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反腐倡廉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应有之义，其内涵包括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反腐倡廉的本質是我们党的深刻自我革命、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反腐倡廉自我革命品质三个方面。建党百年来，反腐倡廉构成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鲜明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行了“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反腐倡廉探索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进行了“群众运动式反腐倡廉的探索实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进行了“法制化、制度化反腐倡廉的探索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在进行“立体化反腐倡廉的探索实践”。新时代新征程，应以伟大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即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加强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进行反腐倡廉的系统治理。

关键词：反腐倡廉;自我革命;三治融合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22）02-0026-1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庆典大会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为什么能够经受各种艰难困苦、跨越各种激流险滩、创造各种罕见奇迹、取得各种历史成就，不断推进历史性变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并通过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坚持自我革命不断修正错误，这个政党就会走不长远。坚持自我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内涵就是：通过反腐倡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确保党永远成为我国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就是说，反腐倡廉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应有之义，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建党原则。正如习近平所说，真反腐败不仅不会亡党，而且能增强党自我革命能力。[2]394

一、反腐倡廉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应有之义

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伟大体现在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自身特殊利益，光荣体现在我们党在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团结、依靠、领航人民群众取得了一个个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正确体现在我们党始终在坚守初心和担当使命的基础上不断反思、纠正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和失误。反腐倡廉就是确保“正确”的重要方面，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伟大壮举。

（一）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

毛泽东曾将“党的建设”归纳为我们党和军队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党的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政党，从而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建设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党永远恰似风华正茂、充满生机活力、赢得民心的成功奥秘。所谓先进性，是指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比社会一般群众具有更高“思想道德”“法治精神”“组织协调”的政治觉悟和实践能力，在社会生活中处处起社会引领、模范带头作用的特质;所谓纯洁性，是指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牢记“两个务必”、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正确面对“四大考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3]121、自觉与一切腐败现象和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特质。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执政自信的重要基础和力量之源。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4]43。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3]43，但由于各种各样消极腐败因素的影响，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退化的问题。那我们党靠什么来不断加强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答案就是党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是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精神源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原则，在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与自我提高”[5]。自我革命体现了我们党刀刃向内的自我斗争精神，是我们党不断以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无比的斗争本领，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精神。那我们党靠什么来进行自我革命？主要是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约束和法治管束。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包括理想信念的教育、立场宗旨的教育、优良作风的教育、组织观念的教育、党纪国法的教育等等，为制度约束和法治管束奠定思想基础。

只有以大无畏自我革命的精神气魄，敢于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降低党的纯洁性的行为作斗争，敢于向人民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开刀，坚决破除影响民众福祉的利益固化藩篱，处理好伤害人民感情的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并以自我革命不断推动社会革命和社会进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才能在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答卷的同时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接纳，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4]43。那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勇气从哪里来？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6]161。我们党正是因为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才能勇敢面对自己的问题、纠正自己的错误，即便是对待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也是“敢于承认”“正确分析”“坚决纠正”[7]。新时代，我们党要加强自我革命，就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融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8]。

（二）反腐倡廉是我们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

反腐倡廉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其本质就是我们党的深刻自我革命。前文指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是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价值目标，而反腐倡廉既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根本手段，也是增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前提。无论是党的先进性还是党的纯洁性，都要求党员干部通过反腐倡廉建设做到“爱党、爱国、爱民”“忠诚、干净、担当”。腐败源自人性的贪婪，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一放松就会出现回潮反弹，继而侵害党的健康肌体、妨害党的光辉形象、损害党的执政根基。这就要求必须长期进行反腐倡廉、进行自我革命。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一部以反腐倡廉为重要内容的自我革命史。迈上新征程，习近平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1]，这说明反腐倡廉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0F125AE5-A82F-48EB-AF36-84E50412E254

有权力就会有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9]342，因而自古以来围绕着如何通过制约权力进行反腐倡廉建设、保证政权永固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总打不破“历史周期律”的魔咒。中国共产党人不信邪，尽管知道权力肯定会滋生腐败，但矢志要与腐败绝缘从而跳出“历史周期律”。正如毛泽东在窑洞中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之问”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60-61所谓“其亡也忽焉”讲的就是腐败。我国历史上的朝代或政权为什么会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腐败直接导致民心的瓦解和执政根基的动摇，中国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源于此，苏联共产党最终垮台也源于此。只有坚定人民立场、让人民监督权力、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通过厉行法治、反腐倡廉、自我革命、守正创新、提升能力，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也就是我们党为何把“反腐倡廉”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内容的本质动因。

