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鲜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长期以来，就如何准确界定代表和选民之间的关系曾在政治学研究学者中产生诸多争议。不仅“代表”（representation）及其相关概念在中国和西方国家语境下的对应性问题在学界存在质疑，而且代表理论谱系中的各种流派对“代表”的权义职责也莫衷一是。有以“选民为中心”的民意论，认为代表的职责是准确反映他所代表的选民意愿；也有以“代表为中心”的委托—代理论，认为代表的权义是充分运用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将委托方可能获取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代表理论谱系的两端，西方学术界先后形成了“描绘性代表”“象征性代表”等概念[1]15，但从理论发展进程来看，大多研究至今既欠缺理论完整性又缺乏制度建构性。更甚的是，近年来随着网络和自媒体的发展使民意表达与民众政治参与途径得到拓展，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代表政治已终结”等危机性言论①相关观点可参见James，Muldoon：The end of representative politics.Simon Tormey Polity Press，Cambridge，UK，2015；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聂智琪：《代表性危机与民主的未来》，《读书》2016年第8期。，使体系庞大的代表政治在国际上面临种种质疑和诘难。相比较而言，我国尽管在代议政治方面正探索一条切实的可行路径，并逐步展现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然而，在丰富的本土政治实践背后，也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政治理论的系统建构，仍需通过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等制度的深入实践来对代表政治理论不断总结凝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