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振才

2022年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博古）诞生115周年，也是南京“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建立85周年。秦邦宪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为谋求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在新四军组建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华北事变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迅速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迫切要求。1936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托，秦邦宪协助周恩来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又与周恩来等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与国民党代表先后举行了3次高级别会谈。次年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后，秦邦宪前往南京负责国共合作的谈判和党建工作。在南京，秦邦宪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部署，与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共度时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营救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一大批政治犯，陆续恢复、建立了长江流域和华南等地的党组织。同时，为建立中共独立领导的新四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义不容辞，主持南京国共谈判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秦邦宪参加了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国焘等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道路。秦邦宪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洛川会议结束后，由于国共两党之间长期积留的许多矛盾没有真正解决，亟需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打算继续委派周恩来和秦邦宪再赴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在他们路过西安时，接毛泽东急电指示，周恩来折往山西太原，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洽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等重要事项。

秦邦宪于9月初抵达南京，首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敦促国民党发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宣言》问题，谈判对手依然还是康泽。时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的康泽，深得蒋介石的宠信，1904年生，四川安岳人，国民党著名特工，在江西“剿共”时任宣传大队长、特训班班主任、别动队总队长，杀害了许多爱国之士。此前的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3人在南京时，围绕宣言的修改也曾与康泽进行过激烈争论。

国共南京谈判时，虽然淞沪战争爆发，形势紧迫，但康泽仍然坚持原有意见。为此，秦邦宪与康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为早日达成协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秦邦宪字斟句酌地将《宣言》草稿作了修改，将我党提出的“十大纲领”改成“我们奋斗总的目标”项下的“三项政治主张”。既坚持了原则，文字上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康泽看了以后，不得不点头认可，但又刁难地提出，将原稿中关于“已经取得了国民党的同意”这一句话，改为“已经取得了政府的同意”。明显，康泽还是不愿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秦邦宪寸步不让，坚持不能修改，双方又一次陷入僵局。经再三考虑，为顾全大局，秦邦宪同意将这问题暂时搁下，待与蒋介石正式谈判时再说。

9月21日，秦邦宪、叶剑英前往孔祥熙公馆与蒋介石直接谈判。当谈到《宣言》中是用“国民党”还是用“政府”措辞时，蒋介石支支吾吾，不愿作答。康泽也趁机向蒋介石建议，“考虑一下之后批下来也好”。听到窗外传来的日机空袭警报，秦邦宪站起来大声说，此事不能再拖，“就是今天决定好”。在秦邦宪等人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也希望将红军早日调到抗日最前线，不得不同意用“国民党”的名义来发表《宣言》和谈话。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宣言》。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历时8个月的国共两党谈判终于在南京达成协议，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竭尽全力，化解“漳浦事件”

如何发展民族抗日武装，促成新四军的顺利组建，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秦邦宪到南京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红军主力改编成八路军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成为国共谈判和争论的焦点。这是因为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坚持斗争的革命武装，一直是国民党的心头大患。在国民党军一次次“围剿”中，2万多红军被迫化整为零，分散在赣、湘、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贫困山区，与中央失去联系。陕甘宁红色根据地建立不久，中共中央千方百计地派人前往南方，希望取得联系，但一直没有成功。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北和南剿”方针，继续围剿南方游击队。直到同年8月，国民党方面才当着周恩来的面，口头同意南方游击部队改编为一个军，但提出必须由国民党方面长官任该军军长。在人选问题形成僵局之时，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找一个无党无派人士当军长，蒋介石表示同意。这时，周恩来在上海巧遇了北伐名将叶挺。经过工作，叶挺愉快地接受了编组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重任，解决了关于组建新四军的一个难题。

国民党“围剿”红军3年之久，徒劳无功。而叶挺脱离中共已10年，由他来改编中共领导的南方游击队，国民党当局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就在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5天后，即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事先没有征得中共中央正式同意的情况下，便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得此消息，秦邦宪和延安方面都感到十分突然。对蒋介石抢先发布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一事，中共中央开始持审慎态度，在致张云逸的电报中指出：要警惕国民党利用抗日题目，经过叶挺拔去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撑点。

