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书岐

宋冠英，1903年出生于屯留县南宋村一个贫苦家庭，出生第三天就患肺病，再加上营养不良，身体一直不好。宋冠英的父亲是个木匠，靠农闲时外出做些木工活维持生计。母亲也是穷人家出身，除了下地劳动，就是起早贪黑地纺花织布。宋家兄弟三人，宋冠英排行老二，加上堂兄妹一共十二人。宋家祖孙三代没有一个人识字，唯独宋冠英从小就对读书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到村里的私塾窗外听先生讲课。父亲看他是个读书的材料，挤出钱来让他读了私塾。在私塾里，别的孩子都是大声读书，只有他坐在桌旁默读。宋冠英八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只好回家干活，只有农闲时才能到私塾读书。1919年，宋冠英十六岁，那年冬天，从长治来了一位姓王的先生，在南宋村开办起小学堂。宋冠英就去给王先生跑腿做零活，和他住在一起。先生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年轻人，诚心诚意教他。1920年七月初三，屯留县高等小学堂招生，宋冠英报名参加考试，考取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但高等小学堂每月要交三斗小米，再加上菜金和学费，家里供他实在困难，宋冠英坚持读了两年，于1922年从高小毕业。

毕业这年，山西省学兵团到长治招生，学校在太原，听说学校管吃管穿，宋冠英就去报考。在屯留县考取的二十四名考生中，他又排名第一。学兵团虽然不出钱，但要勤工俭学，经常搬石头、割草、抬土，很多人都半途辍学。宋冠英读书心切，虽苦耕而学不辍，苦读四年。四年中，他只回过两次家。

1926年，宋冠英从学兵团毕业。毕业后，他没有回老家，而是直接去了北京，考上了北京大学，成为屯留县第一个考取北京大学的学生。消息传到屯留，立刻轰动了全县。

虽然考上北京大学是件高兴的事，却也让家里犯了难。家中实在拿不出供他上大学的钱来。宋冠英的二叔说：“穷人家的孩子，念那么多的书有什么用？还不如买台织布机回来织布合算！”

正在一家人为难之际，王公庄有个名叫郝补元的老先生，把宋冠英叫到自己家中，拿出六十块银洋说：“知道你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来供你上大学。咱屯留县多少年来就你考上了北京大学，这是咱屯留人的骄傲呀！这点钱权作对你上学的资助，你要好好学习，为咱屯留人争光！”

北京大学诞生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以国家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学校，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16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推行改革，把北京大学办成了全国的学术和思想中心，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源头。北京大学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场所，早在1920年10月，革命先驱李大釗就在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李大钊任书记。北京大学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团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宋冠英进入北京大学后，先是找了个收发的工作，每月能收入十五块银洋，用以补贴上学费用。在学校，宋冠英刻苦学习，同时，很快被北京大学的革命氛围所感染，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早在屯留高小和太原学兵团读书的时候，宋冠英就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文化。来到北京大学后，在新思想浸润下，他坚信自己找到了一条穷人求解放的道路，便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1926年，宋冠英在北京大学经胡西庵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屯留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还有在太原省立一中入党的罗灌中。1926年12月，宋冠英放寒假回到屯留。借罗灌中结婚的机会，中共太原地执委派梁世益（襄垣人，又名梁品清）召集从太原和北京回到屯留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聚到栗村罗灌中家开会，决定成立中共屯留支部，选举罗灌中为党支部书记，宋冠英为组织干事，吴之冈为青年干事，杨葆田负责收转党内文件。

1927年1月，中共屯留支部在南宋村召开第一次党支部干事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宋冠英、吴之冈、关有维（魏拯民）、杨葆田、黄芳轩等十三位党团员。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是继续“学联会”运动；二是将革命引向农村；三是吸收屯留在外学生入党。但由于寒假时间较短，大部分未来得及实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这年暑假期间，在外的屯留党团学生都回到家乡，中共屯留支部再次开会，为了应对白色恐怖，决定成立国民党（左派）屯留支部，以此为掩护，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宋冠英和同村的吴之冈与支部书记罗灌中商议，决定继续执行支部在寒假时做出的“把革命引向农村”的决议，率先在南宋村成立农民协会。

