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红霞

斯图亚特·霍尔

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观建构，产生于全球化历史语境的发展和他自己的双重流散身份经验之中。霍尔的文化身份观理论来源广泛，主要分析索绪尔共时语言学理论、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结构理论对其文化身份建构产生的影响。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是其文化身份观的成熟之作，其中关于文化身份的连续性和差异性的两种思维方式，以及非洲、欧洲、美洲三种在场的思考是文化身份观的重要思想内涵。通过对霍尔文化身份观地反思和对话，有利于进一步为全球化流散族裔的文化认同以及自我身份建构提供启示。

作为伯明翰学派奠基者、文化研究之父和新左派的创始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以下简称霍尔）集众多头衔于一身，一生都致力于文化研究。而文化身份问题是霍尔文化研究后期开辟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帮助非裔黑人群体争取权利，反抗西方文化霸权，建构身份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霍尔的文化身份观一方面离不开全球化语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离也不开自己的双重流散身份经验。二者共同促成霍尔在文化身份观的理论建构。霍尔的文化身份观是霍尔文化研究转向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国际关于混杂文化身份研究的重要一支，对移民群体、黑人群体等边缘人群从容认识自己，接受外来文化，寻求身份定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竞赛拉开序幕。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往往更容易将文化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习俗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向弱势文化国家和地区倾销，淹没弱势文化的话语权，这就激发了文化主体的意识觉醒。尤其随着移民群体、散居族裔的生存困境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日渐凸显，移民群体和散居族裔逐渐成为主流文化的边缘人群，面对尴尬的他者处境，他们需要处理源文化与新定居地文化的关系，需要在新的文化中生存。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产生质疑而无所适从，进而出现对全球化的抵制与反抗，“后现代的全球化进程促使文化身份焦虑问题愈发凸显”。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群体和其他一些族裔散居人群想要发声，为自己的生存境遇和文化身份争取一席之地。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带有混杂身份的移民学者，也加入到对文化身份的探讨中来，这也是对他自己身份经验的一种回应。霍尔对文化身份的探讨可以追溯到他1987 年的一篇文章《最小的自我》（Minimal Selves），开始探讨加勒比黑人在英国的文化身份。1989 年在《文化身份和电影表征》(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第一次提出“文化身份”这个概念，1990 年《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继续深入探讨“文化身份”，也是《文化身份和电影表征》的修改稿，这篇文章成为霍尔“文化身份”的成熟之作。因此本文主要探究《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文化身份观的主要理论来源、内涵和反思与对话。

斯图亚特·霍尔《表征》封面

一、霍尔文化身份观的理论来源

霍尔喜欢使用理论，在做文化研究方面吸收了许多理论，在使用的时候也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整合改造，所以在文化身份观的研究过程中也将多种理论应用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中。下面主要梳理霍尔对于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理论、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知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结构理论的吸收。

（一）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理论

霍尔的文化身份观建构离不开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理论。索绪尔指出：意义是被语言建构出来的，客体并不能确定自己本身的意义，意义是在长期的人类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客体与语言的对应是任意的，为了人们之间互相交流，就将每一个客体与语言符号一一对应起来，人们借助语言去进行交流。因此语言符号经过长期的积淀而形成，意义也通过语言被建构出来。

索绪尔将语言视为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有两个要素在起作用，第一个就是能指，第二是所指，当能指和所指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语言符号，意义也就被生产出来。例如单词black或者汉字黑就是能指，外国人或中国人头脑中的关于黑的概念就是所指，两者结合生产出“肮脏、邪恶、危险”的意义。但是各种符号的意义也不是确定的，也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索绪尔认为差异是决定意义的基础，红的意义不是由红的本质决定的，而是由红与绿之间的差异确定的；父亲的意义也是由父亲与母亲、女儿、儿子的区别而定义的。“尽管一种语言由各种能指组成，但为了产生意义，各种能指必须被结合到一个‘区别’的系统中。正是能指间的各种区别承载着意义。”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使意义固定下来，所以霍尔的文化身份观也特别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理论对于文化表征的理解非常重要，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对于各个时期各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产物，意义也因此变得不稳定，处于一种滑动状态。后来霍尔将索绪尔关于语言、意义、文化的理解应用到文化身份研究中，文化身份也没有固定的本质的含义，也是在历史和文化中生产出来的，文化身份在差异和断裂的向量中得到凸显，其意义则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之中，在历史时空中不断向前变化发展。

