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刘凤至

【内容提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数字化时代叠加，传媒生态重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加速。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面临着数字鸿沟、知识产权、文化摩擦等挑战，倒逼全球信息产业治理、知识产权治理创新和全球传播治理能力创新。加强产业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建立互联互通、开放包容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亟需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数字时代 全球传播 全球治理 数字鸿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标志性的表现是人类社会正在快速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时代，每个领域都必须经历数字化转型。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信息传播的数字化和多元文化交流互动加速了传媒生态的重构，出现主流传播体系的非主流化和非主流传播体系的主流化趋势，数字鸿沟成为全球传播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治理因数字鸿沟导致的社会隔阂，构建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数字传播治理体系，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的重大理论和战略课题。

一、数字时代的全球传播挑战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快速革新，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化传播技术突破了传统大众传媒的界限，形成了新的数字化传播生态系统。在这一数字化生态下，数据成为一切传播的原材料，算法成为全球传播的生产方式，数字化平台成为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给全球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一词源于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于1990年出版的《权力的转移》一书。该书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的鸿沟，信息和电子技术造成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化。①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的文件，“數字鸿沟”不仅指信息技术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差距，也涵盖了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差距，呈现为不同国家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化发展水平差异造成的不对称和统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②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差异因数字技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制造了更根本的技术隔阂，形成了更深刻的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公正以及更多无形的传播壁垒。

数字鸿沟造成了全球传播的“小世界”现象，亦即只有那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都市才具有创新能力，拥有制造、组织和控制网络的能力。目前，国际互联网的控制权掌握在美国加州的一家私人公司手中（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对其他中小城市而言，数字化的发展更加扩大了信息边缘化的落差。即使在同一国家内部也存在着因阶层、种族、行业、年龄、性别、城乡及不同教育背景而产生的信息化差距。因此，能否进入特定数字技术的“小世界”是能否获得必要信息的关键，甚至在特定议题领域，基于数字化技术产生了“小世界”的数字土著和非“小世界”的数字移民之间的分化。对于那些“小世界”内部的群体来说，全球传播成为即时传播（Real Time Communication）；而对于那些没有进入数字化“小世界”的人来说，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传播渠道，都无法产生信息传播应有的效果，进而导致全球传播愈加碎片化和分众化。

（二）知识产权争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制度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制度转变为全球性的制度。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贸易结构中的地位上升，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将竞争的重点转向高科技以及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行业（比如医药、娱乐、软件等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已经超过了强大的产业部门（比如钢铁和纺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侵犯知识产权和跨国知识产权争端的事件越来越频繁，美国挥舞着所谓的“301条款”对各个国家进行强制性经济外交，知识产权成为全球关注的议题，很多国家为了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知识产权协议，不得不以饮鸩止渴的方式吞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苦酒。然而，知识产权制度在数字化时代面临新的困境，尤其是对全球传播来说，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着究竟是放松还是收紧知识产权限制的选择困境：一方面，数字化时代的一切资源和要素都数据化了。只有放松知识产权限制，才能释放数字和算法生产力的巨大能量，才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和更频繁的数据流动中加大全球传播的能量。另一方面，一旦放松知识产权限制，就会冲击知识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创新效率低下，不利于全球传播内容的创新，长此以往将伤害全球传播的生态。

（三）文化摩擦

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存在着族群、语群、宗教、文明等差别。冷战曾经把文化多样性压制在两极对抗的高压之下，冷战结束后，这些文化多样性重新被释放出来。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1993年提出了“文明冲突论”③，尽管亨廷顿的论断多少有些耸人听闻，但文化产业国际化和高度集中的确造成了对文化多样性的冲击。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文化自主行为，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确成了全球治理的任务。

数字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将多样性的文化压缩在数字空间中，加大了文化摩擦甚至冲突的几率。数字时代传播的战地在云端，决胜在平台，数字时代的一个重要竞争领域就是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各种数字平台，承载着形形色色文明和文化内涵的信息在同一平台上频繁碰撞，导致不同利益矛盾和认同分歧复杂纠缠在一起，从而引发更大范围内的舆论事件和舆情波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数字化和智能化让世界更小了，但问题却更大了，数字空间的每一丝风吹草动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一场舆情风暴，全球传播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要求技术、制度和传播能力与时俱进。7FF2F77D-FDE7-4E9E-AEA9-B1397F7ACF87

