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范铸　张虹倩　陈佳璇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价值观地缘政治;全球语言教育;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 知识决定行动，行动生产知识。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最大的问题便是对于“国际理解”的威胁，基于曲解或误解的“价值观地缘政治”叙事可能越来越深刻地制约全球行动。在这一语境下，可以说，全球治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需要跨文化的理解，同样，中文国际教育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需要确立自觉推动国际理解的意识。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走出困境的最重要的对策便是进一步强化“国际理解”的意识，战略上坚守我国政府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理念上坚持“以全球语言教育促进国际理解”，措施上机制设计、机构设置、资金筹措、教师发展、学科建设、教学内容、教学层次、教学形式、政策供应多元并举。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2）02-0049-08

中文国际教育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语言公共产品，是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这既是中国“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合作”是行动的过程，“理解”则为行动的价值。中文国际教育发展迄今，成就显著。不过毋庸讳言，随着整个国际语境的变化，也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需要积极应对。

1. 后疫情语境下中文国际教育的挑战

语境制约行为，目的决定过程（胡范铸等，2018）。不同的语境对于中文国际教育必然提出不同的挑战，那么，后疫情时代语境的最大特征是什么，由此将给中文国际教育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

考察中文国际教育的挑战，有必要首先回顾本世纪以来的历程。如果说孔子学院是我国致力于“中文国际教育”最典型的平台，美国则可以说是全球中文国际教育的风向标。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二者的发展曾经存在相当程度的关联。

1.1 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

我国的中文国际教育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文教育曾经彼此呼应，尽管各自的动因并不一致。

以孔子学院建设为例，2004年创办第一家孔子学院开始，有关方面曾计划到2020年在全球开办1000所孔院。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已在162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全球学习中文的人数快速攀升至1亿”（柴如瑾、龙军、禹爱华，2019），而“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000万。同时，中文国际地位不断攀升，2021年起中文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中国教育在线，2021）其中，在美国，仅仅十年，开设的孔子学院就达上百家，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五分之一。

几乎与孔子学院创办一前一后，2003年，美众议员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安全语言法案》，提出应将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列为三大“战略语言”。同年，美国大学理事会批准“AP汉语项目”，汉语教学进入美国中学主流学校教育，成为可以与法语、西班牙语等并列的供高中生选修的大学预修课程。

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启动“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这项外语政策计划致力于加强美国教育体系中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阶段的外语教学和人才培养，以大幅增加“关键语言”包括阿拉伯语、中文、俄语、印地语和波斯语等的学习人数。其中包括由美国教育部负责实施主要资助中小学教育机构的“K-12”计划和资助从幼儿园到大学的“K-16”计划，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实施的帮助美国研究生和大中学生及教师到关键语言区域的国家学习的計划;由美国国防部负责的旨在培养高端人才的“国家旗舰语言项目”、由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负责的旨在培养冷僻语言人才的“星对话”的暑期培训。

不过，这一发展趋势持续了十年便出现了某些异样。2012年5月美政府审查孔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离境，此举引发舆论热议。如果说这一事件表面看还是一种“技术性故障”，则到了2014年，便产生了实质性的问题。

1.2 孔子学院的意外挫折

2014年可说是西方社会对孔子学院看法的分水岭。随着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和对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触动，以孔子学院建设为标记的中文国际教育也日渐受到了污名化。

一方面，美国政界开始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形态渗透”焦虑和“国家和社会安全”焦虑。美国媒体指控孔院利用留学生作间谍，收集美国敏感资料，“威胁国家安全”，尽管连美参议院调查也表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但某些舆论却依然将孔院与某些“华人技术间谍案”捆绑式报道。《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宣传的教训》，借助当年的所谓“布拉加事件”，大肆渲染孔子学院的领导是“中国思想审查制度的执行者”。