（二）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知识

首先，福柯关注的焦点从语言层面转向了话语层面，话语指的是有意义的陈述和各种规范的话语实践，福柯试图去打破语言和实践之间的界限。话语会建造一个话题，使话题能被有意义地谈论，还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也会排除一些其他的话题，建构一个属于该话题的知识方式。某一时期的思想、生活方式或社会特点的同一种话语会在不同的机构场所出现，形成一种话语构成体。福柯通过话语关注知识和意义地生产与建构。例如随便捡起的一块石头和博物馆中的一个石雕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任何事物在话语内才会成为知识的对象并变得有意义。由此福柯认为“只有在事物具有意义时才拥有事物的知识，所以只有话语才产生意义”。另外福柯也提到话语的历史维度，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内，话语产生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不一样的，话语产生的主体和客体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例如精神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可能并不是同一个客观事实。只有在一个特定的话语体系内，“疯癫”作为一个特定的意义投入实践时，“疯子”作为精神病学知识的主体才会出现。

其次，福柯探讨了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知识成为权力的一种形式，权力决定知识的运用。权力使知识成为权威的象征，并且使其真实存在。知识被用作规范他人行为的准则时，就需要强制执行并对其加以控制。因此知识和权力是相互联系、相互构建的关系。例如犯罪就与我们规定如何惩罚、控制罪犯的方式相关。知识通过各种技术和策略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生作用。要研究惩罚必须去研究权力和知识是如何建构产生出犯罪和罪犯的概念，以及这些是如何投入监狱系统运作的。另外福柯提出权力不是单纯自上而下的，“权力必须作为循环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以链条的形式发挥作用的东西，”是一个循环的网状结构，没有固定的一个中心。权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不仅在公共政治领域，在经济和法律中，而且在家庭和性行为的私人领域中。”权力不仅是充满控制欲的东西，也是具有生产性的力量，是一个具有运作机制的生产网，形成知识产生话语。

霍尔利用福柯的权力话语去分析加勒比黑人文化身份的建构性和生产性，并分析了文化身份的话语形成机制。霍尔揭示出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是为了维护西方的统治秩序和殖民地位，在这个话语体系内西方民族至高无上，血统纯正，这就是西方文化表征建构出来的身份意义；相反非洲黑人也就被建构成愚昧、野蛮的下等人和奴隶。霍尔在分析加勒比黑人文化身份时强调，需要关注的是谁在言说，是谁站在什么立场上在对非洲黑人言说。

（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结构理论

1985 年霍尔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中充分肯定了阿尔都塞的理论贡献，阿尔都塞在肯定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发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社会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结构形态，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社会结构中起到操作功能，意识形态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阿尔都塞同时强调差异性和统一性的重要作用。不同的社会时期，根源不同的社会矛盾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效果也不一样。在同一个历史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社会根源和社会矛盾形成一个许多话语构成的不平衡的、复杂的统一系统。这个差异的统一体又会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分裂的能指和所指，分裂的能指和所指又会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结合，产生新的意义。霍尔利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把社会生活中的斗争场域结合起来，从而分析文化斗争的实质，阐释文化实践形成的原因。

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作用，同时也剥夺了主体的反抗能力，霍尔对此是质疑的，他更关注主体的能动作用以及文化身份建构的主体性。霍尔通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结构，解构了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对加勒比黑人文化身份的规训和限定，了解这种欧洲在场对文化身份的建构性，同时也质疑主体没有反抗的能力。

二、霍尔文化身份观的主要内涵

20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一些以加勒比黑人为主体的电影作品，霍尔从电影中的加勒比黑人的角度切入分析文化身份的两种思维方式。电影中的加勒比黑人成为主体，展现自己的生活状态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但是“讲述的人和被讲述的主体决不是一回事，决不确切地在同一个位置上。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霍尔质疑这种电影对于加勒比黑人文化身份和形象的固定性，这种身份的已完成性和稳定性是值得怀疑的。虽然加勒比黑人为主体的电影是由加勒比黑人拍摄的，但是这里的讲述者加勒比黑人导演和被讲述者电影中的主角加勒比黑人虽然具有看似相同的文化身份，但二者的受教育背景、社会阅历、生活经验等等都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讲述者不一定可以把被讲述者的文化身份再现出来。所以霍尔提出“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这就是霍尔从加勒比身份经验提出的文化身份观。

