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娥

茶农不规范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婺源县为样本

朱慧娥

（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南昌330013）

文章在充分借鉴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总结茶农不规范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再通过实地访谈、基地观察、专家咨询等方式，以江西省婺源县6个乡镇的270多户茶农为调查对象，以茶农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10个因素为自变量，以茶农的不规范生产行为为因变量，以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显著影响茶农不规范生产的因素，并从组织的角度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茶农；不规范生产行为；婺源；影响因素；对策

我国是世界产茶大国和茶叶消费大国，截至2020年，我国18个主要产茶省（自治区，直辖市）茶园总面积约4 747.69万亩。近年来，我国茶叶的抽检中频繁出现不合格的情况。如2018年5月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显示，不合格食品中茶叶及相关制品占3批次，其中，安徽某食品公司生产的碧螺春检出甲胺磷0.16 mg/kg；2021年4月，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茶叶进行抽查时发现重金属镉超标，同年7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测出绿茶草甘膦超标。生产不规范，缺乏品质管理是我国茶叶农产品重金属和农残超标的重要原因，如李紫娟等（2018）发现农户在使用农药时操作规范程度仍然较低，用药量普遍偏高，茶叶农残超标问题严重，其中有61.35%的茶农认为化学农药对茶叶最终产品的安全问题影响比较小或非常小，茶农对农药残留的认知不足，生产中农药的不规范使用造成了安全隐患[1]。

1 文献综述

国内众多学者对茶农种植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从茶农方面来说，李秀义等（2013）认为年龄、茶叶种植经验、受教育程度以及农业培训等因素影响了茶农安全施用农药行为，其中参加农业培训项目影响更显著[2]。类似地，赵晓颖等（2020）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茶农生物农药支付意愿，结果表明种植面积小、受教育年限长、化学农药危害认知度高的茶农更倾向于选择生物农药[3]。而黄炎忠等（2018）分析了农民生产经验对农药过量使用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根据生产经验对农药品种和用量进行决策是导致农药过量使用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小农[4]。有学者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运用行为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彭斯等（2022）通过对武陵山茶叶主产区的调查，发现家庭规模、务农人数比重、茶叶收入占比、技术便利性认知、亲戚朋友数量、信息获取途径均对农户是否运用技术有正向影响，年龄则产生负向影响；文化程度、技术效率认知、技术或资金支持对农户技术采用程度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子女抚养比相反[5]。从组织方面来看，王雨濛等（2020）提出加入产业组织比未加入组织更能促进茶农的安全生产行为，且合作社组织模式较企业主导型的生产基地组织模式更有效[6]。牛文浩等（2022）研究认为农户加入产业组织能显著带动其进行安全生产[7]。但于艳丽等（2021）研究多主体协同治理下茶农绿色生产绩效问题时发现，现阶段茶叶生产主体协调度低，存在合作不充分的问题，其原因在于监管部门质量检测强度弱，茶厂与茶农的经营规模存在门槛效应[8]。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发现茶农的种植行为主要受茶农个人特征、绿色生产认知特征、组织特征这几个方面的影响，但学者多从单一视角对茶农行为进行研究，缺乏整体验证，且样本多为浙江、福建等茶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江西的茶产业规模化程度较低，有关的研究鲜见。本文以江西茶叶主产区之一——婺源县的茶农为调查对象，分析探讨其不规范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

2 茶农调研与实证分析

婺源是江西绿茶产茶大县，是江西茶叶主产区之一，有众多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叶协会以及茶叶加工企业。根据婺源的地理地貌，婺源县分为东北高山生态有机绿茶产区、中部名优绿茶产区和西南优质出口绿茶产区。通过走访婺源县各产区6个乡镇的270多户茶农，进行了访谈与问卷调查，分析提取茶农不规范生产的影响因素，同时也验证已有研究所归纳的影响因素。本次调查剔除不愿告知重要信息以及信息与常识不符的问卷，最终形成有效问卷253份，问卷有效率为93.71%。

2.1 样本描述与统计

本文对不规范生产行为的界定标准是茶农在种植过程中是否按照说明书要求的用法和用量使用农药，以及是否在病虫害严重时提高农药浓度或者喷洒频率，这几种行为只要发生一种即认定为不规范生产。由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茶农不规范生产行为较为普遍。有超过80%的茶农表示他们基本不会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用药，存在提高药物浓度和喷洒频率的现象，仅有不到20%的茶农生产行为符合规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茶农样本调研情况

变量结构人数/人占比/% 因变量（Y） 不规范生产行为 是否按说明书用药/提高浓度和喷洒频率否=021484.58 是=13915.42 自变量（X） 个人特征 性别（X1）男=116364.42 女=29035.57 年龄（X2）20岁～30岁62.37 30岁～40岁176.72 40岁～50岁9336.76 50岁～60岁10240.32 60岁以上3513.83 受教育程度（X3）小学及以下10742.29 初中7228.46 高中（中专）6324.90 大专（高职）72.77 本科及以上41.58 从事茶叶种植年限（X4）0年～5年135.14 5年～10年3413.44 10年～20年6927.27 20年～25年7328.85 25年以上6425.30 认知特征 对农药安全间隔期的了解程度（X5）完全不了解=14116.21 基本不了解=23112.25 一般=33714.62 比较了解=46525.69 非常了解=57931.23 对茶叶农药残留危害的了解程度（X6）完全不了解=65622.13 基本不了解=18332.81 一般=27429.25 比较了解=32911.46 非常了解=4114.35 对生物有机农药的了解程度（X7） 完全不了解=12710.67 基本不了解=2239.09 一般=36826.88 比较了解=49738.34 非常了解=53815.02 组织特征 是否加入组织（公司、合作社）（X8）否=05320.95 是=120079.05 是否有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用药（X9）否=019376.28 是=16023.72 组织监管与处罚情况（X10）无监管=183.16 很少监管=212449.01 一般=36425.30 监管较为严格=43112.25 监管非常严格=52610.28

