育

五虎山下，父辈们借粮支前，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与福建同志互助合作。父亲先后担任闽侯六区区委书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闽侯县团委副书记、书记。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地区调父亲到中共永泰县委工作，担任县委委员、秘书室主任。1954年组织安排父亲进入省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省委党校希望留父亲在党校工作，但闽侯地委不同意。当时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郭真找父亲谈话说：“地委不同意省委党校留你，现在要往学校派干部，决定派你到闽清中学工作。”父亲表示：“自己文化水平低，怕做不了学校工作。”郭真又说：“你还上过中学，到学校搞好统战工作，团结教育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这样父亲服从组织决定，回永泰移交工作，到闽清走马上任。`

在闽清中学（闽清一中）工作期间，父亲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同时兼任中共闽清县委委员、常委。在任职的6年多时间里，父亲把一所地处偏僻农村，设备简陋的山村普通中学办成了福建省重点中学，跻身全省17所重点中学行列，令全省同行刮目相看，羡慕不已。成绩的取得归功于父亲对党的教育事业忠诚，对教育工作的责任心和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惜才之情、爱才之德、用才之量，以及用博大的胸怀团结广大老师，知人善任，坚持办事的原则性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1956至1957年，父亲在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习毕业后取得了教育行政学院毕业文凭，此后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在福建的岁月里有30多年在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工作。

1960年，闽侯地区创办师范专科学校，地委调父亲担任党总支部书记兼校长，负责筹建师专（与师范学校合并成立）。在选址问题上，省教育厅和地委领导都很重视，最后由温附山书记拍板，定在城门山上。本着先招生后建校、边学习边建设的精神，第一届共招收数学、语文、英语3个专业200多名学生，英语专业学生全部是印尼归侨。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侨生虽然享受一些特殊照顾，但是思想情绪还是波动很大。父亲一边组织校园建设，一边带领师生，按地委的安排进驻闽侯大目溪劳改农场（原地委公安处管辖）。一则贯彻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二则解决师生粮食不够问题。办农场就是开荒种地，领导和师生分批参加劳动。生产的谷子、地瓜、茶叶解决了粮食不足问题，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因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曾昏倒两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受到冲击。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受到批斗，到农场劳动改造。农场坐落在闽侯大目溪大山里，不通公路，交通闭塞，进出都要翻山越岭，下沟壑、过原始森林，各种蛇、虫很多。农场宿舍是茅草屋顶，屋顶、床下经常盘踞着蛇，父亲还看见过屋顶的蛇鼠大战。都说“闽”字由来就是屋里有虫，真是千真万确。农场不通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手电筒。农场生活虽然清苦，但是父亲乐观向上。在农场劳动期间，父亲种的冬瓜有30多斤，还种有花生、地瓜和各种蔬菜，自产自足，还经常组织老师进行各种体育锻炼，打篮球、排球、羽毛球。

1970年初，父亲在省委党校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在闽侯地区革命委员会，任宣传组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李大成），后迁往莆田县更名为莆田地区革命委员会。后来又转任中共莆田地区教育局局长、宣传部副部长。抓文艺宣传队（剧团）演样板戏；响应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开运动会，搞篮球、排球比赛；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仙游师范学校；创办福清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福建师大福清分校）。

1978年，父亲任仙游县委副书记。工作期间，调省委党校再学习。学习期间，省委宣传部长黄明同志、教育厅长孟津同志分别约父亲谈话，省委遵照邓小平同志的倡议，要开办广播电视大学，已经筹办二级局，希望父亲能到电大主持工作。就这样党校学习结束，父亲到省电大报到了。

创电大 夜以继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和关怀下，一所新型的高等学校——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诞生了，父亲就是福建电大创建初期的主要领导。

由于办电大是邓小平同志倡议的，福建省政府非常重视。当时由副省长张格心兼任电大校长，兼职副校长是教育厅副厅长宋世洪、广电局副局长雷普，父亲任专职副校长。1980年正式成立党支部，建立了办公室、教务处、总务处等管理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省委组织部7月6日任命父亲为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专职副校长。由马兴元省长颁发了任命书。1980年首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招收2900多名学员。1982年秋，为了鼓励更多学员学习和激发办学单位的积极性，学校举办了“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首届毕业生成果展览会”，邀请了当时福建省主管领导和有关单位领导参观指导并得到了当时省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领导充分肯定，认为电大是花钱少、见效快，培养人才的好途径。1984年4月，福建省政府下达文件明确了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是省政府领导下的厅局级单位。

福建电大刚开办时，困难多，人员少，经费缺，没有校舍，只能借用省教育学院一些房子，“寄人篱下”艰难办事。我们全家随父亲从仙游搬到福州，在省教育学院招待所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常年在楼梯拐角过道做饭。母亲一直支持父亲工作，跟随父亲工作调动经常搬家。

在电大工作的几年时间里，父亲“白手起家”到处“化缘”。当时没有校车，拉设备就是一辆三轮摩托车，司机还是从福州公交公司借用的客车司机。父亲克己奉公，团结带领同志们为改善办学条件，审批划线征地、跑经费等都是父亲起早贪黑地骑自行车或者乘坐公交车往返奔波，亲力亲为，不辞辛苦穿梭奔忙于省、市领导和机关单位之间，积极宣传电大办学的优越性和办好电大对加快福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意义。经过不懈努力，全省电大人员编制由1980年创办时的106人到1984年增至200人；办学经费由1980年的50万元到1983年的133万元；从1980年借用省教育学院过渡办公用房到1984年搬进了位于福州市铜盘路十五号的现校址。建设了面积为4180平方米的教学综合大楼，继而又建了两幢4000多平方米的教工宿舍，同时在福州洋下新村购买10多套商品房解决教职工住房问题。而我们家却一直借住在省教育学院，直到父亲离休才搬进浦下新村安置房。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是在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紧迫形势下匆促创办的。面临时间急、人手少、任务重等重重困难，在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父亲率领着一班创业者，信心强、闯劲足、人心齐、干劲大。从1980年开始创办到1984年短短的4年间，电大即培养了经济、工企管、金融、法律、化学、党政干部专修科、土建等专业学生共两万余人，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全省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及业务骨干许多都是电大毕业生。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无疑为福建树立起一座新时期教育事业丰碑！为表彰父亲为福建电大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国家教育部电教办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立20周年校庆之际，联合授予父亲“电大教育优秀创业者”称号。这一荣誉是群众和领导对父亲工作的肯定，给父亲为福建教育事业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倾毕生心血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父亲晚年为此深感宽慰！

忆往昔 峥嵘岁月

父亲晚年对山西故乡宗亲，倍加眷恋。他为了解放事业来到福建，扎根榕城，竭力为国家培养人才，奋斗半个世纪的福州成了父亲的第二故乡。在父亲40多年的工作历程中，有30多年时间奋斗在福建教育戰线上。回顾父亲一生，我们深切感受到在抗日烽火的岁月、解放战争的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位共产党人是如何无怨无悔地践行对革命信念的坚定和初心使命，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实事求是、无私奉献的精神。

山西省委原书记陶鲁笳曾为长江支队题词“风华正茂出两山，一生辉煌留八闽”。这是对长江支队先辈们经历血与火的考验，一生艰苦奋斗，严格要求、公而忘私、言传身教、廉洁奉公精神的肯定。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无愧于太行山、无愧于太岳山、无愧于长江支队名字；长江之南，闽江之滨多了一片苍葱，不断萌发新枝，必将影响教育着一代代子女。长江支队精神已化为座座丰碑，激励后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