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中

2021年9月25日，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原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一级巡视员潘东升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牺牲，年仅57岁。

潘东升牺牲后，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福建省委、福州市委分别追授他“时代楷模”“全国双百政法英模”“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公安楷模”“八闽楷模”“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党委、福建省委、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党委、福州市委先后组织开展向他学习的活动。

一段时间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公安报》、《福建日报》、福建广播电视台等各大媒体对潘东升先进事迹的报道持续而密集，可谓铺天盖地又感天动地。据统计，自2021年11月19日晚“时代楷模”潘东升发布仪式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后，一个多月里，有超过36家媒体权威发布，全网有22亿的传播量、15亿的话题阅读量、8500多万的视频播放量，网络视频热搜话题位居各大主流媒体排行榜前列;“不赴饭局的公安局长走了”这个话题全网阅读量近5亿，多次登上热搜排行榜第一名。

我们浏览这些报道时，发现“忠诚”“干净”“担当”等词汇是其共通之处。大部分报道都会提到他用过30年的钱包、用过13年的手提包;还会提到他的很多“金句”，比如：“只有个人的干净，才有做人的底气、干事的硬气、从警的正气”“要牢记人民警察前面是‘人民’二字”“尽量让群众少跑腿，一些能在网上办的事项，尽量让群众在网上办，大家都要解放思想”“如果哪一天民警看到我在哪个饭局上，你过来甩我两个耳光”……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潘东升的事迹为什么能够引起如此广泛、强烈的关注？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有怎样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质？2022年初，笔者带着诸多期待，前往潘东升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采访他的家人、同事、同学。

在福州和三明，笔者采访过的民警们的手机里大多还保留着潘东升的微信。采访期间，不一定什么时候，他们说着说着就会哽咽、流泪。他们用不同的措词，表述着同样的意思：潘局长是一位好领导，他的忠诚、干净、担当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真实的他比所有报道里的他更令人崇敬。我们永远怀念他！

对我来说，写活潘东升很难。相对而言，难的不是写“事”，而是写“人”。潘东升那些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在网上能搜到很多。我要做的，是在详尽呈现他的先进事迹的同时，从他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中寻找他行为背后的逻辑合理性和必然性，力求信息的“对称”和“完全”，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潘东升。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潘东升在我心里渐渐“活”了起来，我眼前浮现着他的音容笑貌，耳边回响着他带有福州味的普通话的声调。我感觉渐渐走进了他的精神世界，仿佛他是一个相识多年的可亲可爱可敬的老大哥。此时，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评价潘东升，我有底气这样说：我了解他，我懂他。

要走进潘东升的精神世界，有必要了解他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

潘东升是福建平潭人。平潭在哪里？在我国大陆最东南角。平潭在地理位置、自然风貌、气候条件等方面，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福建省东部沿海一个岛县，在福州市区东南方向、台湾海峡西岸，素有“千礁之岛”之称，全县境内有名称的岛屿126个、岩礁702个。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会感觉那些岛屿和岩礁很“袖珍”，仿佛只是海面上的几块石头。

平潭的主岛叫海坛岛，形状像麒麟，面积324平方公里，是福建省第一大岛、中国第五大岛。在百度地图上测距，海坛岛南北最长处约3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15公里。这里是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与对岸的新竹相距仅68海里，约126公里，大约相当于从北京市中心到天津市中心的距离。

目前我国有七个经济特区，分别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喀什、霍尔果斯。而平潭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地方，却“比特区还特”。有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使它越来越“特”——

第一个时间节点是2009年7月，福建省委、省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精神，决定设立“平潭综合实验区”，积极探索开展两岸区域合作，建立两岸更加紧密合作交流的区域平台，努力把平潭建设成为探索两岸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科学发展的先行区。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11年3月，“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批准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平潭的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赋予平潭七方面28条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更加优惠的配套政策。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上岛考察，强调平潭综合实验区“是闽台合作的窗口，也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为平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同年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平潭列入新一轮自由贸易区建设试点。福建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超常规推进平潭的開放开发。

第四个时间节点是2016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的批复》，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步入正轨。平潭成为继海南岛之后，国内获批的第二个国际旅游岛。一些民间组织和越来越多的“驴友”，不约而同地把平潭称为“中国的马尔代夫”。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清楚“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平潭县是什么关系。在行政区域上，二者是完全重合的。但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是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级别是正厅级，在福建省实行计划单列。平潭县归平潭综合实验区管辖，不过，在行政区划上仍是福州市的一个县，其诸多统计数据仍纳入福州市的范畴。

平潭的主岛海坛岛如今很繁华。2019年8月，海坛岛被划分为金井、海坛、君山、苏平四大片区。金井片区高楼林立，仿佛上海、深圳等国际化大都市的一角。海坛片区是老城区，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烟火气十足。苏平片区、君山片区则致力于改造美丽乡村，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那里的观光景点、美丽村落、旅游民宿遍地开花。

从福州到平潭，有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全长1634公里，2013年11月开建，2020年全面通车，总投资额147亿元人民币。所谓“公铁两用”，顾名思义，是既有公路又有铁路。大桥的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六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200公里的双线Ⅰ级铁路。大桥以几个浮出海面的小岛作支撑，如同一个漂亮的“三级跳”。如果从高空俯瞰，大桥在苍茫天地之间、万顷碧波之上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简直是鬼斧神工。

列车时刻表显示，目前从福州到平潭的高铁和动车每天有11次，其中最快的车次只需34分钟。从福州自驾去平潭，一般只需一個小时多一点儿。在福州汽车北站乘坐长途汽车，到平潭汽车站大约需要两个小时。

一年四季，全国各地去平潭旅游的人络绎不绝。“石厝”是平潭旅游最独特的一个亮点。“厝”字在福建和广东潮汕一带较常用，意即“家”“房子”。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发现，墙体全部采用石头砌成的大片大片的石厝，除了平潭，其他地方还真不多见。岛上的花岗岩遍地都是，平潭人就地取材，建造石厝简单方便;这种花岗岩很坚固，可以抵挡频繁的台风、海潮等各种恶劣天气的侵害。可惜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岛上的很多古村已无人居住，以致杂草丛生、碎石满地，那一座座灰墙灰瓦的石厝也现出了破败模样。

近些年来，一些文创机构看上了那些石厝，经过规划、设计、改造，曾经寂寥多年、年代感十足的古村成了休闲旅游的好去处。经过改造的石厝民宿或在静谧的乡村山野，或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依山傍海而建，高低错落，沧桑朴拙。

平潭岛上有一座占地一千多亩的古城，叫“海坛古城”。不是“真”古，是“仿”古。古城以“闽越海洋文化、海防文化、海上丝绸文化、福文化”为根基，以仿古建筑为载体，以古城演艺、互动娱乐和节庆活动为表现形式，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打造不一样的旅游文化。那些仿古建筑沿袭了明清官式建筑风格，又融入了闽台建筑风格，金碧辉煌，流光溢彩。有专家认为，放眼整个福建乃至全国，像海坛古城这样兼具文化、自然景观、主题游乐的综合性文旅项目，都是十分稀缺的。2021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开发银行等七家单位联合公布了“全国文化和旅游投融资项目”遴选结果，全国共320个项目入选，其中就包括海坛古城。

“蓝眼泪”更是平潭的一大特色。这是一种生活在海里的微生物，又名种虾，身长02毫米至2毫米。天气闷热的夜晚，“蓝眼泪”会浮出海面呼吸，被海水托举到浪尖，发出幽蓝的微光，随着海浪“哗”地扑到沙滩上，然后渐次熄灭。“蓝眼泪”发光，是雄性种虾吸引雌性种虾的生物习性。每年4月至6月，是“蓝眼泪”出现最集中的时候，靠近海滩和礁石的海水呈或深或浅的蓝色，不停地闪烁着幽幽蓝光，整个海岸线犹如浩瀚的银河，让人仿佛置身奇幻世界。

平潭岛的北部海边有一个叫“长江澳”的地方，去平潭旅游的摄影爱好者一般都不会错过。那里有福建省最大的风力发电田，几百座风车错落有致地“栽”在沙滩上，细长的叶片不停转动着。从远处看，那些风车像玩具，走近了才知道是需要仰视、令人生畏的大家伙，旋转的叶片发出低沉的“呜呜”声。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翻滚的浪花、强劲的海风、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碧绿的田野，还有那一排排高耸的风车，举起相机随手一拍，都是一张无需修饰的美图。

除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美景，平潭美食也让“吃货”们乐不思蜀。平潭人最爱吃的菜粿，混合笋、咸菜、紫菜、虾、海蛎为馅，包在地瓜粉皮内，美其名曰“时来运转”。由地瓜粉加菜丁、肉丁、虾仁丁、胡萝卜丁和花生等混合后再煎得焦脆的八珍炒糕，被称为“平潭比萨”。还有一道著名的甜品，形状像煎饺，外皮是地瓜粉，内馅是豆沙，平潭人称其为“天长地久”。

近年来，集综合实验区、对台窗口、自贸区、国际旅游岛、离岛免税五大政策于一身的平潭，已经成为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的区域之一，越来越多的台资、外资企业都瞄准了这片投资兴业的热土。尤其是近两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冲击的大背景下，平潭却逆势而上。疫情发生后的大半年里，实验区新增台资企业147户，注册资本252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308%、4107%;截至2020年9月底，全区共有台资企业1156家，在平潭创业、就业、生活的台胞达2300多人，比2017年增长35倍。

这样一组数据，是平潭不断激发两岸融合发展新活力的生动体现。其中，位于金井新城的台胞社区是全国首个“由台湾规划单位设计、台湾营造企业施工、台湾建设标准验收、台湾同胞入住、台式物业管理”全链条体现台湾元素的项目。台湾工程建设企业能顺利在平潭承揽项目，是平潭在扩大两岸交流合作新机制上持续探索的一项重要成果。

如今的平潭，崭新的柏油公路四通八达，大片大片的高楼错落起伏，密集的防风林一片连着一片，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现代物流、商贸服务、文化创意、技术及商务服务等十余种产业风生水起。这个形似麒麟的岛屿，创造出了著名的“平潭速度”，在腾飞，在巨变，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海新城正在快速崛起。

平潭走向繁荣和发展，也并非一蹴而就。曾几何时，平潭是个极其贫穷的地方。一是自然条件恶劣;二是距离台湾本岛太近，基于战备形势的需要，长期没有进行基本建设。于是，这个福建省第一大岛、全国第五大岛，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冬眠”状态。

曾有句歌谣这样形容平潭恶劣的自然条件：“平潭好，平潭好，只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福建省的地势总体上西北高东南低，横断面略呈马鞍形。台湾岛为我国东部最高山岳分布区，全岛山系纵贯南北。海风从宽阔的东海或南海涌入狭窄的台湾海峡，无论向哪儿刮，首先被“洗劫”的就是孤悬大陆之外、与外界隔绝的平潭。

平潭的风特别大，每年有一百多天，全是七级以上大风，平均风速每秒69米，海边更强劲，“狂风过处风沙起，一夜沙埋十八村”。据《平潭县志》载：“相传清初，浦尾十八村，一夕风起沙拥，田庐尽墟，附近各村患之。”“海沙随潮拥上，近海乡村悉遭压废。”这就是“一夜沙埋十八村”的由来。那时的平潭几乎寸草不生，更没有树木可以抵挡风沙。因风太大，树会被风吹倒;又因没有树，风更加肆无忌惮，以至于连草都长不住。山上都是石头，光秃秃的。

平潭的风能大到什么程度呢？毫不夸张地说，体重八十斤以下的人，刮大风的日子在室外活动，根本就站不住。渔村石厝的房顶，每块瓦片上都要压石头，就是为了防止被风刮走。

“要想风沙住，就要多栽树。”防风固沙的有效办法就是植树造林、设置防护林带，以减弱风速、阻滞风沙的侵蚀。但在平潭，植树造林很不容易。自然环境对树种要求苛刻：既要耐干旱，也要耐潮湿，还要耐贫瘠、抗盐渍，并且必须根系深，生长迅速。白杨、松柏在这里都难以成活;那些名贵的树种如紫檀、花梨等，更和这里无缘。最适宜在这里成活的树种是“木麻黄”。这是一种常绿乔木，原产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根系有根瘤菌，可在瘦瘠的沙土里速生，插条而活，见风就长。1954年起，木麻黄开始在平潭种植。

黄沙地里那一排排的木麻黄，让平潭的风稍微温柔了一些，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并没发生多大改变。

长期以来，平潭人主要以种地或打渔为生，生活很苦。种地比打渔更苦，因为岛上的泥土被大风刮走了，土地非常少;仅有的黄土地也非常贫瘠，大部分农作物都种不活，主要种地瓜。

打渔这个行当，在当地叫“摇缯”。“摇”，指的是摇着木船出海;“缯”，指的是渔网，“放缯”即“下网”。以往的平潭人摇缯，通常由大小两只木船围网捕鱼，动力系统是简单的木橹和风帆。大船长十余米，宽两米多;小船长四米多，宽近两米。大船上一般有船老大（老郎）、摇橹的主把手（橹头）、摇橹的副把手（倒扁）等七个渔民。小船上一般有三个渔民，一个把持主橹，一个把持边橹，一个负责捞起渔网浮标并系好绳索。

每逢夏季来临，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渔民们早早地吃过“摇缯馒”（晚饭），手里提一个装点心的竹筒、一个装饮水的罐子，就出海捕鱼去了。在航程中，如果遇上合适的风向会架起风帆，一前一后行进。到了准备放缯的海域，渔民们加快速度摇橹。船老大根据风向、潮水流向和海面情况，选定最佳放缯区域，大小两只木船各拉起渔网一边的绳索，尽可能地将渔网展开。当拉网的距离达到千米左右，两只船向网中间靠拢，这叫起网。

为了能捕到更多的鱼，渔民们通常整夜整夜地在海上寻找鱼群，忍饥挨饿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都舍不得把竹筒里的点心一下子吃完。不仅如此，还要抗飓风斗恶浪，经历生死考验。出海的时候也许风平浪静，但海上的天气千变万化，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是一场风暴袭来，如果船老大经验不足，很容易发生船翻人亡的事故。回港后，“归厝呷碗热汤”，成了劫后余生的渔民们最幸福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机帆船外海捕捞，虽然机器马力不大，但摆脱了人力摇橹，用起网机起缯网，还有收音机，能听到天气预报。到了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二百马力的机帆船，有些船上配备了鱼探仪。捕捞技术越来越先进，但基本上还是小木船“摇缯”的延伸和改进，打渔谋生依然辛苦。

岛上农民的主食是地瓜。地瓜切片后淘洗，沉淀出来的淀粉要拿去卖钱。淘洗后的地瓜片蒸熟，黑乎乎的，一点儿甜味都没有。三片地瓜一碗汤，就是一顿饭，连基本的营养都不够。七斤地瓜片换一斤大米，逢年过节，才舍得吃顿大米饭。好在渔民出海打回来的鱼价钱不贵，一般人家都买得起。最常见的是冰糖炖黄花鱼。之所以用冰糖炖，是因为其他的調味品都买不起。

平潭之所以贫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不便。说到平潭的交通，平潭人都会想起一个地方——娘宫。娘宫是平潭县北厝镇的一个村子，位于平潭岛的西南角，对岸是福州的福清市。2010年之前的将近60年里，娘宫码头是平潭唯一的进出岛通道。

娘宫码头开港于上世纪50年代初。几十年来，客运渡口几经更迭，运载工具也逐代变化。最初是木帆船，经不起风浪，很不安全。上世纪60年代初，有了机动船和轮驳船。上世纪80年代，有了汽轮船和客轮，速度越来越快，运载量也越来越大。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又有了登陆艇，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铁甲船”，汽车可以开上去，人和车可以不分离。虽然交通工具的进步让居民们进出岛比以前便捷了，但排队等轮渡仍是很多平潭人痛苦的回忆。

苍茫天地之间，万顷碧波之上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出岛去福州，很早就要起床，坐汽车急匆匆赶到娘宫码头等轮渡。等轮渡的长龙往往一排就是一百多米，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甚至大半天;每逢节假日，往往要排上六七公里的长队。轮渡班次有限，总有人因此耽误了飞机、火车。凌晨5点从家里出来，到达福州已是深夜。在福州工作的平潭人回老家过年的时候，从福州城里一程一程搭车，到了福清码头还要排队等轮渡。一旦遇到台风，就只好在码头过夜。人已经到了家边上，却只能看着对岸灯火点点的平潭岛，过一个人的春节。那种滋味，真是难以言喻。

一代又一代的平潭人，都盼着建一座连接外界的大桥。1993年，也就是平潭建县80周年，坊间有了要建跨海大桥的传闻。有人说台湾商人要来投资在平潭建桥，也有人说香港商人来考察了，一时间，有无数个关于建桥的版本。人们等啊盼啊，直到十几年后的2007年，终于等来了“平潭海峡大桥”打桩的好消息。

2010年11月30日，平潭海峡大桥建成通车，岛上居民从此告别了出行完全依靠轮渡的历史。平潭海峡大桥是福建省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起点于福清市瀚镇小山东，跨越海坛海峡，经北青屿，终点至平潭娘宫，全线长4976米，其中桥梁长3510米，桥面和接线公路宽度同为17米，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人民币。新华社报道称：“平潭海峡大桥的建成通车，将给岛上近40万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对改善平潭的投资环境，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开放开发、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又过了10年，2020年12月26日，我国首座跨海公铁两用桥、世界最长跨海峡公铁两用桥——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全面通车。行驶在大桥之上可以看到，无论是公路还是铁路，两侧都安装有高高的风屏障，以保障汽车和火车安全行驶。大桥所在地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界三大风口海域之一，在非台风情况下，阵风都有可能达到10级以上。风屏障能有效削减风力，6级风通过时，在桥面上一般就只有3级风的强度了。

随着大桥通车和福平铁路的同步开通，平潭岛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与福州形成了半小时“生活圈”和“经济圈”。这对完善闽东北区域铁路交通网络，发挥福州中心枢纽作用，带动闽东北区域整体开放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个平潭人，潘东升自幼受过很多苦。

潘东升的老家在北厝镇湖东村。村子东边，就是当地有名的三十六脚湖。三十六脚湖是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总面积210万平方米，最大水深16米，是平潭县城生活和工业用水的重要水源。湖岸曲折，峰峦叠翠，湖光山色，极尽秀美之韵，被称为“海岛明珠”。村子东南方向约四公里，就是海坛古城。

潘东升的发小林文融告诉笔者，潘东升家是书香门第，他的爷爷虽然是个农民，但受过较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写一手好字，尤其是对《易经》有很深入的研究。潘东升父辈的五兄弟，也都读过书。但因为耕地少，这个大家庭生活一直很不容易。

潘东升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1970年，也就是潘东升六岁那年，为生活得好一点儿，他的父亲到福建北部的顺昌县某林场当了伐木工人，后来把一家五口都带了过去，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

潘东升的弟弟潘东曦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儿时的那段生活“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也过得悠然快乐”。不过，林场里有一样不好：只有小学，没有初中。而且小学很远，要坐小火车去。1975年初，也就是潘东升十周岁那年，父母把他送回老家平潭，由爷爷奶奶照顾。父母没有提前把这一决定告诉他。一家六口匆匆忙忙回了趟平潭，只待了一天，直到离开的时候，潘东升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哭喊着追了出去，被爷爷抓着胳膊拉回了家。

那时的湖东村只有十八户人家、一百多口人。潘东升爷爷奶奶家的日子也不好过，用石头垒起来的老房子位于山坡上，非常简陋。不通电，照明点煤油灯。常年吃地瓜片，偶尔改善伙食，出去买一块豆腐就得步行三四个小时。

