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兆荣

(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401331； 厦门大学 人类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引 言

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我国古代称自己的国家为“社稷”；我们可以把“社稷”的复杂关系简化为：在土地上种粮食的国家。根据学者的考述：“从原始农业时代中期起，粟就居于粮作的首位，北方人民最大众化的粮食。粟的别名为稷，用以称呼农神和农官，而‘社(土地神)稷’则成为国家的代称。”(1)李根蟠.中国古代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98]：27.这也是五千年文明根本的价值表述。

人类学是专门研究“人类”的学科，人类以什么方式获取食物也成为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遇到的首先问题。这涉及对于进化(演化)的不同看法，农业革命即被视为一种进化——即是对人类更为原始的采集狩猎的一种进化。但也有一些学者持反面态度，以色列的赫拉利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人类简史》中以大篇幅讨论有关“农业革命”的问题。在他看来，农业革命是“史上最大的骗局”。(2)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17：77.

当然有更多的人对农业革命大唱赞歌，认为农业革命是历史上伟大的进步，因为农业革命使得农业经济达到了高峰，带给农业训练有素的分工，对财产的承认，以及“最初的正义法则”。它们是，每一个自己的财物，都是耕作劳作者自己劳动的果实。(3)彼得·甘西.反思财产：从古代到革命时代[M].陈高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6.

既然农业-粮食-正义的母题对人类如此攸关，人类学对于相关的话题、问题必然无法绕过，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和长时段历史中所包含的人类学因素、因子的研究——农业范式，西方学者的研究可资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