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传统时代的宗族及相关问题，一向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所关注。不过，相较于明清时代，20世纪上半叶的宗族史研究虽然已出现了一些成果(1)涉及于此的重要著作如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4～313页；朱英《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另可参见钱杭《中国宗族史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此外，还有不少全国各地区域性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可参见常建华《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常建华主编《宋以后的宗族形态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另外，常建华还撰写了多篇学术综述：《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载《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的中国宗族、家族与家庭研究》，载《南开史学》2019年第2期。，但仍然缺乏足够的探讨。而对于徽州而言，自明代中叶宗族社会形成以后，徽州宗族始终是宗族史研究的重要范本之一(2)相关研究可参见以下主要论著：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赵华富《徽州宗族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徐彬、祝虻《宋元明清徽州家谱的历史演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不过，即便如此，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徽州宗族史研究(3)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等书。笔者此前亦撰有《晚清民国时期的徽州宗族与地方社会——黟县碧山何氏之〈族事汇要〉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4期。另外，笔者与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合作主编的《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016年)，亦多有涉及于此者。，也仍然需要更多的案例加以探讨。

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文书，为佚名无题抄稿本1册，计78页156面，全书现经标点、整理，计26000余言。文书涉及的张叙伦祠，位于歙县南乡的东源(今鲍家庄东北之厚坞一带)。据载，东源张氏源出旧徽州府婺源县甲道，后迁满田，再由满田迁薛坑，并由薛坑迁东源。谱中所记的“班辈”(亦即排行)提及，“由甲道行字四十”，即“源本清河胄，祥开万石钧，千枝宗正脉，亿载裕云孙，孝友家声振，诗书世泽存，光明荣祖德，昌炽叙彝伦”，亦即上溯至中古时代的清河张氏。而东源班辈则自“泰”字辈方才迁至东源，也就是“祖伯泰季本，锡敦以若宗，文元邦世大，明伦志安芳，树德崇经到，光荣裕后枝，绥成观景福，振绪懋匡时”。对此，张叙伦祠中的对联称：“派分七六支系众多开甲道，丁壮万千云礽蕃衍继东源。”甲道张氏为徽州望族，而东源张氏亦遂溯源于彼。

一、歙南东源张叙伦祠的修谱、理主

1.修谱、理主之组织与具体实施

东源张氏自前次道光年间修谱之后，到该册文书聚焦的民国年间修谱、理主，相距“约计九十年矣”。对此，书中的一份通知指出：

……吾族祠内现在粉牌尚有可稽，即粉牌无考，或有支谱可稽，否则问之族老，所有生殁以及娶室姓氏，庶几可考，是以急宜实行其事。务宜各房各支以及在家在外、娶室姓氏，各房长理宜承值，尽心竭力，挨户细查，早日集齐。决于△月△日，请各房长到祠缴簿，万不可延。如再延久，粉牌损坏，支谱无存，耆老已殁，则欲思修谱而无可修矣，岂不有玷于祖先乎？

上揭通知主要是强调修谱已迫在眉睫，应当乘着当时文献可稽、耆老尚在的情况抓紧进行。其时，在祠堂内，祖宗牌位俗称神主，红漆金边者为金边红主，未漆者则为白粉牌——这些“粉牌”因没有上漆，可以擦抹，从这个意义上看，“粉牌”应是安置于祠堂内的临时牌位。修谱时，一般的做法是将粉牌上的祖先名讳抄誊下来，然后再将其名字擦掉。徽州人常说“三世不修谱，则为不孝”，一世大约是三十年，九十年正好是三世。有鉴于此，叙伦祠邀请外硚、塘边、西边、帅边、麻元头、七里头、新安关、渔梁和鲍家庄的各族门支丁，前来叙伦祠商议修谱、理主之相关事宜。从中可见，张氏零星分布于新安江沿岸的几个村落。根据文书的记载，“祠内稍有二百余丁，大数务农”。

文书抄稿本卷首，开列有“张叙伦祠理主修族(谱)各认执事芳名”：

总经理 黻卿；副经理 安照；

总监理 石芝；副监理 炳森；

司账 兰馨；管钱 五寿；

交涉员 兆三 鹤龄 鸿昌 福全；

编辑 黻卿；稽核 汉文；

誊写 祖培 有恒 卓囗 金宝；

招待员 志林；

总稽查 正云 焕钦 灿文 东桂；

经收员 兆三 炳森；

按户稽查 铭公 安照 钊公 金发 锧公 六十 录公 灿文 德生公 志林 天赐公 秋富 愫公 安江 乔荣公(分支小川) 鹤公 石芝 榯公 安国 焰公 黻卿 相公 高春

这一份名单由张氏叙伦祠公具，并张贴公示。从分设的总经理、副经理以至经收员、按户稽查等14种执事名目来看，修谱的相关组织颇为严密。特别是“按户稽查”，每一支派皆委任一人专门负责。

名单上的总经理兼编辑为张黻卿，也就是张安锐(黻卿是他的字)(4)据《东源重修张氏宗谱》卷35下册：“安锐……乳名金祥，考名廷楷，字曰黻卿。公存心仁厚，矢志朴诚，闭户读书，不求闻达。……生同治壬戌五月十八日亥时，殁民国丙寅三月十七日戌时。”(第80页)。此人的通信地址为“徽歙南鲍家庄投兰记制茶厂转”，而此次的“理主修族(谱)”活动，也经常因“茶市登场”而暂停数月，这说明其人的身份应是茶厂老板(5)张安锐(黻卿)除了是总经理外，还是族谱的编辑。对于前职，他一度颇有推托，在写给上海新昌肥皂厂的张祖培一信中，曾透露了自己的无奈：“顷阅来函所云，一切以正名分，实属克当公议。修谱年已久远，如再(不)趁此行，当湮没无从追考，此中所系，岂浅鲜哉？阖族职司皆是权摄，此其初选，并示作实。若吾之职囗为总理，更有不称，一则年迈，二则多病，三则乎为不足轻重之人。既然壮不如人，今老矣，更无能为也已。吾本禀过令堂太太，此事非侄不能有成。各人所司之职，此其大略，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卓耳……”。另外，上揭名单中的司账叫“兰馨”，这是张树和的字，他的联系地址也是鲍家庄，此处是清代以后珠兰花茶制售的中心地之一。在上列的组织中，张树和(兰馨)是司账，所以在抄本的记录中，他经常向旅外族人催促汇款。至于其人的身份，在他于民国十七年(1928)元月廿六日写给松江张伯彦的信中有所提及：

……弟于光绪癸未幸博一衿，蒙嘉定颂阁徐郙宗师拔取，自惭才学兼无，棘闱终困。迨其科举不行，弃儒就农，时年六十有六。片长莫取，亦无他技，所娱暮岁者，惟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念。虽曰如是，欲寡过而犹未能。赋闲终日，无所用心，第以善书检阅，喜看且喜送。恰逢宗兄乃乐善不倦名门，弟则高山仰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假令潭第夙有格言善本，足以培养身心，且可为童子习读者，请赐一卷，以便弟家塾中烦师讲解，子弟将来成就，庶无损人肥己之心。然而四书五经，名言至理虽在其中，似觉意旨甚深，儿童知识未开，难以进境，不若以格言为阶梯耳。若惠多赐，自当敬送广传，其获报近在自身，远在儿孙，天无毫发之紊。阅及令祖读《金刚经》《心经》，不觉足蹈手舞，与弟同志，弟亦朝夕心惟恭诵，自愧无暇，未能不辍，深为大恨，只得念念在抱而已矣。明公何以教我乎？特别奉达，因追远而兼修德，尽美矣，又尽善也……