奶奶的腿摔过，需要照顾，爷爷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太灵便。无论春夏秋冬，潘东升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烧火做饭。他和爷爷睡在一起，家里没有钟表，爷爷只能通过看天色判断时间，天亮了就踢他一下，叫他起床。潘东升边煮饭边在煤油灯下读书。有时他煮好了早饭，读书读了很久天也没亮。待爷爷醒来，才知道他把時间估计错了，潘东升被叫醒的时候才凌晨两三点。吃过早饭，再给爷爷奶奶盛好饭，潘东升才去上学。好在小学要比住林场那会儿近多了，就在邻村，翻过一座山头，步行十几分钟就到。

想念父母的时候，潘东升经常偷偷地用被子蒙着头哭。弟弟潘东曦也很想念哥哥，哥哥在平潭老家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从潘东升的来信中知道的。升学、入校、取得佳绩、学校的新鲜事，潘东升总是第一时间写信告诉远在闽北的父母。他寄信的邮票钱，都是他考试取得好成绩，爷爷一分一分奖励他的。吃苦、懂事、勤奋，这是潘东曦经常从父母口中听到的对哥哥的描述。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潘东曦洗完了脚不肯擦干，两脚不停地对碰。妈妈说，脚底碰脚底，兄弟会打架。从那以后，潘东曦洗脚时再也没有两脚对碰过一次。

潘东升的爷爷对后辈的管教十分严格，他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不管男孩儿女孩儿，要求他们都要读书。在湖东村，多少年来，只有潘家有考上大学的。潘东升喜欢读书，不用爷爷督促。放学后他不能闲着，上山耙草、挑水，农忙季节帮忙耕地，走几里路去北厝公社买生活日用品，等等。但只要有一点儿空闲时间，他就用来读书。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去山上放羊的时候，那些小伙伴都在玩，他却是一边放羊一边读书。

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刻苦，小学毕业后，潘东升进入北厝中学。初中毕业时，他的中考分数超过了福州一中的录取线，但因为家里穷，只好到平潭一中念高中。从14岁到16岁，他在平潭一中度过了艰辛、紧张又充实的两年（那时候初中、高中学制均为两年）。

平潭县城在建筑风格、道路绿化等方面，和闽东南的那些县城大同小异。要说不同，土黄色的老旧石头房子似乎多了一些，房顶的瓦片上压着石块，看上去结实朴拙。那些骑楼，两层的居多，廊柱和墙壁上，绿色的苔藓斑驳陆离。楼与楼之间，架空的电线蛛网般密密麻麻、纵横交错。老城区的街道普遍逼仄拥挤，双向六车道的万宝路，就是较宽的街道了。而那些小巷道，石板路光溜溜的，曲里拐弯，就像迷宫一样。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居民出行开汽车的较少，骑电动车的较多。道路两旁绿树掩映，不一定在什么地方就会看见一棵遒劲、沧桑的古榕，可以说是处处有景，移步异景，景趣横生，漫步其中，犹如走进了一幅绿色风景画。

如今的平潭一中设施完备，教学主楼、综合实验楼、塑胶田径场等应有尽有。但在潘东升的中学时代，“石厝房、黄土地、泥娃子”，是平潭一中最真实的写照。

潘东升在平潭一中上学的那两年，县城的楼房还较少，大多三四层。校园里是黄土地，平日里尘土飞扬，一到下雨天就坑坑洼洼，一脚踩下去，鞋底带起的黄泥比秤砣还重。教室多是石头房，为遮挡尘土，天花板用塑料布罩着。课桌破旧，黑板是水泥上面刷漆。宿舍楼只有一座，每个房间里放四张木头双人床。

家在农村的同学都寄宿，一天三顿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地瓜片，用铝制饭盒盛着，拿到锅炉房的大笼屉里蒸。咸菜有的是从家里带来的，有的是去街上的副食商店买来的，五分钱的咸菜就能吃三四天。喝的水是锅炉蒸饭用过的，有点儿咸。水也不是自来水，而是从食堂边的一口井里打上来的。至于肉和青菜，属于奢侈品，根本见不到。

那时候的潘东升身材瘦小，脑袋就显得格外大，有同学背地里叫他“大头”，不过，大部分同学都叫他“阿潘”。他的性格可以用“安静”和“斯文”来形容，平时话不多，而且绝不说没用的话。如果是和要好的同学在一起，他也会变得很健谈。他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好，有着超出同龄人的逻辑性。潘东升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数学老师让他收作业，有的同学做作业很磨蹭，他就耐心等着他们做完，哪怕等到晚上熄灯，也要把最后一个同学的作业收上来。

上高中期间，潘东升是平潭一中的“名人”。那一届一共十个班，学习最好的几十个同学被编到一个重点班，班里三个学习最好的学生被誉为“三大金刚”，潘东升是“三大金刚”之首。

那时候，林文融和潘东升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林文融的家也在北厝镇，周六下午，他和潘东升一起步行回家。从县城到潘东升家，要走八公里的沙土路，到林文融家是十六公里的山路。

林文融坦言，那时自己读书不是太好，非常羡慕潘东升。潘东升读书总是能抓住重点，让同学们非常佩服。他的数学成绩在班级里更是遥遥领先。有一次，潘东升解一道数学题，不用课本里教的解法，而是自己琢磨出了一种解法，同样得到了正确答案，大大出乎老师的意料。

“他非常聪明，脑子太厉害了，思辨能力非常强，这是大部分同学都不具备的。他是我见过的学习能力最强的人。”林文融说。

弟弟潘东曦从闽北的顺昌回到老家，在平潭一中上初中。其间，兄弟二人曾在县工商局家属院的大伯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高潘东升一级的黄峥也住在那个家属院里。

黄峥在一篇回忆潘东升的文章里说：“每天天刚蒙蒙亮，潘东升就起来读书，还把亲弟弟和堂弟也拉起来读书。我父母常说：‘你看，小潘多自觉，多争气。’小潘很懂事，对同学很热情，谁有不会做的题目，他都会热心帮忙解答。”

在平潭一中，潘东升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学霸”。根据往年的高考录取情况，他考上清华、北大是很有希望的。可惜，高考时他发挥不太好，尽管如此，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被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软件专业录取。

1980年9月，16岁的潘东升离开了海岛平潭，在福州开始了长达39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潘东升的大学时代，是在位于福州市杨桥路的福州大学老校区度过的。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日新月异。普通老百姓能直接感受到的，如电影、体育、音乐、文学等领域，可谓争奇斗艳，呈现出繁荣景象。

那个时期，诞生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经典影片。比如，《少林寺》在刀光剑影中演绎家国情怀，颠覆了人们既有的审美边界。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通过小英子的主观视角，将三个没有因果关联的事件串联起来，這种“反情节”设计所表现出的艺术勇气，至今都令人称道。发行量惊人的《大众电影》杂志，每期都在彩页上刊登当红明星的大幅照片，刘晓庆、张瑜、陈冲、唐国强等一大批明星都在短时间内家喻户晓。还有从港台及日本、欧美引进的一大批影视剧，如《霍元甲》《血疑》《排球女将》《追捕》《巴黎圣母院》《佐罗》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和精神生活。

那个时期，我国的体育事业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中国女排取得五连冠，“女排精神”成为顽强拼搏的代名词。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首金，同时也是中国首位奥运冠军，实现了中国奥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跳高运动员朱建华三次打破世界纪录。“体操王子”李宁在1982年的世界杯及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体操比赛中，获得男子体操多项世界冠军。那也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中国男足在亚洲稳居一流强队，球迷看球的时候从不用提心吊胆……

那个时期，流行音乐走进人们的生活。邓丽君是华语流行歌坛第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手，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里程碑。但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台湾校园民谣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原创音乐的发展，比如《外婆的澎湖湾》《童年》等，人们耳熟能详。手提式收录机走进千家万户，城市里时髦青年的标配是：上身花衬衫，下身喇叭裤，发型是乱蓬蓬的“爆炸头”，鼻梁上架一副太阳镜，手里提一台收录机，播放着港台流行歌曲……

那个时期，在中国文坛上，一批中青年作家崭露头角，如莫言、余华、北岛、舒婷等，港台作家如琼瑶、三毛、亦舒、金庸的作品也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那个时期，教育资源有限、录取率低，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那时候多数人的衣着还很“土气”，包括大学生在内，基本是警察蓝、解放绿或者深色中山装;女大学生夏天穿个连衣裙、皮凉鞋，就算很时髦了。那时候的大学生都爱读书、爱思考，思想敏锐，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书店和街边的报刊亭总少不了他们的身影……

潘东升的大学时代，仍然很“安静”，很有定力。他的好友林文融也是那时考入福建师范大学英语专业，两所大学相距七八公里。如今那一带很繁华，但当时还很荒凉，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农田。两人每到周末都要聚聚，不论谁去找谁，都要沿着农田里的小路走个把小时。

林文融那时候很随性，做过很多“傻事”。潘东升却严谨得近乎古板。比如假期里，林文融叫上潘东升和另外一个同学，提着一瓶高度白酒去海里游泳。林文融和那个同学一边走，一边不时喝上一口。潘东升却不喝酒，看着他们脱了衣服跳进海里，潘东升就在岸边坐下，给他们看衣服。他们游到天黑，潘东升就坐到天黑。

潘东升从不赶时髦，喇叭裤、收录机跟他无缘。他节约下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买书了。课外时间他博览群书，哲学、历史、经济学、文学，什么书都读。他在给弟弟潘东曦的一封信中说：“别人用生活费去追潮流，我并不认可。我觉得想要丰富自己，就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涵养，外在的东西不是太重要。”

尽管“安静”，但大学时代的潘东升和中学时代相比，还是活跃多了。林文融回忆，潘东升很有号召力、亲和力、凝聚力，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所有课程的成绩都不错，最好的是数学。除了英语，他还自学日语，能和外国留学生交流。

福建省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大数据管理局）主任（局长）吴宏武是潘东升的大学同学，据他回忆，潘东升在大学四年里一直当班长，热心服务同学。潘东升的另一位同学郭建回忆，潘东升因积极参加党团活动，表现突出，还被选为系团委宣传部长，负责青年团员的思想引导和宣传工作，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大学时代树立起来的。

潘东升学的是计算机软件专业，这也是福州大学首届开办这个专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展计算机技术的主力军是中国科学院、军工单位和部队，但在前期酝酿、起步、奠基和全面发展的各个阶段，清华大学都是一支十分活跃和富有成效的“突击队”。资料显示，清華大学于1956年在无线电系设置了电子计算机专业，这是新中国最早在高校建立的计算机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也较早建立了这一专业。

潘东升上大学的时候，计算机专业已不算新生事物，但当时社会上了解这个专业的人并不多。潘东升很喜欢这个专业。那时福州大学的计算机软件是用机器语言编写的。所谓“机器语言”，是指内置在计算机电路中的指令，由1和0组成，编程的时候用机器在长纸条上打孔表示这两个代码，有时候还需要手动修改。林文融去找潘东升的时候，经常看到他在编程，觉得很枯燥，但潘东升却津津有味。

1981年夏天，潘东升的父母从闽北顺昌县农场调回平潭，自己动手盖了一栋非常简陋的石厝，身强力壮的林文融也过来帮忙。尽管简陋，但这栋房子对潘东升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觉得这是自己的家。长到十七岁，他终于有个家了。他的爷爷奶奶也搬过来住。寒暑假里，一家人都在这里团聚。

1984年，潘东升大学毕业，专业成绩全班第一。那时候，我国的信息化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不少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或跳槽下海经商，或出国深造。潘东升完全有条件、有机会选择物质回报更加优渥的职业，也有老师劝他去德国留学。面对各种诱惑，他很淡定。他考虑得很简单：是党培养了我，人民警察是为群众做事、保一方平安的崇高职业，我想加入这支光荣的队伍。

于是，20岁的他成了福建省公安厅的一名民警，穿上了“83式”的橄榄绿警服。

福建省公安厅位于福州市区北部，是个很安静的院子，里面的几栋楼都不高。自1984年至2014年，从20岁到50岁，潘东升在这个院子里整整工作了30个年头。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潘东升在公安干警招待所里住了将近一年。后来，公安厅在大院里建了一栋宿舍楼，潘东升才搬回来住集体宿舍，一个房间四个人。青年时代的潘东升是帅哥一枚，中等个头，瘦瘦的，偏分头，笑起来很阳光，整个人看上去意气风发。

这时的潘东升已不像学生时代那样内向了，虽然仍旧“安静”，但比以前爱笑了。省公安厅的一位老同事评价他“做事清清楚楚，做人干干净净”。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有正义感，爱帮助人。林文融从福建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本校读研究生，1987年研究生毕业，到美国一家公司工作，1992年又因工作关系去了意大利，长期在国外生活。他母亲生病，一直都是潘东升帮忙照顾。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潘东升每月工资只有七八十元，还要供弟弟和妹妹上学。在潘东升的激励和帮助下，弟弟潘东曦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扬州大学。从潘东曦入学到毕业，整个大学期间，潘东升每月都给他寄二十元生活费，从未间断。潘东曦大学还没毕业，妹妹潘东琼又考上了福建交通学校（现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潘东升又开始每个月给妹妹生活费。

和身边的工薪阶层相比，潘东升生活很清苦，但和小时候的苦日子相比，他又很满足。所以，他每天都很快乐。他的高中同学黄峥大学毕业后在平潭工作，去福州的时候经常到省公安厅去看他。

黄峥回忆说，潘东升生活很简单，喝酒啊玩啊什么的从不凑热闹，对物质没有什么欲望，一碗拌面就是一顿饭。穿衣服也不讲究，只要干净、舒服就行。每次去他办公室，都见他在学习新的信息化知识，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他多次说过：“以后的社会是信息化社会。”

1988年，潘东曦大学毕业。那年夏天特别热，潘东升顶着酷暑，骑自行车载着潘东曦在福州找工作，整整两个月，晒得黢黑黢黑的。潘东曦终于在市水利局找到了工作，第一次领到工资，就买了一辆自行车送给哥哥。潘东升骑着崭新的自行车，逢人就说这是我弟弟送的。

1991年，担任省公安厅十一处计算机监察科科员的潘东升27岁。那年12月，潘东升结婚了。他的妻子袁秋榕是福州一家汽车运输公司的职工。袁秋榕最看重潘东升的，是他的诚实和朴实，和他在一起心里很踏实。她的家人也都很喜欢他。

婚礼是在平潭县城的家里举行的。老家依旧简陋，没有装修，只有他们婚房的墙面简单刷了一层白灰。他们乘坐登陆艇摆渡到岛上，请老家的亲戚们吃了一顿饭，第二天就回福州了。

潘东升穿衣服不讲究，结婚当天穿的毛裤上居然有破洞。袁秋榕嗔怪：“今天这么大的日子你怎么还穿这么破？”潘东升嘿嘿一笑：“穿在里面别人看不见。”

婚后，两人住在位于福州市文儒坊的省公安厅宿舍，宿舍里没一件像样的家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过分。潘东升说：“我们好好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两口子感情很好，第二年10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潘东升很疼儿子。他十岁那年从闽北的顺昌回老家平潭读书，在需要父爱和母爱的时候没在父母身边，知道那滋味不好受。他总是说，父母一定要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这样孩子才有安全感。他舍不得为自己花钱，却骑着摩托车到很远的地方给儿子买水果。儿子上学了，他总是教育儿子要好好学习，本分做人。他多次跟儿子讲起小时候在平潭老家放羊的经历。“如果我当时不努力，现在可能还在山上放羊呢。”

儿子所有的功课，包括英语在内，都是潘东升辅导。儿子晚上睡觉之后，潘东升会把他的作业认真检查一遍，把错误的地方标出来。第二天早晨儿子起床后，先把错误改过来才去上学。

潘东升一直致力于科技通信、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早在1992年，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普及，他就从事网络安全工作。那时他工作的科室叫计算机监察科。他是福建省公安机关首批从事计算机安全监察工作的业务骨干，也是中国第一代网警。为了做大做强网络安全工作，2000年，福建省公安厅成立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他担任副处长，分管公安网络基础建设工作。2006年，潘东升担任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政委。

现任福建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总队长王鸿开回忆说，潘东升担任网安处副处长时，受当时国际重大事件的启发，认为我国公安机关在网络安全基础建设方面还十分薄弱，特别是追踪溯源能力不足。他潜心思考、积极探索，开创了具有福建公安特色的网络安全系统建设新路子，并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开展海量数据（即大数据）系统建设，为侦破一系列大案要案提供了有力支撑，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在全国公安系统推广。他本人也因此先后两次荣立二等功。2003年，他开创性地提出建设政务网络安全监管中心项目，为全省政务网络终端提升杀毒服务和违规外联监控服务，确保全省信息网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为全省政务信息网络安全保障节省了大量开支和运维成本。

潘东升是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早在2000年，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数字福建”战略构想。潘东升凭借在计算机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深厚功底脱颖而出，成为数字福建专家委员会首批19名成员之一，也是福建公安队伍中的唯一成员。当时的专家委员会主任是福州大学校长助理、科研处处长王钦敏。2008年，王钦敏担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赴京工作后仍兼任该委员会主任，潘东升担任常务副主任，主持具体工作。

吴宏武回忆说，潘东升在担任常务副主任期间，曾推动数字福建“十一五”“十二五”两个五年规划。同时他主持、参与策划了许多大项目的建设，高标准制定政策，并作为专家进行验收把关。如全省政务外网，辐射省、市、县、乡镇，是福建省最大的一张网。他在信息化建设中非常执着，敢负责、有担当，坚持原则，特别是对安全的要求很高很严。

从2009年开始，潘东升长期兼任福建省公安厅信息化建设专家组组长。2010年6月，他担任省公安厅科技通信处（简称“科通处”）处长。此后亲历了福建公安科技信息化从无到有、人有我优的全过程。

现任福建省公安厅科通处处长董煜，1996年毕业于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软件专业，是潘东升的师弟。“我和潘局很有缘分，1996年我从福州大学毕业的时候，省公安厅派员去学校招人，其中就有潘局，是他把我带进了这支队伍。我和潘局是一个大学、一个专业，他算是我的大师兄。”

潘东升担任科通处处长期间，董煜作为副职，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四年。在董煜心目中，潘东升不仅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导师，在生活中更是一个好兄长。他忠诚的政治品格、精湛的专业能力和担当奉献的精神、清正廉洁的作风，都让董煜深深敬仰。

董煜说，潘东升在科通处工作的四年，是福建省公安信息化建设跨越式发展、实现质的飞跃的重要时期，也为后来的智慧公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福建省公安信息化软硬件设施整体水平，较全国先进省份有较大差距，在全国只能算是中等。究其原因，一是山区和沿海差距比较大;二是各地分散建设、标准不一，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这就导致了执法流程标准不统一，跨地市协调不顺畅。

为尽快改变局面，潘东升带队跑遍全省公安机关，开展科学、细致的调查研究，并结合实际，提出福建省公安科技信息化“大集中、大整合、高共享”的发展新思路，短时间内实现所有公安核心业务系统的全省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统一建库、统一应用、统一运维，既减轻了基层负担，又推动了全省公安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水平的跨越式发展。

“他有很强的攻坚能力与担当精神，总是从怎么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董煜说。

这种省级集中建设的模式，当时在全国为数不多，从效果来看，起点高、投入少、见效快，但对省公安厅提出了很高的技术要求，系统建设和后续运维的压力很大。潘东升从公安工作全局和公安信息化发展长远考虑，义无反顾地挑起了重担。他作为资深技术专家，敏锐地意识到系统整合、数据共享、标准统一是大势所趋，省公安厅如果不对业务系统进行统一规范的建设，今后必然就要不断地整合各地系统。所以他说：“这个事我们不做，后面的人就要花更大的代价来做。既然如此，还是我们来吧。”

此后的一两年里，福建省的公安信息化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一举跃入全国领先行列，被公安部科信局树为全国公安科技信息化发展因地制宜、大胆创新的典范。