与此同时，美国的业界又出现了“职场竞争的焦虑”。中国的发展为全球汉语教育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但孔院的介入却与各国尤其是美国本土汉语教师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关系，引发部分教师工会的不适。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美国全美学者协会等便先后敦促政府限制与孔院的合作。而各地教师工会的职场焦虑更多地又是以“反意识形态渗透”“反聘用条件不公”等面貌出现。

在这一背景下，2016年，9月和10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先后宣布终止与孔院合作。

不过，从2014到2018年，尽管孔子学院遭遇愈来愈多的指责，但在美国政府层面，对孔子学院的挤压尚未全面展开，孔子学院在困难中依然继续发展。

但到了2018年，美国政府直接介入了对于孔子学院的打压。2018年8月美总统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第一次明确限制接受美“中文旗舰项目”（其资助数额高达百万美元/年/校）的大学同时举办孔院，美国十多家知名大学直接受到打击。尽管法案包含了各大学可以申请豁免的条款，但美国防部后来明确表示不给任何大学豁免机会。于此前后，西佛罗里达、北佛罗里达、伊利诺香槟、爱荷华、德州农机、马州塔夫茨、密西根、马州波士顿等相继宣布关闭孔子学院，印第安纳、罗德岛、明尼苏达、旧金山州立、俄勒冈和西肯塔基大学等更纷纷表示受到该法案的压制而不得不关闭孔院。从2014年到2019年3月为止，美国先后有17所孔子学院关闭，或是准备关闭。

到了2019年2月，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和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几乎同时发布。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发布的《孔子学院报告》对在美孔院进行全面评估，并称：一些学校官员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对孔院的影响表示非常关切，孔院如同试图影响年轻人学术思想的病毒软件。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中国对美国教育系统的影响（Chinas Impact on the US Education System）”报告，该委员会2018年对孔院展开了长达8个月的调查，并于2019年2月27日公布报告称：中国在美国学校设立的孔院，成为北京严格控制的宣传机构，在基本不受美国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扩张中国的影响力，“扼杀了美国大学的言论自由”。为此，该委员会正寻求立法加以限制，甚至考虑让孔子学院根据《外国代理登记法》注册为中国政府代表。并强调如果孔子学院不进行改革，他们将建议美国政府关闭所有孔子学院。2月28日，该委员会在参议院举行听证会，美国政府承诺，将更严格监督孔子学院。

随后，2019年5月中美贸易磋商未果，冲突升级。美国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于5月9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全球中国：评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作用》的演讲，开始更密切地把孔子学院和中美贸易冲突捆绑在一起，提出了他对中国海外活动的看法和新的外交政策倡议，表示将推动国会出台更严厉地应对孔子学院和华为的政策。

特朗普政府更在2020年10月9日“敦促美国中小学和大学重新考虑是否与孔子学院合作教授中文课程，因为其中有来自北京的‘恶意影响’”。 10月1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广播节目《早安奥兰多》访问表示，孔子学院的代表“表面上来这里是为了文化交流和教授汉语’，但事实上是为了要替中共施加影响力”（邹宗翰、张慈，2020）。

受这一连串事件影响，截至2021年3月，美国高校有70多所孔子学院先后关闭或者准备关闭，其中包括拥有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的马里兰大学。与之不无关联的是，2020年，瑞典关闭境内所有孔院，从而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关闭所有孔子学院的国家。

1.3 后疫情时代的新挑战

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治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新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出现了深刻的“全球治理模式竞争焦虑”，为此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其中盡管很少直接针对孔子学院和中文国际教育，但却对中文国际教育包括孔子学院发展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对此，有人从“国际政治剧变导致的发展方向、资源配置问题;全球经济重挫引起的资金短缺、市场萎缩问题;社会文化差异凸显引发的国际理解、舆论博弈问题;技术变革加速带来的数字鸿沟、人机关系的问题”（王辉，2021）作了分析，固然不无道理，但似乎未能抓住挑战的焦点。

