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不同于传统主旋律影片的固有模式，其以主流价值观的创新抒写、小中见大的微宏叙事、灵动一体的拼盘架构、庄谐并重的喜剧制作等特色，展现新时代语境下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变革。该作品对于深入探讨主旋律电影的主流意识形态传达与电影商业性、艺术性的结合，促进主旋律电影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从电影价值观的呈现、叙事方法、叙事架构、情景表达等方面，探讨新时代语境下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变革，分析主旋律电影的变革趋势。新时代语境下，主旋律电影的创新发展已是大势所趋。在变革过程中，主旋律电影应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多呈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民族的自强自信，刻画平民英雄，引导大众在“小家”中见“大家”，在“大家”中见情怀。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创作变革；情怀；新时代语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5-0079-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儒家伦理对家庭剧伦理叙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D201906127

一、价值建构：新时代语境下主流价值观的影像抒写

（一）主旋律电影的发展脉络与范本

我国的主旋律电影肩负弘扬我国主流价值观的重任，其诞生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历史脉络，是一个不断尝试、开拓和丰富的过程。

1987年，“主旋律电影”概念首次提出，呼吁电影要“弘扬主旋律，倡导多样化”，目的在于“借助具有变革性、借鉴性、启发性的历史性重大题材作为电影叙事主题，充分体现与传播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革命信仰等意识形态，以更具大众接受度的电影艺术形式将抽象精神内容传递给大众，以期实现社会范围内的社会意识与力量的整合”[1]。在政策支持与指导下，主旋律电影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社会急剧变革，西方多元思潮涌入。主旋律电影承担时代使命，重点强调正面宣教功能。《开國大典》《大决战》《周恩来》《鸦片战争》《国歌》等一大批主旋律电影应运而生，承担起引领主流价值的重任，通过讲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核心历史人物事件，展现历史内涵[2]，为历史记忆提供总体性的阐释框架，为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和行为赋予宏大背景下的意义坐标，帮助观众界定历史题材的边界[3]。

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商业性元素的市场化介入，主旋律电影应势而为做出改变，逐步淡化模式化“硬宣”的政治色彩，尝试建立起更多元化、人性化的叙事策略，更加关注时代变迁下的社会话语和民生百态。主旋律商业大片开山之作《云水谣》将爱情元素与主旋律糅合，战争片《集结号》强化从人性出发的英雄主义，淡化廉价和盲目的革命乐观主义[4]，《战狼Ⅱ》以孤胆英雄形象，传递爱国主义情怀。

近年来，《红海行动》《中国机长》《攀登者》《流浪地球》等多部匠心独运、瞩意高远的电影接踵而至，以其旗帜鲜明的主流话语表达、娴熟的市场运作表现及强大的艺术观赏性，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收获了极佳的票房与口碑，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主动支持，占据了国产影片市场的半壁江山。

（二）新时代语境下主流价值的具象传递

时代的快速发展给中国电影业带来巨大冲击。如何把握新时代电影发展新机遇，传达当下性的主流话语，展现时代最强音，是中国主旋律电影发展的重要课题。

2020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这一宏大时代主题下，国庆献礼影片《我和我的家乡》细致且准确地选取农村医疗、生态治理、乡村支教、精准扶贫等多个主题，在国家话语的宏观背景下进行个体化创作，将意识形态和艺术创造有机结合，使主旋律的表达更具锋芒。

《我和我的家乡》选材基于时代变革对人民群众命运的影响，将焦点集中在人民的衣食住行等民生方面，用艺术的形式反映和回应时代，唤起集体回忆和公众情绪，充分展现出新农村建设对人民群众生活的积极正向影响。

一方面，以新时期的乡村风光为叙述空间，让观众将爱国主义情绪转化为建设家乡、回馈家乡的自觉行动，使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落地。另一方面，通过五个不同的故事为观众绘制出一幅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图景，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赞歌。

二、小中见大：微宏叙事的创新性赓续

（一）平民叙事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有学者将“不再是以宏大呈现宏大，而是改以微细方式呈现宏大，或者以微细传达宏大”，“由微细处入手而传达宏大题旨的叙事范式”称为“微宏叙事”[5]，具体体现为“以‘小人物’写‘大时代’，以‘共同记忆’写‘历史瞬间’，让个体命运和情感与国家历史和事件‘迎头相撞’”[6]。