马克思曾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1]11所谓“彻底”也就是要厘清事情的原委和抓住事物的根本。要将“反腐倡廉”彻底进行，就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腐败”和“腐败”的根源，这样才能真正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做到有的放矢。对于何谓“腐败”，有不少专家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蔡陈聪认为，腐败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经济、法律现象，而且不同学科对腐败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比如腐败是“消极的越轨行为”（社会学）、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行为”（政治学）、是“设租和寻租行为”（经济学）、是“违反法律规范有危害性的作为或不作为”（法学）。[12]对于我们党来说，腐败是指党员干部运用公权力直接或间接为本人或相关利益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由于腐败影响着党的执政形象、破坏着党的执政根基、损害着党的执政安全、影响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而必须拿出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精神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党、廉洁政府、廉洁社会。这就是说，要根治党内腐败就必须开展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既是反腐倡廉的手段与方法，也是反腐倡廉的本质与要求。

（三）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反腐倡廉的自我革命品质

“伟大建党精神”是习近平在庆祝建党百年大会上首次提炼出来的，其内涵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1]。伟大建党精神不仅是我们党的精神之源，而且蕴含着我们党反腐倡廉的自我革命品质。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我们党创立的理论本色，规定了我们党必须始终站稳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宗旨，除了人民利益没有党自身的任何特殊利益，这就为我们党不断以自我革命精神反腐倡廉提供了理论依据。《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3]44，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党员干部从入党那一天起，就不存在任何特殊的利益，就等于向党承诺要做一个忠诚、干净、担当的人，愿意随时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一切。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把“忠实”作为入党的条件，并对组织和个人规定了包括财政在内的“监督”要求，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从一开始就自觉致力于把自身建设成为与腐败绝缘的先进性、纯洁性政党。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我们党创立的政治本色，规定了我们党必须具有人民情怀、民族大义，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14]1，这就为我们党不断以自我革命精神反腐倡廉提供了政治保障。“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的鲜明特色，是我们党能够通过反腐倡廉进行自我革命的政治前提。“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讲党性、讲宗旨、讲党纪、讲奉献，简言之，就是讲党内规矩。“讲政治”意味着要自觉通过自我革命反对和纠正自身的腐败行为，并不断通过党性修养警惕和抵制各种利益诱惑的侵袭。正如习近平所说，讲政治“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6]107。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我们党创立的意志本色，规定了我们党必须具有永不懈怠的奉献牺牲和无畏斗争精神，把勇于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和成为人民主心骨、引路人作为我们的意志品格要求，这就为我们党不断以自我革命精神反腐倡廉提供了实践动力。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15]1438靠什么预防？就是要靠科学理论武装、崇高信念鼓舞、初心使命支撑的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新时代，应对“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必须继续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我们党创立的价值本色，规定了我们党必须树立“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无私奉献、不懈奋斗、忠实担当精神，这就为我们黨不断以自我革命精神反腐倡廉提供了价值引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意味着党员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都必须自觉做到“三老”。习近平指出：“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16]“三老”的本质是“忠诚、干净、担当”，蕴含着清正廉洁、反对腐败的要求。只有真正做到“三老”，才能体现“对党忠诚”，继而做到“不负人民”。党的执政根基在人民，党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就必须“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17]。

二、反腐倡廉构成了我们党百年自我革命的鲜明特征

在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党的诞生时起，就本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原则，把“严明纪律”庄严地写在自我革命的旗帜上，一以贯之不断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工作，使反腐倡廉成为我们党百年自我革命的鲜明特征。0F125AE5-A82F-48EB-AF36-84E50412E254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反腐倡廉探索实践