二、全球信息产业治理创新

数字时代重塑了全球信息产业的地图，要求全球传播技术和信息产业治理的调整和创新。最初，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对信息领域的多边治理架构主要基于一种功能主义的需求。比如1865年成立的国际电报联盟和1932年成立的国际无线电报联盟合并成立的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都是功能主义的产物。

进入20世纪以后，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覆盖全球的卫星通信对国家间电波频率分配、卫星轨道分配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随着一大批殖民地国家赢得独立，国际电信联盟的成员也从1945年的70个增加到193个成员国和900多家公司、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④1947年，国际电联被纳入联合国体系，成为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联合国机构，负责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制定全球电信标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电信援助，促进全球电信发展。当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电联后，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了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的论争。不结盟运动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提出了针对信息和媒体传播的规范问题，反对西方信息霸权。

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外，1984年，国际电联成立了梅特兰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善欠发达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措施，但进展并不大。争议之处在于国际卫星广播信号的接收问题，美欧国家希望推动卫星广播信号的自由流动，但遭到了以苏联和法国为首的许多国家的反对。另外，关于国际电信结算率的问题最终也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掌控，国际电信联盟沦为功能主义的技术机构，导致其地位急剧下降。1997年，69个国家签署了《基础电信协议》，成为电信治理的里程碑。但国际电联基本上没有多少强制力。

显然，数字化时代对全球信息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加强全球电信产业的治理创新。首先，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建设。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国际电联，都无法承载数字化时代全球传播的巨大压力，这要求全球信息产业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在联合国框架内，整合信息产业发展、网络安全和舆情监管的职能，推动建立联合国网络和信息化理事会，并在这一框架内形成协调各国网信政策的平台。其次，推动全球信息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当前技术标准、发展领域和政策领域的信息规范建设等受到了一些信息产业大国和大公司的控制，形成了信息霸权。尤其是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的加快，数字威权和数字霸权加速发展，缺乏透明开放的国际规范体系，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最后，推动全球信息产业的互联互通和开放包容。迄今为止，全球信息领域中的国际互联互通发展很不平衡很不充分，特别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存在着严重的数字鸿沟，国际信息产业还存在着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够、民主问责和监管还不充分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通过推动全球信息产业的治理创新获得解决。

三、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创新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创新也是数字化时代全球传播创新的重要内容。

近代以来，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支持下，世界知识产权的治理经历了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向关贸总协定和之后的世贸组织的转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是联合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一个专门机构，1967年7月14日在斯德哥尔摩设立。关贸总协定最初并没有涉及媒体和文化领域，但媒体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局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包括电影、电视、音像、出版、软件等在内的产业迅猛发展，所有权不断集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争议不断上升。1984年，代表超过1500个以版权为基础的公司的八个美国贸易协会组建了一个庞大的院外游说集团——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IIPA），要求加强国外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推动美国修改《美国贸易与关税法案》。这一联盟与美国医药研究和生产者协会一道，点燃了知识产权争端的烈火。

由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均缺乏强制力，基于治理贸易使命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与世贸组织对管制知识产权有了更大的强制力。从1995年开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签订协议，共同管理知识产权协议，但世贸组织是主导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把电信和知识产权强行加入关贸总协定谈判进程，经过十年的努力，最终在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形成了一个关于知识产权治理的综合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并在2000年开始生效。根据协议，要求签署国遵守《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基本要求，并给予其他国家“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但同时也鼓励和推动了公共信息私有化的进程，市场规律开始成为知识产权治理的主导逻辑，文化多样性、社会道德和民主公正等原则逐渐被忽视。作为分水岭，此后的世贸组织有权监管知识产权，对相关国家实施制裁，对象甚至包括非组织成员国，被视为工业发达国家的一次大胜利。

总的来看，关于知识产权的治理出现了国家层面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指导下通过法庭实施强制措施，而国际层面则通过世贸组织根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来强制执行。该协议的要害在于将知识产权的概念以保护和排斥而非竞争和扩散为基础的精神制度化，归根结底都是反映主要大国和以知识为行业基础的私营部门和跨国企业的私利，而非国际公共产品的需要。所有世贸组织的成员国都要遵守该协定。该协定覆盖的知识产权的所有领域还包括一些新出现的事物比如半导体芯片权和集成电路等。这确保了世贸组织在电信装备、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的全球治理核心地位，因为如果被告没有遵守相关决议而又有所需要的话，世贸组织将批准原告施加报复性贸易制裁，从而赋予世贸组织执行知识产权贸易协定的权力。总体而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已经“将高科技资源牢固地充实进全球各企业的知识产权之中”。7FF2F77D-FDE7-4E9E-AEA9-B1397F7ACF8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⑤进入新时代，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中方支持国际知识产权发展事业发展，致力于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格局。中国将永远做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做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参与者和建设者。⑥