信中提及的“徐郙”号颂阁，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系同治元年(1862)状元，曾任安徽学政，故张树和(兰馨)自称为其所拔取。由此可见，张树和在光绪九年(癸未，1883)考取生员，此后未能更进一境，又恰逢清末废除科举，故而只得弃儒就农。及至纂修族谱之时，他已六十六岁。张树和非常喜欢阅读善书，以躬行善事为人生乐事。正是因为其人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再加上一向热心于公益事业，故而被挑选为司账。

综上所述，张安锐(黻卿)和张树和(兰馨)，一位是老板，一位是文人，从该册文书的记载来看，他们二人在修谱理主活动中最为活跃。特别是张树和，由于张安锐中途过世，故而该册文书很可能就是由张树和所抄录并保存下来的修谱档案。

在该册文书中，收录了不少来往书信，文中注明“信稿刻板”，这说明原本是打算将这些书信收录在族谱内的(6)不过，根据《东源重修张氏宗谱》卷31“领谱字号”，此次修谱最终统共仅印了十五本，应当是因经费有限的缘故。故此，原拟收录的信稿实际上未曾刊刻，这一点显然亦可理解。——此种做法，也是不少族谱编纂中常见的现象。另外，上揭执事名单中的最后一类是“按户稽查”，统共编列了23人。这些人的职责，在书信中亦有所反映。例如，书中就收录了两份“通知单”，其一曰：

敬启者，吾族自道光年间修谱，约计九十年矣，非但坐位拥挤，兼之年湮代远，粉牌生殁难以稽查。今因合族酌议，修谱、理主急宜实行，成斯美举。务望各房各支、在家在外、诸名、娶室姓氏、生殁，挨户稽查清晰，早日寄来，以备办理，限于△月△日汇齐，切勿延迟，特此飞函告知，△△族台耆长大人惠鉴。

经理人张叙伦祠黻卿 石芝 汉文

安照 正云 洪昌

志林 兰声[馨] 炳森

五寿 兆三 兰甫

通信处：徽歙南鲍家庄投兰记制茶厂转张黻卿先生收。

这张“通知单”原本当是张贴在墙上广而告之的。由于修谱时应详细登记各房各支人丁的状况，对各人之生殁、婚娶状况等必须一一记录，特别是应当按人头收取丁口费，故而需要按户稽查。

从文书记载来看，张叙伦祠龛座中设有“红牌区”，这些“红牌”亦称“恒牌”，除了用以表彰族中杰出人物之外，一般人物故后只要向祠族交纳一定现金者，也可买得“红牌”。“红牌”是权位、荣誉或财富及事业有成之象征，通常情况下可保留很长时间，获得者借此光耀门第，启迪后人。

抄稿本中还收录了由风水先生开具的选单，从中可见，选定的祠基为“壬山丙向加子午”，并称“丁卯年南北大利”。其间，风水先生先是勘察祠基，接着移主、开土、祭主、登位、分金、点主、安龙、和土等，每个步骤都分别慎重选定了良日吉时。选单中提及的“丁卯年”，也就是民国十六年(1927)。此后，则请匠人施工。对此，书中收录有相关的议单：

立议单人许得来，今议到张叙伦祠内神位粉牌四十块，言明每块计洋一元四角，计美其牌连槖高一尺五寸，阔二尺。除槖外，概旧柏树，亦并接之理，下架之槖，均雕林枝花纹，概行包做成功，送至祠内，毋得异说。犹口无凭，立此议单存照。

民国十六年巧月 日 立议单人许得来

凭中△△

代笔△△

这是重做张叙伦祠内神位粉牌之议单。抄本中收录的另两份议单，是有关柱联、匾额和寝室联的。而《朱家村漆匠做恒牌揽约》，则是做恒牌的相关契约。此外，张树和还到处请人撰写对联，如他曾写信给一位叫“植中”的姻兄：

……前所托者，因敝族理主之事，需制联对，遍请名人题写。素仰令本家沛仁先生精通书法，名重乡邦，瞻仰之私，尽人皆是。敢请姻台介绍一缄，仰求八尺对一对。又兰本身兰茂囗扁额一块，每字尺方，亦请题出尊名。惟对句烦姻台撰就寄沪，前途书成，交邮寄转，而且妥速，是所至祷！将来或送润笔，或送水礼，亦请代为酌定，俾好遵行，免致开罪于君子之前。叨在亲亲之谊，敢布里直之词，伏希鼎诺，是所切祷……

在信中，张树和拜托姻亲“植中”向其本家“沛仁”邀约，让后者为张叙伦祠撰写对联及匾额，并承诺将来会致送润笔或水礼。从文书记录来看，稍后不久就收到“沛仁”之作品。为此，八月二十二日，张树和再度写信给“植中”表示感谢：

植中姻兄大鉴……贵本家沛仁先生所挥联对，书作俱佳，悬诸数祠，端推首指，确实名不虚传，足令观者钦羡。至于笔润，当遵转介之例照奉，容送尊处，再托转交。原函书例，一一敬璧，至请查收为荷……

此外，张树和还延请叶诰书撰写联句：“自黄墩婺源甲道满田，复由薛坑而往东源，移徙靡常，历代出名贤，昭昭可考。”叶诰书为乙酉科(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清室既屋后被举为民政长，属于当时的名人。不过，张树和认为：“原句是‘历代屡迁乔’，鄙意嫌字面重用，故易三字。”与此同时，张树和还请前清武进县进士汪龙撰写联句：“矢弧易赞孝友诗称宝鉴录千秋堂构克承光耀远，甲道支分满田派衍同居敦九世蒸尝弗替泽绵长。”借以追溯前贤往迹，光宗耀祖。

文书抄稿本中详列“祠内铺设等物各房认借一阅”，分别列有族内“铭公”“钊公”“锧公”“愫公”“天赐公”“鹤公”“焰公”“时公”和“相公”各派支下出借给祠内铺设的物品，反映出宗族组织活动之井井有条。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则要开始祠祭。为此，书中也收录了祠祭时的一些祭文，如1927年的《入棺祭文》，个中指出：将在“季秋之朔越三日△△之辰，为我列祖列宗主牌入棺之期，既毕事，将奉主安葬于本祠来龙山之阳”。此外，还有一篇同日的《诰文》以及八月初八日移主下座的祭文留底、“各支贺坟送礼”等。文书抄稿本对族谱之编纂过程，也有着颇为细致的描述。譬如，其中有一封信提及族谱之选纸：

兆三宗台鉴：昨接挂号，内附包约并等件，均已收到，祈勿远念。当时各件呈与公众，足见宗台办事热心，阖族不胜感感！惟谱纸若果未曾办妥，请乞宗台细心斟意。刻今纸料不坚者多，又恐虫蛀之大患，深以为忧。素悉宗兄办(事)精明，定必早日研究，毋庸弟等之饶舌也。承垫之款，一候尊书示明，当交府上不误。

从前述的“执事芳名”来看，这位“兆三”职居“交涉员”。可见，当时对于族谱之选纸颇多斟酌，亦极为重视。

以上这些记录，都反映了修谱之前细密的准备工作。

2.修谱、理主的经费筹措

修谱、理主是一项繁重的工程，在搭建好相关组织班子之后，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筹措经费，这是整个活动的重点与难点。根据预先估算，此次修谱、理主约需费用3000～4000元。为此，叙伦堂拟有《捐助红牌序头》：