2.2 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即茶农的不规范生产行为是一个二元变量，只有“是”与“否”两种情况，且自变量数据存在不符合常态分布的情况，因此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分析。根据所获取的253份茶农调查数据，运用SPSS 25.0软件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过程中，采用向后逐步剔除法进行回归分析，经过12步的回归，得到最优模型，回归结果较好。个人特征中，茶农年龄、受教育程度及从事茶叶种植年限对茶农不规范行为影响显著；认知特征中，对农药安全间隔期的了解程度、对农药残留危害的了解程度对茶农不规范行为影响显著，其中对农药残留危害的了解程度显著性水平较高，且为负相关。具体模型如下：

表2茶农不规范生产行为回归结果

变量回归系数标准误差统计量自由度显著度幂值 X1-0.1820.4150.16710.2611.429 X20.457**0.3910.00310.0381.109 X3-0.432**0.2200.24110.0470.627 X40.317*0.4083.09810.0622.213 X50.5870.2031.91510.2141.109 X6-0.129*0.3193.12610.0512.352 X70.5070.2812.57110.3172.135 X8-0.683**0.3061.05810.0411.402 X9-0.417**0.2190.34910.0302.037 X10-0.645***0.1144.30310.0061.214 常量-2.5302.1452.81510.1600.276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3 研究结论

从回归结果可看出，在个人特征方面，茶农年龄每提高一个单位，其不规范生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会提高0.457个单位，说明年龄越大的茶农，不规范用药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高。这可能是受其固有思维模式影响，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接受新的规范，形成新的习惯。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不规范生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降低0.432个单位，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接受科学合理的用药要求，越不容易出现不规范行为。从事茶叶种植年限与茶农不规范生产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即种植年限越长，茶农越有可能不按规范用药。种植年限每提高一个单位，不规范生产行为发生可能性提高0.317个单位，可能因为种植时间长的茶农受到其固有经验的影响。在认知特征方面，对农药残留危害的了解程度与不规范生产行为呈负相关关系，前者每增加一个单位，不规范生产行为发生可能性降低0.129个单位，说明茶农对农残危害的了解程度越高，不规范生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低。而在组织特征中，所选的三个变量均对不规范生产行为影响显著，加入产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以及组织的监管和处罚能显著降低茶农不规范生产行为发生可能性，说明组织的管理与监督对茶农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规范作用。

4 对策建议

基于回归分析结果，本文从组织的角度提出以下对策。

4.1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加强组织与茶农联系

企业和合作社应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传帮带”的微信群，及时更新最新农残标准、公布国内抽检不合格情况及处罚结果等等，减少由于信息滞后、信息不对称等带来的损失。该平台还可成为茶农更新茶园基地详细情况的反馈平台，要组织安排专人进行平台的推广、维护及更新，手把手指导茶农操作使用，并定时对平台内反映的情况进行跟进处理，切实解决茶农的痛难点，让茶农有组织有纪律有归属感，降低不规范生产的可能性。

4.2 加强种植管理与监督，引导安全生产

组织应重视对茶农种植的技术指导，在病虫害高发季节，组织技术人员实地指导茶农进行病虫害治理，积极引导和组织茶农进行农药的购买和使用，从根源上为茶农的不规范行为把关。要加强基地检测工作，通过强化合作、累积信用积分等方式充分调动茶农开展检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搭建举报不规范种植平台、安装监控设施、增加检测频次等手段加大监督强度和处罚力度，强制要求在病虫害低发期使用物理方式及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如一旦发现茶农私自购买高毒农药、提高喷洒频率等不规范生产行为，便不再收购该茶农种植的茶叶，同时解除合作关系。

[1]李紫娟,孙剑,陈桃.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265户柑橘种植户调查数据的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21):249-254.

[2]李秀义,官志强.农药安全施用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安溪茶农为例[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6):84-93.

[3]赵晓颖,郑军,张明月,等.“茶农+种植合作社”模式下茶农绿色生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J].世界农业,2020(1):72-80,130-131.

[4]黄炎忠,罗小锋,李容容,等.农户认知､外部环境与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基于湖北省632个农户调研数据[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27(3):680-687.

[5]彭斯,陈玉萍.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对收入的影响:以武陵山茶叶主产区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2,27(2):243-255.

[6]王雨濛,于彬,李寒冬,等.产业链组织模式对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分析:以福建省茶农为例[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3):271-279.

[7]牛文浩,申淑虹,蔡孟洋,等.农业产业组织能否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来自陕西省眉县500户猕猴桃种植户的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22(1):114-128.

[8]于艳丽,李桦.多主体协同治理下茶农绿色生产绩效[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1,30(9):2299-2310.

10.3969/j.issn.2095-1205.2022.04.09

F326.12

A

2095-1205(2022)04-27-03

朱慧娥（1994- ），女，汉族，江西上饶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跨境电商和农产品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