这是屯留历史上第一个农民协会。

南宋村村子不大，一共有八九十户人家，当时分为三个“社”：东社、中社和西社，由一个“总社”统管。本来农村的开销是由地亩摊派，东社地多，占十三分，中社地少，占七分，西社中等，占十分。但是东西两社却提出要三社均摊，中社本来就都是穷人，这样一摊派就更穷了。于是，东西社就把中社革出总社之外，对中社的人身安全和财产粮食都不负责保护。眼看秋粮即将成熟，如果中社的粮食得不到总社的保护，很可能被抢光。正在此时，宋冠英和吴之冈暑假回到南宋村，看到这种情况，就发动组织农民与掌管总社的恶霸村长作斗争。他们联系了五十多户穷苦人家，组织了近二百人，于7月17日在村中的一座东堂庙里挂起了农民协会的牌子，庙里挂着孙中山先生像，满村贴的是红红绿绿的标语，老百姓像过节一样到庙里开会。罗灌中应邀参加并在会上讲话，宣布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号召全体会员团结一致，不畏强暴，按照“农协大纲”与封建统治者进行坚决斗争。

农民协会做了三件事：一是组织会员护秋；二是禁赌；三是罢免了恶霸村长，另选正派的农民担任。从此，村上的大小事宜都由农民协会管理，把南宋村治理得井井有条，穷苦农民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时候。这三件事在南宋村一带引起了强烈反响，周围的村纷纷派人前来取经，也准备成立农民协会。可见如南宋村那样穷人受剥削受压迫的现象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宋冠英和吴之冈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也是屯留党支部的决定，代表了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04B7EF1C-949B-48CD-87E5-28FC33E0A79C

虽然南宋村的农民协会最终因局势恶化没有形成燎原之势，但却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并且留下了革命的火种。也是在这一年7月，阎锡山在山西开始大规模“清党”，经支部研究决定，罗灌中暂时回避，由宋冠英担任支部书记。

宋冠英担任支部书记后，没有回北京大学，而是留在屯留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不仅在南宋村成立了农民协会，还经常到长治城中发动学潮。当时的长治城中有四所中等学校，分别是省立四师、省立四中、省立四女师和第三职业中学。这四所中学都不同程度地掀起了学生运动，其中省立四师由赵树理、王春、史纪言、王中青他们组织和领导的驱逐反动校长学潮，就有宋冠英的身影。从屯留到长治，每次都是步行，宋冠英经常身无分文。有一次从长治回来，走到离家不远的岗坡顶走不动了，又饥又渴，吃了两口雪才回到家。但第二天仍然是劲头十足，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

1928年2月，宋冠英要去北京大学复学并参与领导北京的学生运动，屯留的支部工作交由吴之冈负责。1930年，宋冠英与吴之冈商议，决定编辑一本刊物，用以揭露屯留官绅的罪恶和启发人民群众的觉醒。刊物起名《锄耕》，意在锄去腐朽，耕种新生。由吴之冈提供材料和经费，宋冠英、关有维（魏拯民）、李长路、赵秀生负责编辑出版。从1930年创刊到1934年3月宋冠英被捕，《锄耕》一共办了二十八期。《锄耕》像一把利剑，刺向了腐朽而又黑暗的统治；《锄耕》又像一盏明灯，温暖而又照亮了穷人的心。

宋冠英本来身体就不好，加上多年的奔波劳累，得了肺病，咳血不止。关有维（魏拯民）把他接到潞安会馆，日夜照料。吴之冈在屯留给他贷了一百块大洋寄到北京用作医疗费。后来，宋冠英的病治好了，却还不了债，吴之冈在家变卖了五亩好地才把债还上，可见那时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深厚。