现在来看，潘东升的眼光和思路是极具前瞻性的。那时推进的一系列工作，至今仍然对全省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使这项工作有了很扎实的数据标准和系统整合基础，也为未来发展蓄积了强大势能。

潘东升担任处长的科通处，其主要职责是研究拟订全省公安科技强警和信息化建设规划;指导公安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和安全技术防范工作;组织开展公安科技攻关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承担公安通信保障和信息通信网络安全管理与维护工作。

科通处活多事杂，有些工作风险大，但平时立功授奖的机会比较少，一直是个冷门部门。大家有时候免不了发发牢骚。潘东升总是鼓励大家：“不要气馁，在科技兴警战略下，科通部门大有可為。我们有技术优势，是真正全心全力为全警服务、为全局服务的。只要大家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就能赢得尊重和荣誉。”

潘东升本人是一个很想干事的人，担当意识非常强。许多繁琐的具体工作，他都带头做，自己主动担责任。

那时候，互联网已经逐步普及，老百姓对公安网上便民服务的需求和期待越来越高。但公安网信息和互联网信息无法实时互联互通，全方位开展网上便民服务存在诸多技术难题。

2010年起，潘东升作为总设计师，主持省公安厅交互支撑平台建设，与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携手，从框架设计、设备选型、系统部署、平台对接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划，努力打通互联网和公安网的网络通道，实现双向交互，短短一个月就投入试运行，在全国公安机关中率先实现为群众提供户政等网上便民服务。

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需求和期待，另一方面是安全方面的问题。如果设计有漏洞，一旦遭到攻击，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面对许多人对网络安全的质疑，潘东升说：“互联网本身就是一张网，是网，自然就有洞，如果把洞填满，那就是一面墙，也就阻断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我们要坚持以民为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打通便民服务通道。不能因为有风险，我们就不做这个事情了。要在这个基础上想办法去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尽最大努力解决到什么程度。”

这一交互支撑平台的总体框架、基础设施延用至今，其间，功能日益完善，提供的为民便民服务越来越多。项目建设过程中，潘东升始终顶住压力，体现了他敢作敢为的精神、勇为人先的魄力;同时，也体现了他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他对自己业务能力的自信。

潘东升在工作中不仅从不“踢皮球”，还主动“揽事”。省公安厅科通处综合室副主任林文海和潘东升日常接触比较多，经常随他到基层调研。有些基层民警对优化改进信息系统提出建议，无论是否涉及科通处建设的系统，潘东升都耐心倾听、详细记录。他对提建议的基层民警说：“所有公安信息化问题，你们都可以找我们科通处。无论是不是我们建设的系统，我们作为科通部门，都有责任有义务去协调推动解决。”

对一线民警提出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潘东升都逐条研究，紧盯不放;如果涉及其他部门的系统，他就主动上门反映、沟通，推动问题的解决。处里有个别人一开始想不通，认为这不是自己的分内工作，谁负责建设的系统，谁去解决问题，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潘东升却说：“科通部门从来没有部门利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服务全局服务全警的。民警愿意提意见、愿意用我们的系统，那就是对科通工作最大的支持，我们有什么理由推诿扯皮呢？”

刚退休的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二级警务专员黄作璋回忆说，潘东升在省公安厅科通处当处长期间，对基层的科技建设是义无反顾地支持。记得是2013年，福州市公安局的机房建设一时跟不上，黄作璋到省公安厅向潘东升求助。潘东升没有二话，马上叫来他的专家团队给予指导，并腾出省公安厅的宝贵资源。这让黄作璋非常感动，因为省公安厅的资源也非常紧张。潘东升科学调整，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福州市公安局的需要。从设计方案到腾出省公安厅本部的过渡机房，甚至是用电安全，潘东升都一一过问，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了福州市公安局的燃眉之急。

潘东升是个专家型领导，同时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当处长期间，在他的影响下，科通处的工作氛围一直很好，大家的心气都很顺。需要加班加点工作的时候，哪怕再累也没人撂挑子。潘东升的老同事都说，在潘东升领导下工作，再苦再累，心情也是舒畅的。他心地善良，心里装着每个人。他发自内心地尊重每一位同事，像兄长一样关心每一位同事。

潘东升平易近人，一点儿架子都没有，总是和颜悦色，没人见他发过脾气，甚至没人见他板过一次脸。他善于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很会鼓励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都有疏忽大意的时候，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是以鼓励为主。比如某个方案写得不好，他会告诉你怎么写会更好一些。如果某个事情确实很难做好，那他就主动帮助你做。作为潘东升的下属，不必有任何顾虑和压力，可以敞开心扉和他相处。他完全没有私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工作角度考虑，甚至从不考虑自己的“政绩”和“进步”。

福建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六支队副支队长许贤质说，对于许多网安战线上的青年民警而言，潘东升既是领导，也是师长。2003年7月，许贤质大学毕业，来到省公安厅网安处工作，潘东升是他的分管副处长。网安是一个年轻的警种，队伍朝气蓬勃，部门里不乏来自985、211的高才生，但他们在专业技术上都服气潘东升。这种服气并不是慑于领导的“威严”，而是因为潘东升对年轻人的殷切关怀和悉心教导。

在工作中，潘东升鼓励年轻民警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他是全国网安战线上的知名专家，却从不以专家自居，经常跟刚毕业的小伙子平等地讨论技术问题，以至于一些年轻人有时候“没大没小”。但最后的结果往往证明他是对的。每到这时候，他总是爽朗地哈哈一笑：“怎么样？小伙子，我说的没错吧？”

他鼓励年轻人要大胆尝试，不要怕出错。他还经常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想一想，今天做了什么工作、学会了什么，明天要做些什么。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网安民警。

在科通处民警陈建宏看来，潘东升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中年理工男”“闪烁着人性光芒的良师益友”。第一次向潘东升汇报工作，陈建宏准备了很久。尽管如此，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他刚来到这个部门，拿不准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出乎陈建宏意料，潘东升一见他就笑着说：“建宏，我知道你，你是业务骨干。”

陈建宏得了心肌炎，表面上装作不在乎，实际上心理压力很大。汇报工作的时候，潘东升先和陈建宏谈起了他的病情。他说，得这种病不要怕，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放松心情有利于治疗，同时，也不要大意，平时有哪些注意事项，等等，说得细心而专业。直到这时，陈建宏才意识到，潘东升为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2010年，科通處搬迁机房，时间只有三个整晚，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搬迁顺利完成，全处提前三个月做准备。那段时间，潘东升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像一个和蔼的兄长一样，遇到难题的时候一起发愁，解决问题之后一起开心地笑。连续三个通宵，他和大家一起抬设备、清理资料，重体力活儿都是抢着干，比年轻人干得都多。陈建宏劝他休息一下，他笑了笑说：“大家都不休息，我也不能休息。等搬完了，咱们一起休息。”

潘东升当处长期间曾明确说过，科通处的荣誉，处领导一律不要，评先评优的机会要让给那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潘东升以身作则，不管荣誉大小，他一律不要。

科通处信息化应用室副主任黄月珠回忆，在2011年的“清网行动”中，潘东升作为处长，不仅带领全处做好系统和数据支撑，全力为清网行动保驾护航，还一直琢磨着如何让科技成果更好地为“清网行动”助力，带领大家一起研究人像识别技术，探讨如何通过人像识别挖掘隐姓埋名的在逃人员。在他的指挥和协调下，科通处对近10亿张各类照片进行数据建模，与在逃人员比对。最终，比中了568名疑似漂白身份的在逃人员，经核实，认定了其中的22人。特别是通过对163名在押人员的个案数据比对，成功破获了部督“1996·11·01”大案，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杀人分尸后潜逃16年的凶手吴某迪浮出水面。

行动取得重大战果，潘东升功不可没。但在总结表彰的时候，他说荣誉一定要给具体工作的同志。就这样，科通处唯一的一等功就给了当时的“科通新兵”黄月珠。对此，黄月珠至今都满怀感激。

潘东升坚持“制度化规范，人性化管理”。不论是民警还是聘用人员，他都一视同仁。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他经常主动端着餐盘和他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了解每个人的情况。逢年终岁末，他还要进行家访。不管是谁遇到困难，他都会毫不含糊地伸出援手。2014年春，科通处有个聘用的驾驶员突发脑溢血，家庭陷入困境。当时潘东升即将调任三明市公安局局长，任命已经下了。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仍然多方打听相关政策，通过工会为那位驾驶员申请到两万多元的重大疾病补助金，同时发动全处民警捐款，当然，他自己捐得最多。

潘东升（中）到民警家中慰问

担任处长期间，在家庭生活方面，最让潘东升高兴的是儿子的学业，最让他痛苦的是母亲的离世。

儿子中考考上了福州最好的中学福州一中。潘东升当年虽然达到了分数线，却因家里穷没能上福州一中，对他来说一直是个遗憾。儿子考上了他心仪的高中，他自然很激动。中考分数出来后，他把儿子的各科成绩记在笔记本上（语文1315分，数学1425分，英语150分，总计424分），还去了趟新华书店，给儿子买了一大纸箱子高中课外读物。一下子买这么多书，营业员给潘东升办了一张优惠卡，再买书可以打九折。儿子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全国建校最早的农林院校之一，同时也是福建省重点建设的三所高水平大学之一的福建农林大学。

2008年，潘东升的母亲病重。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他城南城北奔波，风雨无阻。母亲不幸离世，一向坚强的他，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2014年4月，五十岁的潘东升离开他工作了三十年的福建省公安厅大院，调往福建省西部的三明市，担任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据三明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肖敏回忆，在此之前一个多月，他和同事们已听说省厅科通处处长潘东升要来当局长。

有的同事见过潘东升，有的还没见过。2011年8月，三明市公安局“網上警局”正式上线运行，潘东升作为省厅科通处处长来参加过启动仪式。“网上警局”是三明市公安局依托互联网技术和公安内部专网，在福建省率先建设开通的“一站式服务、一体化办事、一键式监督、一网通互动”公安在线综合服务网络平台，也是全国公安机关网上全流程办事项目最多的“网上警局”，“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走路”，满足了群众足不出户就可办结相关业务的需求，开创了公安便民利民服务的新纪元。

潘东升报到那天，肖敏第一次见到他。他个子不高，笑容和蔼，肖敏和很多同事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一点儿官架子都没有，感觉很亲切，很愿意跟他接触”。

肖敏和同事们对潘东升的第一印象很快得到了印证。肖敏在三明市公安局工作将近四十年，先后接触过七任局长，潘东升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关于宣传工作，潘东升只提了两点要求：一是管住负面的，二是宣传正面的。事实上，作为宣传处处长肖敏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肖敏每次向他汇报工作，他最常说的话是“有什么困难你过来找我”。

在肖敏看来，潘东升有高超的领导艺术。他很注重发挥班子成员和每个人的潜能。业务部门的事情，放手让业务部门去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某些现场他也亲自去，但他去只是给你鼓劲，给你解决问题，并不会左右大家的思路，更不会乱指挥、瞎指挥。如果某项业务工作有困难，他会说“没事，认真去做了就行，有事我顶着”。听他这么说，做事情的人心里就踏实了，底气也足了，反而会做得更好。

“他把大的责任给你兜住，让你放手去干。当然，将心比心，我们会更努力，不会辜负领导的信任。”肖敏说。

如果宣传处做出了成绩，他马上会给予表扬。比如宣传处组织举办的“群众最喜爱的十佳人民警察”活动，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潘东升在市政府听人说起，在电梯里遇见肖敏时就说：“你们那个活动搞得不错，很多人都跟我说过。”

潘东升有一句口头禅：“没事，天塌不下来。”三明市公安局的很多同志都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有时候，因为急事去找他汇报，他会安慰你说：“不要着急，天塌不下来，慢慢来，考虑好。”半夜给他打电话汇报，他也这么说，还不忘提醒一句“该休息休息”。

肖敏说，潘东升作为三明市公安局的一把手，非常有担当。他刚到三明工作的时候，市局各个业务部门的工作都围着省厅的指挥棒转。其中，某些考评并不完全切合实际，多少有那么一点儿形式主义。潘东升就说：“考评这个东西呢，要是要，但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实实在在地去做工作。如果你工作做好了，让老百姓满意了，哪怕考评全省倒数第一，我都不怪你。考评倒数第一，那不是你的事，是我的事。我作为局长都不在乎，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他要求大家做工作要实实在在，不要玩虚的。如果为了考评去做表面文章，就是拿个全省第一也没用。

潘东升做思想工作也很有一套。两个支队长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发生争执，怒气冲冲地去找局长评理。潘东升像兄长那样给双方调解矛盾，而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他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一些的支队长说：“肉都烂在锅里，都不要计较嘛。”又对年长的支队长说：“你是老哥，就让老弟一下嘛。”潘东升询问两人的家庭情况，诸如老婆在哪儿工作，孩子学习成绩如何，跟他们聊家常。两人的火气消了大半，能心平气和交流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了。等两人从局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好得跟亲兄弟似的。

郑泳冰现任三明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潘东升在三明市公安局当局长两年多，其中从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的一年多，郑泳冰就在他身边工作。在郑泳冰看来，潘东升“这个人非常真实，有真性情”。

郑泳冰最初和潘东升接触，最深的印象就是“真”。这一印象主要源于两个物件。

一是潘东升手上拎的那个黑色尼龙手提公文包，那是一个很普通的电脑包，虽然很结实，但毕竟用了不少年头，边角处都磨得发白了。郑泳冰随潘东升开会、出差，那个包都是他提着。那个包很沉，里面总是装着厚厚的文件、报表等工作材料。不管去什么场合，潘东升都带着那个包——他也没有别的包。

第二个物件是潘东升的钱包，其破旧程度让郑泳冰感到“震撼”。那是个最常见款式的牛皮钱包，里面放着食堂的饭卡、医保卡、银行卡，还有潘东升的儿子小时候一家三口的合影，已经泛黄。钱包是棕色的，边角磨损严重，表皮大片脱落，露出里面浅黄色的衬里，显得皱皱巴巴的。上面的金属拉链更是锈迹斑斑，车缝线也有几处脱落。这么破的钱包，如果扔在大街上，恐怕连乞丐都不会捡。潘东升告诉郑泳冰，钱包是他结婚时妻子送他的，已跟了他二十多年。当时郑泳冰就觉得他的家庭观念很重。

潘东升在三明工作期间，住在市委市政府的一处周转房里。中午他基本上都是在公安局食堂吃饭，早晚饭则在周转房那边的食堂吃。郑泳冰曾经问过他，为什么早饭和晚饭在周转房的食堂吃，他说可以利用早饭和晚饭的时间，与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交流工作，就不占用工作时间了。

在潘东升身边的时间长了，郑泳冰也摸到了一些规律。比如中午下班的时候，潘东升总是会路过郑泳冰的办公室门口，他如果在公安局吃午饭，就空着手;如果他手里提着包，郑泳冰就知道嫂子来了，他要回周转房那边陪嫂子吃午饭。

潘东升的妻子袁秋榕来三明看他的时候，他会叮嘱郑泳冰不要告诉别人，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他很珍惜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光。他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和家人在一起。只要周末没有工作任务，只要有时间，他就回福州的家。除了和家人团聚，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向省公安厅厅长、市长、市委书记三位领导汇报工作。但如果周末三明有任务，无论大小，他都会留在三明。公和私，他分得非常清楚。

潘东升在三明的住处，除了司机和郑泳冰，市公安局几乎没人知道。潘东升曾经交代过郑泳冰，不要把他的住处告诉任何人。“我下班时间在家里看看电视，在跑步机上跑跑步，如果一个晚上这个来找那个来找，既影响我休息，也助长不好的风气。”

郑泳冰经常听到有人给潘东升打电话，说晚上要去他家里坐坐，而他总是说：“如果是私事，就在电话里说，如果是公事，到办公室里说，没必要到家里来。晚上是休息时间，你到我家里来，你休息不好，我也休息不好。你明天去办公室找我，我等你。”

潘东升连下属的一包茶叶都没收过，这话一点儿都不夸张。福建是著名的茶叶产地，泡茶是一种最日常的行为，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茶具是办公室里最容易找到的日常用品。但潘东升不喜欢用精美的茶具“呷茶”，他喝茶都是用大茶缸。热的时候不喝，等凉下来的时候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他喝茶就是为了解渴，不论什么茶叶，他都是这个喝法儿。

潘东升多次在大会小会上告诫全局民警，要学会算政治账、经济账、感情账这“三本账”。其中，政治账指的是个人進步，感情账指的是家庭，都很容易理解。经济账他讲得最透彻。

当时网安支队两个民警在经济上出了问题，尽管涉及的金额只有几万块钱，但还是被清理出公安队伍。潘东升在会上说，其实每个民警账户上都有五百万元的存款，也就是一辈子的薪酬。但这个存款现在不能取，如果做好本职工作，每个月领的工资就是利息。只要你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就可以一直拿到退休，干干净净地退休之后，就能领到本金。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干净廉洁的好民警。

郑泳冰觉得，潘东升说的那些话非常真实，“就像一个邻家大哥跟你说话一样，不是像某些领导那样高高在上，照本宣科说你们要廉洁自律啊，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啊……那样就像跟小孩子说教一样，听多了也就麻木了。”

潘东升的这种表述“让人很惊讶”，但给人的感觉也非常贴心。他这样做思想政治工作，容易让民警“入脑入心”，比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效果好多了。

郑泳冰坦言，在潘东升身边工作，一点儿心理压力都没有。“跟他在一起工作非常简单，除了把工作做好，什么都不用琢磨。他有什么事情都是非常直接地交代，内耗、内卷这些都没有。”

每次下班路过郑泳冰办公室，潘东升都会说一句：“泳冰，下班了，回家吃饭吧，明天接着干。”他这样说，可不是客气话，而是真心实意让你赶紧回家。潘东升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从没要求过郑泳冰“我明天需要一个材料，你今晚给我写出来”，相反却是“下班了，明天再干”。下班时间，除了特别紧急的事，潘东升从不轻易打扰下属。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下班时间只给郑泳冰打过一次电话。那天中午一点多，高速公路上有一辆车翻了，他要去现场看看，才临时抓了郑泳冰的差。

下午下班后，潘东升通常不是直接回住处，有时候，他会去指挥中心转转，了解当天的警情动态，参与研判警情走势，有时还会直接与报警人通话，了解案件情况。陪着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忙到夜深，值班的夜宵也算他一份。

作为一名科技专家型领导，潘东升在工作中总有一些新的理念。他经常引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一图胜过千言万语。他要求指挥中心搞一个警用地理信息系统，就是把所有的公安要素叠加到一张图上。先把底图做好，再在上面层层叠加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全市的民爆点在哪里、卡口在哪里，等等，都画到图上去，一目了然。如果三明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逃跑了，应该在哪里设卡堵截，看看这张图就知道了。

在大数据平台建设方面，潘东升经常给民警灌输一个理念：数据就是未来的“石油”，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未来。他把数据与石油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相提并论，强调数据的重要性。

那时候，“大数据”还是一个模糊的理念，公安内部的数据系统比较多，数据比较分散，刑侦没有治安的數据，治安没有国保的数据，国保没有经侦的数据，各警种各部门各自为政。至于医疗、银行等社会上一些行业和部门的数据，就更不掌握了。而且，也没有人想到要把这些数据汇总、整合。

所谓“大数据”，就是数据越多，分析越精准。三明市的经济不算发达，大数据建设困难也较大。但潘东升凭借对科技发展的敏锐感知，以超前的眼光推动这项工作，要求三明市公安局组建大数据专班，采集各方面的数据信息。比如银行的数据和公安的数据一对接，那些逃犯如果去银行取钱，银行马上就报警了。还把银行所有的监控都并入到公安的平台，大大减少了涉ATM机案件的发案数量。