我们以为，在后疫情时代，对于中文国际教育最严峻的挑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资源配置、资金短缺、舆论博弈、人机关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并非这几年刚刚发生的，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的最大挑战是美国政府发起的“价值观地缘政治”叙事问题，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和有效的因应。

传统的地缘政治叙事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叙事，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叙事，也有所谓“东方/西方”的叙事。但在全球治理模式的竞争中，美国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叙事尤其是“东方/西方”地缘政治叙事模式的无力。正如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Judith Shapiro所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梦’正在使美国梦变得支离破碎。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视为他们未来成功的途径，尤其是在美国转向内向并且显然不那么慷慨和可靠的时代。”（Judith Shapiro，2021）于是，美国拜登政府便策划了新的“价值观地缘政治”叙事。

2021年初，美国拜登政府上台，3月，我们团队基于美国顶级智库政治文本的话语分析，研判拜登政府将改变“贸易战”的策略，采用“价值观外交”扼制中国，并将在2021年年底召开“民主国家峰会”（参见张虹倩，2021）。8月11日，拜登果然宣布将召开“全球民主国家峰会”。“峰会”共邀请了110个国家和地区与会，最后在12月9-10日峰会召开时，实际应邀的为89个国家和地区。

当代社会，不但日益成为“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也日益成为一个“注意力政治”的时代。美国试图借助该“峰会”设置全球治理的一个新的议程，并借助这一“议程设置”成为团结西方世界、吸引非西方世界的一个旗帜。由此可能产生了一系列政治效应：一是“标签化效应”—— 一旦所谓“民主国家峰会”常态化，则无疑划出了“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的对立，一些国家的形象被固化为“民主国家”代表，则一定有另外国家的形象被固化为“非民主国家”的典型，这将极大影响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而标签一旦形成，将会进一步反过来影响全球的社会认知和相应的政治行动。二是“滚雪球效应”——当所谓“民主国家”开始滚“政治雪球”，这一雪球滚得越大，滚的次数越多，内部也将越紧密。

“注意力政治”也是一种“情感政治”，今天的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情感的影响，“注意力政治”和“情感政治”不仅意味着议程设置，更意味着一个议程对其他议程的压制，意味着在一个议程中一种认识对其他认识的压制，由此，不但可能生产出始料未及的政策和政治格局，也可能生产出新的议程。“峰会”营造出的国际舆论场，催生了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可能形成各国未来政策制定的新的社会心理基础。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语言情感”“语言态度”乃至“语言市场”与国家形象、文化形象高度关联。基于所谓“民主/非民主国家”概念框架的“价值观地缘政治”叙事一旦被真正确立，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治理，也将深刻影响中文国际教育的发展。

这是一场极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一新语境的影响下，2021年4月，挪威成为第二个关闭孔院的北欧国家;2021年10月，连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长安雅·卡利切克都致信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HRK）和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MK），要求关闭德国所有孔院;美国本土的孔子学院更是受到越来越严苛的对待。

2. 中文国际教育走出困境的机缘

后疫情时代拓展中文国际教育尽管困难重重，但仍不乏机缘。

2.1 全球化和全球合作势不可挡

尽管美国政府不断试图构建“价值观地缘政治”叙事，但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阻挡，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全球的自由交往大潮不可阻挡，美国炮制的“价值观地缘政治”叙事不可能改变这一根本性的趋势。中美双方根本并非“民主/不民主”国家对立。中美从1970年代建交以来，从长期隔离的状态，到有限接触，今天已经发展为全面相互依存，两国之间的利益攸关度不断提升。仅仅从贸易关系来看，美国依然是中国的最大贸易国，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如果从全球层面来看，全球治理中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诸如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防疫、核不扩散等问题，都需要中美双方合作。即使拜登政府，也不得不以“竞合关系”来定义中美关系。既然是“竞合关系”，就“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矛盾分歧与利益竞争，实际上是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胡键，2022）。不管是“竞争中的合作”还是“合作中的竞争”，都意味着彼此语言学习的巨大需求。