《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封面

（一）文化身份的两种思维方式

霍尔提出文化身份的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指一种共享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符号，这个经验和符号就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稳定的、不变的、连续的集体身份。这种文化身份强调稳定性和不变性，在电影中再现的正是这个加勒比黑人的本质身份。这种文化身份在重构霸权世界的后殖民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那些著名诗歌里，黑人特性的描写和泛非政治核心思想表现的就是这种文化身份，那些边缘化民族被再现为艺术形象的实质也是这种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在许多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女性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中都使用了这种集体概念。这种扎根于黑人历史的文化身份帮助漂泊无依的黑人抵抗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让黑人得以找到寻求独立自主的生存空间。但这种共有身份的同一性和稳定性也抹杀了族裔散居黑人的差异性，忽略了时间和空间对文化身份带来的影响，霍尔对这种集体文化持一种怀疑态度的同时也肯定了其积极意义。

另一种文化身份是指除了那些共同的历史经验之外，还有许多差异性、断裂性和不连续性因素影响着文化身份，正是这些差异性构成了现在的身份。文化身份不可能长久地停留在历史经验之中，必须去面对它的差异性和变化性。“‘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与祖先历史源头确实存在一定的连续性，但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我们绝对不能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去看待过去存在于历史经验的文化身份，更应该去正视因时间以及空间位置变迁而出现的断裂性。加勒比黑人群体与非洲黑人在历史渊源上具有共同的祖先，也具有共同的非洲人特性，黑皮肤、喜欢冒险、自由奔放、热情，但在加勒比这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也具有白人殖民者所赋予的殖民文化的特性。所以文化身份的变化性和差异性使其永远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为了解释这种身份的构成，霍尔提出“加勒比黑人的身份是由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轴心或向量‘构架’的：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另一个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通过这两个向量去理解加勒比黑人的身份特性。这个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指的是过去非洲黑人共有的历史根基，差异和断裂的向量指的是强行分离的非洲，进入加勒比的奴隶制、殖民化和契约劳工的非洲黑人。事实上，这些被强行带入加勒比的黑人又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族群，有不同的语言、习俗和宗教观念，在这种奴隶制和殖民化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新文化身份，也将他们与过去的非洲经验隔离开来。霍尔的文化身份观突破了已有历史经验和共享符码的连续性，更强调时间和空间变换导致的不连续性和差异性构成的新身份。而这种新身份在两个向量的共同作用下，永远处于一种不断发展，不断补充或者不断附加其他意义的过程中。

（二）非洲、欧洲、美洲三种在场的思考

在突出文化身份的差异性之后，霍尔提出了三种在场去重新确定加勒比人身份。非洲在场、欧洲在场和含混的美洲在场共同构成了加勒比黑人的文化身份。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美洲在场不是指美国在场，而是“新大陆”，广义的美洲在场。

首先是非洲的在场，这代表一个无声的且长期被压抑的空间场所。非洲在场显然是加勒比黑人群体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从生活风俗、日常用语、童话故事到宗教信仰、音乐、艺术等方方面面都有这个没有被言说的非洲存在。非洲在场存在于加勒比黑人的日常词汇中，也存在于西方塑造的加勒比文化中。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虽然移民社群被非洲的音乐、语言、习俗所包围，但是没有一个黑色、褐色的人承认自己是非洲人。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反殖民、反种族歧视、民权斗争、非洲国家独立运动的进行，非洲加勒比人的身份才被大家认可。但是现在这个经过四百年的流放、变迁的非洲身份能否还能代表本源性的非洲身份是令人怀疑的，不能僵化地陷于西方的话语之下，仍将非洲想象成一个原始未开化的野蛮的过去。加勒比人必须要面对非洲，但是不只是简单地恢复西方话语之下的非洲在场。回归非洲在场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且充满复杂性的。回归非洲之旅需要探讨“非洲在新大陆变成了什么，我们把‘非洲’变成了什么”，理解那个通过西方权力话语被重塑的非洲。

其次是该如何理解欧洲的在场，欧洲作为强势的一方，一直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不停地言说他者发号施令，占据主导位置。欧洲的在场使加勒比黑人处于殖民话语之内，与冒险、传奇、人种研究、暴力、吸毒、色情等一系列话语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在场是强行侵占并进入到加勒比黑人群体文化之中的，但是已经成为其文化身份的构成因素，使加勒比黑人成为他者而存在，固定在负面的野蛮的低等的形象中。无论加勒比黑人文化身份是否赞成欧洲在场，它已经融合在文化中并存在于生活的点滴细节中。例如一个加勒比导演或作家与西方主导的电影和文学之间内在的对话，一个黑人导演与欧美先锋派电影制作的相互影响都无法回避欧洲的在场。欧洲在场的复杂性和那种不可颠覆的影响力都是今后加勒比文化身份需要考虑和正视的问题。