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军长人选如此谨慎，还因为有“漳浦事件”的惨痛教训在先。何鸣是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在1937年4月就与国民党粤军第一五七师代表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但是由于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对国共谈判中的艰难曲折和坚持的基本原则并不完全知晓。在与国民党达成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后，放松了警惕，近千名红军游击队员被粤军以点编为名解除武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漳浦事件”。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当即提出抗议，要求国民党承认错误，放人放枪。但是国民黨总是敷衍了事，此事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由于事出仓促，叶挺也急忙赶到办事处，向秦邦宪和叶剑英汇报自己同蒋介石会谈的经过。在秦邦宪办公室，秦邦宪与叶剑英一道与叶挺进行深入交谈，并转告中共中央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意见，希望他抽出时间去一趟延安。叶挺当即“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随时去延安，是否就职由中共中央最后决定。秦邦宪、叶剑英迅速将这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复电潘汉年并告秦邦宪、叶剑英说：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必须要事先由国民党方面同意3个条件：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二、国民党不干涉一切内部人事;三、该两部在闽粤边原地活动，为保卫地方反对日寇进攻而作战，不移驻他处。至于南方其他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经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之后，再行商量条件”。

根据中央的指示，秦邦宪和叶剑英抓住国民党抢先发布叶挺任职之错，从多方面人手，设法解决积留已久的“漳浦事件”。经多次交涉，国民党被迫承认错误，发还了被扣留何鸣部的人和枪。

坚持独立性，保证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由于国民党干扰和阻拦，新四军的组建面临重重困难。同年10月2日，秦邦宪、叶剑英接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电报强调：“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原来，中共中央也从报纸上得到项英等人在南昌与国民党谈判，并发出《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消息，内称：“余遵照最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予政府指挥之下，效命杀敌。”

与此同时，秦邦宪又收到了项英通过公开渠道发来的电报。秦邦宪立即起草了给项英、陈毅的指示信，要求地方组织与国民党谈判的原则，明确提出“最低限度之三点：1.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队伍可以变番号为保安独立大队，或其他各名说[义]，只受当地最高机关之节制，这为保持军队之独立性及我们的绝对领导;2.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极力求得物质、军火与经济之补充接济;3.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

为保证中央的决策准确无误地传达到南方党组织，秦邦宪专门选派刚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保释”出来的机要交通顾玉良来完成这一任务。得知顾玉良未入过伍，不懂军规，为防止在与国民党军队打交道时发生问题，秦邦宪又找来办事处参谋，细心地向顾玉良交待了有关注意事项。

顾玉良不辱使命，从下关出发搭轮船到九江，又转乘火车，几番周折在吉安城的一家旅馆见到了陈毅，又在大余池江圩见到项英。

与此同时，董必武带着鄂豫皖、湘鄂赣、湘赣边区党组织和3支地方武装改编的问题从武汉抵达南京。根据中央的要求，秦邦宪与董必武、叶剑英在办事处彻夜商议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和隶属关系等事宜。10月8日，3人联名向中共中央建议：为保持南方战略支点，各地游击队“以集合成为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为使鄂、豫、皖地区红军游击队尽快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秦邦宪与董必武、叶剑英商定：派郑位三去鄂豫皖高敬亭部任特委书记，派李涛去湘鄂赣边傅秋涛部传达中央精神。

秦邦宪和叶剑英一道，马不停蹄再找国民党代表商谈新四军改编事宜。但是，蒋介石非但不同意新四军归八路军指挥，还坚持“南方游击队必须按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经过艰苦谈判和反复协商，这一问题最终在撤往武汉后得到解决。在新四军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中共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八路军，而由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直辖4个支队，部队全部开赴抗日前线;同时在坚持单独成立一军，国民党不插入一人，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和敌后游击战争的独立性等原则问题上，也迫使国民党方面作出了让步。

周密安排，叶挺、项英顺利抵达延安

10月1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公布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命令，任命叶挺为军长。得到国民党公布新四军组建命令消息，由于叶挺因故尚未赴延安，张闻天、毛泽东10月19日再次致电秦邦宪、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在办事处协助下，叶挺于10月23日离开南京，经武汉、西安于11月3日到达延安。在党中央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叶挺激动地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0月22日，项英随顾玉良来到南京“八办”。

秦邦宪和叶剑英等热情接待了项英。由于红军被迫长征后，项英没有能够参加著名的遵义会议，秦邦宪将遵义会议精神、国共谈判争论的要点及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改编新四军的指示，详细向项英作了介绍。项英如梦初醒，对国内外形势和中央指示，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对此，秦邦宪、叶剑英在10月26日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中实事求是地说：“因情况不明，项、陈在谈判中有些不妥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并建议项英回延安后以留在中央为妥。

在办事处和秦邦宪周密安排下，项英经武汉、西安于11月7日到达延安。

在延安，项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方游击区和新四军问题的会议后，率领延安派出的第一批军事干部飞抵武汉。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武汉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

（作者系党史专家、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

（責任编辑 孙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