与传统影片以宏伟场面和英雄人物视角展现宏大主题相比，《我和我的家乡》采用微宏叙事的手法，表现为以小人物、草根为切口的叙事视角转换，形成电影叙事的平民化视角，以“微”达“宏”。

《我和我的家乡》五个单元作品《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从每一个微小的“我”出发，展现平凡欢笑的人生故事，传递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与真情实感，以个体的情感体验引发观众共鸣，传递“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家国情怀，构建起一个宏大的“我”。

影片串联农村医保、科技扶贫、乡村支教、生态治理、对口帮扶五大主题单元，回眸历史经典的变化，基于变化带来的幸福感讲述小人物的小故事，展现新时代农村的深刻变革，刻画小康生活的美好画卷，唤起有关故乡的群体记忆，真实而生动。

电影在轻松的叙述节奏中，展示时代巨变下普通人对家乡、社会、国家的作用，具象化个人情感，使人们与主流思想的联系更为紧密，引发观众共鸣，使其产生镜像式的个人认同和民族认同。

（二）微观聚焦下的个体生命观照

《我和我的家乡》把视点落于普通人，积极寻找主旋律价值抒写中被忽略的微小个体，形塑了保安员、农村发明家、治沙英雄、乡村教师、驻村书记等多个平凡却温情的小人物形象。

在影片的五个故事中，历史背景不再是被叙述的主体，主人公不再是伟大奇迹的主要缔造者，普通人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书写者，观众由旁观者变为剧中人。这种源于生活的精神力量，决定了作品的厚重分量。同时，家与国不再对立，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再是一道选择题。通过形象反差和心理反差，使人物形象更丰满、更立体，形成其专属的高光时刻，并且在宏大叙事中突出个体的参与感。

比如，《北京好人》中的保安张北京，从一开始躲避亲戚借钱，到后来尽力为亲戚看病；《天上掉下个UFO》中的农民发明家黄大宝，最初为发展家乡经济搞虚假UFO特色旅游项目，到后来凭借真智慧将村庄变成科技示范村；《回乡之路》中的治沙英雄乔树林，带领家乡人成功治沙并创业致富；《最后一课》透过浓墨重彩的师生情，既展现了中国新时期乡村建设、社会建设的新面貌，又塑造了国家文化建设和农村教育事业中的平民英雄形象。

三、拼盘架构：集锦短片式的灵动呈现

（一）分段叙事的结构范式

传统主旋律电影多采用以因果为主线的叙述方式，叙述的内容、主题和精神核心都比较简单、直接。这种程序化、模式化的叙事结构容易引发观影者的倦怠心理。

《我和我的家乡》不同于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其延续了2019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的叙事模式，采用集锦短片拼盘式的叙事架构，分段演绎五个故事，并借助当前网生代青年流行的自拍短视频作为转场，用普通人拍摄的有关家乡记忆的短视频进行衔接与过渡，讲述有关家乡的味道、特产、情感、回忆等。

《我和我的家乡》辐射的全国东（浙江千岛湖）、西（陕北毛乌素沙漠）、南（贵州黔南苗寨）、北（东北）、中（北京）五个区域，如一幅影像化的中国地图，对应不同的人文、地理、人物和情绪情景，不同的地域上演不同的故事，五个故事形散而神聚，对家乡的眷恋与深情是五个故事共同的情感内核，其将原本独立的单元故事凝结成一个整体，实现主旋律和家乡情的完美结合。

电影跳脱因果式叙事结构，具备了全新的独立性、完整性及更为灵动的叙事和表达空间，让每位导演的风格得以充分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分段叙事的拼盘架构集结了多位知名导演的创作，将电影总时长分解为五个小单元时长，简化了叙事逻辑，既降低单一电影故事的创作难度，节省创作时间和创作成本，又以不同的风格和题材赋予观众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极大拓展了受众群，推动影片实现二次传播。