盖闻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古称三不朽。吾东源派自道光十四年修谱后，越今九十有二年矣，年湮代远，拥挤难堪，若再不及时汲汲邀集阖族理主重修，不但生殁无稽考，而挂线亦有讹谬之虞。惟此举责任重大，用度浩繁，仅籍[藉]支丁捐输，窃恐大厦难持，不得已，于族内殷实之创立恒牌，分作两等：头等系功绩位，男上功绩位，女上长生位，合成一对，公议大洋两百元；末等长生位一对，公议大洋三十元。凡我族众，其各踊跃赞襄，永垂不朽，此启。

根据此处的规定，恒牌分为两等，即功绩神位和长生神位，分别收费。关于这一点，当年七月二十日落款为“张叙伦祠公具”的一封寄给“安善族台”之信中亦指出：“此番需款颇称甚巨，若论人丁口捐，其实不敷所出。今已阖族另行酌议，大众赞成创设恒牌，分作两种：一功绩神位，为巨富者计，每对计洋两百元；一长生神位，为殷实者计，每对捐输洋卅元。概加一费用。所立恒牌，祖先有何立[利]益？此牌于座上，永远不得理去安葬，直可与金石同贞，与河山并寿。每逢族内颁胙之时，亦有另赠一股。”为此，文书中还抄录了《存根收据》的格式：

收人丁据稿

徽歙南东源张叙伦祠收到

△△户理主、修谱人丁洋△元△角整

此照

民国△年△月△日

第△千△百△拾△号

不过，原定价格远不止上揭信中所说，可能是因为最初设定的价格太高，许多人望而却步，故稍后只能将相关的费用大幅降低(表1)。

表1 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修谱捐输价目变化

为了筹措到足够的经费，张叙伦祠遍发信函，到处寻找潜在的赞助人：

星之族台惠鉴：前信示及谱事，已经备置，议决价目，再当函告。夏间常州恒春典族内融甫返梓，酌办族事。据云亮之有弟在沪开设纱厂，未知确否？如有此人，请咨函通告，并将沪上所设地址以及名号由邮寄来，俾好由祠中公函直达。是关列祖列宗，不得不函通告。抑有抛弃先人，莫挂[怪]祠中不报也。专此布告，敬询秋祺。

八月十七发

收信人张星之，其时是在江苏靖江的庆余典经商。信中提及族中有人在常州恒春典从业，还有人在上海开设纱厂，这些应当都属于比较有钱的族人，自然是赞助修谱、理主的重要潜在对象，故而张叙伦祠的经理人等想方设法弄到他们的通信地址及联系方式，以便与之接洽。

在该册文书中收录了不少书信，具体反映了修谱、理主过程中的诸多交涉。例如，民国十六年(1927)十一月二十一日夜由叙伦堂公具、寄给旅外徽商张华伯的信中提到：“……前者开祠，酌议修谱、理主之事，兼之本祠西墙形势已斜，意拟同时兴工修理，非集三四千金不能开办此举。查人丁不过四五百元左右，是以开办功绩、长生等位捐，故议价目较昂。但此捐款，虽系为各自祖先荣耀，奈值纷乱时势，各业均受影响，捐款甚不易易。兹又开公[会]再议，修理祠墙一项，缘经费艰难，只得暂为停办。捐款一节，资格另议减低，功绩位只捐二百元，长生位照前。要领族谱一部，另捐一百元。”收信人张华伯从业于苏州甪直张源丰号。从信中可见，当时显然是因为向旅外徽商募捐的结果并不理想，所以临时调低了捐款的标准。但与此同时，对于旅外的族众，仍想尽办法一再要求加捐：

盛之贤侄台启：近数月中音问少通，遥想客履绥佳，至为盼祷。族事今由各耆长接续发起，大众一心，仍前努力进行。今已拣定日子，抄寄台览。接侄信来，颇有量力补助之意，足见亲亲仁爱之怀，溢于言表。今族众屡屡向余提及，余先为侄坐上恒牌一对，男上功绩，女上长生，其价公定两百元，另外加一费用。原议尚不止此，因年时关系，嗣复减省从事，久已发表在外，不能再减。请将恒牌如何写式，开示先行寄来，以好饬匠刻上芳名，以垂永久。至于恒牌另立鸿簿，已将尊名列入矣。此外，族中仍希吾侄再加补助若干，以竟一篑之功。余未擅专，该若何回答，亦希酌定，示以宗旨，并将恒牌之款即行汇寄来里，以便转交，切切至要！手此布达，即询潭祺。

愚叔安照字泐 七月十一日

收信人张盛之是旅居湖州太和坊的族人。而此处的“安照”，则是执事名单中位居副经理之张安照。闻知前者有意捐资恒牌，张安照显得喜出望外，他进而希望前者“再加补助若干”。类似的情形，在诸多信函中皆有所见。例如，另外一封寄给张华伯的信函也写道：

……族事今由各派继续进行，大众努力。兹已拣定日期，谨抄呈台阅，到祈察入。唯是即日开始工作，动用需费浩繁。前议请族台补助一二，嗣接回云，亲爱之怀，溢于言表。良以此等公益之举，乃系各人为祖宗办事，非别样捐输可比。当即创为恒牌之说，凡族中稍有充裕者，庶乎各尽尔心，以光先代，百世罔替，永保令名。我族台睦族敬宗，素所佩仰，今兹大典，伏乞量力而行，解囊资助，以竟大功，至为阖族盼切祷切！手此谨布，即请大安，立待回云。令弟均此。

这封信是由“张叙伦祠公具”，落款时间是“巧月十四”，巧月亦即七月，其寄发时间也就在上封信稍后，这显然也是向旅外族人募捐的信函。由此可见，当时族中执事诸人殚精竭虑地通过各种办法，诱导旅外族人捐输。关于这一点，另有一信也提及：

融甫尊叔台启：顷奉还云，亲爱之情，溢于言表，阅之曷胜佩服！第以令尊人管祠有年，功绩巍巍，阖族老幼，无不言犹在耳。当△回谕未到之先，族中因公开议之时，已经啧啧数次，均以令尊人功勋未可泯没，众议印谱之时，加载令尊谱序一篇，传之后人，可以永矢不忘。今奉来信，比即向族中耆长提议，伊等以为令尊人对于祠内办事之公忠，任劳任怨，已历有年。今因修族(谱)，大众酌议，似以初议补序，稍可酬报于万一。至开区区红牌之半数，以令尊人之功绩，实不止此。可否请尊叔一再深思，补序一层，实足光辉家乘，不易多得；而敬上红牌，亦稍尽孝子之心。事之两全其美，未有过于此者。且红牌历久不毁，上者尚多，而谱序独载一人，实为罕匹。今宗谱流传未免损坏，而印谱非止一部，此坏彼存，直可与日月同休，与河山并寿。为此，请吾叔即将红牌费卅三元赶即汇寄，以应公用。至于谱序，或请令东佳作一篇，随后寄来，以好照序加入。谱局现已开工，查理支系，大约八月之内即好开印也。谨此拜覆，即请秋祺。