潘东升很喜欢和郑泳冰聊天，一起出差的路上什么都聊。郑泳冰也是学计算机出身，还在网安支队当过四年科长，两人经常交流一些关于计算机专业的问题。计算机是严格按照程序运行的，程序问题就是1和0的问题，不是对就是错。1和0一个都不能错，但凡错一个，程序运行的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潘东升经常说，做事情要注重程序，不能跳着来，跳了可能就乱了。机关的很多工作都要有程序意识，不然很容易引发矛盾，其结果可能是做了比不做还要糟糕。

潘东升任三明市公安局长一个多月后，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工作理念：管理要硬，服务要软。“管理要硬到违法者不敢违，服务要软到百姓的心坎上。”

在郑泳冰看来，潘东升是个硬汉，但内心也有很柔软很温暖的一面，他身上有硬度也有温度。公安机关要严格执法，这是硬度;又要热情地为人民服务，这是温度。他做公安工作就是硬度加温度。两者看似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统一在“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理念上。

为实现“管理要硬到违法者不敢违”，潘东升在三明推进了一系列提升老百姓安全感的“硬举措”。比如，为方便群众报警，投入200万元建成了覆盖全市的可视化指挥调度平台，实现了点对点、扁平化指挥调度。针对犯罪手段日趋多样化的特点，改进原有侦查破案队伍的运行模式，在刑侦部门推行侦查单元重组运行机制，实行二人一搭档、四人一探组，把支队、大队领导全部编入勤务实体，提高攻坚能力。为打破各侦查部门间的信息和技术壁垒，组建三明公安情报研判合成作战中心，实现指挥、刑侦、网安、图侦“四侦合一”，对重点案件进行专题研判，实现对不法分子的精确打击。还牵头建成全省首家县级网安工作站，研发推出了警情快速处置PGIS系统。

再比如旅馆业实名登记，出台了民警“帮扶”机制，要求社区民警对被纳入“黑名单”监管的旅馆，每天上门做服务工作，一方面督促前台服务员落实实名登记工作要求，另一方面核查住宿登记台账。每月从机关抽调三组人员，分散到全市各旅馆、网吧开展暗访，发现没有落实实名登记的旅馆、网吧，依法停业整顿。

潘东升在大会小会上都讲：“旅馆业是治安处罚法赋予公安机关明确权力进行管理的一个行业，这些事情如果你都管不好，你还能干什么？该严肃处理的必须严肃处理，如果民警和老板抱成一团，那我就对你不客气！”

最可圈可点、在当地反响最大的，当数对民用爆炸物品的安全管理。民爆物品安全管理是公安机关社会面稳控的重要工作之一，而“井下管理”盲区作为民爆物品管理的一道瓶颈一直困扰着基层民警。

三明市的矿产资源丰富，享有福建矿产“聚宝盆”的美称，已发现金属和非金属矿种79个，已探明储量的矿种49个。其中煤占全省储量的46%，石灰石占全省储量的479%。开矿需要用到爆炸物品，三明市的民爆物品用量排在龙岩之后，位居全省第二。三明市公安局制定出台了民爆物品储存、销售、运输、爆破作业“一体化”服务管理机制。对涉爆人员进行指纹采集，从仓库到矿洞，对民爆物品进行全程视频监控，一系列措施确保民爆物品管理安全。

国务院2006年5月公布的《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未经许可购买、运输民用爆炸物品或者从事爆破作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非法购买、运输、爆破作业活动，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购买、运输以及从事爆破作业使用的民用爆炸物品及其违法所得。”第四十八条规定，从事爆破作业的单位有“未按照其资质等级从事爆破”“违反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实施爆破作业”等情形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对这些违法行为，潘东升要求一律“顶格处罚”、刚性问责，严守爆炸物品“不流失、不炸响”。对那些违法行为，法律规定“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潘东升就要求罚20万元;法律规定“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潘东升就要求罚50万元。没得商量，毫不动摇。大会小会，他每次都这样讲，要求严格执行。

郑泳冰说，潘东升之所以这么做，源于他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三明在此之前是有教训的，发生过民爆物品丢失、被盗的情况。开矿需要炸药，要申请，要走手续。比如说今天从仓库领了一百斤炸药，但当天只用了八十斤，按照相关规定，剩下的那二十斤要进库，明天用明天再申请。一些私营企业主不愿每天走手续，今天用不完，就把当天剩下的炸药藏在矿洞里，不进库了，明天接着用。矿洞里可能住着工人，私营企业主抱有侥幸心理，以为那些炸药藏得很严实，工人们找不到，于是就发生了炸药被盗案件。

炸药一旦流失到社会上，会形成很大的隐患，后果难以想象。当时是反恐形势特别严峻的时期。在潘东升来三明当局长的前一个月，2014年3月1日，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了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实施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31人死亡、141人受伤。

民爆物品的安全管理，是当时三明各种治安问题中最重要最致命的问题。在执法的过程中，可以说困难重重。罚款50万元，对一些私营企业主来说简直是扒了一层皮。他们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严，总是想方设法找关系、搞“通融”。区县公安局长顶不住压力，就去找潘东升。

潘东升不是铁石心肠，深知这些私营企业主创业的艰辛，但他更要对人民群众的安全负责。他对这些区县公安局长们说：“关系到老百姓的安全，谁说情都没用。你放手去做，有什么事，你让他找我潘东升！”

由于恶劣的自然和生存条件，“爱拼敢赢”的精神特质在平潭人身上表现得很鲜明。在三明搞工程和爆破的私营企业主，很多都是平潭人。潘东升的这些老乡，找他讲情的人还真不少。

有一次，郑泳冰跟随潘东升去省公安厅开会，两人都坐在车的后排。路上，潘东升接了一个电话，郑泳冰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从只言片语中听出，对方的意思是能不能少罚一点儿。潘东升说不行，这是我们定下的规矩。电话挂断后，潘东升把手机拿给郑泳冰，让他看那些通话记录，说这个是他的中学同学，那个是他的什么亲戚，那么多人打听到了他的手机号，都找他求情。但定下的规矩必须执行。

他说：“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就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局党委如果做得不正，谁还会听我们的？”

每次接到老乡的求情电话，潘东升都有理有节地拒绝。他一般会这么说：“第一，这个案子已经录入公安局的系统了，没办法撤销了，这是法律规定的。第二，这是局党委共同的决策，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第三，企业不能只计算各自的经济成本，还要考虑安全成本、社会成本，这也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关于第三点，他会根据对方不同的文化程度，采用不同的措词和表述，把道理講清楚。一番话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往往让对方哑口无言。那么多的平潭老乡找他求情，他没为一个人开过口子。在是非面前，他丝毫不含糊，钉是钉铆是铆，坚持“顶格处罚”，既不打马虎眼，也不和稀泥。

有的办案人员承受不住压力，找潘东升诉苦。潘东升说：“你这点儿压力算什么？能有我的压力大吗？”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

“顶格处罚”了八起民爆物品安全管理违法案件之后，那些民爆企业老板都不再抱侥幸心理了，遵守相关法律规定慢慢成了习惯，民爆物品的安全管理就这样规范起来了。这就是潘东升所谓的“管理要硬到违法者不敢违”。

潘东升有根深蒂固的服务群众的意识。关于“服务要软”，他要求民警把群众当成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怎么对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就怎么对待群众。

他经常在会上说：“有的群众一辈子只打一次110，肯定是家里遇到了什么事，你怎么能不好好地为他们处理？还有的人家里确实遇到了困难，来公安局解决，你怎么能把他拒之门外？那样在他心目当中会留下什么样的阴影？110接处警，这是送上门的服务。如果送上门的服务都做不好，你还当什么警察？”

关于“服务要软”，潘东升本人在三明曾留下一段佳话。

三明闹市区一个不起眼的街角，有一家简陋的“星艺坊”美发店，店主叫罗丽芳。潘东升到三明工作后，听局里一位同事说那里理发很好，就一直去那里理发，一般二十天左右理一次。每次去，如果罗丽芳正忙着，他就出来跟旁边店铺的人聊天。理发的时候，他亲切地询问罗丽芳的家庭情况、收入情况、对三明社会治安的看法。

在罗丽芳的印象中，潘东升夏天穿白衬衫，冷的时候套件夹克，从没穿过其他乱七八糟的衣服，“人很好，很朴实，没有一点儿官架子，看不出是个领导，很会聊天，总是笑嘻嘻的”。后来得知他是局长，罗丽芳改口叫他“潘局”，他不让她这么叫，说叫“潘叔叔”就好。

罗丽芳亲戚家的女儿正处在叛逆期，和父母吵架后离家出走。一家人到处找，找了两天也没找到。罗丽芳有潘东升司机的手机号，情急之中就给潘东升的司机打了电话，问能不能请潘局长想想办法。潘东升得知情况后，马上安排民警寻找，一个多小时就锁定了女孩儿所在的位置。原来，那女孩儿跑到了一个要好的同学家里。后来潘东升还让司机向罗丽芳询问那女孩儿的情况……

潘东升要求公安机关的服务部门、窗口部门的服务态度要和蔼，那些设施、设备要让办事的群众感觉到温暖，要人性化。有人来办事，要主动打招呼，配套服务要跟上，坚决不允许“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老年人眼花，要给他们准备老花镜;不识字的人需要填表，你要帮助人家。不光要给群众解决问题，还要给人家反馈。

派出所是和群众打交道最多的地方，原来的服务窗口都比较小，台面都比较高，会让来办事的人有很强的距离感。潘东升要求，所有的小窗口都要变成大窗口，门要全部敞开，零距离地与群众接触，不要让他们和民警有距离感。他在调研时发现，有些派出所的大理石服务窗台的台面已经到了人胸口的位置，足有120厘米高，群众办事的时候只能站着。他立即提出整改意见：台面降低30厘米，到腰部位置，让群众能坐着轻松地反映问题、填写材料。

在三明郊区和农村，摩托车是主要交通工具，骑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曾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有人是嫌麻烦，有人是不愿花钱买头盔。可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甚至死亡的事例并不鲜见。对此，三明的公安交管部门一直很头疼，屡次设法整改，却很难推进。

潘东升到三明市公安局任职后，对民警们提出要求：“处罚不是目的，要转变观念，变硬性执法为柔性服务，一定要帮助群众把头盔戴上去。”

此后，三明市公安局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头盔行动”。各基层派出所创新方法，推出了一系列让群众喜闻乐见的新举措。莘口派出所对未戴头盔的群众按照规定罚款100元，不过加了一条，被处罚的群众可以就近买头盔，只要买了头盔、戴了头盔，就免于处罚、立即放行。小陶派出所联合辖区20多个村居，开展“借头盔、送安全”活动，免费为村民发放“平安头盔”6000多个，还在派出所放置“临时头盔”，供群众暂时借用。

渐渐地，三明全市的乡镇农村道路上，骑摩托车戴头盔成了群众的自觉习惯，温情的执法也让群众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

从一顶小小的头盔延伸开来，潘东升担任局长期间，三明市公安局全力推进“互联网+”便民服务，清理行政职责496项，40个办事项目审批时限比法定时限缩短了40%，新增网上办事项目73项、网上便民服务项目149项，80%的审批服务项目实现网上流转办理，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不断增强。

对此，三明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肖敏充满深情地说：“他做事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作为这一层的领导，要保一方平安，为老百姓造福。硬，是为了百姓;软，更是为了百姓。心里装的是信仰，也就是人民至上。什么是忠诚啊？一切想着百姓，这就是对党忠诚。”

潘东升总是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对待民警，他同样充满温情，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人。潘东升在三明期间推进的“暖警工程”，至今让三明基层派出所的民警们感动不已。

潘东升到三明任职的第二个月，下基层调研时，去了距离三明市区三十多公里的三元区岩前派出所。时任岩前派出所副所长、现任莘口派出所所长王强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潘东升的情景。之前他在视频会议里看到过潘东升，感觉他声音很洪亮，表情很严肃。但和他面对面时，却感觉他非常和蔼可亲。

新任局长来调研，王强以为潘东升会针对一些业务工作进行指导，没想到他和大家寒暄过后，就直奔民警的生活区。他看得非常仔细，每间宿舍都要看。因经费紧张，岩前派出所的办公和住宿条件都十分艰苦。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宿舍里，摆放了两张床和一张破旧的桌子，电线杂乱无章。没有衣柜，衣服和生活用品、洗漱用具等都摆在桌子上。厕所很小，没有电，只能洗冷水澡。潘东升坐到木床上，木床“嘎吱嘎吱”地响;掀开被子的一角，手伸到被褥里摸了摸，顿时觉得湿软、冰凉，同时还闻到一股霉味。墙面都是用黄泥巴加白灰糊的，斑驳陆离，伸手摸一下，墙皮就大块大块地掉下来。

潘东升动情地对那些民警说：“真没有想到啊，三明市农村派出所条件这么艰苦。你们不简单，能待在这里就是奉献！”

潘东升几乎把全市的一百多个派出所都走遍了。最边远的大山里的派出所，他是一定要去的，其中最远的距离市区将近三百公里，而且道路非常崎岖。大路不通就走小路，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徒步。无论到哪个派出所，他都会特意看看生活区，了解民警的生活情况。

潘东升了解到，全市乡镇派出所有一半以上的办公楼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条件和岩前派出所差不多。艰苦的工作条件、单调的业余生活，让一些年轻民警从周一就开始盼周末，一到周末就往城里跑，一心往城里调。

硬性规定只能拴住民警的人，无法拴住民警的心。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不仅会削减团队的凝聚力，甚至会影响当地群众对人民警察的信任。其间，潘东升曾两次跟他的同学黄峥说，没想到三明农村派出所条件那么艰苦，民警的老婆去了都没地方住，路又那么远，他在任上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完成调研后，潘东升决定改造基层派出所的软硬件设施，在全市的派出所推进“暖警工程”，让所有的边远派出所“人要留得住、心要静下来、神要提起来”。他提出的要求很具体：所有基层派出所都要有食堂，让民警有饭吃，不能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宿舍要整洁，床铺要舒服;要有地方洗澡，能看电视。整体上要达到能够拎包入住的标准。

2014年5月，市公安局下拨50万元改造经费给岩前派出所，作为第一批“暖警工程”试点。

民警们以为，改造不会太复杂，顶多两个月就能完成，去附近农民家租房子的时候，都说住两个月就走。没想到，改造竟然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当他们回到改造翻新后的派出所时，其“豪华”程度让他们惊讶得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新建了一幢有食堂、健身房、洗衣房、文化室的楼房，还装修了六套民警宿舍，宿舍全部铺设了金刚板，每套宿舍都有一个小客厅，统一购置了衣柜、床铺、空调、热水器和液晶电视。窗帘是浅蓝色的，枕头和被子是深蓝色的，枕头上面印有“人民公安”四个字。宿舍像宾馆一样整洁、温馨，同时更有家的感觉，住在这里是一种享受。

自从实施了“暖警工程”，岩前派出所的人气明显旺了。每到周末，很多民警的老婆孩子都来派出所住两天，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年轻民警的父母来看看派出所的环境和工作、生活条件，对孩子在这边工作也放心了。再没有民警申请往城里调动了，相反却有城里的民警主动要求调到岩前派出所来。

不久，全市基层派出所都有了食堂、浴室、洗衣房、健身房、文化室这“五大件”，民警宿舍有了空调、热水器、电热毯、电视机等“四小件”。有吃有住，无论工作和生活都很舒适，基层民警的心安定了下来。

2015年，省公安厅在三明市召开全省公安机关“暖警工程”建设现场会，大力推广三明的经验做法，拉开了福建公安“暖警工程”建设的序幕，为福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潘东升在三明工作期间，在关心关爱民警方面，除了实施“暖警工程”，还积极完善民警职业保障，出台民警履职伤亡补助办法，推动民警夫妻“团圆计划”，推进新警周转房公寓建设，新建修缮宿舍260间，一举解决了全市12个县（市）区外地籍无房民警的住宿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广大民警的幸福感、归属感和满意度。

在关心关爱民警方面，潘东升是不遗余力的，也是有口皆碑的。不论哪位民警遇到困难，只要求到他，他都乐意帮忙。在他看来，“民警来找我，肯定是信任我”。因为他性情随和，没有“官架子”，民警们也都愿意给他“添麻烦”。

“强行闯关，先从我身上轧过去！”

2016年1月1日至5月8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地处三明市西北部、武夷山脉中段东南侧的泰宁县降雨天数达74天，比同期正常年份多20天，降雨量1239毫米，超出多年平均降雨量655%。5月7日20時到8日5时，强降雨造成泰宁县山洪暴发，城区最高水位超过汛限水位14米，并导致大范围山体滑坡。

8日凌晨4时至5时，泰宁县开善乡池潭村两小时降雨量达824毫米，受灾最为严重。凌晨4时46分，池潭村突发10万方以上大型泥石流自然灾害，冲毁了中国华电集团池潭水电厂扩建工程施工单位生活营地和池潭水电厂厂区办公大楼，住在工棚里的数十名工人被埋。

接到报警后，潘东升立即叫上司机奔赴事发现场。从三明市区到事发地点，要先走140公里的高速公路，再走40多公里的山路，沿途十几公里都是悬崖峭壁。一路上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河水漫过堤岸，分不清是河还是路;仅两米多宽的山路上，有十几处塌方和山体滑坡，行车十分危险。

潘东升不断和先期到达的泰宁县公安局领导通话，了解情况，安排救援。他冷静果断，思路清晰，迅速调集警力和各路救援力量，并要求三明市公安局全体民警进入应急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增援。

接近池潭村的时候，山路被泥石流彻底冲毁，汽车行驶非常困难，潘东升干脆下车步行，鞋子陷进烂泥，就甩掉鞋子光着脚走。他是最早到达现场的市领导之一。

池潭村就那么巴掌大一点儿地方，现场进来了很多车辆，包括一些社会团体的救援力量。但他们缺乏专业救援技能和装备，只会给救援工作造成被动，甚至是“添乱”。一些媒体的车辆也设法进入现场抢独家新闻，一时间，现场周边秩序混乱。

当务之急是实施有效救援，保证专业救援车辆能进来、能出去。潘东升当机立断，迅速设置了三个交通卡点，对社会车辆进行截留、分流，除救援车辆外一律不得通行，以便以最快的速度清理出一条生命通道。

一些没有专业救援设备的车辆不听劝阻，拥堵在救援通道上，试图冲过卡口。潘东升手持扩音器，站在山路中央没膝深的泥浆中，站在卡点最前面，声嘶力竭地大喊：“除救援车辆外一律不得通行，凡是强行闯关的，先从我身上轧过去！”

生命通道终于畅通了，大型救援车辆、专业救援队伍得以顺利进入现场。

灾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福建省和相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搜救被困、失踪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并妥善做好伤员救治、伤亡人员亲属安抚等善后工作。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被埋人员和救治伤员，国土资源部要立即牵头成立国务院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地方做好救援工作。国家防总相关部门要指导和帮助各地进一步做好各类灾害隐患排查，安全监管总局要督促加强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作出部署，各级各部门迅速组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东南网5月8日消息称，当天，武警、消防部队共组织580多名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等施救设备进行现场救援;三明市、泰宁县组织各类救援人员300多人和大量救援设备到现场参与施救，其中包括市级医院、泰宁县医院及邻县的16辆救护车、60多名医务人员，相关医院迅速筹备16万毫升血浆应急;民政部门向受灾现场调运棉被500床、发电机1台;遭损毁的道路正在修复，省里的救援专家也赶赴现场，对救援工作进行研判指导。

肖敏也在现场，正在为《人民公安报》等媒体拍照片。这时还在下雨，现场泥泞不堪。肖敏跟在潘东升身后，走着走着，潘东升不小心陷进了泥浆坑里，一下子没到腰部。肖敏赶紧把他拖了出来。潘东升的皮鞋早没了，就穿雨鞋，雨鞋也陷在泥浆里好几双。他的衣裤早就被泥浆浸透，没法儿穿了，只好借部队的迷彩服穿，就是那种没有军衔的黄色作训服。迷彩服外面穿一件警用马甲，再套一件雨衣，很快，雨衣就遍布泥浆溅上的斑点，脸上也到处都是泥点。肖敏觉得，他“整个形象看起来像个民工头，一点儿领导的派头都没有”。

