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舟

(云南警官学院 基础课程教学研究部，云南 昆明 650223)

历史上，城镇作为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和人力集聚的场域，中国疆域的开拓和治理往往以边疆城镇的建置发展为实践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边疆的形成和发展是凭借边疆城镇的因袭沿革来实现的,而中国古代“郡县制”文化在边疆地区的推动和深入常常作为边疆治所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自南诏国至大理国，西南边疆民族政权自主引入中原的“郡县制”(1)李宇舟.南诏国中后期的郡县制发展概述[J].中国边疆学(第15辑),2021,(2).，为西南边疆的城镇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南诏国、大理国的城镇及民族聚落发展史能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唐、宋时期西南两个相继的地方政权统一和治理西南地区的历史进程——具有强烈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文化属性的城镇及聚落及其层级的形成和发展是西南局部地区民族社会整合、政治统一及王国治理不断深化的产物。

对南诏国、大理国的政治格局研究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元代以前中国西南边疆的经略和开拓情况以及西南边疆各个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因此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研究热点。对于大理国的治所城镇研究，以古代的史料典籍为基础。(2)如：《旧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图志》《资治通鉴》《通典》《宋史》《元史》《元混一方舆胜览》樊绰《云南志》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万历《云南通志》《新纂云南通志》《云南别录》《云南行记》《南诏录》《云南志略》《大理行记》《西洱河风土记》《僰古通纪(滇载纪)》《记古滇说集》《滇史》《南诏野史》《云南备征志》《滇略》《滇考》《滇云历年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