宗侄兰馨 谨启 七月杪日

写信人“兰馨”也就是司账张树和。从该函可见，收信人张融甫之父曾管理祠堂多年，张树和请其为族谱撰写序言，并附带着让他捐赠红牌。在这册抄稿本中，有武进人刘凌撰写的《张安椿赞》，其中提及张安椿之父在扬州经商，本人则“习典业于吴都”，因他曾研习岐黄之术，后返里悬壶自给。不久，因宗祠管理者去世，接替无人，百废待兴，故被推荐经管宗祠，据说他“受任之后，不辞劳瘁，举凡整顿税租，清理积欠，族事为之一新”。揆诸史实，因上揭收信人张融甫从业于常州之恒春典，从其职业传承以及信中涉及的内容来看，张安椿可能就是信中提到的“令尊人”。张树和从张安椿之急公好义谈起，对张融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目的自然不过是希望他能慷慨解囊。

二、修谱、理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

从该册文书来看，张叙伦祠之修谱、理主过程颇为曲折。书中的一份通知单指出：“前清于光绪年份甪直来邀修谱，发刻当日，无人支持，以致因循迄今，历数十年。自甲道道光年间修谱，约计九十年矣。”婺源甲道张氏是徽州名族，歙县东源张氏即由彼分枝。而光绪年间提议修谱者，自江苏甪直发信邀请，显然是由旅外徽商主持(7)1928年春汪鸿藻撰《惠吉张公暨继配吴孺人传》提及：“张公惠吉讳安禧，幼习贾，随父广余公于苏之甪直镇。性勤朴忠诚，有肝胆，为居停所倚重。岁戊申，甪直遭洪杨厄，人皆逃避，公独部署店中诸务，扄门越墙而出，身几不免。……专致力于甪镇之鼎泰一店，其店屡兴屡踬，公独力持之，以信义为重，私利为轻，故能植基孔固，转危为安。由是振贫乏，恤孤寡，创善堂，联乡谊，热心公益，合三十载如一日，阖镇绅民无论识与不识，莫不重其为人也。”(《东源重修张氏宗谱》卷31)。揆诸史实，民国十六年(1927)的此次修谱、理主之前期调查原本拟定七月发起，十月终止，但实际上整个过程却颇为拖沓。祠中组织虽设有“按户稽查”，但具体进展却相当缓慢。当年的十月初八，张叙伦祠公具的启事还抱怨：“日前公议各户生殁，由各房长挨户稽查，当时限有期囗，而今限期已满，未见实行。”关于这一点，显然是有的放矢。在此之前，七月十二日也是以张叙伦祠名义发出的信函这样写道：

乔荣公支下耆老先生台启：缘本祠理主一事，今已拣就日子，即日进行，兹照原单抄奉台阅，到祈检入是荷。唯是开工在迩，需款甚繁，尊处丁口等费尚未缴到，务祈即速关会大众周知，速将丁口等费即日全数交来应用，并祈探询有愿上恒牌者，亦望约仝其人来局面谈，遵章缴款。事关阖族各派，须要踊跃趋公，以光先代而竟大功，是所切祷！手此布达，即颂公安，立候驾临，切切！

乔荣公“分支小川”，亦即小洲源，此处离东源较远。此一收信者“乔荣公支下耆老”列名谱局中的“按户稽查”之一，但在当时，该支不仅丁口费未曾缴到，而且对于宗族的祭祀活动也显得漫不经心。例如，八月初八日之移主下座，本是张姓宗族的盛事，但结果却为该支所轻慢。对此，“张叙伦祠公具”的另一封信指责说：“本月初八日下座神主，贵支曾未个人来祠。无论他派均有帮忙，想贵支视宗祠显然轻看，慢待祖先，对于族中大有理缺，以致阖族不平。执事人不得不函相告，如不凑此将丁口费缴齐，并派人丁来祠襄办，免得公愤。如不然，九月初三神牌入旷[圹]，难免将贵支神位罢存。特此追函前来，请祈赶早布置。”这封函写得极不客气，反映出张叙伦祠对于乔荣公支族人的愤怒。这说明，即使是在徽州当地，有些支派对于宗族活动亦并不热心。

晚清民国时期，不少宗族由于财力有限，人丁费之收入较少，故而特别寄希望于“恒牌”的设置，但在实际操作中，其收入亦往往不能尽如人意，主事人时常有“有钱与知礼者敬祖宗；无钱与不知礼者，置祖宗而不问也”之感慨(8)抄本《豁然如见》，1册，私人收藏。。除了“无钱”者之外，被称为“不知礼”的成员也相当不少。

如所周知，徽州的修谱，有相当多的经费来自旅外徽商之资助。在明清时代，修谱主要是由谱局向各地的宗族成员发布知单。而到了近代以后，除了传统手段之外，一些宗族还特别注意对新兴媒体的利用，亦即通过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广而告之。此次修谱，张氏即拟有《修谱声明》，刊登于上海的《新闻报》和《申报》上：

启者，徽歙南后坞东源张氏修谱、理主，阖族公议，于阴历七月发起，以十月终为止。倘有迁居外族，速即将上代祖先名讳、生殁履历邮寄来徽，以备办理，特此登《新》《申》两报声明，切勿延迟，此布。

通信处：徽歙南鲍家庄兰记制茶厂收。

此处的“后坞”亦即厚坞。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阖族发起理主、修族(谱)一事，想迁居外方大为不少，诚恐一时难以周知，只得登一星期《新》《申》两报声明”。后来决定，在《新》《申》两报登报五天。根据当时的章程，特等广告内计二十六字为一行，以五行起码，每日每行洋四角五分，依此稿不过五行，两报合计大洋二十二元五角。类似的广告，在民国时期的《申报》上所见颇多。这说明近代以来，通过报纸发布修谱消息的做法相当普遍。

除此之外，张叙伦祠还通过个别的通信，与旅外成员交涉，兹将相关的信函列表显示：

书中《致黄家驹孝廉撰对》写道：“歙南东源张氏，吾邑之望族也，阅九十余年而集议理主、修谱。族大丁繁，迁徙于外者，往往有之。”这是指在“大徽州”各地，有不少张姓成员务工经商。例如，从东源走向长江三角洲的张安国，“以家贫故，不能习诗书而就商业。初至苏州，蒙乡人荐一杂货肆徒。未年余，遭红羊之变，公东奔西窜，避至吴兴，幸乃得脱。靖难后，复得友人吹嘘，于吴兴凌生泰酱园为账职。公素性和顺，笃于信义，为同事所钦敬，不数年即擢为经理。未几年，其肆生意日隆，四方咸集，较倍于前。……于是辞主东，自创小肆于本街。呜呼！时运不济，数年而亏本甚巨，复由旧东相邀，而亏耗之款仍归旧东。又为之经理者数年，再辞旧东，重于吴兴创立福泰米号，专行信义。又设复森祥酒行，不十年，所余之资以万计。又设恒意昌绸庄，其生意之发达，遂占于吴兴。徽人之商于吴地者，以公之信义照[昭]著，公推公为同乡会董事”(9)1928年胡彦文《张公安国先生传》，见《东源重修张氏宗谱》卷31。。除此之外，表2的通信者，从其职业上看，既有传统的典当、布业和杂货等，又有新式的工厂(如上海的新昌肥皂厂)。有些人迁居外地已相当久远，如靖江庆余典的张星之，“迁居江苏已将百载”。对此，张安锐和张树和在信中写道：