潘东升平时见谁都是笑呵呵的，这时候他的表情很凝重，下达指令的时候使用冷冰冰的短句子：“你过去！”“你过来！”如果民警什么工作没做好，他会毫不留情地训斥。这是肖敏印象中他最严厉的时候，跟在他身后，都有些胆战心惊的。

到现场的第一天夜里，潘东升几乎没有休息。作为临时救援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当晚他在池潭村简陋的村部里参加会议，到9日凌晨两三点钟，还在和与会人员研究救援方案。第一天的后勤保障也跟不上，村干部只好发动村民志愿者在家里一大锅一大锅地煮面条，端到指挥部去。会议结束后，潘东升找了把椅子靠了一会儿，就算睡觉了。第二天依然如故，潘东升只是找机会在车上打了个盹儿。如此连续五天，他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他穿着雨鞋、迷彩服、雨衣，在没膝的泥浆中跑前跑后，沾满了泥浆与汗水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饿了，吃碗泡面;困了，就在车上眯一会儿。肖敏每天白天在现场拍照片，晚上回县城的宾馆整理照片传给媒体，起码还能睡个觉，尽管如此，他都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而潘东升吃不好睡不好，澡没地方洗，更没有替换的衣服，却“始终保持着那种状态，提着一股劲儿”，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肩头的责任。

遇难者的遗体陆续被发现。每找到一具遗体，救援人员都要鞠躬默哀，所有的挖掘机都把铲斗举起来。三十多具遗体，都要清洗干净，要编号，要做DNA鉴定，辨别遇难者身份，这些都是公安局的任务，最后再送到殡仪馆。遇难者大部分来自福建省莆田市，也有的来自湖北、四川、浙江、安徽、重庆等地，多是二十至五十岁的农民工，其中有一对夫妻，还有一个是民警的母亲。

泥石流过后，淤泥堆积起来有十几米高，到11日全部被清理掉，村里又恢复了原貌。12日，天放晴了，一派风和日丽的景象，好像灾难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连五天，附近几个村庄的老百姓被困住出不来。潘东升过去走了一遍，指挥民警为几个村庄疏通了一条便道，让自行车、摩托车能进出。道路畅通后，他又过去亲眼看了看才放心。

第四章 科技赋能警力

最大的共享主义者

2016年6月13日，潘东升调任福州市公安局长。第二天下午，他就以“忠诚、干净、担當”为题，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给全局民警上了一堂150分钟的专题党课。其中，让民警印象最深的是要算好政治账、经济账、感情账这“三本账”。

这堂党课全程脱稿，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深入浅出，引人共鸣。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陈明俤形容“字字发自肺腑，让人感同身受”。“忠诚、干净、担当”这三个词，也成了潘东升在福州工作期间作风和情怀的写照。

潘东升上任之初，就进行了密集、紧张、高效的调研，市公安局下属的四五十家单位都走了一遍。市公安局机关大楼比较老旧，办公场所狭小，很多下属机构都在外面办公，比较分散。潘东升在调研中发现问题，就马上改进，很多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同步推进。

作为科技专家型局长，刚刚调任福州，潘东升就开始考虑福州的公安信息化建设。在对信息技术的利用方面，他有自己的考量，那就是将科技最大化地利用在解决百姓的难题、痛点上。要把省厅的统筹和地市的实战需求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把分散在各个警種的所有数据都汇集在一起，建立一个串联所有民生数据的“省市一体化云平台”。同时，把省厅和福州市局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定位合理地区分开，既要满足省厅的统一部署，又要满足市局的实际需求。

关于“省市一体化云平台”，董煜了解情况最多。据福州市公安局科通处处长陈能文介绍，董煜是这个云平台的技术总监，所有的数据都是在潘东升和董煜的指导下汇集的，具体实施由科通处承担。

在潘东升担任福建省公安信息化专家组组长期间，董煜是副组长。2014年潘东升到三明工作后，仍担任专家组组长，但专家组的日常工作由董煜负责。潘东升在三明期间，他们只能电话联系，调任福州后，董煜总算可以去福州市局找他了。不管多忙，工作上的事情，潘东升都尽可能地悉心指导。

董煜说，潘局长才是真正的专家，他是福建省公安信息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全省公安信息化建设都有很大的影响。他既是福建省公安信息化专家组的组长，也是省厅的党委委员，几任厅长在这方面都比较重视他的意见。

潘东升多次说过，在互联网时代，一定要有新的理念。他的共享意识比较强，自称是“最大的共享主义者”。基于多年的深入研究，他深谙“共享”的意义：只有打破部门和层级壁垒，才能打破信息“孤岛”的局面，让数据真正为民所用，同时也能避免重复建设，减少人力、财力的浪费。他要求将项目建设转为赋能工程，将“向科技要警力”转变为“科技赋能警力”。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福州警务信息化的里程碑，一定要把它做好！”时任福州市公安局科通处处长、现任治安支队政委张生至今还记得2016年潘东升说这句话时自信、坚定的神情。

共享和安全是“天平”的两端，公安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和相关警务信息，最为敏感。一些民警考虑数据管理和部门得失，认为数据内部使用就好，开放给外单位，做好了是给别人“做嫁衣”，出事了自己还要“扛雷”，吃力不讨好。面对这些犹疑情绪，潘东升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政府花这么多钱建设的系统，就要最大限度开放给政府各部门应用，服务于民，数据用一用，用不坏嘛。不要以安全为理由限制开放，有困难就想办法去解决。”

陈能文说，在省市一体化云平台项目的启动阶段，潘东升都是亲力亲为。他从政府层面考虑风险的问题，逐步推进跨部门、跨单位的数据整合。公安的某些数据不能提供给其他部门，但可以为各部门提供共享服务，公安可以多做一些。很多职能单位都对“数据共享”的安全表示担忧，不愿合作。潘东升只要有空，就拎着公文包到各个合作单位一家一家地跑，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向他们阐述、解释建立“云平台”的重要性和技术上的安全保障，打消了他们的顾虑，成功说服福州市多家单位为云平台项目提供关键数据。

潘东升尽心竭力地做这些，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办事更便捷一点儿。省市一体化云平台对福州公安来说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基座”，做好了这个公安内部的“基座”，才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通俗地说，省市一体化云平台是为老百姓提供便捷服务的一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后面的层层关卡就都通了。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开具无犯罪证明。原先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星期，因为要从底库里面查你的DNA，查你在福州有没有犯罪，在三明有没有犯罪，在其他地方有没有犯罪。我们现在这个底座，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数据都打通，当场查询后就可以把无犯罪证明开给你。”陈能文说。

那么，这个云平台的原理是什么呢？陈能文解释，这就像在公安内部建一个大“水池”，这个“水池”汇聚了各路大大小小的河流，也就是各种数据信息。哪怕是零星录入的数据，也都汇集到这个“水池”里。在“水池”上面建一个“基座”，在“基座”上就可以抽取“水池”里的信息。以前每个部门都是单独的一个水池，单独的一个“基座”，各自为政。现在是把所有的“水池”汇集到一起，上面有一个统一的平台，经过审核，你可以在上面建“房子”，需要“水池”里的什么信息，下面的海量数据马上碰撞出一个结果。“水池”里的水只进不出，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往里面汇，但不能从后台往外面抽。把“水池”做大，“基座”上的应用自然便捷有效。

数据使用权限有大有小，一般民警能看哪些数据、大队长能看哪些数据、支队长能看哪些数据，都有一整套机制，看敏感数据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批准。而为老百姓服务是“结果输入型”，不存在权限问题。比如开具无犯罪证明，如果没有，机器就答“无”;如果有，就答“有”，以及在哪里有。

如今，这一项目可以说是打造了福州的“新一代公安信息网”，打通了所有警种的壁垒，为各警种部门提供数据支撑。依托这一项目，建设集强大计算能力、海量数据资源、高度信息共享、深度智能应用、严密安全保障、高效警务运行于一身，物理分散、逻辑一体、高效协同的大数据中心。通过大数据中心这个大“基座”，各警种部门根据警务实战和业务需要，开发各类业务模型，提供便民利民服务，形成全警共建共用共享的良性发展生态，提高了基层民警使用系统的频率和效率。

重拳打击路面“两抢”

福州市公安局合成侦查中心副主任叶拥成第一次接触潘东升，是2016年6月30日下午，潘东升刚到任福州半个多月。那天，潘东升去刑侦支队调研，先去了技术处和情报大队。当时叶拥成是情报大队大队长。情报大队有图侦室和研判室，其中图侦建设在设备、人员、技术等方面位居整个福州市公安系统前列。

情报大队门口还挂着一块“福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合成侦查室”的牌子，潘东升问时任刑侦支队支队长陈乃宁：“这是什么概念？”陈乃宁说，合成侦查室也是情报大队的一个部门。潘东升掰着指头风趣地说：“刑侦支队是儿子，情报大队是孙子，合成侦查室不就是重孙子了吗？”

那几年，福州市公安局大要案件的研判，都是由合成侦查室来承担，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叶拥成把几年来情报导侦的主要成绩向潘东升作了汇报，没想到潘东升说：“还是不够，真没想到我们福州刑侦破案只有这么一根烧火棍。”

“两抢”（抢夺、抢劫）案件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也是公安机关长期以来打击的难点。潘东升询问打击“两抢”案件的情况。陈乃宁汇报说，福州的“两抢”案件比较多，2015年全年发案1400余起，破案率仅347%。2016年6月份，一个月70多起，而三明市，2016年上半年僅发案23起。

潘东升的表情变得很凝重：“‘两抢’案件关系到老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必须高度重视。一个省会城市的治安好不好，老百姓议论得多不多，关心度最高的就是‘两抢’案件。路边的小偷小摸，老百姓的容忍度还是有的。但是，张三或者李四被抢了，这个影响就很不好。另外一个方面，‘两抢’很可能涉及人身安全，影响就更坏了。”

潘东升强调，一定要加强情报研判的能力。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在三明搞了一个合成作战中心，把网安、刑侦以及相关警种的民警都集中在一起。福州是省会城市，不能像三明那样搞单一的合成作战中心，要考虑到政治安全，还要考虑到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我认为应该成立两个中心，合成情报中心和合成侦查中心，一个专门负责反恐、维稳，另一个专门负责刑事打击。”

叶拥成用“睿智”一词形容潘东升的这一决定。这是他在调研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好像不假思索，其实已经深思熟虑。

2016年12月初，当时分管刑侦的副局长、现任漳州市公安局长林晓东，带领刑侦、网安等支队的领导和骨干、人事处一位副处长、市编办一位副主任，前往当年度公安部推荐的合成作战示范单位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以及全国走在前列的杭州市公安局、温州市公安局调研。不到一个月，12月28日，福州市公安局党委就通过了成立合成侦查中心、合成情报中心的决定。

潘东升提出“深度融合、体系支撑、整体作战、专业打击”的理念，打破警种壁垒，从全市公安机关抽调民警，按刑侦、网安、图侦、反诈等专业属性建队。三门峡、杭州、温州三市公安局的合成作战中心，各警种民警都是“派驻式”的，而福州市公安局则是“混编式”的，统一建制，实体运行，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合成侦查中心下设四个正科级大队。要增加这些编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大家都觉得几乎没有可能。但潘东升很坚定，他花费大量精力，一趟趟地跑省公安厅等有关部门，不断汇报、呼吁，耐心地做工作。2017年1月25日，由56人组成的一体化运行、集约化管理、24小时实战化研判的福州市公安局合成侦查中心终于成立，这也是福建省公安机关的第一个合成侦查中心。

该中心主要承担福州城区重特大黑恶案件、“两抢”案件、绑架案件的合成侦查打击工作，自主研判跨区域、系列性、团伙性侵财犯罪案件，实现“两抢”、绑架、侵财等案件快侦快破。其中，好几个警种部门都涉及保密问题，属于涉密单位。在公安内部，这些部门的民警是不能互相串的，这方面的规定非常严格。而所谓“打破警种壁垒”，就是各警种的民警在同一个场所工作。合成侦查中心成立党总支，建立会商制度，一旦发案，各警种民警同步上案，做到警情第一时间流转，减少了中间环节。

以前的办案流程是单线性的，发生了刑事案件后，先由刑警进行现场调查，将梳理后的线索转给技术警种，技术警种运用技术手段检验分析，待得出结论，刑警再去抓人。这条线上的每一个程序都不能省略，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两抢”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又作了好几起案子。而合成侦查，时间壁垒就打破了;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办公，不用各个单位来回跑，空间壁垒也打破了。

“好比一只手的五根手指，五根手指攥成一个拳头打出去，和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分别打出去，不是一个概念。”大队长施政形象地描述合成侦查中心的运作模式。

合成侦查要求民警一警多能，每个民警都要熟悉刑侦、图侦、网安等业务。潘东升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个中心的民警都要成为福州市公安局的“通才尖兵”和快速反应的“尖刀部队”。

叶拥成说，在工作中，民警对案件处置的各种手段、各个环节都要有所了解，要用最有效的手段、最快的速度打击犯罪。合成侦查中心也是按照这个目标来培养民警的。“做什么事情要知道门在哪里。以前，我们的民警守着金山，却拿着破碗当乞丐。有些民警不知道哪个部门能提供什么资源，以为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其实，有很多资源人家是可以提供给你的。只要把地皮扒开一点儿，就知道下面有什么了，下面就是金山银山。”

也就是说，福州市公安局原本就拥有很多资源，很多民警没用过，是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壁垒”其实也是思路的问题。比如省市一体化云平台，可以给民警提供一些侦查的资源，让民警通过大数据的应用来实现快侦快破，给群众提供更高的安全感。

施政说，合成侦查能提高民警的整体素质。当了十几年刑警的，思维往往就局限在刑侦这一块儿;从事其他技术工作的，思维也往往局限在各自的技术领域。“合成以后，真的是见多识广。以前很多时候是门都没地方找，现在起码知道门在哪里，敲一下就会有人来帮忙，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真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潘东升本人是全省有名的技术专家，他要求民警除了用好自己的资源，还要积极拓展社会上的资源，比如说民用探头和外卖、快递行业等，用社会资源来补强合成侦查。通过协调，福州市公安局和美团签订了战略协议，建立了一个畅通的协作渠道。

2017年5月31日22时许，一名女子在ATM机上存钱的时候，遭守在附近的犯罪嫌疑人持刀抢劫，手臂被刺伤。嫌疑人抢劫了一万余元，连夜逃窜。接到报警，潘东升迅速布置抓捕方案，组织合成侦查力量开展工作，一线侦查员对周边进行调查访问，图侦员开展视频侦查，专业技术警种进行研判分析。警方很快发现，嫌疑人当晚到了长乐，进了一家桑拿洗浴中心。民警立即对洗浴中心进行布控，趁嫌疑人开柜门换衣服的机会将其擒获，当场缴获了赃款和凶器。从案发到抓获嫌疑人，用了不到10个小时。

2017年9月1日23时许，合成侦查中心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报，两辆车在高速公路上连续冲关、冲撞警车后逃逸。中心民警熟练运用多种手段，迅速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5小时破获该案。这样的破案效率，让潘东升对合成作战更有信心了。

合成侦查中心成立后，路面“两抢”案件得到了有效遏制，发案量由2016年的700余起减少到2017年的258起。2018年发案144起，其中68起现行案件24小时内破获，当年全市共247天未发生“两抢”案件，最长连续14天无发案。2020年，全市“两抢”案件发案量降至77起，破案率100%，全市治安状况满意度位列全国36个大中城市前5名。2021年1月至10月，全市“两抢”案件发案量与2015年相比下降了969%。

在“两抢”案件基本实现快侦快破的同时，市公安局合成侦查中心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加大了对系列性、团伙性、跨区域性侵财案件的研判侦查工作。2018年，中心充分运用合成侦查优势，以打促防，实现全市盗窃案件同比下降2981%。

根据潘东升的部署，合成侦查中心还加大了反诈中心建设，积极升级反诈中心电话智能全网拦截提醒、案件信息流资金流查询、案件串并侦查等功能，针对诈骗案件健全完善警银、警企一体化反诈骗工作机制，对虚假信息诈骗、盗窃银行储户存款等警情，第一时间锁定嫌疑账户，第一时间联络银行快速冻结止付。

在市一级的合成情报中心和合成侦查中心成立后，潘东升又提出把合成侦查机制向县（市）区延伸。为此，2018年1月11日，市局在福清市召开了推进会，要求所有县（市）区局都参照福州市公安局的运作机制，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成立合成侦查中心或专班。

有的区县是两个中心，有的是一个中心，其中，福清、长乐、闽侯等大一点儿的县（市）区都成立了两个中心。闽清是福州最小的县，成立了一个专班，把合成情报和合成侦查整合在一起，并入指挥中心，机构名称改为情报指挥中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案件的时候，对案件进行研判，同时承担维稳和反恐工作。福清市公安局健全完善了“小案快侦”“侦办分离”工作机制，健全合成侦查中心主侦、派出所主办的工作模式，总结提炼警情指令“快流转”、视频图侦“快布控”、网侦“快研判”、刑事技术“快比对”、预审深挖“快办理”、质效并重“快追赃”的“六快”技战法，始终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潘东升推动福州公安合成作战理念的落地，他的远见卓识和大局意识，为福州架设了一面隐形的保护盾，静静地守护着群众的幸福安宁。

“超算”疫情数据模型

关于情报工作，潘东升曾这样说过：“做好情报工作，是一件功德事。破案是一码事，少让、不让极端案、事件发生才是硬道理。”

潘东升作为福州公安合成作战的理论创造者、规划设计师以及实践带头人，把情报信息中心作为任期内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探索建立了具有福州公安特色的社会治安多维度态势感知系统，在全省乃至全国，都算是一种突破性的社会治理创新。

关于合成情报中心与合成侦查中心的关系，合成情报中心主任林心淦解释说：“合成情报主要支撑维稳，合成侦查主要支撑打击，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安定稳定。”

情报合成作战的目标就是为了预测预警预防，但“端口前移、守住底线”这一理念很容易被部分人误解，觉得这是给自己“揽事”，又不易出成绩。潘东升主动作为，勇于担当，顶住了巨大压力，主持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风险预判系统，打造了一支“能研判、善预警、稳处置”的公安合成作战队伍。

情报工作不显山不露水，很少有机会立功授奖;情报工作也是“线下工作”，从事这一工作的民警都是“幕后英雄”。有些民警心有不甘，思想上有波动，在所难免。潘东升在参加情报信息中心党支部组织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党建活动时，认真倾听民警的心声，语重心长地说：“做情报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理得清得失，留得下清白。”

福州是否平安，一直以来都是潘东升挂在心上的头等大事，几乎每天他都要向情报部门了解社会治安多维度态势感知系统采集、分析出的社会稳定状况。让他欣慰的是，正是这套系统、这支队伍，为“平安福州”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五年多来，福州警方充分利用这套系统“早发现、早预警、早核处”的强大功能，挽救了上百条受各种矛盾困扰意图轻生的生命，找回了上百名一时想不开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更排除了上千起极有可能影响社会安定、稳定的风险隐患。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极为复杂严峻的形势下，通过合成作战“数字抗疫”模式，为福州这一省会城市挡住了风险、守住了平安。

2020年初，武汉疫情突發，福州与武汉之间的经济来往、人员来往比较密切，福州公安机关面临严峻挑战。当时，公安大数据应用在疫情防控方面，在全国都不多见。潘东升要求，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公安大数据一定要大胆运用到疫情防控上，任何资源都要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服务。