2.2 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不可阻挡

中国今日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习近平，2021a）中国越是坚持改革开放，世界就越是能够准确地理解中国，而理解中国的途径“学习汉语”便越显重要。

2.3 世界各国语言政策将越来越趋向开放

尽管在政治上存在“价值观地缘政治”的叙事，在经济上存在逆全球化的政策，但在语言政策上，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却日益趋向开放。一方面，越来越鼓励外语教育，另一方面也越来越注意“社区语言”的保护。

仅就外语政策而言，当美国纷纷关闭孔院时，智利、南非、肯尼亚、希腊等却继续持开放态度，埃及、多米尼加、马尔代夫、乍得、中非等更酝酿设立新的孔院。在德国，《明镜》周刊指出，大学政策由各州负责，最后是否关闭孔院要由地方政府和大学决定，联邦部长如此明确地干预大学的工作并不合适。即使在美国本土，“在全国100所与中国有姐妹学校关系的K-12学校中，有35000名学生学习汉语”;甚至在大学，也有乔治亚卫斯理学院等，顶着压力与孔院签署协议。

而就社区语言政策而言，“语言权利属于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作为“社区语言”的中文也将更多地获得当地社会的理解和政府的支持。

2.4 舆论自我纠错机制正在发生效用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舆论场上，一定会有某种偏见，但舆论的互文性机制也将有效避免舆论场始终被偏见控制。可以看到，今天即使在美国，理性的舆论也在逐步发展，《华盛顿邮报》2018年曾刊文表示，国会关闭孔院的行动是愚蠢的，“这让人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华盛顿邮报》2019年刊文指出“中国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问题很复杂”，“校园里的中国学生团体经常与中国政府有联系，但他们直接干預学术自由的事实很少”。

2021年4月，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法学院资深研究员贺诗礼（Jamie P. Horsley）更专门发表《是时候对孔子学院制定新政策了》的报告，提出：“4亿中国人在学习英语”，“然而，美国正面临着说普通话的中国专家的严重短缺”，孔院项目“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拜登政府有机会重新评估对剩余孔子学院……和美国采取的行动”，“应该致力于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而不损害他们也寻求保护的学术自由或机构自治”，避免各大学“在政治压力下”继续关闭孔院。她强调“美国政府也迫切希望稳定美中关系，以便两国能够建设性地共同努力，应对共同的挑战。这一艰巨的任务要求美国培养更现实、更可行的期望、批评和承诺，而不是根据危言耸听的中国漫画来制定政策和行动，这些政策和行动不能反映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在海外的行为更加复杂的现实。”（Jamie，2021）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在发布这一报告时还特地加上了编者按，强调“在中国语言和文化项目经费紧张、兴趣下降的时代，显然需要培养讲普通话的人和跨多个学科的中国专业人才，通过适当管理的孔子学院网络提供的适度的财政捐助和（来自中国的）本土汉语专业人员应该受到欢迎，而不是谴责”（Jamie，2021）。甚至2014年曾力推关闭芝加哥大学孔院的马歇尔·萨林斯也开始批评美国政府“规定了我们自己的教育机构可以教什么，不能教什么”（brookings. 2021）。

2.5 数字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际交往

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为人类的彼此沟通创造了空前的可能，也为语言传播带来了空前的可能。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如部分语言学者所认为的是一场教学媒介的变革，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革。更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变革中，存在所谓“梅特卡夫效应”，即一个网络的价值等于该网络内的节点数的平方，而且该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汉语社区天然的巨量用户为汉语的梅特卡夫效应创造了很好的机缘，如果能够有效地与全球用户深度交互，则势必为汉语的知识生产和场景应用带来极大可能，自然也为中文国际教育带来巨大机缘。