我们党自成立开始，就注重预防和惩治腐败。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高潮时期，由于一些投机分子、试图瓦解我们党的阴谋者和经不起诱惑的“同道者”存在腐败思想和行为，影响甚至威胁到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我们党就开始了包含反腐倡廉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拉开了党的自我革命序幕。第一，进行思想教育。我们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进行忠诚、纯洁、奋斗、牺牲等教育，强调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2]4，明确反对做官发财思想。诚如陈独秀所说，对于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党员，共产党应“毫不顾恤”将其驱除出党，否则就不是真的共产党[2]3-4。第二，严厉惩治腐败。我们党在实践中通过摸索，将立章建制和严格惩治相结合进行反腐倡廉。党中央于1926年8月出台《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要求坚决洗清混进党内的投机腐败分子，“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8]348。各地党组织据此迅速展开行动，为保持党的队伍纯洁、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根据地及其政权的不断创建，我们党认识到腐化堕落“是赤色区域最易发生的危险”[19]415，因而自觉地将反腐倡廉作为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强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2]37。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2]371932年2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央苏区政府发出严惩公务人员贪污腐化的决定，并通过设置控告箱等形式号召民众检举揭发贪腐分子，拉开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帷幕。经检举揭发，时任瑞金叶坪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成为我们党反腐倡廉史上被枪毙的首贪。这之后，中央苏区政府把“严紧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2]34，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专门机构，成立中共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进行法制反腐，发布了党史上首份完整的反贪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标志着我党早期反腐倡廉进入法制化轨道。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在边区、解放区局部执政过程中，适应形势需要提出了“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主张[2]52，并结合黄克功案强调“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2]52。为进一步震慑贪腐分子，党中央颁发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省委还专门制定党员干部应遵守的“刻苦耐劳，积极负责，绝对廉洁、正直”[2]54公务条例。为保证《条例》有效执行，我们党通过制订文件等形式强化“四个服从”等党的纪律。毛泽东于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首提“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并将“党的建设”作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而反腐倡廉则成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延安整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场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運动，在增强党性和巩固党的纪律的同时，肃清了党内“三风”不正的残余，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反腐倡廉和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进京赶考”等思想，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反腐倡廉建设埋下了伏笔。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群众运动式反腐倡廉的探索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革命胜利带来的糖衣炮弹的风险考验，但也有一些人居功自傲，致使党内发生一些严重的堕落腐败现象，因而党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布《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其中一项就是整肃少数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等违法乱纪问题。1951年2月，党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整党，并在次月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对整党工作作出部署。为保证整党工作有效进行，政务院（国务院前身）还专门公布《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设置监察通讯员试行通则》等，为即将开展的“三反”“五反”等群众性反腐倡廉运动铺垫。

继1951年11月毛泽东作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的指示，中共中央于12月1日正式作出“三反”决定。次年元旦团拜会上，毛泽东号召各族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2]107。中共中央很快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强调“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2]108，并将“三反”运动与整党工作相结合，要求对犯有官僚主义、贪污浪费等严重错误的党员，除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之外，还要给予相应的党内处理。在“三反”运动中，河北省委依法查处的被后人称为新中国第一大案的刘青山、张子善案，向世人证明了共产党绝不是当年官官相护、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经得起长期执政的考验。1952年10月“三反”运动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又开展了以反对违法乱纪、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并进一步完善纪检和监察机构，在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过制度建设堵塞腐败漏洞的同时，认真查处腐败案件，从而通过惩教结合尽力预防和减少腐败案件。

196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三反”运动随即在广大农村开展，中央监委还在发出《关于农村‘三反运动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意见》的同时，不断就新发现的商品供应“走后门”等腐败问题提出整肃建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并决定“在城市开展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2]159。其后中组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针对党外很多人担心的“共产党没有当权时是好的，现在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2]159的问题，强调要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并提出了加强干部管理的若干措施。1963年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城市继续开展“五反”运动。“文革”发生以后，反腐倡廉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0F125AE5-A82F-48EB-AF36-84E50412E254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法制化、制度化反腐倡廉的探索实践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反腐倡廉主要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方式进行，尽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内腐败问题，各种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但我们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总体清廉、纯洁，党的肌体总体健康和充满生机，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总体很好，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真诚而发自内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战略，经济体制的变化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使得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党和人民再次面临腐败大范围卷土重来的严峻考验。为开展好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成立的中纪委一次全会通过了不靠政治运动而靠法制和制度进行反腐倡廉的重要原则。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党和国家还通过制定严格的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为反腐倡廉提供制度保障。

邓小平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认为反腐倡廉必须从抓党风开始、靠法制保障。他认为党风会影响改造社会风气，指出领导干部如果“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就不可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20]177-178。他还结合对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深刻反思，指出：这次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21]300。基于“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21]313，邓小平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21]314方针，强调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21]327，必须靠法制而不是政治运动，因为“搞法制靠得住些”[21]379。