最后还必须考虑美洲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新世界”的在场。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汇聚在这个地理空间之中，使得许多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在被欧洲殖民者掏空之后，这里成为混合、协商、同化的场域。这里也是非洲奴隶灾难发生的地方，也是原住民被迫离开家园惨遭灭绝的地方，也是被迫离开非洲、欧洲和亚洲的其他民族汇聚之地。这个新世界注定是一个迁徙之地，是奴隶制、殖民化和征服的置换之地。“这个‘新世界’在场——美洲，新大陆——本身就是族裔散居的开始，是多样性、混杂性和差异的开始，正是这种在场使牙买加非洲人成为移民社群的民族”，他们孕育出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不属于非洲文化，也不属于欧洲文化，是在美洲形成的族裔散居文化。美洲在场凸显出移民社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由通过差异、利用差异而非不顾差异而存活的身份观念、并由杂交性来定义的。”霍尔通过强调美洲的在场指出移民社群文化身份的混杂性和多样性，例如加勒比人就是肤色、自然色和面相的混合，黑人音乐就是跨越和混合的美学，加勒比烹饪就是各种味道的混合，以及利用混合语、方言和黑人英语形成的语言现象。“加勒比这个有别于非洲故土和欧洲中心的新世界也是新民族认同的起跑线，是族裔散居的开端。”美洲在场是加勒比黑人文化身份多样性和差异性形成的的场域，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因素。

三、霍尔文化身份观的反思与对话

虽然霍尔并没有对文化身份进行系统化地阐释，主要思想也是散见于不同的文章之中，但他结合自己的双重身份经验，吸收众多理论对文化身份观的建构，为我们思考流散身份以及文化身份的对外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充分肯定了文化身份在流散群体中所具有的差异性、断裂性和不稳定性，期待族裔散居群体能够继承原有文化经验并建构“接受影响，接受转化，不断解接合和再接合的，不断经历文化混合”的新身份，这样族裔散居群体才能在全球化语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积极能动地向前发展，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但霍尔的文化身份观也存在未来身份走向的不确定、文化身份的无根漂泊、阐释身份本质与非本质的矛盾性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继续探究。

第一，霍尔批判并解构了西方霸权的文化身份观，强调身份是连续性向量和断裂性向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却没有指出文化身份的未来走向，关于文化身份的未来形态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族裔散居身份被视为霍尔对流散群体的一种文化身份认定，事实上，族裔散居并没有给流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群体一个家园归属，一方面族裔散居没有处理好母国和现定居国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族裔散居人群既无法融入母国身份，也无法融入定居国家，成为一种边缘人群。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倒是可以为族裔散居群体提供一些启示，“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格局，”由于各种原因移民到其他国家的边缘群体需要继承母国的文化源头，也需要坚持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定居国的新文化资源，发挥主体能动性积极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影响新定居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导向。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被学界普遍接受，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和五十六个民族的多元性。霍尔针对加勒比黑人的文化身份观也可以借鉴“多元一体”理念，将族裔散居群体团结凝聚起来，形成新的文化身份观，如果一味强调文化身份的差异性，没有一个核心理念将大家汇聚在一起，只会形成一盘散沙。

第二，霍尔过于强调文化身份的未完成性，使文化身份处于一种无根漂泊的状态，文化身份的建构最终旨归应该是要找到一个确定的根、确定的归宿。在文化身份的两种思维方式中，霍尔更关注文化身份的不连续性和差异性，注重三种在场对文化身份的影响，造成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同时非洲、欧洲、美洲三种在场的分析，显然落脚点应该在美洲新世界这个不同文化混合、协商的场域，这种混合的新身份不能最后成为分裂出黑人、移民、加勒比等不同的碎片，在强调复数身份的同时，需要将这些碎片缝合成一个整体。霍尔提出表征建构的意义系统，将身份理解为一种人为建构起来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例如黑人对应暴力、吸毒、低等、奴隶，白人对应奴隶主、高等、文明，这些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被西方强势话语建构出来的，身份在霍尔看来成为一种话语建构。但是重构的身份建立的位置在哪？霍尔并没有给出答案。所以确定身份的文化历史根源，寻找黑人的非洲之根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不是要重返非洲，必须回到非洲的本源，而是找到一个归属的位置，进而去建构一个开放的文化身份。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收录在该书