表2 歙县南乡东源张叙伦祠修谱、理主相关信函

星之族台惠鉴：旧冬接奉华云，备悉种种。先祖神位即行入祠，概行情事，令侄东下，定当专洽认可。昔年修祠等费四十番，属系[系属]不敷补费，无如族台函中所载苦衷，办事人以难计较，只得任从祠内捐列恒牌，不卜族台与亲房意欲上否？乞为探询。如肯解囊，代祖宗报效者，即速惠复，以便预置。补费、人丁费以及生殁、妻妾姓氏，总速寄来，切勿拖延乃要。特此，并贺新禧。

送 张星之收

经理人 张黻卿

兰馨 具

二月廿六日

该信作于二月二十六日，是经理人张安锐和张树和发出的信函，送往江苏靖江庆余宝典内，征询张星之为祖宗捐输恒牌一事。当时，与旅外族人的联系颇费周章。例如，另一封以“祠堂公具”名义发给张星之的信函这样写道：

星之族台惠启：客冬接到来函，比即具覆，近想客祺晋吉乃慰。族事因黻卿作古，以致停顿，至于月初复议进行，已经公众议妥，拣定吉期。兹谨抄录全单，至希亮察。唯是开工在即，动用浩繁。虽各事粗立大纲，终虞汲长绠短，总赖各支诸公踊跃趋公，以襄大典，不致陨越贻羞。所有族台亲房之处，有意坐上恒牌者，或功绩，或长生，悉听尊便。其恒牌功绩须洋二百元加一费用，长生须洋三十元，亦加一费用。原议尚不止此，嗣因时势关系，不得不核减从事，今已发表在外，万无再减之理。令侄浩如处亦望探询，能得各有捐助，非特赞成族事，实亦先代光辉。是否，务祈即速惠复，切祷之至！另外，尊处之生卒、婚娶，并祈填写表册，即日寄来。因谱局开工，以好接续做去。手此敬达，即颂秋祺。

此信末尾虽署“张祠公具”，但显然是出自张树和之手。从该信可知，由于当时原经理人张安锐(黻卿)去世，修祠、理主一度中断。信中提及因时势关系，恒牌功绩、长生已分别降为220元和33元，但张星之对此似乎并不积极。故而直到九月二十三日，张树和再度致信张星之：“星之族台大鉴：日前邮寄公函，谅早披阅，上主日期，亦已详过。虽是时局不宁，邮政未曾停顿，度不致付于洪乔。兹又渎者，当时令侄浩如言及欲上恒牌之说，不知确否？若果，时已将届，万勿再延，时机已过，再增几信，亦难上进。事到此间，办事人不得不函直告，是否主裁，即行惠复，谅不致省笔楮之资耳……”文中的“洪乔”，典出《世说新语》，原指不可信托之寄信人。可见，半年多过去了，直到此时，张星之仍未将相关的钱款汇上。看来，旅外族人对于上恒牌等事并不十分热心。

此外，在编纂族谱的过程中，有的因迁徙年代久远，与故土乡族的关系已难以理清，因而在一些书信中颇有相关的讨论。例如，书中抄录的信件中，就有松江张伯彦寻根的相关讨论：

伯彦宗兄伟鉴：承赐华翰，其追远之心，殊深念切，欣羡奚似！敬启者，委查源本，固当竭力寻求。无如华翰中只示“新安华泉公”名目，似觅难稽。决于念祖情殷，望收华泉公讳字并历代先祖，或有庭训、口传，祖居新安何乡、何村，否则贵处或有残编遗迹，能于幸获片纸，祈即赐下，以便核考，不胜翘企之至！松地各族支派人丁，当亦蕃衍而弗替矣。敬覆，恭请孝安！

这是当年十月十四日寄往松江城内警察署前张义兴米庄张伯彦之信，信末还开具了需要查核的一些人名：

性公支下 文鹤公派老二房名 赐福

赐林

科福

赐福(班辈芳灿)，前在苏州甪直、六[陆]墓典内生理。

后辈何人，托查。

根据上揭的开示，这位叫张廷荃(伯彦)的人现在松江从事粮食贸易，他自认为祖上应是出自歙南东源，但却只有极为模糊的线索。为此，张叙伦祠方面要求他提供更多的口头及文献证据，以便准确核考。甪直位于苏州城东南数十里，与松江所距非遥，对此，张叙伦祠主事人请求张伯彦代为查找在甪直典当业中营生的族人情况(10)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各地，有不少张姓族人活跃其间。该册抄本中有八月十八日寄往苏州甪直张源丰宝号张华伯收的信函，其中提到：“想祠内贸迁苏地一带大概不少，族台久驻苏镇，谅已明悉，望乞探寻，以便接洽办理。”。此后，另一封于翌年正月二十五日寄给张伯彦的信，显然也是与此相关的信函：

伯彦宗兄大鉴：旧冬委查先远之源，理合急于奉复，无如修谱甚繁，寸晷不暇。弟一面着人理主，一面代为细阅，而宗谱卷数，共计六十卷之多，然亦残缺不全，颇费周章，请书记人极力考核，延至今春，并未获“华泉公”字讳。兹幸正月十九统族内各户祭祀谱一一缴出，不意获见华泉(华泉是字)讳文瀚(文瀚是名)，载迁松江府，乃与吾支性公共出一派，诚为出人意外！此乃神之格思，非人力所致。弟不胜雀跃，立即代为校正，赶信报复，以慰烈祖在天之灵。仍收华泉公以上本源，另书一纸附呈。此时适值倩人腾[誊]录之时，写者写而核者核，并差人往衢州雇谱工来徽排刻，意欲今冬告竣，故而目下竭力后事。宗兄如不遐弃，或使子弟来徽襄办，再邀合族收各家历代先祖功名、事迹、名号以及妻妾子妇等同为排印，以全其美。然乎？否乎？盍即图之？特此奉复，并贺新禧！

根据张伯彦的请求，远在歙县的张叙伦祠为之查找“华泉公”的出处，后终于在族内各户祭祀谱上找到了相关记录。对此，由张安锐、张树和共同出具的信函中也提到：

伯彦宗兄暨诸位先生钧鉴：前接来示，今接族谱两册，拜读，则知良工心苦，追本情殷，学之不及。弟等谨遵族谱，挨次采入宗谱，不敢紊乱，请可放怀。敝族宗谱异日告成，必须点主登位，又必致祭。祠宇重新，所需经费匪寡，敝族公议领族谱全部洋计几何，永远不朽神主几何，功绩长生神主几何，昔日修祠数次，未出丁口者又几何。今男丁、女口均有定章。此祠高大数层之多，开阔四丈之外，进深十有余丈。昔自大富贵先人兴造，皆用石头方柱，自受粤匪一遭，仅有左右两高墙中有数柱而已。寇退，先太父集同族人修祠，勉为苟合，继而嫡兄复修苟完。今次因理主、修谱，敝族人等则思苟美。无如右边高墙歪斜，恐其更颓，所以诸项囗求经费，以备修墙等用。祠宇高大，如不藉此时机，更不易办，请教宗长暨宗兄以为若何？祈覆我知是盼，余容后详，此请春祉。

由上引二信可知，当时通过仔细查核，松江一支与歙南东源的张氏得以对接。为此，张安锐、张树和二人要求张伯彦提供更为详细的分支信息。稍后，就接到后者寄下的族谱两册。在此背景下，双方的关系进一步拉近，张安锐、张树和与张伯彦进而讨论了修祠编谱的诸多事宜，前二者还请求张伯彦为宗谱作序，并题写祠中大堂对联，以期悬挂于祠堂大厅。