3. 中文国际教育走出困境的对策

挑战与机缘并存，则针对这些挑战和机缘，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应对。

“知识决定行动，行动生产知识”（胡范铸、张虹倩、周萍，2021）。基于曲解或误解的“价值观政治地缘叙事”可能越来越深刻地制约全球行动。在这一语境下，可以说，全球治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需要跨文化的理解，同样，中文国际教育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需要确立自觉推动国际理解的意识。

中文国际教育的最大意义在于推进“国际理解”，中文国际教育的最大机缘也在于全球“国际理解”的需求;而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最大的问题便是对于“国际理解”的威胁。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走出困境的最重要的对策便是进一步强化“国际理解”的意识。

2011年，我们曾经提出：决定教什么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为什么教”，而“我们为什么教汉语”，首先就是促进世界和平。语言是沟通的最好的工具，是构筑世界和平的最好的工具，也是构筑多元文化理念的最好的工具（胡范铸，2011）。2014年，我们进一步提出：“汉语国际教育不但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播，不应该只是希望由此拓展中国经济实力或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地位。汉语国际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能力训练而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它应该是造就国际社会情感沟通的重要力量。”（胡范铸，2014）并继而提出“汉语国际教育不应该只是看做“在国际上开展”的“汉语教育”——核心是向国外传播“汉语”以及附着于其中的中国文化，更应该看作是“运用汉语进行”的“国际教育”，即“解释人类文化差异性的原因;说明人类文明来自于各个民族共同的贡献;证明人类进步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强调各个民族都负有合作的责任;指出国际协议的履行需要人类共同的意志;倡导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达至世界大同的必经之路;培养年轻一代的和平文化意识;培育年轻一代的国际理解与合作精神”，“将事实上的相互依赖变成为有意识的团结互助”（张虹倩、胡范铸，2017）。2018年，我们进一步提出：根据这样的理念，汉语国际教育需要“从以教育者为中心转向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共识为中心，从以语言教学为中心转向以语言教学和语言服务结合为中心。”（胡范铸、陈佳璇、张虹倩，2018）

为因应形势变化，我国在2020年采取重大调整，设立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孔子学院品牌改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负责运营，部分孔院改名“中国文化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外某些力量的焦虑，但并未根本改观，布鲁金斯学会专家也认为“这种更名不太可能消除人们对孔院在中国‘软实力’投射中的作用的怀疑”。

那么，在后疫情时代，中文国际教育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

3.1 战略上必须坚守我国政府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决不能被某些海外政客带偏方向

当今世界，中美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习近平，2021b）。当下特别要警惕落入某些政客构造的“全面新冷战”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其实，“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部分现象的描述，并非历史发展的定律（修昔底德，2013）。和平发展的主流并没有改变。

3.2 理念上坚持“以全球语言教育促进国际理解”

所谓坚持“全球语言教育促进国际理解”的理念，应该同时包括汉语教育和其他语言教育，包括作为外语的汉语教育和作为社区语言的华文教育。

（1）不单纯提倡“中文教育”，而是注意同时鼓励国内外语教育和境外双语教育——我们已经是一个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只强调“中文国际教育”容易引发某种紧张，而如果明确“以全球语言教育促进国际理解”，则我们的理念和举措更容易获得全球的认同。

（2）不笼统提倡“對外汉语教育”，而是作为外语的汉语教育和作为（海外）社区语言的华文教育并重——对非母语使用者的汉语教育当然重要，但海外华人的祖语教育同样不可偏废。应该既积极发展包括孔子学院在内的作为外语的汉语教育，也关注海外各种华校的建设，关注海外各种双语学校的建设。在全世界，目前已有4 万多所华文学校，这一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他中文教育机构的总和，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由华侨华人入手开展中文国际教育事半功倍。

（3）不孤立提倡“小语种建设”，而是注意将国内外语界的“小语种建设热”与在海外开展的中文国际教育结合——外语节进来的“小语种建设热”很重要，但也遇到了师资和学生出路等种种问题，对此，可以考虑鼓励派出的中文教师以及当地的华侨华人子弟同时学习当地语言，借助海外的各种中文国际教育平台同时培养我国所需要的小语种人才。