江泽民、胡锦涛进一步致力于反腐倡廉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1991年11月第十三届中纪委8次全会强调“要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2]256。1993年8月十四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形成了反腐倡廉总思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不搞群众运动”“把惩治腐败纳入法制轨道”“加强综合治理，既治标又治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2]263至十五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基本形成“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源头防治”的反腐倡廉方针。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方针，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319。2005年1月，党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标志着法制化、制度化反腐倡廉进入新阶段。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2]335-336。这些连同2008年5月党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成为反腐倡廉重要指南。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立体化反腐倡廉的探索实践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2]359这为新时代反腐倡廉工作定下了总基调。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抓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作风开始，着眼于“五位一体”现代化总体布局，全面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提出了内含“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必须抓好的主要任务。就反腐倡廉的探索实践而言，主要聚焦“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364，形成新时代“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366这一立体化反腐倡廉机制体系。

加强反腐倡廉教育。习近平早就强调：“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2]360他还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或“第一课”[2]360。为更好地开展反腐倡廉教育、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八项规定”;习近平提出“反四风”，要求全党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2]368。为“常”“长”有效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让党员干部时刻感受到头上的“紧箍咒”，我们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活动，以自我革命精神建设廉洁政党和政府。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366，“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2]362，才能更为有效地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这方面，我们党首先强化中央巡视力度，“开通‘党风政风监督举报平台和手机客户端反‘四风一键通”[2]408，形成全党和全体人民的立体监督网，有效铲除滋生超越制度之上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腐败土壤;其次要求所有纪检监察干部要以更高标准和铁的纪律要求自己，谨防“灯下黑”，“做到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濫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2]449，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纪律严明”[2]454的纪检监察铁军;最后是“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2]364，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2]394。0F125AE5-A82F-48EB-AF36-84E50412E254

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习近平指出：“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2]410为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共中央专门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依据此条例和《党章》，全面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魅力在于执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还将规范性制度与执行性制度结合，形成我国反腐倡廉特色。如为了保证八项规定精神落实不流于形式，促进党员干部加强自身的廉洁自律，每到重要节日，中纪委都要出台“节日禁令”，形成“从发布禁令、群众举报，到点名通报、严格执纪”的我国节日反腐特色。

三、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新时代反腐倡廉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14]529。作为“治党理念和治党实践”的自我革命，体现了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和政治优势”[22]，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的征程上，我们党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继续解决好“腐败”这一所有执政党都会面临的最大威胁，“把管党治党的螺丝拧得更紧”[2]443，坚决彻底干净地清除掉侵蚀我们党健康肌体的所有病毒，全面提振党的形象、密切党群关系，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增强党的核心领导力、价值引领力、组织执行力、社会治理力、奇迹创造力、国际影响力，使新时代反腐倡廉建设进入新境界、助推新奇迹。

（一）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

对于我们党来说，党性是抵制腐败的“特效药”，党性强腐败抵制力就强，有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腐败行为往往就是党性不强使然。特别是革命时期出现的“英雄”腐败和建设时期出现的“能人”腐败，也往往是由于这些人党性蜕化乃至丧失所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将执政党的党性教育提升到了党的建设的核心地位。正如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23]39就在2021年初，习近平也特别强调要以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之契机，“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党性修养”[17]。党员干部的廉洁源于共产党人的党性，现在党性教育已经成为所有共产党员修身养性、廉洁奉公、服务人民、报效国家的反腐倡廉必修“心学”课。

首先，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的理念信念教育。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4]57我们共产党人的理念信念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有一些党员干部一开始参加革命和建设的时候，能够抵制各种利益诱惑，原因就在于理想信念坚定，愿意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后来发生腐败甚至投降变节、背叛党和人民，原因就在于“理想信念‘总开关常年失修，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不信马列信鬼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蜕变”[25]9，刘青山、张子善如此，周永康等也是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任何时期都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26]11，用坚定的理想信念育德铸魂、炼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铸牢政治灵魂;二要通过“四史”学习把握历史规律，筑牢精神支柱;三要加强中华优秀廉政文化学习，提升道德境界。