不过，就在双方感情日渐升温的情况下，一旦谈到相关的费用，族人之间就难免相互讨价还价：

伯彦宗兄台启……族事以时势关系，遽形停顿。以停顿期内，馥[黻]卿叔又以一病遽然去世，督率无人，更形延宕尔。鱼沉雁杳，梦寐徒劳。今幸东南底定，喘息才宁，族中长幼责备方来，外派各支函催叠至，爰于月初复申前议，当蒙原定各职司仍前努力同心，一致赞许。兹已择定佳期，谨抄录谢禹九先生所拣原单七纸，寄呈台电。唯是旁采周谘，已近三载，而兴工集款，端在一朝，虽纲举略具端倪，奈时间实虞太促，其中艰巨，屡次函申，明察如△君，其必有成竹在胸进而教我者矣。然△△等质本庸愚，肩兹大任，抚衷自问，夙夜旁皇。转瞬诸务纷乘，实恐贻讥覆疏，所有下情，实有不得不急陈于各派尊长之前者。谨查△贵支，自华泉公移松以来，关山远隔，音问久疏，顾世系必有本源，而同宗已形陌路，兹何幸彝伦不昧，灵爽式凭，查出“文瀚”之芳名，原系性公之一脉。检阅之下，合族欢欣，一似久旱之田适逢甘雨，已枯之木大可回春。此族人之希望于△贵支者，早已大众一心，无可讳论也。今兹佳期已定，各事指日开工，需款甚巨。兹已公议数次，咸以贵支下应缴历年丁口正项，计具有十余次之多，每丁每次以一元外或二元计之，约数实亦非轻。族内公议，总以尊处应缴连年丁口正项实数非六百金不可，又上二代恒牌，两项约计实洋一竿之数。此乃合族之见解，非△等一二人可以擅为增减，私相授受也。此中曲情，又不得不为我族台密切陈之。至于恒牌，前议功绩牌每二百金，长生牌每三十金。长生牌之设，实指族中贫乏者而言。以贵支下通达明理之人多，尊祖敬宗之念切，务祈鼎力向彼等晓谕，无不乐为输将，断不至枘凿不入，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前承寄联句及谱序，均已一一载登。包柱长联金字者，每对约计二十番之谱，现下招工承办，尚未有人，将来议定尺寸，尚须拜烦书写一二对，由邮寄来。又，谱局开印，各派如有登传记节略，每篇不问多寡，须贴谱工洋十元。他如鸿文巨作、诗词之类，尤为同人等所欢迎。特此，附以告闻。是否，信到之日，即速酌定示覆，俾得遵行，是则祷切！盼切！谨此奉达，敬请筹安，诸唯霁照，不宣。

张叙伦祠相关执事在致张伯彦信中，反复描述此次修谱、理主之各类开支，并提及松江一支需要交纳的费用，包括应缴历年丁口正项实数以及二代恒牌，费用相当可观。另外，登载传记节略，每篇不论篇幅长短，皆须补贴谱工洋10元。可能是后者认为张叙伦祠方面是狮子大开口，故而双方似乎开始龃龉不断：

信函落款写作“宗弟兰馨手启”。从书信内容来看，因前信张叙伦祠方面要求松江一支“应缴历年丁口正项，计具有十余次之多，每丁每次以一元外或二元计之……族内公议，总以尊处应缴连年丁口正项实数非六百金不可”，再加上其他的各类费用，即便是经过反复谈判后提出的金额，为数仍然相当可观。关于这一点，显然遭到了张伯彦的断然拒绝。于是，双方因费用的问题恶语相向。张兰馨甚至提出，从此以后两不来往，此前对方寄来的诗文、谱序，可以原璧归赵。这些，都反映出双方的关系已走向决裂。

类似于此因修谱收费问题而导致的纠纷，还有不少例子。例如，在这册文书中，署作“张叙伦堂公具”、寄给一位叫“莲伯族台”之人的信函计有数封，其中之一曰：

连伯族台惠鉴：前接瑶章，适因公事未曾就绪，以致裁答迟迟为歉！辰维财祺筹吉，均符如意为颂。前议捐丁口一节，系一元三角，女口七角，奈因贫富必求一律，只得从廉。兹又酌议恒牌等捐，开列一议长生位，而恒牌每对计洋四十元，为中户计，功绩位(零[另]有特别龛座，外有特别赠品)每对计洋五百元，男上功绩位，女上长生位，合成一对，送族谱一部，另捐洋三百元。窃思理主、修谱诚非易事，统计丁口捐，不满五百元，各项用度甚为浩大。兼之重刻族谱，非集二千余元不能告竣。举目一观，吾族能踊跃捐恒牌及功绩位者，甚属寥寥。虽系为各自祖先荣耀，亦必肯慷慨解囊。素仰阁下孝思敦笃，水源木本，谅切关怀，公拟劝阁下上功绩位两代，令尊翁与本身，一则为先君光耀九泉，二则阁下不又可流芳于奕，岂不两全其美？望即慨然允诺，万勿推辞为荷。即赐函知，以便筹办，不胜翘企，手此布覆，并询冬祺！

“连伯”亦即下文的“莲伯”。这是十月初十以快信方式寄往苏州甪直镇北港内张祥盛号的信函，由张安锐、张安照和张树和三人落款。在该信中，三人对修谱理主的设想、收费标准等都做了细致说明，再次强调了为祖先报效的种种好处，诱导收信人捐资上功绩牌位。此后，双方的讨论还在继续：

莲伯族台惠鉴：适接瑶章，附来《祖先节略》两册，又丁口洋十元，均已照收。敬谉财祉筹祺，均符如意为颂。前者开祠酌议修谱、理主之事，兼之祠内西墙形势已斜，意拟同时兴工修理，非集三四千金不能开办此举。查人丁不过四五百元左右，是以开办功绩、长生等位，故价目较昂。但此捐款虽系为各自祖荣耀，奈值纷乱时势，各业均受影响，捐助甚不易易。兹又开公[会]再议，修理祠墙只得暂为停办，捐款一节，资格另议减低，功绩位只捐二百元，长生位照前。要领族谱一部，另捐一百元。以上捐牌，于祖先有何利益？立此牌于座上，永远不得理去安葬，可与金石同贞，与河山并寿。囗甪直有人肯为自己祖先报效者，即赐函知，以便筹办，专此奉复，并询炉安……

这是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叙伦堂公具、经理人附候的一封信函，开头的“财祉筹祺”，以及末尾提到的“甪直”二字，亦可见“莲伯族台”应是在甪直经商的张姓族人。想来是因为“莲伯族台”对修谱理主一事并不十分热心，或者是因为他的捐输并没有达到家乡族人的预期，故而另外一封不具年月，也是由“张叙伦祠公具”的信函就显得相当不客气：