福州市公安局情报信息中心承担了全市涉疫信息核查和数据的梳理、分析以及分流工作。疫情传播是“秒传播”，如果能够尽早找到密切接触者，传播链条就可以尽快斩断。

潘东升高度重视抗疫工作，多次到情报信息中心检查指导，还组织市公安局技术力量，首创“超算”疫情数据模型。通过与边检、海关、外事、防疫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超算”模型能够在涉疫数据核查和流调溯源工作过程中，确保涉疫线索“一条不漏、一刻不误、一查到底”，助力福州在全省首批实现现有病例、疑似病例“双清零”。这一技术手段的创新，是潘东升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专业知识运用于公安信息化建设的典型范例。

“超算”疫情模型的定义非常简单，就是在疫情防控方面，利用公安大数据快速查询人员基本情况和活动轨迹的一种运算模型。后来，这一模型在潘东升的指导下不断升级。在2021年9月份福建省的“疫情歼灭战”中，已升级至30版的“超算”模型每日可接收数万条流动人员数据，20分钟内就能分析处理完毕，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很多福州的老百姓都说，生活在“有福之州”，即使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心理上都感觉很安全。他们不知道的是，福州作为省会城市，人流量大，防控形势复杂，并不是没有风险，只是被化解掉了。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从湖北来福州打工的王某，他发现自己所在的小区有疫情了，担心被传染，主动到防疫部门做了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相关部门就要找到他，马上把他隔离起来。查出王某的基本信息、复盘王某两个星期以来的活动轨迹，这是“超算”系统要解决的两大问题。前者并不难，难的是后者。要做的工作包括调取很多路面探头，确定他到过的一些场所，把这些场所标记出来，通报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部要在王某去过的那些场所确认密接者、次密接者，对他们进行核酸检测，等等。这个工作量非常大。至于王某在无监控地域的活动轨迹，情报信息中心也要一一去印证，什么时候到过哪些地方，要精确到每一分每一秒，做到“严、细、实”。

情报信息中心民警一旦发现数据背后的隐患，就要分秒必争、以快制胜。所有的民警都处于临战状态，一天24小时连轴转，除了吃饭、上厕所，分分秒秒都要盯着电脑，值夜班的民警干脆睡在电脑旁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数据推送过来，马上进行分析处理。如果拖延哪怕一分钟，病毒传播范围就可能扩大;如果提前哪怕一秒钟，传播链条可能就被斩断了。自新冠疫情发生两年多来，他们每天都是这么工作的。好在这个部门年轻人比较多，身体素质比较好，凭着敬业精神、大局观念，以及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他们把工作做到了极致、细致、精致。

2020年7月26日，一名无症状感染者从外省来到福州，7天后核酸检测为阳性。其间，他去过很多场所，接触了很多人。潘东升下了死命令：务必以最快速度，全面复盘他的活动轨迹，找到每一个密切接触者，阻断传播链条，确保福州800多万群众的健康安全。

专班民警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就找到了700多名密切接触者。经过细致审核，潘东升敏锐地发现，这名无症状感染者有一段行程空白，大约20多分钟。他很不满意，明确表示，别小看这短短20多分钟的空白，这就是一个大漏洞，要做到人员轨迹精准到分到秒，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专班民警再次行动，加班到凌晨3点多，从那名无症状感染者的行程空白中发现了200多名密切接触者。

钟兆银政委拨打潘东升的手机向他汇报情况，手机只响了一两声就接通了。电话那头的潘东升和民警们一样，也没有休息，正在等这个电话。电话挂断前，他还特地说了一声：“你们辛苦了！”

200多名密切接触者，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正是由于潘东升近乎苛刻的极致追求，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重大疫情传播事件。

2021年9月，福建莆田和厦门等地发生本土疫情。福州作为省会城市，又毗邻高风险地区，疫情防控压力陡增。潘东升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响应，部署成立市公安局疫情数据情报研判专班，全天候开展流调溯源、人员排查等工作。借助他亲手推动建立的“超算”疫情数据模型，日均接收流动人员数据上万条，实现20分钟内对数据的快速研判分析，为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时间。他还带队研究处置涉疫警情，快速侦办涉疫案件，开通涉疫物资运输快速通道，检查隔离医疗场所巡防勤务，看望一线医护人员，确保此轮疫情福州安全可控。可以说，自此轮疫情发生到他牺牲前的半个月里，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健康，换取福州的平安。

除了疫情防控，情报信息中心承担的社会维稳、风险研判等方面的任务也很繁重。

潘东升对情报信息中心精心呵护，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每次有领导到市公安局调研，他必定会请领导到情报信息中心看一看，如数家珍般介绍中心取得的成绩。这时候，他嘴角上扬，充满自豪。他的这种神情，也让民警们感到骄傲和温暖。

在每个月的警情分析会上，他经常说这么一句话：“你们都是科所队长以上的领导，一定要多为人民群众考虑一点儿。他们的疾苦、他们的难处，要换位思考。你多付出一点儿，人民群众就更安稳一些，社会就更太平一些。”

在潘东升的带领下，情报信息中心的全体民警认真贯彻情报引领警务和合成作战的理念，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谋，为基层实战提供支撑，先后牵头开展建党100周年安保等170多场次情报维稳安保任务，做到了万无一失，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肯定。

潘东升担任福州市公安局长期间，牵头组织完成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项目120多项，推动省市一体化公安大数据中心、福州公共安全云平台、福州市高清视频监控系统、福州智慧公安联合创新中心和鲲鹏生态公安实验室等一系列城市信息化项目落地建成，多项改革成果在全国、全省推广。

陈能文告訴笔者，在科技信息化建设上，福州的民警都感受到了潘东升带来的赋能。其中，省市一体化云平台打通了所有的数据关卡，大大提高了破案率，每个民警都说好。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政法处副处长江军，主要服务保障副市长潘东升的会议、调研、文电等工作。他记得在工作接触中，潘东升很早就提出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理念。

潘东升刚到福州工作时，福州只有6000多路老旧的自建视频监控探头，还有相当部分损坏或画质不清，他时常感叹福州公共视频监控系统的落后。在一起绑架案件的侦破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多次经过监控探头覆盖区域，可居然没法儿提取到一段有效的监控视频。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潘东升，在向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后，他着手大力推动福州“智慧天眼”工程建设，提出要安装25万路自建探头，再接入9万多路社会探头，打造“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增强福州市应急指挥和城市综合治理能力，为快速打击犯罪，特别是“两抢”破案速度的提升提供重要支撑。

“如果没有深厚的为民情怀，没有敢于担当的精神，再好的设想也推行不下去。”在大家眼中，潘东升就是这样遵循本心、推崇创新的科技专家型领导。

福州市公安局大门右侧的平房顶上，用铁架子固定着“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八个红色的大字，十分醒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时提倡的工作作风。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1992年，习近平同志又提出“马上就办”加上“真抓实干”。这八个字体现了以全心全意、实实在在、只争朝夕的精神造福广大人民群众的宗旨意识，体现了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高尚品格，体现了科学精神和务实作风。

潘东升自觉地传承、弘扬这一作风，不仅通过数字赋能提高为民办事的效率，还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不断破解民生服务堵点。

安全畅通的交通秩序，是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徐志慧说，潘东升非常关注交通民生服务，他刚到任福州不久，就提出通过科技手段缓解困扰群众生活的交通拥堵状况，组织福州交警部门研究制订“智慧交通”提升方案。他每半个月就要召开一次“智慧交通”建设推进会，不到半年时间就打造了一套符合福州交通管理实际的“智慧交管”平台，并不断提升和完善。

潘东升刚到任福州的时候，福州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问题比较突出，早晚高峰时段的平均车速只有每小时24公里，老百姓的意见很大。那时候民警都是用电台互相通报路口情况，只能看到自己所在的路口堵不堵。而在交警指挥中心，对整个城市动态交通情况的掌握也不够精准。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这座城市到底有没有堵？潘东升提出，可以将城区所有视频、卡口、微波、地磁、信号灯等科技前端设备集成在一张“地图”上，实现实时发布和预警市区道路通行状态，可视化一图展示，精准发现和处置交通警情。市区哪个地方堵、哪个地方不堵，一目了然。

这张“地图”，其实是交警指挥中心里一面长约十米、宽约三米的巨大电子屏幕，在支队办公室的电脑上、在民警的手机上都可以显示，老百姓通过“福州交警微发布”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到。

在这张地图上，福州市区所有的道路设成了5000多个网格。在这个小单元的基础上，再加上视频、微波、地磁覆盖，靠七八千个流量的采集设备来研判市区的道路是怎样一个状态。所谓“地磁”，是个小盒子式的设备，埋在车道下面，车辆经过时通过感应能实时读取流量。在一些快速路上设置了微波检測，车辆通过的时候，可以通过雷达反射波测车速。中心城区近200座高楼上都安装了高空摄像探头，基本上做到了市区全覆盖。在地图上可以宏观地看到哪里堵哪里不堵，还可以通过地面的专用探头看某一个路口的具体状况，像这样的专用探头，大约有3万个。

路面的交警都“种”到地图上，一个小人儿符号代表一名交警，点击进去就能看到这名交警的姓名和电台号。在地图上看到哪里拥堵，就点击那个路口的“小人儿”，用对讲机呼叫那名交警，一般5分钟内交警就可以赶到现场进行处置。每天早高峰时段，路面上有接近300名警力，可覆盖福州四城区232平方公里。这种精准掌控城区交通动态的公安智能交通大数据系统，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潘东升说过，处置交通拥堵，交警再快也快不过电脑。福州城区道路的信号灯，以前都是主干道的才联网。如果哪个地方堵了，流量需要疏解，都是交警去路口手动按信号灯。可是，等交警赶到路口，往往错过了最佳时机。整个城区的路口数量接近600个，但警力有限，不可能安排600名民警在路口执勤，而且只能安排在重点路口。

潘东升（中）慰问路面执勤交警

“早、晚高峰的机动车流量非常大，如果都靠民警去手动控制信号灯，这谁受得了啊？那时候，民警们真的是疲于奔命啊。”徐志慧感慨。

潘东升提出要对信号灯进行远程控制，城区的信号灯要达到百分之百中心联网，所有信号灯都要“种”在同一张地图上。实现信号灯中心联网有两种形式：有线光纤、无线3G/4G。采用第一种形式，需要把光纤从中心系统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地接过去，每个路口扯一根线，直达指挥中心。这需要破土挖路和埋管，施工难度相当大。最难的是占道施工需要与多部门协调，有的路段刚刚“白改黑”，按相关规定五年内不能动，潘东升只好一次又一次去有关部门做工作。另外，有些道路的确刚修好，不能破土挖路，那就采用第二种联网形式，即无线3G/4G。

完成中心联网差不多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再之后，信号灯增加一个就联网一个，确保百分之百中心联网联控。在信号灯路口，全部设置流量检测设备，实现依据流量进行科学配时。这样，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通过电脑控制任何一个信号灯。哪个路口堵了，用鼠标点一下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把红灯变成绿灯，这个过程只是动动手指头的工夫。

“如果像过去那样，派六七名交警到这条线上手动控制信号灯，拥堵什么时候才能疏解啊！”徐志慧说。

2021年，福州中心城区的信号灯有600多个，2022年初已达800多个。资料显示，全国还没有几个城市像福州这样，做到信号灯全部中心联网。对民警来说，智能化交通信号灯管控平台建成了，他们也就解放了。福州中心城区在不断扩大，但交警的编制不增反降，大大节约了警力。

2017年初，有人反映交警窗口“排长队”的现象比较突出。福州市的交通违章处理基本上每年都在500万人次，而全市的窗口只有100多个，即使交警再热情，但因为人多，对交警工作的评价也不会满意。

“老百姓现在要求提高了，不仅办事要能办得了，还要看你的服务态度好不好，更需要时间快一些，程序更便捷一些。”徐志慧说。

针对这一情况，潘东升提出，交通违章处理不能光靠人工，既要符合法律程序，也要有所创新。“要放心大胆地去做，这又不是造原子弹，你们担心什么？有什么这不能做那不能做的？”

他组织推出了21项“网上指尖服务”平台，当事人可以在“福州交警微发布”微信公众号上通过预约，从网上提交材料。交警经过审核，把处罚决定书推送给当事人，当事人自己在网上缴费就可以了。从2017年开始，福州市90%以上的交通违章处理“一趟不用跑”，货车全部实行网上告知即可通行福州市区，无需后台审核，服务水平领先全国。四年间，平台累计服务3300万人次，彻底解决了窗口“排长队”问题。尽管审核材料需要后台民警投入更多的精力，更辛苦了，但老百姓方便了。

近几年，福州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增长量每年都在10万辆左右，2021年初达90多万辆，而车位从2019年到2021年只增加了5万个。这就存在一个“停车难”的问题。尤其是2000年以前兴建的老旧小区，大多没有停车位，“停车难”问题尤其突出。因中心城区面积较小，靠建停车场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福州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人事训练处处长王育说，潘东升善于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也经常告诫民警不要总站在政府机关、执法部门的角度看问题。比如交警对违章停车抄告，虽然违章停车影响了城市文明、违反了交规，但大家有没有从老百姓的角度想一想，车子没地方停怎么办？

在一次接访中，有群众提出“抓拍多、罚单多、停车难”问题。潘东升认真倾听群众的诉求，要求交警支队进行调研，通过交警“管理规范化、执法人性化”来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他叮嘱说：“不能老是去抄单。你执法确实没有问题，但你没有考虑实际情况。我们的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你光去抄也不行。这个问题不是你说行就行，也不是我说行就行，老百姓说好才是好。你们真的做好了，老百姓说好，我就肯定你们。”

为广泛听民声、知民情，2021年5月，交警支队进行了一次有16万余名群众参与的满意率调查。徐志慧回忆说：“这个调查不是拿一张纸让你填一下，潘局长说不能这么做，这种调查表，你自己勾一下也没人知道。他说要设计一个二维码让老百姓去扫，才能保证每张调查表都是他们填写的，都是能反映真实情况的。”

徐志慧坦言，这次线上调查的结果并不是很好，群众对停车问题的满意率为722%。之后，经潘东升研究审定，交警支队开展推出了三批次21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新举措。其中，在5月2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四项便民停车政策。

一是社区、物业可在网上申请道路停车泊位。在此之前，福州中心城区的停车泊位，都是交警根据道路研判去划定。这样当然也很精准，但往往更倾向于公共区域，比方说商圈和景区这些综合体，还有医院周边区域等，很难满足群众的需求。潘东升提出，要让老百姓从“福州交警微发布”新媒体平台上自主申请。物业和社区都可以申请，然后交警过去实地审核，这样就更精准了。后来的半年时间里，交警部门根据社区和小区物业的申请，增设了9600多个泊位，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前十年的总和。前十年总共划了不到1万个泊位，而目前总共是18万个。

“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服务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反响和效果都非常好。”徐志慧说。

二是推出老旧小区周边道路允许指定时段有序停放，学校周边允许接送车辆临时停放，原则上不抄单、不处罰。这一举措惠及车辆30万辆。

三是公厕周边设置限时长10分钟的停车位115个，主要是为方便出租车司机上厕所，反响也非常好。

四是推出“文明出行、教育免罚”。文明出行没有违法违规的，三个月之内如果违规停车，只警告不处罚。通过系列便民停车举措，让老百姓从“不敢停”到“放心停”。后来的半年时间里，共免罚车辆21万多辆。用徐志慧的话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这就非常人性化了”。

2021年11月底，交警支队又进行了一次关于停车问题的满意率调查。这次，群众停车满意率由治理前的722%提升至988%。

徐志慧动情地说：“潘局长带领我们推出这些便民措施，应该说实实在在地给老百姓和我们的民警做了很多好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领导，我内心非常非常尊敬他。”

陈明俤在与潘东升五年多的工作接触和相处中，深深被潘东升的为民情怀所感染。陈明俤在福清市公安局当过局长。福清是著名的侨乡，出入境证件的办理需求非常大，为了小小的一本证件，群众经常要排队、托人、找关系，为此怨声载道。福清市局准备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方便市民办事，但全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先例。陈明俤专门请示了潘东升，潘东升表示全力支持，还对他说，凡是有利于群众的事情我们都要做，在服务群众上，我们就是要把“有权力”变为“没权力”，尽量让群众少跑腿、不跑腿。

 潘东升（中）检查指导福州国际马拉松安保工作

按照潘东升的思路，福清在全省首创出入境24小时自助受理服务中心，群众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从原来的7天变成了“立等可取”。这一举措惠及近200万福清籍海外侨胞，也被评为福清最受群众欢迎的“十大简政放权”举措。

2020年3月，陈明俤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担任支队长，潘东升嘱咐他：交通管理与市民群众出行息息相关、与民心民生紧密相连，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真正让交通管理工作服务好最广大的市民群众。

就在潘东升牺牲前几天，他还组织交警支队筹划再开一次新闻发布会，着手推出公安交管便民利企第四批“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推动更长效的机制落地……

福州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研中心以及现代金融服务业中心，首批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海上丝绸之路门户以及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三片区之一。近年来，在福州举办的重要会议、活动接连不断。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主要活动举办场馆，潘东升不知检查了多少回，场馆的空间结构也都了然于心。但每次活动开始前，他仍带着民警一丝不苟地反复查验，这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福州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处处长卞晨勇，曾长期在福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工作，其间与潘东升交流较多。在卞晨勇看来，潘东升是一位真正的专业性极强的科技专家型领导，他提倡用信息化、智慧化手段开展安保工作，把福州公安的安保工作水平提升到了全新的层次。

潘东升对安保工作的要求之严格、排查问题之精细，达到了极致。每场安保活动他必到现场，每个点位必走到位，每项安保措施都现场研究，用他的话说，“安保工作是一失万无”。

2017年6月11日，首届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三合一”论坛在福州开幕。在执行安保任务期间，为了不影响周边群众的交通出行，潘东升要求安保专班必须采取分时段交通管控，提前模拟推演计算每一个安保流程，尽可能地减少路段封控时间。

2018年4月22日至24日，首屆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召开。峰会前夕，潘东升到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仔细查看了一圈，给卞晨勇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太阳西晒，会导致人脸识别的图像曝光率过高，进而影响识别通过率，他建议安保专班再做仔细的测试;二是有一定数量的外国客人参加峰会，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脸型差异很大，人脸识别系统能否做到准确辨识，需要进一步测试;三是安保专班对峰会的预估人流规模是每天5万人左右，但福州市民比较热情，对参加峰会的兴致很高，5万人的预估规模太少，要按照10万人的预估规模制订、完善预案，防止出现人员拥堵的情况。

潘东升的三条意见确实都很有针对性，直接点出了安保工作的几个盲点，让卞晨勇茅塞顿开。在潘东升的指导下，安保专班加班加点连夜进行测试，改进系统算法，及时堵住了安保工作的漏洞。正像潘东升预料的那样，峰会参观人数最高峰确实达到了一天10万人左右的流量。

在进行安检设备测试时，潘东升还果断提出，这次峰会是福州城市形象的重要平台和窗口，有大量中外客商来福州参展，如果采用传统的“搜身”式安检方法，会影响客商和参观群众对展会的整体感受和印象，因此，要全部改用无感化安检设备，让客商免受“搜身”打扰，进出更加便利，心情更加愉快。安保专班在潘东升的指示下，统一采购“太赫兹”无感安检设备，并在后来的历届峰会中都采用这种无感化的安检模式，给客商和群众带来了很好的体验和很大的便利。

潘东升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让卞晨勇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要安全，群众要方便。”他要求安保专班不仅要扎扎实实确保安保工作的安全顺利，同时还要为群众的方便着想，尽可能减少安保工作对群众生活的干扰和影响。

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安保任务期间，潘东升考虑到会展中心的几个出入口采取的是网上预约+现场智能手机扫码和人脸识别通过的方式，可能会对部分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和怀抱小孩儿的参观游客造成不便，在他的坚持下，安保专班专门在会展中心辟出传统通道，采用传统的安检方式，确保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游客能够顺利进场。