1932年，宋冠英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党组织派到山西汾阳冯玉祥办的军官教导团做统战工作。1933年，宋冠英又被党组织派到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做统战工作，其间曾回屯留住过一段时间，正好吴之冈和罗灌中刚刚开办了树人小学，宋冠英就住在树人小学，每天给学生讲课。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变成现实中的事例，既生动又容易理解，学生们都很愿意听他的课，而且印象很深。

东北军骑兵第二师是由辽宁省警务处的三个骑兵大队组成的，成立于1932年9月，这时已经随着张学良进驻北平，师长黄显声，他的秘书刘澜波是共产党员。在刘澜波坚持不懈的工作下，黄显声对共产党有了一定了解，思想倾向革命。为了更进一步争取这支部队，刘澜波向中共河北省委请示，河北省委派了十七名同志以秘书、粮秣、军需等身份进入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宋冠英也是在这时被派去的。在这一批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东北军骑兵第二师成了一支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抗日热情高涨的部队，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斥为“红到底的部队”。何应钦派出特务，对骑二师中的可疑人物进行监视，并伺机逮捕。

1934年3月5日，因叛徒出卖，宋冠英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21日被押解至南京监狱。当时，在南京有一位屯留籍人士郑宝善，听说此事后费尽周折把宋冠英保了出来。这位郑宝善也是屯留的一位名人，可以说是宋冠英的前辈。

郑宝善，字楚箴，清光绪八年（1882年）出生于屯留县王村。儿时在路村私塾读书，十七岁考中秀才，免试进入山西大学堂，1906年毕业。1907年又考取准官费留学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专攻采矿冶金，其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2年归国后，先后任农商部佥事，矿政司技士技正、北平市河道管理处副处长、南京蒙藏委员会编译室主任、北京工业试验所所长，并会同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参加了丹麦著名地质学家安得生勘察河北省龙烟铁的工作，著有《铁世界》一书，翻译有英国麦唐纳著的《西藏之写真》。

郑宝善是老同盟会员，思想进步，1934年他正在南京任蒙藏委员会编译室主任，虽说不算权力部门，但在官场还是有些威望。经他上下多方活动，具名担保，加之国民党当局也没有拿住宋冠英的有力证据，于是在1934年的8月16日将其释放。