3.3 措施上多元并举“一起向未来”

在后疫情时代，在机制设计、机构设置、资金筹措、教师发展、学科建设、教学内容、教学层次、教学形式、政策供应各方面，都需要根据“一起向未来”精神，多元并举，这样才可能弱化乃至消解全球对于中文国际教育的误解和曲解。

机制设计：我们不仅需要在教育部语合中心、侨办、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等机构之间构建一个全新的“中文国际教育促进机制”;还可考虑发起“全球语言教育和国际理解基金会”或者“全球语言教育和国际理解促进组织”，与全世界二语教育机构和有识之士协调，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全球语言教育和国际理解促进机制”。

机构设置：从官方转向官/民并举，大力支持民间机构，特别关注海外华校的双语教育。

资金筹措：从拨款转向拨款/收费/海内外筹款并举，特别需要关注海外筹款。全球筹款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强资金的数量，更是把一国的“政府行为”转化为“全球治理行为”（政府、企业、公众同时参与的行为），把曾经被政治标签化的行为转为公益化与商业化并举的行为，以有效改变中文国际教育事业的全球形象。

教师发展：从外派教师为主转向外派/在地并举，重点发展在地教师队伍，特别需要注意在学术上支持在地教师的成长，增强中文国际教育事业的可持续性。

学科设置：从只注意语言转向语言/专业并举，根据不同社区的不同需求，重点发展“语言 + 不同专业”。

教学内容：语言的基本功用在于对话，而有效的对话都需要基于共识而展开，跨文化交际尤其如此。维护我海外文化利益也应该从关注他国民族心理、他国社会焦虑开始，这样才容易获得更多支持。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之所以广受好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仅讲自己的故事，也讲全球的故事，更是在全球框架中讲好中国故事和全球故事。因此，从“说好中国故事”转向“彼此交流故事”，特别要注意学会倾听故事。在“倾听故事中”，中国教师要努力成为“国别问题专家”。

教学层次：从外语教学一种模式转向区分祖语传承/外语学习。作为外语的汉语教学应该注意“瀑布效应”，首先关注当地社会精英的汉语能力与中国文化态度;而作为祖语的华侨华人汉语传承则注意“秧苗效应”，帮助建设汉语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

教学形式：从专注线下转向线上/线下并举，重点支持线上的中文教学，特别要关注电子游戏中的中文学习和“元宇宙”社交状态下的中文学习（胡亦名、姚权，2022）。

政策供应：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一地一策，一群一策。当今各国乃至一国之中，社会结构往往差异很大，我们需要改变“一条规定走天下”的习惯，结合“区域国别研究”，就每个地区、每个国家建立长期专案研究，就“祖语传承”和“外语学习”做出不同的规定，就“语言学习”和“专业学习”设定不同的标准，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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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HU Fanzhu1， ZHANG Hongqian2， CHEN Jiaxuan3

（1. National Discourse Ecology Research Cente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College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China）

Key words： post-epidemic er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values-based geopolitics; global languag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Abstract： Knowledge determines action， and action produces knowledge. The biggest problem of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s the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narrative of “values-based geopolitics” based on misinterpretation or misunderstanding may increasingly constrain global action. In this context， it can be said that global governance has never required mor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than today. Likewis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has never required more awareness of consciousl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ermeasure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o get out of the predicament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is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strategically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dvoc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ceptually adhere to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global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ake measures such as mechanism design， institution setting， fund-raising， teacher developme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level， teaching form and policy supply.

【责任编辑 匡小荣】

[收稿日期] 2022-02-26

[作者简介] 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CTTI智库）首席专家，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当代修辞学》编委会主任。电子邮箱：hufanzhu001@126.com。张虹倩，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陈佳璇，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语言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19JZD02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