其次，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列宁所说：“政治上有教养的人是不会贪污受贿的。”[27]125所谓政治上有教養的人，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就是宗旨意识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8]475。宗旨意识强，才能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才能不让歪风邪气近身附体，才能在为人民而工作的过程中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才能自觉抵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习近平指出：“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29]18党的宗旨体现着党的性质，党的性质和宗旨与腐败势不两立，背离党的宗旨、改变党的性质本身就是腐败，甚至是严重的腐败，因而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教育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教育，一要加强以党史为核心的“四史”教育，学史明智、以史为鉴、不忘初心、反对腐败;二要加强传统廉政文化教育，从中找寻古代清廉的榜样及其精神力量，自觉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三要加强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在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增强宗旨意识。

最后，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的党规党纪教育。习近平指出：“一个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不加强修养和锤炼，党性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甚至可能完全丧失。”[2]417防止党性降低甚至丧失，除了加强理想信念和党的宗旨意识教育外，更重要的就是加强党规党纪教育。党规党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延伸和细化，认真学习党规党纪就能更加清楚平时我们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从而真正成为忠诚干净担当的共产党人。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党员干部因贪污腐败被抓后，在剖析其中的原因时都忏悔地表示对党规党纪不熟悉、没有好好掌握和领会，以至于从昨日的“好干部”沦落到今天的“阶下囚”。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员干部的党规党纪教育，一要开展各机关各行业各领域腐败行为的警示教育，通过一系列的反面典型案例“当头棒喝”警示教育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意识;二要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形成不想腐的机制;三是严肃查处违反党规党纪的行为，形成不敢腐的心态。

（二）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0F125AE5-A82F-48EB-AF36-84E50412E254

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或单位发生这样那样的腐败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党的领导作用没有很好发挥或党的自身建设存在严重问题有关。诸如把行政工作与党的领导分离开来、把经济工作与党的领导割裂开来、把依法治理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造成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弱化虚化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的机会，从而导致腐败的发生甚至泛滥。所以，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必须敢于同一切弱化虚化边缘化党的领导、搞贪污腐败的行为作斗争，千万不能因党内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就“走到自断股肱、自毁长城的歪路上去”[14]535，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维护巩固党的领导并自觉加强自身的反腐倡廉建设。

首先，始终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党性原则，离开党的全面领导，反腐倡廉建设就可能存在缝隙、死角和“天窗”，必须“着力从制度安排上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体制优势”，统筹整合反腐倡廉力量和资源，保证全党反腐倡廉建设上下一心、全面协调、有序有效。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于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把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作为每个党员干部的政治任务、政治原则、政治纪律。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反腐倡廉建设，以严明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改进各级党组织的作风，自觉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14]585，执行党中央反腐倡廉决策部署“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搞变通”[14]585。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还必须充分发挥党的纪检、监察部门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专责监督作用，通过“常”“长”反腐倡廉机制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其次，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截止2021年6月5日，我们党的党员总数达到9514.8万名、共有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3199个。對于这样庞大的执政党来说，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任由腐败之风横行，就经不起“窑洞对”的追问和跳不出历史的周期律。现在我们正行走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的“赶考”路上，所有党员干部都必须确立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赶考”的清醒和自我革命精神将反腐倡廉建设提升到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如何“保持‘赶考的清醒”？一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知道我是谁和为了谁，不断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增强抵御腐败的自觉性;二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做到未雨绸缪，通过制度设计和运行使腐败无滋生的土壤;三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毫不松懈地改进党的作风，自觉与腐败绝缘，真正做到为民、靠民、利民，并使人民群众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生力军。

最后，始终抓好“关键少数”。勇于善于冲前干先做表率的“关键少数”（即各级领导干部）是我们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成功走向成功的关键，“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31]20。也正因为如此，加强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关键是要牢牢抓住“关键少数”，更好发挥“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但也应该看到，如果“关键少数”出了问题，那也很容易发生某区域或某单位的塌方式腐败，从而对党的肌体造成伤害，这方面周永康就是明例。所以习近平强调，从严管党治党，关键是要首先管好“关键少数”，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立正身、讲原则、守纪律、拒腐蚀，形成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如何始终抓好“关键少数”？一要公正选人用人，要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坚决果断遏制选人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做到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把政治生态搞清明”[2]476;二要加大对“关键少数”的监督，要有意识地通过监督“探头”组网形成监督全覆盖，不让“关键少数”有腐败机会;三要加强对“关键少数”的官德建设，使“关键少数”“对组织和人民常怀感恩敬畏之心，对功名利禄要知足，对物质享受和个人待遇要知止”[14]507。