潘东升在福州市公安局担任局长的五年多时间里，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支队长宫伟经常陪他接访。潘东升总是说，法制信访工作是公安工作的“晴雨表”。为什么说它是“晴雨表”？他说：“信访工作能够直接反映出老百姓对我们公安工作好坏的评估，我们可以通过老百姓的眼睛来发现我们公安执法中的各类问题，抓准老百姓的反映和诉求，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执法中的难点和堵点，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真正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

宫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就是潘东升在接访时，真的是把老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接待老年人，他热情让座倒水，接访完毕，还让民警扶老人家离开;对年轻人也是和蔼可亲。

对于那些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能解决的他尽量解决。有些由于户籍政策、出入境政策，或因群众的材料丢失，确实不能马上解决，潘东升就跟业务部门说：“你们一定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作为，把这些事情解决掉。你不能说这个不行，你要考虑怎么行、为什么行、怎么样才能行。”

2018年2月的一个局长接待日，市民林某见到了潘东升，她着急地说：“我为的就是一件事，想把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改回来，这直接影响了我的退休金。”原来，她身份证上的年龄写错了，多年来一直没能解决。这次她也没抱太大希望，但让她没想到的是，潘东升对她说，一定能解决。果然，短短一个月，林某就拿到了新的身份证。

2019年1月24日，潘东升接访的群众王某反映说，由于历史原因，1978年他随母亲前往菲律宾投靠亲戚，国内户口被注销，使用菲律宾假身份证明生活了几十年。2014年回国后，他就成了“黑户”。他想尽快恢复中国国籍，但由于国内外手续都不齐全，确实不符合落户政策。潘东升听了王某反映的情况，向他承诺：“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你成为‘黑户’。”

潘东升指示出入境管理处，提请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向国家移民管理局查询王某申请审批的情况，并将王某的实际困难及诉求逐级向省公安厅及公安部反映，请求予以协助解决、加快办理，同时指派专人和王某联络，定期向其反馈办理进展情况，争取其理解，安抚其情绪。历时一个多月的沟通和协调，2月28日，出入境管理处为王某核发复籍证书，王某依法取得中国公民身份。事后，王某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潘东升听说事情办成了，也非常高兴。

有一次潘东升下基层调研，遇到一位群众在派出所门口走来走去。一问才知道，这位群众有个烦心事，也知道不归公安管，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潘东升要求派出所的民警把群众的诉求当作警情，还设法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这位群众解决问题。

这件事给了潘东升很大的触动。群众到派出所求助，不论事情归不归警察管，也不该推诿扯皮。看来，虽然已经要求“首警责任制”，但落实还是不够到位。回到局里，他立即召集有关警种部门研究，怎样才能让民警做到“有警必接”。

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在一些案件的办理，在服务人民群众的一些事项的办理上，要时时刻刻心中装着人民。人民群众到你派出所来，到你公安机关来，首先是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他们只要迈进公安机关的大门，那就是警情。哪怕是家门口的一棵大树倒了，只要向我们反映了，它就是警情，我们就要接。接完之后，属于我们管辖的，我们公安机关依法办事，不属于我们管辖的，我们可以跟有关部门联系协调。你不能简单地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是城管的事，是煤气公司的事，把他推走。这不允许！”

潘东升要求，群众报警的案、事件，如果不归公安机关管辖，要根据管辖权进行移交。在他的推动下，法制、指挥中心等部门经过反复调研、讨论，于2020年7月正式推出了接处警“首接首移责任制”，群众报警后马上接警，非公安业务马上移交给相关部门，从源头上解决了基层一线“谁接警、谁处警”的问题，大大提升了执法质量和效能。

这项制度推行后，产生了很好的效果。2021年1至11月，福州公安机关共接到群众报警近130万起，虽然警情数量大大增加，但出乎意料的是，群众对接处警的满意率达到了9811%的历史最好水平，位居全省前列。

潘东升经常讲，公平正义是公安机关执法的生命线，在办理每一起案件、受理每一起警情的过程当中，都要依法依规办事。只有这样，群众才能感受到公平公正。他花费大量心血和精力进行调研，立足实际，突出重点，大胆创新，以经济发达、社会治安情况复杂的福清市为试点，于2021年9月在全省率先建成集办案审理、案件管理、涉案财物管理、合成作战、服务保障“五位一体”的福清市公安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并融合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工作职责，在全省率先实行“集中审理、闭环办案、数据互通、全程监督”的执法办案管理新模式，成为全省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的样板。紧接着，又在全市打造集约型、山区型、改进型、所队型等10个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有力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群众对福州市公安局执法工作满意率不断提高。

社区警务指导处是全市户政窗口的业务指导部门，窗口服务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率，更事关福州公安的良好形象，必须想方设法提高窗口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处长张开源平时遇到难以解决的户政难点、痛点问题，总是第一时间向潘东升请示汇报。潘东升则要求社区警务处出台更多、更好的举措，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心。

户政是公安机关对外的一个窗口，潘东升非常重视户政窗口规范化建设，他怀着深厚的为民情怀，筹划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其中有一项举措在社会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那就是2020年底出台的“零门槛”落户政策。

这一政策的首次提出，是在2020年5月份的一次市政府工作会上。为进一步推动福州城市发展，潘东升坚定大胆地提出了“落户”和“投靠”双“零门槛”的思路，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得到市政府的充分认可。

在市政府相关政策出台后，潘东升还对具体实施细则提出了“尊重意愿，自主选择”“以人为本，能宽尽宽”“简化手续，便捷办理”三个原则，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他曾经说过：保洁员都是人才，只要想在福州落户，我们都要欢迎。

为应对政策实施后户籍窗口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张开源在潘东升的指导下，组织业务科室提前专门制订工作预案，加强窗口力量、落实物资保障、监测重点区域，确保了“零门槛”落户政策平稳落地。潘东升还非常重视数据分析，要求建立“办理情况专人汇总”“一日一报”“一周一分析”制度，定期上报市委、市政府，为跟踪政策落地效应提供参考。

第一个“零门槛”落户的居民，是来自三明市的欧女士。她的孩子即将大学毕业，准备在福州找工作。得知2021年1月1日起福州可以“零门槛”落户的消息后，欧女士不由得怦然心动，决定把自己的户口从三明老家迁移到福州，那样今后办事、生活会更方便。于是，欧女士1月4日一大早便赶到派出所等候。“在民警的指导和帮助下，从办证到拿到新的户口单页，只花了7分钟。”欧女士激动地说，“这里办证方便又快捷，民警很认真，为他们的高效服务点赞！”

郭某丽夫妻是外地人，长期在福州金山新区工作，两个孩子也都在福州就学。2020年，郭某丽的女儿上初中三年级，准备中考。学校老师告知郭某丽，学生的户籍如果是福州的，可以享受定向生的待遇，在报考一类校的时候比较有优势。郭某丽就非常急切地希望能有一种政策可以让她和家人在福州落户。虽然在福州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但因没有在福州购房，郭某丽一直都觉得在福州落户是很难的事情，她和家人就像这个城市的过客一样。福州出台“零门槛”落户政策后，郭某丽一家于2021年3月将户口迁入金山新区，终于成了福州人。

潘东升到公安机关的户政大厅检查时，如果户政大厅里没有椅子可供等候的群众休息，他就要求民警立刻添置。看到户籍民警微笑服务，使用礼貌用语，他就会表扬，并叮嘱民警们说：“户籍窗口的事情虽然琐碎，但是为群众办事就是從小事开始的，要让每一位来办理户籍业务的群众都能开开心心地离开。”

2021年7月8日，在潘东升的推动下，市公安局决定在派出所设立“办不成事”受理窗口，以便处理那些智能化系统难以解决的问题。民警对群众提交的“办不成事”事项及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查找具体原因。对于符合相关政策的，提出解决方案，依法依规尽力解决。对于情况特殊的，启动会商机制，逐级上报研究解决。对于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耐心做好解释工作。

该项工作有力推动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人民群众办不成事的忧虑降低了，办事满意率更高了。“刚开始有些同志对设立‘办不成事’受理窗口存在认识不到位的情况，感觉像个‘噱头’，后来才明白这是真正从群众利益出发，想方设法解决群众遇到的难题。”张开源说。

2021年8月11日上午，鼓楼区居民潘女士满脸焦虑地来到东街派出所窗口，说要将三个孩子的户口从河南郑州迁到福州，但她只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准迁证、迁移证及入户方的户口本均无法提供。

户籍民警经仔细了解得知，为便于三个孩子升学，潘女士买了鼓楼区的学区房。她将自己的户口本、两联的准迁证寄到老家，请家人到公安机关开具迁移证。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和河南洪涝灾害的影响，许多到郑州的快递都停了，好不容易找到邮政快递寄了出去，但老家公安机关开具迁移证等手续可能要耽搁一段时间，那就赶不上她一个孩子的网络报名时间了。

接待潘女士的窗口民警林娟一边安慰她不要着急，一边帮她想办法。落户所需的三个证件原件都不能提供，这种情况让林娟犯了难。因情况特殊，林娟想到了“办不成事”受理窗口的汇报审批制度，于是迅速将情况汇报给分管所领导及鼓楼分局治安大队的领导，又与潘女士户籍地派出所取得联系，并上网核实情况。东街派出所及分局治安大队领导经研究，决定特事特办，两天后的8月13日，为潘女士的三个孩子办理了落户手续。潘女士拿着户口本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事后，给东街派出所送来了一面写有“疫情无情人有情，为民解忧暖人心”的锦旗。

2021年8月，临近开学，刘先生为外孙女办理入学事宜，向学校提交申请材料的时候发现，房产证登记地址是“南街街道环城路”，但这个地址现已不存在，户籍地址“勺园里34号”是实际地址。两个地址不一致，学校要求刘先生找相关部门开具证明。随后，刘先生向区地名办、房产交易中心寻求帮助。房产证登记地址年代久远，查不到需要的材料，房产交易中心无法为其开具有效证明。地名办倒是开具了一份证明，说明“原勺园新村2号”现门牌为“勺园里34号”，但该证明未说明环城路的变更情况。这样，刘先生的外孙女还是无法顺利入学。

在多方奔走无果的情况下，8月18日，刘先生向南街派出所求助。窗口民警汪翠云了解情况后，考虑到小学开学在即，加上刘先生腿有残疾，行动不便，就引导刘先生到“办不成事”窗口办理。窗口组长林鸿艳立即向分管副所长林杰汇报情况。林杰牵头社区民警项狄龙实地核查，并向当年的邻居、单位多方查证;同时窗口民警核查历史户籍档案。次日，在多方努力下，派出所为刘先生开具了一份“民警核查情况证明”。刘先生持这份证明材料，顺利为外孙女办理了入学手续。8月23日，刘先生给南街派出所送来一面绣有“心系群众、为民解忧”的锦旗。

2021年3月的一个局长接访日，潘东升接待了一位名叫龙书的57岁的母亲。龙书说，1991年12月，她四岁的儿子徐某峰在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西门工地被人抱走了。当时她报了警，但经多方寻找，一直没有线索。30年间，她到泉州石狮和四川等地寻找，依旧一无所获。潘东升接待她的时候，她泪流不止。潘东升的眼圈也红了，当即表示一定尽最大努力帮她找回儿子。

这年1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全国公安机关依托“打拐DNA系统”，通过积极完善父母寻找失踪被拐儿童信息、广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及时组织技术比对核查、扎实开展积案攻坚等工作，全力侦破一批拐卖儿童积案，全力缉捕一批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找一批改革开放以来失踪被拐的儿童。

潘东升从信访接待室一出来，就直奔刑侦支队，深入部署打拐工作，要求全面摸排失踪被拐儿童数量，迅速行动起来，让骨肉分离的家庭实现团圆。

民警经调查得知，徐某峰的生父已于1990年2月病故，后龙书与徐某榕再婚，徐某榕为徐某峰的养父。办案民警重新对龙书的血样进行采集，并录入“打拐DNA系统”比对，同时采集徐某峰生父弟弟的父系血样备检。不久，龙书及徐某峰生父弟弟的DNA信息比中了福建省晋江市蔡某海的DNA信息。核查组立即赶赴晋江，对蔡某海的身份信息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并采集蔡某海的血样进行DNA复检。经福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比对检验，确定蔡某海即为失踪30年的徐某峰。

回忆起民警告知她儿子找到了那一刻的情景，龙书至今仍激动得语无伦次：“警官通知我们儿子找到了，我一听，真的脚都软了，简直不敢相信。真的吗？30年啊，我做梦都想不到儿子真的能找回来。”

2021年5月21日，鼓楼分局在刑侦大队一间办公室里为这对母子举行了“团圆”行动认亲仪式，当地多家媒体记者和认亲家属30余人参加了活动。龙书情绪失控，紧紧地抱着已成年的儿子不松手，令人唏嘘。

2021年7月，居住在晋安区新店镇的林某生、邵某银夫妇到晋安分局刑侦大队反映，他们的女儿1997年2月份走失，多年来通过登报、张贴寻人启事、求助各类寻亲网站等方式查找女儿的下落，但一直没有线索。看到公安部“团圆”行动血样采集点的宣传，他们想通过入库血样比对的方式寻亲。刑侦大队民警立即采集夫妇二人的血样，录入打拐库进行比对。

2021年9月，夫妇二人的DNA信息比中了福州市公安局台江分局录入的疑似被拐人员郑某玫的DNA信息。晋安分局立即与台江分局联系，协同配合，对三人的DNA信息进行亲缘鉴定复核检验，确定了林某生、邵某银夫妇就是郑某玫的亲生父母。10月11日下午，认亲仪式在晋安分局刑侦大队举行，群众、媒体记者及家属30多人参加，场面十分感人。

“團圆”行动开展期间，福州市公安局捷报频传：福清市公安局帮助杨某夫妇找到失散31年的儿子;永泰县公安局找到了35年前被拐儿童的下落……2021年至今，福州市公安局共找回64名失踪被拐儿童，打击处理了26名拐卖犯罪嫌疑人，为101个家庭实现了团圆，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达37年。

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八大队民警杨建勇说，潘东升非常重视打拐工作，他常常说，我们做的这些工作是民心工程，是做大好事。为配合公安部组织开展的“团圆”行动，潘东升要求各警种部门之间一定要大力协同，利用好一切资源，破获一批拐卖积案。他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可以利用打拐数据库进行全国比对，实现团圆，就差一滴血的距离。每每民警向潘东升汇报打拐战果时，他总是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连声说：“老百姓感谢你们啊！”

潘东升作为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还分管市司法局和市信访局。市信访局局长吴勤在与潘东升的工作接觸中，常常被他深厚的为民情怀所感动。在他印象中，潘东升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讲话很接地气。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真是“马上就办”，甚至在开会、调研的途中，就打电话把事情办了，一分钟都不等。

江军多次随潘东升调研和检查、指导工作，对他务实和注重工作实效的作风也深有感触。每次到商场、酒店、工厂进行例行安全检查，潘东升都会告诫随行的市直部门和县区领导，安全责任大于天，切不能搞形式、走过场。每到一处，他都会随机抽查几个消防栓，看水有没有接通，有没有做好日常维护;到监控室翻阅值班日志，询问值班员一些安全问题，督促责任落实;到消防站检查安全人员是否知晓基本的火灾扑救知识，是否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等。有一次在仓山区一家塑胶厂检查，发现了几处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他很严肃地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就有责任，不能视而不见，例行公事，一走了之。”于是现场布置整改，事后又多次追踪、过问，直至隐患全部整改完毕。

到县区调研，潘东升总是直插一线，绝少坐在会议室里听汇报;外出调研，他总是要求轻车简从，杜绝层层陪同。为减轻基层负担，下乡调研无论多迟，他都是直接返回，没有留在当地吃过一顿饭。一次到福清市一个乡镇调研，结束时已经傍晚七点了，回福州还得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当地领导极力挽留，他却执意要走。最后，达成一个折中方案，一人打包两个包子一盒牛奶，回程时和工作人员一起在车上对付了一餐。

还有一次，国务院召开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根据会议安排，潘东升先到省分会场汇报福州市禁毒工作经验，会后又马上赶回市分会场召开全市禁毒工作会议。他是一路小跑到会场的，喘着气说了句“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没顾上歇口气，就开始布置全市禁毒工作。直到会议结束，那口气还没缓过来。在所有人看来，作为参会级别最高的领导，他完全可以从容一些、慢一些，但他实在不愿浪费那么多人的时间。

潘东升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着福州市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在他的大力支持与指导帮助下，市司法局创新工作思路，克服场所、资金困难，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公共法律服务建设深度融合，打造热线、网络、移动终端等信息化平台，将法律服务覆盖到城乡，覆盖到边远山区、海岛，让城乡居民在需要时都能获得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法律服务，真正做到“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多年来，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已接听群众来电十余万人次，接听公安110转接法律咨询上千条，防范民转刑法律咨询上千条。

哪怕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只要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事情，潘东升都十分关注。福州市委原副书记林飞回忆，2016年6月，潘东升从三明市调任福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时，他任市委政法委书记。林飞说，潘东升心中装着百姓。

前几年，福州公交存在亏损，林飞和有关同志一起研究解决方案，其中“公交票价由一元调至二元”是一揽子方案之一。这事并不在潘东升分管的工作范围内，但他知道后向林飞建议说：“一块钱的涨价看似小事，却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大事。乘公交车的都是普通百姓，一块钱看起来不多，可是他们一天三顿饭才花几块钱啊？让他们享受低票价通勤福利是应该的。”

林飞赞同他这个观点，上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时，大家一致同意。福州市公交票价保持一元不变并持续至今，惠及福州千家万户。

说到潘东升对群众真挚的感情，潘东升家所在的鼓楼区天元社区警务室民警杜志刚有切身感受。有一次，潘东升的一位也住在这个社区的亲戚找到杜志刚，说小区内车位太紧张，下班回来晚了根本没有地方停车，刚好旁边小区门外面的一个公共停车位有空闲，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那个小区的物业，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让他晚上偶尔停一下车。杜志刚觉得这是个很平常的小事，就去做了协调。几天后，潘东升知道了这事，非常严肃地对杜志刚说：“我的亲戚不能搞特殊，不能去打扰邻居，不能影响其他群众的正常生活。”他还特别叮嘱杜志刚，“没经我的同意，绝对不能帮助我的亲戚和朋友做任何私事。”

还有一次，一辆面包车停在小区门口，司机向杜志刚问路，车子正好挡在潘东升的车前面。杜志刚给面包车司机指路后，面包车就开走了。第二天早晨，潘东升特地把杜志刚叫出警务室，叮嘱他说：“小杜，以后你不要因为我拦住别人的车子，可以让别人的车先走。”原来，头一天杜志刚给面包车司机指路的举动，让潘东升误以为他是在驱赶车辆。杜志刚连忙向潘东升解释清楚。潘东升听后高兴地说：“这就好，千万不能打扰小区的邻居和其他群众。”

潘东升出身贫寒，心底有深厚的自觉的为民情怀，是真心爱民。他在上下班的路上看到那些汗流浃背的农民工、那些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那些在公交站牌下边吃早餐边等车的年轻上班族……都会心疼。他反复教育民警“要牢记人民警察前面是‘人民’二字”。他说这话发自肺腑，很有感染力。

开会的时候他还说过：“又没有让你们去造原子弹，对老百姓好一点儿，这有什么难的？”

他牺牲前半年的2021年3月26日，在全市公安队伍教育整顿专题党课上，他郑重地说，尽量让群众少跑一些路，能在网上办的事项尽量让群众在网上办，这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始终坚持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他看来，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有利于群众的事，都要竭尽全力做好。

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陈庆感慨地说，潘东升始终保持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把群众的生命安全置于最高的位阶。2017年，潘东升在刑侦支队报送的全市首次实现命案全破的简报上批示：“十三年坚韧不拔的努力，十三年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终于实现命案百分百侦破，体现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维护法律尊严的决心。向同志们表示祝贺！望再接再厉！”