莲伯族台惠鉴：前者奉到手缄，备悉种切。猥以族事，因山向不利，未有定期，所以迁延未复。兹者，族事因今岁大利，继续发起，爰于本月初择定吉日，克日开工，动用浩繁，兹将原单抄奉台阅，到祈察入。唯是理主、修谱两层，费用甚为艰巨。前议丁口等费，为恐其价过大，贫乏之家不能一类，不得已创立恒牌之说，又因贫富分作两种：甲等功绩，每牌一对价洋两百元，加一费用；次等长生，每牌一对价洋卅元，亦加一费用。此等作用，吾徽大族世家修族(谱)者，往往如此，甚且牌费有一千元或五百元者，比比皆是。吾族初议亦不止此，因年时关系，殷实者鲜，只得减省从事。夫恒牌者，所以光美先代，历久不湮。先人之一生勤俭立业，遗之子孙，子孙所以报答先人者，莫非前人省俭而后人外务浪用者可比。来书云“以先人之心为心”，此中尚有误会之处。凡一族之事，如视祖宗为过路之事，则族事何人担任？其中总有一二殷实者，倡捐巨款为之先导。吾乡各村最重祠宇门楣之高，闬闳之大，谁不修造一新，令人过而指之曰：此某姓也，此某人也。所谓祖宗为子孙积银钱，而子孙为祖宗守名誉，孝子贤孙之所为，犹有过于此者。今族之家业兴隆、号称巨富如族台者曾有几人？处族台之境地，而于此等大事，不肯破费分文，置祖宗之事而不顾，是不以族等办事为然也。族等自愢无能，妄肩大任，曾是名正言顺之事，不能见信于同族者乎？如此再四思维，作最后之忠告，相应请族深虑而三思之，勿以祖宗之灵爽视之渺茫，勿以同族之要求等于需索。今日为祖宗尽一份力，将来收效于子孙者，何可限量？是否有当，即请酌定。酌定宗台补助若干，速为回复，以慰先人望而妥先灵，切勿置诸不论不议也可[可也]。手此拳拳，即请秋安，不尽。

这封寄往苏州甪直镇北港内张祥盛号的信函，其中所言“今族之家业兴隆、号称巨富如族台者曾有几人”，反映出张莲伯应是财聚力厚的徽商之家，实系族中理应“倡捐巨款”的“一二殷实者”。桑梓故里的张叙伦祠指责他不肯为祖宗之事破费分文，显然，这是最后通牒式的信函，倘若日后将此信刊刻入谱，则当事人相当难堪，必为族人所不齿。

事实上，类似于“莲伯族台”这样的族人并非个例。由张荣全、张树和同具，寄往苏州昆山吴信泰内转给“金生族台”的信函也写道：“祠中修谱理主，需款非常紧急，兹已拣就日子，抄呈台阅。惟你家中丁口等费分文未缴，兼之你父一族之长，若果拖延期日，晚辈更属尤(11)引者按：原文如此。，明察如君，毋庸细述。信到之日，即行从速掉款寄来，以资公用，免得大众藉口。你父家计如斯，无从设法之处，想亦不言而喻也。专此飞函，火速汇寄，盼切！祷切！专此布达，敬询财安！”收信人张金生为族长之子。从“敬询财安”一语可见，此人亦是旅外徽商。这封信也写得相当不客气，充满了不满和指责。

另外，一封寄往“浙江衢县小南门外大洲镇晋茂源宝号交张燮林先生亲启”的信函也写道：

燮林族台惠鉴：月之初八润生兄来里，并携先太祖字讳，今已核对无讹，自伦倬、伦仁迁西安，年已久远，如不热心追考，真是湮没先灵，一大罪也。连年修祠等费以及丁口捐费，均与润生兄言明，请祈接洽可也，先此关会，免得悬切。此请春祉，诸宗兄均此。

这封信由经理人张兰馨(树和)附候，于三月十六日发出。从中可见，张燮林之祖先迁往衢州府治西安县，张树和向他开具了修祠以及丁口捐费等，要求他缴纳，不过，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便有了第二封由“张叙伦堂公具”的信函：

燮林宗台惠鉴：近数月来，因族事停顿，以致少信问候，歉仄奚似！今者复由族人发起继续进行，大众一心，因此邀公集议，已经拣就佳期，发表在外，兹将原单抄寄台阅。所有尊处名下该补缴历年丁口正费以及格外补助，前信已经达及。今为期已促，不得不重申前说，相应请台驾即速动身来里，以好与祠内诸耆老当面接洽。凡事一秉大公，非一二人可得擅专，并祈备款带来，以好呈缴。缘事在燃眉，一旦兴工，在在需用孔亟，全赖各派踊跃输将，以襄大事。至于尊处世系全图以及生殁、婚娶，切望填写明白，以好谱局接续。是否，台从即速动身，务祈先行示复。盼切！祷切！

这封信仍然是要求收信人及时缴付款项，并将西安一带族人的世系全图和生殁、婚娶状况填写明白，以便编入新的族谱。八月十八日，张树和又写了一封信：

燮林宗兄台鉴：前奉还云，雒诵之余，足下孝思之诚，溢于言表！当即将尊意向族众宣布，切实磋商。佥谓发起之初，订是补费之例，非指贵支一处而言，百余年来，迁居外籍者不少，皆视其年分之久远也，人丁之兴旺，酌量取资，外而以表各宗台亲亲之谊，内以助祠内大工之用。若果得议免补，兹事何堪告成？设从情于尊处，难禁效尤于他支，是则办事诸人，更形棘手。再四思维，代贵支着想，公决除丁口费，减轻补给费额为六十元，此乃最低限度，万难再少。明察如君，当能原谅也。至于丁口等费，男丁无论长幼，每丁派洋一元三角，妇口每人七角，合成男妇共洋两元。其有妇无夫者，统须七角。来信似当未明真相，今再补叙耳。吾兄有暇，赶九、十月间来徽一行，以预盛举，乃所望也！但补照等以及生殁、娶室姓氏、年龄，逐一查明，从速交邮寄下，以应急需。谱局现已开工，查点接缘，约在九月间草谱可就，十月初即可开印。时间已迫，祈勿再延，以免后来向隅……

此封信底涂改较多，反映出抄写者仍在反复斟酌如何措辞，其中提及将“减轻补给费额为六十元”，可见，直到八月十八日双方仍在讨价还价。此后，张树和所写的另一封信又提到：

燮林宗台惠鉴：顷由汪君嘉墉传到尊谕，领悉种切，并知我宗台亲亲睦族之深心，远人闻之，曷胜感佩！当即将尊意认补历欠丁口费洋六十元，现届人丁照数缴纳，向族中宣告。当时众称此项补费，其数太少，意欲增添，经兰等数人复称，既已有言在前，如今再欲增，实失公家信用，众始允准。兰等即将尊款登之公簿，免得日后支离。相应请宗兄尽先将六十番由局汇来，并开具世系、生殁，即速先行寄来。缘谱局自七月开工，各支草谱已经写好，目下较[校]对修改，大约十月初旬，谱匠即若开印也。此是最要之事，万勿再延，切切至要！又，汪君云及在七月底边，尊处总有人到徽，意欲领谱一部。窃以谱价未定，现下想领者，真不缺人，亦在观望之例。如果领者人多，尚须开公[会]重议，总不以贵支一份而外议价。好在此事既属公开，将来尊处有人到徽，是否，当场自知底蕴，此时实不能悬揣也……

不过，张燮林仍在拖延。因此，抄稿本中收录了另一封写给他的信函：“……唯尊处补缴屡年丁口费用六十元，至今尚未寄到，祠内人言啧啧，现经谱匠已于前日到徽，即日开印，尊处一支尚属悬悬，令人莫解其意。族事详载前信，毋庸屡渎，今一言以决，切望先寄洋来徽，以应公用，并详具丁口、生殁、娶葬，赶速由邮挂号寄来，以凭查核，交局补入耳。再如[如再]迟延，万不能再待矣，以后匆[勿]谓经手之人言之不早也。”可见，直到族谱开印前夕，张燮林仍未缴款。张叙伦祠方面发出的信函，从其措辞来看，颇有最后通牒的意味。