（三）以自我革命精神进行反腐倡廉的系统治理

系统观念“作为治国理政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方法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33]10，它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34]，也是新时代反腐倡廉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进行系统治理，“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17]，尤其要建立适合新时代特点的系统性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整体推进各项工作，使反腐倡廉真正做到“在内容上系统起来，在措施上完善起来，在环节上衔接起来”[24]228，把反腐倡廉建设提升到新的境界，“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17]，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保驾护航。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新时代反腐倡廉的系统治理，需要着力建立和完善以制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特点的反腐倡廉系统治理体系。

首先，制治重在“制度治理”，要求通过制定完善一系列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为新时代提升反腐倡廉新境界夯实“不能腐”之根基。习近平特别强调，要不断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渗透到反腐倡廉的各个领域，形成社会全覆盖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建设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一定要做到“无缝隙”“无地漏”“无天窗”，要通过建立整套系统、闭合的制度规范和制约权力的运行，使权力始终套上反腐倡廉的“紧箍咒”。按照习近平多次强调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要重点抓好四个方面：一要着力建立健全选人用人管人的制度，这是反腐倡廉的前提制度;二要着力建立健全党内各种监督制度，这是反腐倡廉的关键制度;三要着力建立健全推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制度，这是反腐倡廉的保障制度;四要着力建立健全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内部的各项监管制度，这是反腐倡廉的基础制度。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建设中，还要努力强化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执行性，不能因制度的天然缺陷而成为“稻草人”和“墙壁画”。0F125AE5-A82F-48EB-AF36-84E50412E254

其次，法治重在“权力治理”，要求通过制定完善一系列的反腐倡廉法规体系，为新时代提升反腐倡廉新境界筑牢“不敢腐”之框架。好的制度需要通过严明的法治来执行。从反腐倡廉的角度看，法治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权力的分配、权力的监督和权力的惩处。权力的分配是要明确权力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权力的监督是要明确如何保证权力正确、规范、有效行使;权力的惩处是要凸显权力未正确、规范、有效行使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党纪处分和法律责任，要通过“全天候、全覆盖、零容忍”的权力监督和“严、紧、硬”的党纪国法惩处，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轨道运行”[35]450。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36]22基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权力治理，除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还要加强对权力的警示教育，要通过警示教育，使全体党员干部养成正确的权力观，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24]184，自觉抵制权力出轨和权力寻租。

最后，德治重在“道德治理”，要求通过制定完善一系列的反腐倡廉德育体系，为新时代提升反腐倡廉新境界净化“不想腐”之心灵。习近平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24]125，必须不断加强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这就是说，党员干部只有思想道德修养切实得到加强，才能明辨事理、看透权势利益，“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严守党纪国法”[37]，从而在各项工作和事务中做到“慎小事，拘小节，防微杜渐，两袖清风”[38]38，真正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在新时代加强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道德教育，重在党性教育和政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以集体主义为内在之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抵制和反对个人拜金享乐主义，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党性和政德修养，为维护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而自觉拒绝为个人私利而滥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养成“不想腐”的健康人格心理机制。除此以外，加强党员干部道德治理，还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党史教育，要把我们党百年来的优良作风教育与党规国法教育、把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与反腐倡廉的法治教育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义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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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Clean Governance with the Spirit of Self-Revolution

GENG Buji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clean government is the due meaning of our Partys self-revolution， which inherently covers three aspects：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clean government being an important magic weapon for our Party to win the support of the people， its essence being our Partys profound self-revolution， and self-revolutionary quality containing 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clean governance constitut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Partys century-long self-revolution.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we carried out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clean governanc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unishment”; during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e carried out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mass movement style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clean govern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leg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clean governance” was carried out; the “three-dimension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clean governance” is being carried out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promote anti-corruption and clean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with self-revolutionary spirit， we must strengthen the Party spiritual educa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strength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self-construction， and carry out systematic governance of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clean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clean governance; self-revolution; integration of three governances

收稿日期： 2021-12-30

基金項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A016）

作者简介： 耿步健（1967— ），男，江苏泰兴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0F125AE5-A82F-48EB-AF36-84E50412E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