宋冠英出狱后，辗转回到了屯留南宋村。他的妻子有一段关于他出狱后的回忆：

冠英从南京回来，正是大热天，上身穿件旧棉袄，还接了二寸多长一节，下身穿一件破单裤，手里掂着半截破布裤腿，里面装着几本书。回到家手上褪了一层皮。等我七凑八凑把衣服给他做好穿上，他又在家待不住了，拿了一条被子就又走了。这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村里社与社闹纠纷，贾里玉去找他回村调解，找到长治才知道他又戴上了脚镣手铐。村里人赶忙东奔西跑联名出保，才在农历十二月初八，即1935年1月12日保出来。后来才知道，他在南京入狱后和党失去了联系，心里很不是滋味，出狱后人身自由了，就急于找着党，所以背上行李就走了，结果没有和党接上关系，返到长治找见一个原来在军队里认识的革命同志，他就进去和人家一块做革命工作，结果又被阎锡山的六十九军逮捕了。这次回到家，虽然没有往远处飞，可也在家里停不住，又到县城的树人小学讲课，讲了整整一年，到1936年惊蛰前，从县里弄回好多洋槐树苗，和村里人一块栽到村旁、路旁、半坡上，栽完树就又带着我弟弟给他的十八元钱又走了，先到了绥远，时间不长，就到了太原的军官教导团当数理化教官。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农历九月初九，党又把冠英分配回屯留做抗日救亡工作。他一回来，就着手搞改编“自卫队”的工作。自卫队原来是阎锡山组织的所谓“地方抗日组织”，人员很复杂，地痞、流氓、土匪什么人都有，共有三个中队。他深入到第二中队整天搞训练，教育他们抗日救国，后来把他们编入了县抗日游击大队。这年冬天他又在县城的城隍庙训练小学教师和小青年，发动大家做抗日宣传工作，那时我们的姑娘宋吉兮还小，他也叫去受訓，又把堂六弟宋文考叫去参加了县游击队（后在四十年代牺牲了）。有一次他带着游击队在和峪和敌人作战时，把被子、褥子、毯子全部丢了，没盖的就又让六弟回家拿被褥。我常想，十年前国民党残害共产党时，他回到屯留开展党的工作，十年后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时，他又回到屯留搞武装斗争。在中国人民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勤苦树人，锄耕铲莠唤起人民闹革命，所以在当地人民中很有影响，人们对他很敬重，我也为有这样的男人感到高兴，不管死活现在总算在一块了。谁知1938年4月，八路军粉碎日寇对晋东南第一次九路围攻之后，冠英从家里牵了一头小毛驴，拿了一条被子又到太行山晋冀豫边区打游击去了。1939年日寇侵占了屯留，我和孩子们跟随着抗日政府钻山沟、卧草坡、宿窑洞，家让敌人抄了，房让敌人烧了，冠英的母亲也被烧伤，受尽了磨难，直到日寇投降后，1945年10月中旬（上党战役刚结束），我从吴寨到屯留县去，在县里碰到他，才知道他在太行四区担任武委会主任，穿着一身不合体的旧灰军装，头发胡子很长，人很瘦弱，虽然这年冠英才四十二岁，但看起来倒像五十岁，当妻子的哪能不心酸！日寇侵占屯留七年，他打了七年游击，夫妻离散了七年！回到吴寨，孩子问爸爸是个什么样子，我说胡子长的就是你爸爸。这年我带着孩子在长治找到了他，可第二年，冠英又调到左权去担任太行二分区武委会主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仍然战斗在太行山上，这可真是干革命吃秤砣铁了心了！

宋冠英在南京出狱后回到太行山，一直从事军事工作。

1938年8月，宋冠英被派到八路军晋冀豫军区（对外称129师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简称“边纵”）司令部任参谋。

1940年初，宋冠英调往山西辽县任武装科长。

1941年初，宋冠英调往涉县赤岸村任太行军区司令部动员武装科股长。太行区武委会成立后，在涉县下温村和弹音村等地任太行区武委会军事科长、武委会副主任。

1943年，宋冠英调平顺寺头任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武委会主任。

抗日战争时期，宋冠英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太行区反“扫荡”作战。

1945年上党战役中，宋冠英带领太行第4军分区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参战。10月上党战役结束后，任长治市军管会主任。

1946年，宋冠英调到左权县石匣乡马厩村任太行第2军分区武委会主任。

1947年6月，宋冠英调到涉县西戎村任太行军区武委会主任。

1948年6月，宋冠英代表太行率领四万多民兵、民工参加了晋中战役，任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组织民兵、民工十六万七千多人支前参战。晋中战役结束，任太原战役前线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在近七个月的太原战役期间，组织粮食1.6亿多斤。

1949年1月，宋冠英任山西军区榆次军分区司令员、党委副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宋冠英调太原任山西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1950年10月，宋冠英调任华北军区司令部武装动员部部长。

1955年4月，宋冠英任北京军区编外人员事务管理部副部长。

1955年9月，宋冠英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56年，中央组建石油工业战线，宋冠英从部队转业到中央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任副院长，后调到国家石油部任财务司副司长。为扩建和创建石油基地，他长途跋涉于甘肃的玉门、广东的茂名以及东北的抚顺、锦西、大庆等地。1960年2月，大庆工人在千里冰封的大草原上，开展油田大会战，宋冠英深入大庆等油田和工人同吃同住，共同会战，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1967年，宋冠英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四岁。04B7EF1C-949B-48CD-87E5-28FC33E0A7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