以上是张叙伦祠与迁往苏南和浙西的部分分支之相关交涉。此外，东源张氏还有不少人迁往苏北。早在清代前期，徽州民间文献中就有记载：“我歙民家居十仅二三，淮、扬十有八九。”(12)《告请捐输》，见清代前期诉讼案卷抄本，该书佚名无题，内容是有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歙南的诉讼案卷，少量涉及徽州邻近的浙江淳安和宁国府泾县。关于这一点，在该册文书中也有反映：

芳培族台惠鉴……启者，吾族失修，已经九十有年。若不急办，湮没先灵，大为不孝。阖族酌议，当即开办，里中支派，即时宣布，概行尽悉。贸迁客乡亦复不少，虽然搜罗寻求，亦有信无投递。后又登《新》《申》两报声明，族台不知见否？祠内稍有二百余丁，大数务农为业，稍有盈实之家，吝塞[啬]者亦有。此番办理人员，殊属碍于各项用度甚为浩大，兼之重刻族谱以及修理等费，非集三千元光景难以竣事。虽有恒牌襄助，亦必肯慷慨解囊。素仰族台孝思敦笃，水源木本，谅切关怀。公拟劝族台上功绩恒牌两代，令尊翁与本身，一则为先君光耀九泉，二则族台又可流芳于奕，岂不两全其美哉？天禄及芳寅并子均皆去世，惟独寅嫂及媳孀居，并无后嗣，甚为可惨。族内管祠先系安椿(号孝思)，因安椿已故，其子芳澜接续办理。里中近况，后日细详，伏乞金诺，立待佳音……

这是张安锐和张树和寄给张芳培的信函。在该册抄稿本中，另有一信函之末注明“江苏西坝”，据此推测，张芳培系在江苏西坝从业的族人。上揭信函则介绍了修谱的过程，指出重修族谱等，约需大洋三千元，希望对方能出资捐助功绩恒牌两代。关于这一点，此后一信又写道：

芳培族台惠鉴：日前由邮挂号信一封，谅早投呈，所详近况，定必明了。前者开祠酌议修谱、理主之事，兼之本祠西边墙形势已斜，意拟同时兴工修理，非集三四千金不能开办此举。查人口捐不过五百元光景，是以开办功绩恒牌等捐，故议价目较昂。但此捐款，虽系为各自祖先荣耀，奈值纷乱时势，各业均受影响，捐助甚不易易。兹又开公[会]再议，修理祠墙只得暂为停办，奈银根吃紧之故也。捐助一节，资格另议减低，功绩位只捐二百元。以上捐牌，于祖先有何利益？立此牌于座上，永远不得理去安葬，直可与金石同贞，与河山并寿。如尊意肯为自己祖先荣耀者，即赐惠覆，以便预为筹办。专此飞函，并问炉安！

这封信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夜由张安锐、张树和撰写，其中提到祠堂兴修需要三四千金，而当时的人口捐不过五百元光景，故而急需旅外商人的资助。信末有“海州生殁节略，望早寄来，以便办理，捐助一节，统希代达，勿吝乃祷”。所谓海州生殁节略，也就是迁往苏北海州一带的族人之生卒年以及相关事迹。收信人张芳培，被张兰馨称作“商场之领袖”，“骏业时隆，鸿猷日茂”，这说明其人应为旅外的徽商(其身份应是在苏北西坝一带活动的盐商)。翌年巧月(即七月)十一日，由张叙伦祠署名寄给张芳培的一封信中也写道：“再者，海州一派至今未见确音，前奉谕及，已经树镛上过，而历年既久，生殁、嫁娶必有增减。今次若不重行对过，势必支系紊乱，并祈信催明告。历年补缴丁口之费，亦有数次之多。倘彼有意坐上恒牌，则功绩、长生悉可听便。唯是路途较远，为日无多，务请明以晓谕，请其将五代表册填写，赶即寄来，以便完全手续。其费用补缴与恒牌两项，亦祈酌实回覆。”这说明歙县东源之张叙伦祠早就将编修族谱的相关资料寄往海州，但该派对于修谱、理主显得颇为消极。

在当时，对于修谱、理主颇为冷淡的情形还有多例。以另一封一月二十九日由叙伦祠发出的信函为例：“国成族台惠鉴：旧冬由启祥附来生卒一本，已经核对，修祠越今数次，而开消[销]甚大，查族台分文未缴，谅已明晰。此番理主，彻查底蕴，势必补齐预先之费，能得代为考正[证]入谱，以免族中啧啧。公众集议减便滋事，以作捐洋一百元。仰蒙许可，以便酌行。想族台致有热心，务必竭力以襄盛举，岂不美乎？”可见，这位族人张国成也是在拖延交款。后来，张叙伦祠再度发信催促：“国成族台惠鉴……族事于月初继续进行，兹已拣就日子，谨抄录呈台阅。缘为日无多，筹备不易，即日开工做事，在在需款，大众一心，岂容推却？尊处名下历年丁费数次之多，计算实亦不菲。今次若不补缴，深虑人言啧啧，别派效尤，万难遵命继续接去。族等会议数次，事在必行，又非一二人可以擅专，一切祈酌夺，飞示遵行可也。……”正是因为各地宗支的漠然，类似的催讨信，在抄稿本中还见有多份。这些，都反映了修谱、理主之艰难过程。

三、结 语

根据明朝万历时人方承训所著《复初集》的记载，歙县东门有一著名的“张国医”，因其医术高明而蜚声远近，其人就出自东源(13)参见拙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81页。，可能也就是本文聚焦的村落。不过，在明清时代，东源一地并未见有多少文献记载，而歙县东源张氏显然亦非徽州的强宗巨族。从抄稿本的记录来看，迄至民国，以东源为中心的张氏宗族之规模仍然相当有限。1927年前后，前清举人江友燮在张氏族谱序文中指出：“今张氏居厚坞者仅数十家，居鲍家庄者亦仅二十余家。”(14)不过，刊载于《东源重修张氏宗谱》卷31中的江友燮之《东源张氏重修宗谱序》曰：“今张氏居厚坞者不下数百家，居鲍家庄亦有数十余家，迁居外省、散居他邑者一时不胜详举。”与文书之描述差异甚大，显然是刊本的夸大其词。从规模上看，在传统时代的徽州，东源张氏只是歙县一个普普通通的宗族。迄今遗存的东源张叙伦祠文书，反映了1920年代徽州修谱、理主的实态，其内容具体而微，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收录了大批信函，为我们了解修谱、理主之复杂过程，提供了诸多生动的细节。由上述可见，在温情脉脉的宗情族谊背后，宗族成员间有着诸多讨价还价甚至恶语相向的对话与谈判。较之正式刊行的族谱文本，此一文书展示了宗族社会中颇为真实的一面。从中可见，民国时期，旅外商人与桑梓故里的关系呈现出松弛的迹象。而之所以出现此一现象，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迁居外地的支派，有不少已将生活重心由祖籍地缘转向了新的社会圈，他们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重建祠堂(15)参见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3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8～74页。。随着岁月的流逝，因年深日远，对于故土乡族的感情日趋淡薄，对于祖籍地的修谱之事亦不再热衷。二是故土乡族对于异乡侨居族人的资金支持有着太高的期待，而在年年军阀混战、传统商业普遍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期待后者为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修谱活动提供太多的支持，显然颇为困难。因此，宗情族谊与经济利益时常发生矛盾，彼此之间的冲突亦在所难免。

附记：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黄山学院冯剑辉教授提供了《东源重修张氏宗谱》的相关资料，特此谨申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