四、全球传播治理能力创新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也在与日俱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⑦适应数字时代的挑战，需要集中优势资源，精心打造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一流媒体，推出一系列亮点项目、精品项目，形成立体综合的传播体系，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形成全球传播的聚合优势和叠加效应。

（一）加强新闻发布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党委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制度日渐完善。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新要求，全球新闻发布要坚持国家站位、全球视野，树立一体化的大宣传战略思维，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国际社会关切，谋划好、设置好外宣议题，及时介绍党和政府重大政策举措和建设发展进展，开展多种形式、全方位、广维度的新闻报道，让中国故事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二）推动中外媒体交流合作

推动中外媒体交流合作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务院新闻办先后与柬埔寨、阿联酋等国家相关部门签署了旨在促進新闻交流的谅解备忘录。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上述国家的媒体人员交往互访日益密切，利用各个场合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外媒体合作传播，支持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媒体广泛开展联合采制、定制推送、新闻互换等合作，借嘴说话、借筒传声、借台唱戏，把中国新闻信息传向世界。比如人民日报社与各国媒体广泛接触，就“打造新闻合作联盟”事项进行沟通，向有意愿的媒体发出邀请。

（三）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对外宣传，要善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支持国内新媒体走向世界，鼓励运用微视频、“动新闻”、网络直播等新的传播方式，扩大主流传播在海外社交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增强网络舆论场上的中国声音。人民日报开设英文客户端，重点介绍中国经验，阐述中国主张，引发广泛关注。人民网、新华网等主要网络媒体，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大。要发挥好这些新兴媒体的作用，更好推动对外宣传步入新境界。

（四）加强智库国际交流

建设高端智库，鼓励智库专家学者积极与境外各界人士展开对话，支持中外智库围绕中国相关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合作研究和共同发布活动，助力各国有识之士以专业、理性的声音向世界解读和介绍中国。“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朋友圈”达100多家；还有36家中央企业与国外110多家智库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包括课题研究、品牌形象推广在内的多种合作关系。⑧中国科学院已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培养近5000名高层次科技人才。⑨由新华社联合7家中国智库和保加利亚“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等8家外国智库发起倡议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设立“一带一路”研究基金，开设网站客户端，创办相关学术刊物，开展研究成果多语种互译、建立“一带一路”相关基础数据库等。

（五）推动企业外宣工作

企业是对外宣传的重要依靠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数量迅速增加。截至2020年，企业法人数量达到2505万家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8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三。11跨国公司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对外交往活动中。要引导“走出去企业”增强“窗口”意识，充分发挥海外重大工程、重要项目的平台作用，加强对外宣传，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力所能及地为当地做好事、做公益，优化中国国际形象。

总之，世界百年大变局催生世纪大调整，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驱动了全球传播的治理创新。适应新时代的挑战，推动全球传播创新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适合对外传播的、完整的话语体系，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和亲和力，把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与国外受众的表述习惯和接受心理结合起来，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让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相融相通，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闪亮起来，不断开创全球传播新境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18ZDA320）阶段性成果。

赵可金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凤至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Alvin T.， Power shift： knowledge， wealth， and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1， pp.401-403.

②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Socially Just Transi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of All，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 dspd/2020-meetings/socially-just-transition-digital-technologies.html， 2021.

③[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年，第 4 页。

④ITU， Membership， https：//www.itu.int/hub/membership/2022.

⑤谷业凯：《在更高起点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8日，第5版。

⑥《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5周年立场文件》，《人民日报》2020年9月11日，第3版。

⑦《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 《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1 日，第 1 版。

⑧《“一带一路”智库与媒体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人民网，http：//media.people. com.cn/n1/2019/0426/c40606-31050828.html， 2019年4月26日。

⑨《科技支撑“‘一带一路建设 中科院6年投入逾18亿元》，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19/c_1124390042.htm， 2019年4月19日。

⑩《企业法人单位数（个）》，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 htm？cn=C01&zb=A010302&sj=2020，2020年度数据。

11汪文正：《中国对外投资量质齐升》，《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0月26日，第6版。

责编：吴奇志7FF2F77D-FDE7-4E9E-AEA9-B1397F7ACF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