第三，霍尔在阐释文化身份时采取一种策略性立场，出现了本质与非本质的矛盾。霍尔在《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中将加勒比黑人作为一种叙事立场，其实这就是他阐释文化身份采取的一种策略性立场，“策略性身份说明主体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时刻处于一种历史变化的动态之中。策略性的文化身份阐释既是反本质的又是利用本质的。一方面，霍尔批判电影视觉图像呈现出的加勒比黑人的本质属性，忽略了时间和空间变化带来的黑人的差异性，策略性身份瓦解了身份处于某一时刻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霍尔也承认本质主义的策略性身份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非洲黑人享有共同的历史起源和共同的文化符码，经过时间积累沉淀出一种黑人性的身份稳定性，正是通过这种本质主义的身份确定性来抵抗西方霸权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使黑人获得承认和尊重，但是不可否认黑人流散群体在西方国家想要获得与白人一样真正的平等还需要很长时间。所以霍尔在阐释文化身份观时出现了本质与非本质的矛盾。所以需要辩证地看待文化身份的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既要认清文化身份的源头和历史，也要承认文化身份在西方殖民话语下的断裂和差异。

结语

霍尔的文化身份观建构得益于他的双重流散身份以及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发展。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政治、文化对抗，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强势文化的入侵，激发弱势群体的文化意识觉醒，这些因素都促进了霍尔对族裔散居群体的文化身份的思考。霍尔对文化身份的探讨散见于多篇文章或编著导言中，所以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体系，本文以《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作为中心线索分析霍尔文化身份观的两种思维方式，以及文化身份的非洲、欧洲、美洲三个在场。霍尔的文化身份观通过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解构了西方霸权对黑人的贬低，指出族裔散居群体在当下时空的身份能动性。霍尔坚持一种开放多元的文化身份观为族裔散居人群寻找自己的位置指明了方向。同时霍尔的文化身份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除了文化身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和文化身份的无根漂泊等问题，霍尔也没有考虑到互联网对文化身份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之间的交流交往更加便捷更加频繁，文化身份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在思考群体和个体的定位时也会更具挑战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会推动文化身份观的发展，这种内核融合“‘天下大同’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和合观、‘协和万邦’的整体观，”将会成为解决种族矛盾冲突的有效办法之一，为开放、差异、多元的文化身份观提供凝聚力和向心力。

①关于霍尔的理论分期，学界没有明确的界定，安吉拉·麦克罗比在《文化研究的用途》中将其分为三个代表性阶段：20 世纪70 年代的电视文化、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的权威民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三个阶段。笔者大致将霍尔的理论分为两个时期：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之前主要研究中心是大众文化和媒介文化；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之后主要研究文化身份和多元文化问题。

②霍尔1932 年出生在一个牙买加下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家族血统混杂，父亲是金斯顿有色人种中低阶级，母亲是欧洲移民白人上层中产阶级。父亲希望霍尔结交白人上层人士，母亲认可英国殖民统治，因此家教氛围认同殖民文化，但是霍尔是一位黑皮肤牙买加男孩，自我处于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的夹缝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主体位置。本想到英国留学摆脱这种困惑，事实上，反而更加剧了他对自己身份的质疑，在正统的英国人眼中，他是作为有色人种的他者存在，因此这种双重流散身份经历也迫使他后期转向文化身份问题研究。

③刘英杰,田雨.《从反本质主义的“身份”到逆向文化策略——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观探微》，《求是学刊》,2021 年第1 期,第64 页。

④霍尔对文化身份观的探讨散见于诸多文章中，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去论述，从《最小的自我》开始，先后发表了《族性：身份和差异》《新旧身份、新旧族性》《本土与全球：全球化与族性》《导言：是谁需要“身份”？》《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等文章不断深入去剖析文化身份观，这也符合霍尔的学术习惯，他很少出专著，喜欢用理论，不喜欢去创造理论。

⑤⑥⑧Hall,Stuart,ed.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Vol.2.Sage,1997：p.32;p.45;p.50.

⑦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Pantheon Books,1980：p.98.

⑨⑩⑪⑫⑬⑭⑮ Hall,S.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A]//Identity:Community,Culture,Difference,London:Lawrence&Wishart,1990:p.222;p.222;p.225.p.226-p.227;p.232;p.235;p.235.

⑯ 陶家俊.《现代性的后殖民批判——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 年第5 期，第7 页。

⑰ Hall,S.,&Werbner,P.Cosmopolitanism,Globalisation And Diaspora(2006) [A]//Werbner,P.Anthropology And the New Cosmopolitanism,2008,p.346.

⑱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3-4 页。

⑲ Hall,S.Who Needs Identity[A]//Hall,S.&Du Gay,P.(Eds.).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Sage Publications Ltd,1996:P.3-P.4.

⑳ 李包庚,芦敏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1-1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