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实质在于公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以谋取私利，表面上看来是权力侧的问题，以致长期以来反腐败的理论聚焦于以权力为直接目标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但往往因“内部人陷阱”导致控权失灵，因为实际上腐败发生的根本在于运用权力的“人”。显然破解对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建立“人”“权”并重的“正人治权”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通过“正人”来实现“治权”。以“人”为反腐败的出发点，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最根本要素，在决定“人”现实行为的种种因素中内因才是决定性的。长期以来的反腐败实践中聚焦于“权”而忽视了“人”，使得围绕“权力”设计诸多精良的控权措施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利益冲突无法根本消除。欧美国家的实践也说明了防范利益冲突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权力”而是“人”，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将管理利益冲突的制度制定为法律，强化利益冲突行为的惩戒机制、形成防止利益冲突的组织保障机制，他们防范利益冲突的重点实际上并不是权力运行中的“风险点”，而是官员的财产、经济行为等个人利益。

加强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就是以“人”为导向的反腐败策略。廉洁文化治理腐败的功能体现在崇廉拒腐的导向功能、廉荣腐耻的激励功能、戒贪禁腐的约束功能和警变惧化的警示功能四个方面，其作用机理在于通过“正人”而治权，即以理想信念强基固本、以先进文化启智润心、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以人的主体性内生行为与制度的客观性外在压迫相互融通构成廉政防火墙，继而通过廉政介质和载体教育来树立崇尚廉洁、鄙弃贪腐的价值理念，形成从政人员内生的自觉行为和社会价值判断传导的文化压力，从而抵制腐败动机和腐败行为的发生。

首先，坚定信念以达廉政自觉。通过各种廉政场所、场馆、基地及其古今中外的廉政故事和人物传记、廉政影视作品、网络电视等介质，培育权力主体坚定信仰和理想信念、养成廉洁意识和价值理念，强化“廉荣腐耻”的伦理判断和精神动力，激发推崇廉政理念和趋向廉洁行为的自觉来实现道德内省，劝导权力主体建立拒腐防变的廉政价值观，以德性内化和行为秩序惯式养成达到廉政自觉，从而形成不敢腐的自我惩戒机制。具体来说，一是道德品格促使廉政人格自省。通过教育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高尚的道德品格，导引权力主体具有崇廉拒贪和荣廉耻腐的价值自觉和廉洁人格自省;二是伦理精神决定廉洁心理倾向。通过教育宣传国家、集体、人民利益至上的行政伦理精神，使权力主体杜绝贪婪念头的发生，自觉抵制住金钱美色等腐败的诱惑，趋向清正廉洁的行为作风，构筑不想腐的心理习性倾向;三是德行礼序养成廉政行为惯式。通过教育宣传推进美好道德和伦理精神的外化、良好的黨性修养和作风养成，不断涵化权力主体养成廉洁行为惯式，始终坚持清正无私、去奢戒贪习性，自觉趋向清正廉洁的行为作风。

其次，警示利弊以求廉洁自律。这一功能的发挥，需要廉政组织的强力行动以营造高压反腐的氛围，使权力主体对违背理想信念或者各种廉洁制度带来的后果获得认知，构筑约束权力主体用权行为的廉政律尺准绳。权衡利弊以廉政自控也就是权力主体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形成对腐败的理性认知。廉政组织通过强力反腐行动以警戒和震慑权力主体，使其强烈感受到不要心存幻想，清醒、明确、强烈的行为结果预知将自己的行为规约在廉洁从政可以做、应该或必须做的行为范围内。廉政组织的强力反腐行动强化廉洁文化的警示功能，尤其是对典型重大案件的分析和反面腐败行为警示教育，以权力主体亲身感受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切肤之痛，亲耳亲眼去听去看被判处极刑罪犯的绝望心态，令其震惊、促其警省，不断提高“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的腐败风险意识，避免工作一生最后付出身败名裂的沉重代价，使未腐败者不敢去腐。

最后，廉洁社会以成清明政治。作为社会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廉洁文化的塑造和建立必定是在一个总体社会中进行的，其动态引导着社会中整体性的向上向善的价值品格，约束警戒向下向恶的负面动机和行为。构建全社会廉洁文化，一是营造与清明政治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廉洁品格，通过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体性营造全社会的廉洁风尚，培养整个社会廉洁从业的个体道德品格和修养作风。二是凝聚清明政治价值认同的廉政意识。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宣传教育极力倡导廉政理念和大力颂扬廉政行为作风，使得社会成员对清廉所带来的行为肯定、腐败所带来的行为恶果不断凝聚共识，达成对干部清正、政治清明、政府清廉清明政治的价值认同。三是传承与清明政治秩序规范相符的廉政习俗。营造廉洁社会氛围离不开优秀社会历史廉洁习俗的传承。中华文化中无论是道德、伦理、政治学说还是宗教文化在个人家庭伦理（修身、齐家）与政治（治国、平天下）诸方面有着丰富的廉洁习俗，从政者往往言有规、行有矩、事有则、动有序。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器物场所型介质、文艺型介质、媒体型介质、教育培训型介质来传承和弘扬其所在社会风俗习惯、行为礼仪（家风家训）中所蕴含的廉洁美德，构筑正向的为民服务、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的职业工作规范和简朴节约、严管家人、择交良友、坚拒诱惑的生活秩序规范;形成坚决遵守法纪法规的廉洁行为规范，实现干部清正、政治清明、政府清廉的清明政治。

当然，廉洁文化治理腐败还需要与其他各项反腐败措施进行合力协作。事实上任何单向度的反腐败举措都需要与其他手段相互协同才能取得治理成效。廉洁文化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与廉政制度和廉政组织合围形成CSO立体反腐败体系，才能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行，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廉洁文化一方面作为制度的“补丁”，对权力及其主体形成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以“公生明，明生廉”的廉洁价值观加强廉政自觉;另一方面在 “零容忍”的高压反腐败常态下，廉洁文化成为腐败动机的抑制剂，对权力主体形成强力压迫，以“趋利避害”的利益权衡加强自身的廉洁自律。

收稿日期： 2021-12-29

作者简介： 徐玉生（1967— ），男，江苏盐城人，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治理与建设专业委员会副会长。B96C7615-2BEB-4A0D-B320-767E4BD38D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