2019年1月26日上午，福州市晋安区新店祥园新苑小区发生一起精神病患者砍伤家人后持刀逃窜的紧急警情。病人的精神状况很不稳定，手中還有凶器，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时值周末，合成侦查中心主任林振华立即驱车赶往办公室组织指挥追踪、抓捕工作。路上，潘东升第一时间打电话询问案情和追踪情况。林振华进行了详细汇报，表示合成侦查中心一定能够快速妥善处置这一警情，请局长放心。

林振华没想到，自己前脚刚到中心，潘东升后脚就来了，坐镇指挥追踪、抓捕工作。不到20分钟，中心民警就发现了那个病人的行踪，与指挥中心、办案单位无缝对接，织就一张严密的抓捕网，不到一小时就将其抓获。潘东升一直担心精神病患者砍伤无辜群众，直到这时，他紧皱的眉头才终于舒展开，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潘东升（前排右二）9b1437636a8bba57252be2486eb6c359调研指导公安窗口工作，与办事群众亲切交流

在潘东升的带领下，刑侦支队不断健全命案侦破工作机制，加强人力物力财力保障支撑，综合运用传统和科技各种侦查手段，强化攻坚克难意识，实现2017年以来全市现行命案全破的工作目标，未破库存命案逐年下降，破案成效位居全省第一。

陈能文最早和潘东升接触是2017年，那时他还在经侦部门工作。潘东升接访时，群众向他反映了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他马上批转给经侦部门。案子破了以后，陈能文去向他汇报。潘东升更关心的不是案子破了没有，而是有没有给老百姓挽回损失。他说，虽然犯罪嫌疑人抓获了，案子破了，但如果被害人的钱没有追回来，这个案子破得就不算圆满。我们破案的目的不是为了息访息诉，是要追回老百姓的血汗钱，为老百姓挽回损失。陈能文着实被潘东升那种心系百姓冷暖的爱民情怀所感动。

福州市公安局鳌峰派出所教导员陈雨清楚地记得，2018年5月10日，潘东升来所里调研，讲话句句离不开“群众”二字。潘东升叮嘱民警说：“鳌峰所是台江辖区最大的派出所，要利用与群众打交道最多、接触群众最广泛、联系群众最直接的优势，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办实办好办满意，更好发挥在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潘东升认为，越多的权力放在手上，就越容易出现问题，很多事情机器可以解决的就机器上解决，不要再找人。他提出，只要法律允许，就尽量不要搞审批制，让老百姓自行在网上办理。

福州的派出所不仅有“办不成事”受理窗口，还有线上的“清零窗口”。顾名思义，这些“刀刃向内”的改革，都是为了杜绝对群众简单说“不”的不作为、不担当。把侨胞办理证照、货运汽车备案等群众办事项目搬到“云上”，把行政审批的网上流转时限不断压缩，等等，潘东升推出的这些创新举措，无不彰显着为民理念：什么叫“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就是把“不能办”变成“怎么办”，把“不好办”变为“想办法办”。

谈起载货汽车网上备案通行政策，福州四通搬家公司总经理林方辉说，以前货运车通行证要携带十多份纸质材料到窗口办理，现在网上备案后，可自动生成行驶路线，提供电子通行证，免了“跑证”之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社区警务处处长张开源说，潘东升“不是为提高自身政绩去做一些事，而是从为人民服务的实际出发，真真切切地在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他大力推动福州公安“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和“放管服”改革，全力攻坚民生服务堵点、难点，使“一趟不用跑、最多跑一趟”的公安审批服务事项占比超过97%，平均办理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的22%。他深化警务机制改革，成立合成侦查中心、合成情报中心，使福州刑事案件发案数大幅下降。他创新推出窗口“无否决权”工作机制，特别设立“办不成事”受理窗口，专治各类“疑难杂症”，深受群众欢迎。作为信息化建设的专家，他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拥堵问题，指导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系统聚合”理念，为全市交通绘就“智能地图”，让信号灯自动分配道路通行时间，有效提升车辆通行速度……

这一件件一桩桩实事好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让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17年前后，“套路贷”案件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成为社会生活和经济领域里的一种乱象。

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郭伟民介绍说，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市公安局陆续收到多名被害人报案或举报，反映福建某房产服务有限公司通过蒙蔽方式与被害人签订借款合同、制造虚假银行流水、恶意垒高债务，导致被害人彻底无力偿还，以暴力威胁、殴打及诉讼等手段达到占有被害人房产等财产的情况。其中，有一对夫妻辛苦打拼多年，攒下钱买了一套房子，高高兴兴筹钱装修，但资金短缺了5万元，就借了“套路贷”团伙的钱，结果最后被逼无奈卖了房子，才填上这个窟窿。还有的被害人被迫隐姓埋名离家出走，甚至跳楼自杀。

起初，公安机关打击“套路贷”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相关法律的滞后。公安部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不得介入经济纠纷。而“套路贷”案件表现出来的特征非常像经济纠纷，如果没有深入的调查，表面上看，基本事实就是经济纠纷。有合同，有被害人的签字，讨债时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诸如往欠债人家泼油漆，把牙签或口香糖塞进欠债人家的锁眼里，把欠债人家的玻璃砸了，拿大喇叭在欠债人楼下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去欠债人单位门口拉横幅，去欠债人家里送花圈，等等，这些行为，也很难界定是否触犯刑律。

债主向欠债人家泼油漆，当然不是自己泼，而是让其他人干。欠债人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没有证据。家里玻璃被砸了，看不见是谁砸的，哪怕被路面的监控探头拍下来了，公安机关也很难立案。

郭伟民从事扫黑工作二十多年，敢于同黑恶势力作斗争。他一直呼吁“软暴力”入罪，也一直在关注“套路贷”案件。

“有些我们办的案件，检察院不支持，他们从法律监督方面也不认为这是案件。有的案件我在抓人之前先跟检察院沟通，他们也认为此类行为应该追究，但没有法律依据，也就是没有相应的刑法条款可以适用。”郭伟民无奈地说。

2018年，郭伟民被选为公安部“扫黑除恶专家库”成员，参与公安部、省市政法委、省公安厅关于“扫黑除恶”“套路贷”犯罪案件的预防、管控、打击工作的研讨会十余次。他在会上说，按现行法律规定，“套路贷”不是案件，“我们是执法者而不是立法者，因此有些人认为我不够配合，不够支持。我心里有数，可我只能这么做”。郭伟民认为，处理“套路贷”案件，首先要打破法律的瓶颈，将其认定为犯罪。但在此之前，他只能“依法办案”。

潘东升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要求刑侦支队深入研究，在法律上寻找突破口。

令人欣喜的是，从2019年4月9日起，侦办此类案件终于有法可依了。这天，全国扫黑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四个意见，即日起施行。

其中，《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软暴力”界定为“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

根据这一《意见》，“软暴力”违法犯罪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跟踪贴靠、扬言传播疾病、揭发隐私、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破坏、霸占财物等;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破坏生活设施、设置生活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断水断电、堵门阻工，以及通过驱赶从业人员、派驻人员据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厂房、办公区、经营场所等;扰乱社会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摆场架势示威、聚众哄闹滋扰、拦路闹事等。

提到这一《意见》的出台，郭伟民说：“这就非常厉害了！”他立即组织全市刑侦民警培训，学习“两高”“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和省高院、高检、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证据指引》《关于办理“套路贷”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相关文件，进一步提高了全市刑侦民警的法律知识和业务水平，为深入打击涉黑涉恶犯罪和“套路贷”犯罪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根据《意见》规定，潘东升精准地指出案件要素及侦办方向，并迅速组织成立专案组，对“套路贷”犯罪予以坚决打击。他说：“这些人罪不可恕，天理难容，公安机关除恶务尽，绝不手软！”

王某的出现，成为福州公安机关打击“套路贷”犯罪的重要突破口。

此人三十多岁，口才非常好，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里当过嘉宾。2017年5月至12月，他以自己名下和父亲名下两套房子的房产证为抵押，向一家房产服务公司借款180万元，被收取“砍头息”、“看点费”等共3138万元，后累计还款23068万元。在这期间，他名下的那套房产办理了他项权抵押登记（抵押权人刘某，金额150万元）。王某被那家公司采取“套路贷”诈骗方式，共计骗取8206万元。

走投无路时，那家公司的老板看他能说会道，就把他招到公司。老板对他说，凭你的口才，不但能还清债务，而且绝对能赚钱。王某就开始忽悠他的那些亲戚朋友，說我们公司很有钱，如果需要钱可以找我借。他的那些亲戚朋友都很信任他，就通过他从公司借钱，合同看都不看就签字，以房子做抵押。结果，房子被过户转让掉了，那些被害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那些被害人都找王某要房子，王某这才害怕了，主动投案，希望能减轻处罚。

“当时感觉这个案件有料，他掌握核心内幕，堡垒往往是从内部瓦解的。”郭伟民意识到，这个王某很重要，就通过分管副局长林晓东报告给了潘东升。潘东升指示，多接触这个人，让他把有价值的东西都说出来。

经过巧妙的接触，专案组民警终于从王某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查获了这家公司进行“套路贷”犯罪的大量证据，包括账本、合同、被害人的房产证等，有的是复印件，有的是原件，装了好几个大纸箱子。同时，专案组民警也暗中找到一些被害人，了解他们受骗的过程，收集他们被骗的证据。

那几大箱子材料，专案组足足梳理了四五个月。2018年5月，这家公司的人员和组织架构慢慢梳理出来了，整个犯罪团伙随之浮出水面，基本可以认定为犯罪嫌疑人的大概有五六十人，规模相当大。

郭伟民去向潘东升汇报情况。潘东升问郭伟民现在成熟了没有，郭伟民说基本成熟了。潘东升指示，尽快抓捕犯罪嫌疑人。这项工作任务很繁重，需要几百名民警实施抓捕，刑侦支队人手不够。潘东升立即部署，由福州四个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分管重案的副大队长带队，各自抽调一些办案能力强的民警，支队再抽一些警力，组成抓捕组，由郭伟民统筹指挥。那家公司的办公地点在台江区，从台江公安分局抽调的警力相对多一些。

经过周密准备，抓捕行动于2018年6月中旬的一天深夜进行。从全市抽调的400多名民警集结在刑侦支队大楼内。指挥部设在十二楼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先对参加行动的民警进行编组，每个组8至10人，共40多个小组。除了抓捕组，还成立了技术组、搜查组、机动组。抓捕行动严格保密，除了支队和大队领导，所有民警的手机一律关机。

抓捕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各抓捕组陆续向指挥部报告——

“一号到位！”

“二号到位！”

“三号到位！”

……

这天晚上，有50余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还有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分散在省内的三明、宁德、厦门、漳州以及浙江、江苏、安徽等地，专案组提前布置，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实施抓捕。随着案件的进展，到案嫌疑人共79人。

不过，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后面的讯问工作更加繁重。福州一共有两个看守所，正常办案都很紧张，一下子抓了那么多嫌疑人，讯问室都不够用了。为此，潘东升专门给刑侦支队单独批了一个监区。

“每天上午8点多就开始讯问，下午3点左右汇总讯问的情况，然后再布置新的任务，晚上8点多再汇总一次，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天天紧锣密鼓，工作量相当大。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大的案子。”郭伟民回忆说。

专案组还相继查获了大量银行卡、公私印章、房产证、土地证、人民币和港币，以及电脑及移动设备。经查，该团伙放贷金额高达9亿多元，受害群众达数百人，抵押的房产证126本，已经过户的房产20多套，为福建省近年来破获的最大一起“套路贷”违法犯罪案件。

一个案子那么多犯罪嫌疑人，对审判工作来说也是个巨大的难题。郭伟民说：“审判这么多的人，哪一个法院也受不了。没有那么大的法庭，一个法庭十个人撑死了。”

潘东升与福州市法院、检察院协调，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公司成立的地点、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情况，将本案拆分为四个案件，分别交由福州四个城区的基层检察院审查起诉，再由四个区的法院进行审判。其中，该团伙的组织者在台江区，涉及罪名14项、犯罪事实300余起、卷宗1200余册，台江区检察院的审查起诉任务和台江区法院的审判任务最为繁重。

2019年4月26日，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检察院向台江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8月19日提起追加起诉。2020年7月30日，台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这份“（2019）闽0103刑初2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文档字数为199654字（不含附件），如果按照每分钟250字的正常语速宣读一遍，大约需要13小时。

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为：2013年1月，被告人魏某俤、魏某斌、林某龙、朱某文共同发起成立福建嘉沁担保有限公司（2017年更名为福建嘉沁房产服务有限公司），先后招揽一批社会闲散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还成立了多家房产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底、2017年初，形成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并逐步发展坐大。该组织成员有61人，其中魏某俤等4人为组织、领导者，其余57人为积极参加者或一般参加者。该组织以公司化模式管理，组织严密，严格人员层级关系，分工明确，于2013年至2018年间，通过长期实施“套路贷”等一系列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事实”的具体体现有四个方面——

一是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嘉沁公司自成立以来，通过人事安排、资金管控等管理组织内的公司、人员，逐步固定了以民间借贷为诱饵，采用“签订空白合同”“房产抵押委托公证”“房产买卖委托公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金额的借条并通过“转单平账”等方式制造被害人已取得全部虚高借款金额的假象，再通过肆意认定违约、威胁恐吓、虚假诉讼等手段，逼迫被害人按虚高金额的借条还款的犯罪模式。通过多次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故意伤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高利转贷、伪造印章、虚假诉讼、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贿等违法犯罪活动，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目的，逐步聚敛财富，发展坐大。

二是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该组织通过实施诈骗、强迫交易、敲诈勒索、高利转贷等违法犯罪活动大肆非法敛财，依仗组织的威慑力和强势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三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该组织自成立以来，为实现“套路贷”犯罪攫取财物的目的，已实施诈骗266起，诈骗金额既遂5269万余元，未遂839万余元;实施敲诈勒索3起，涉及金额169万元;实施寻衅滋事10余起，造成多名被害人家无宁日甚至无家可归、妻离子散;实施强迫交易2起，涉及金额7万元;实施非法拘禁3起;实施故意伤害1起，造成被害人徐某生轻伤一级;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1起;实施高利转贷15起，获利金额不低于693135元;实施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犯罪多起，涉及印章35枚;实施行贿、对有影响力的人员行贿各1起，涉及金额108万余元。还多次实施有组织的违法行为，如采取拳打脚踢、威胁恐吓、非法拘禁、跟踪尾随、外墙喷漆、散发传单、强行入户、滋扰家人等手段，逼迫被害人签订协议、给付钱款、过户房产，如对未按时还款的被害人李某堯进行拘禁并拳打脚踢;对未按时还款的被害人陈某实施了扇耳光、脚踢等暴力行为，直至陈某以跳楼相威胁方才罢手;对未按时还款的被害人王某兴，通过赖在其家中不走、上门换锁、强行入住等手段逼迫其还钱。上述种种恶行不仅给被害人及其亲友带来极大心理强制，甚至被迫外出躲避，还影响了周边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四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为方便实施犯罪，该组织积极拉拢、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及纵容形成“保护伞”。在此基础上，该组织逐步形成了称霸一方的强势地位。其中，通过实施暴力犯罪及经济犯罪，对群众形成了较大的心理强制，如被害人方某等人因被反复滋扰、恐吓产生抑郁情绪;被害人陈某等人被逼几乎自杀;被害人张某被威胁后自杀未遂;被害人林某等人身患重病、家庭破裂。此外还有多名被害人及亲友因生产、生活被严重干扰而被迫背井离乡，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维权。

判决书中“诈骗事实”部分占10万多字，详尽罗列了266项具体犯罪事实及证据。诈骗既遂或因本案实际造成损失金额超过100万元的有10余项。其中，金额最大的是3541万元。2017年8月至12月期间，被害人黄某东以房产作为抵押，先后向该组织的两家公司实际借款共计5478万元，包括砍头息、看点费、手续费等，黄某东实际还款5235万元，尚欠本金243万元未还时，其名下一套价值3784万元的房产被强制过户到被告人林某龙名下抵债。被告人魏某俤等人采取“套路贷”诈骗方式，骗取黄某东3541万元。

判决书中“敲诈勒索事实”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该组织成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等手段要求被害人支付“违约金”、手续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多次勒索被害人财物。具体犯罪事实共3项，其中一项为：2016年6月21日至11月28日间，被害人许某香以一套房产为抵押，先后向嘉沁公司借款，后被垒高债务无力还款。2017年2月，被告人魏某俤等人叫被害人许某香到嘉沁公司商谈还款未果，许某香与其父亲被围堵在公司内，被逼签了一张5万元的现金借款收条后离开。2017年7月31日，许某香家人为赎回被骗过户到被告人林某龙名下的房产，被迫支付包括该5万元在内的170万元。

判决书中“寻衅滋事事实”为：2014年3月至2017年12月间，被告人魏某俤等人伙同他人设立的嘉沁系公司对借款逾期，无力偿还债务的被害人，采取有组织的暴力威胁、侮辱、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殴打以及在被害人居住的小区高声喊话，对被害人的住处喷油漆、堵锁眼、强行入住、强行腾空、逼迫被害人搬家，对被害人亲属实施威胁、滋扰等严重影响他人生产、生活的方式进行催收，逼讨非法债务，共计实施寻衅滋事14起，造成多名被害人被迫离职、家无宁日，甚至无家可归，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给群众造成了心理恐慌和强制。

强迫交易、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多种犯罪事实，令人发指。

本案有15名被告人被台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其中魏某斌、魏某俤、林某龙、朱某文数罪并罚，决定分别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十四年、二十三年六个月、二十一年六个月;同时没收财产，并处罚金，数额不一。其他成员判刑最重的是十六年，最轻的是两年九个月。

2020年7月31日上午，这起福州市涉黑案件中团伙人数最多、涉及罪名最多、涉案金额最大、案情最为复杂的嘉沁系特大“套路贷”案件，在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考量，此次公开宣判采取远程视频形式进行。

专案组民警接触的被害人境遇都非常悲惨，令人唏嘘。潘东升指示专案组，要为被害人考虑，被害人盯着的不是那些罪犯判了多少年的刑，而是要挽回自己的损失。

涉案团伙被查获后，专案组积极为被害人挽回损失，及时将部分被害人名下房产解冻发还。被告人的非法所得陆续被追缴，繁琐的退赔工作有序展开。

回忆办案经过，郭伟民坦言，他在侦办这个案件的时候，感受到了重重阻力。专案攻坚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潘东升多次为专案组民警加油鼓劲。在一次专案分析会上，他说：“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是的话就放手去干。只要依法办理，组织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有压力我来顶！”

潘东升的这些话让专案组民警深受鼓舞、深受感动，大家齐心协力，心无旁骛，终于将这个团伙打掉了，老百姓都拍手称快。当潘东升得知这个团伙所有成员均被抓获、批捕、审判的时候，非常开心。

郭伟民认为，总的来说这个案子办得很成功。没有潘东升的大力支持，案子也不会办成这样，因为难度太大了。值得庆幸的是公安机关行动迅速，要是再慢一点儿，这个团伙可能已经作鸟兽散了。他们其实已经在考虑业务转型和人员遣散的问题了，再晚了就不好抓人了。就在他們犹豫着散与不散之间，公安机关及时行动，把他们一网打尽。

郭伟民感慨地说：“潘局长这个人非常敏锐，而且有担当。办这样的案子成本很高，需要投入的警力非常多，而公安机关日常的执法办案和勤务一样都不能少，如何优化配置警力，在保证专案组高效运转的同时，又能实现全局工作的有序开展，这给潘局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潘东升来自普通老百姓家庭，知道老百姓生活不易。他敢挑重担、敢啃硬骨头，是因为他心中装着人民，肩上扛着责任，这就是一种为民情怀。

（未完待续）

（文中照片由福州市公安局提供，部分涉案人员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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