（二）碎片化时代对受众口味的呼应

网络时代，短视频盛行，大众日益习惯碎片化观影，观影口味和需求越来越多样，观影耐心与专注力日渐下降，较难接受铺陈过多，笑點、情绪点、转折点间隔过长的剧情。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34亿，占网民整体的90.5%[7]。可见，短视频已成为当前大众化的视频应用，以及网民日常跨屏使用的重要平台。

《我和我的家乡》采用的短视频创作模式，充分基于当前观众的观影口味和需求，符合观众碎片化视听的审美趋向和接受机制。“联合执导+单元短片”的拼盘创作模式，使每个单元故事具有天然的时长限制，不会过多消耗观众的耐心。而浓缩的故事内容、简洁的叙事结构，以及对悬念、冲突、反转情节的强化设定与快速推进，为影片营造出一种紧张且急促的气氛，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给观众带来快节奏、高燃点的观影体验。这无疑是基于创新角度对快节奏观影需求的一种呼应。

四、庄谐并重：喜剧化的情景表达

（一）“主旋律+喜剧”的类型化建构

作为“主旋律+喜剧”的范例，《我和我的家乡》与《我和我的祖国》相比，故事题材的切口更小，历史的横截面更窄。《我和我的家乡》中的幽默诙谐元素和喜剧性的情感表达，更易触及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覆盖的受众群更广，更有利于主流价值的传播。

影片中的五个故事均为喜剧，以小品式的段落组合，集结了中国电影界的喜剧天团，加之几位导演风格互补，兼具笑点与温情。将令人捧腹的喜剧元素作为外衣，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则为内核，两者共同展现影片的审美价值。此外，对宏大主题进行降格处理，用接地气的方式表达，准确把握喜剧尺度，建构起主旋律喜剧片特有的范式。

并且，影片中大量喜剧取向的互文叙事也为观众带来诸多惊喜，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趣味性。如葛优饰演的张北京曾出现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北京你好》单元，其性格人设一以贯之，《神笔马亮》中“西虹市”空间设定与开心麻花的喜剧作品《西虹市首富》形成互文，《天上掉下个 UFO》中与《唐人街探案》相同的人设组合，以及借用《大话西游》经典梗的爱情宣言等，互文叙事自然而然地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总体而言，《我和我的家乡》体现出极强的可复制性，让创作者能从“主旋律+喜剧”的角度，跳脱出国庆档和献礼片单一、刻板的叙事窠臼，从而获得喜剧技巧上的解放和自由。

（二）笑泪交织中对乡愁进行再定义

作为一部喜剧片，《我和我的家乡》并没有仅让观众“一笑而过”，而是在情感层面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和更深入的思考。通过每个笑点与泪点的交织，对乡愁的定义进行更具象化的阐释。如乡音、家乡美食等符号下引燃的乡情，现代化社会带给游子的“无根”等集体心理，因家乡繁荣而激发的自豪感……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会对自己和家乡的对位或错位关系进行回睨和反思。

在浓厚的国庆节日气氛里，《我和我的家乡》加深了亿万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家乡的思念，影片对中国古典美学中“家”的概念进行了审美意义上的拓展，对观众心中对于“家”的想象进行了心理层面的补充，这也正是影片最感人的情感密码。

《我和我的家乡》立足时代发展，多角度展现城乡差异和家乡变化，影片所展现的脱贫攻坚工作中蕴含的深厚的大众人伦情感，使“乡”有了“家”的意义，深深打动观众，引发观众共鸣。并且，影片一改传统主旋律电影的烦冗枯燥，采用喜剧性的修辞手法幽默地书写原本严肃的主题词，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小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既重塑了独具中华文化的民族情结，也厚植了浓郁的家国情怀，冲淡了固有模式下乡愁悲伤、压抑的情绪色彩，使欣喜归乡的感觉油然而生。

五、结语

在新时代语境下推出的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与传统主旋律影片存在明显差异。《我和我的家乡》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论，均对主流电影进行了创新，呈现出主流电影的多元变化趋势。影片中的叙事表达和人物塑造，均以全新视角呈现，从主流价值观的影像抒写、微宏叙事的创新性赓续、集锦短片式的灵动呈现及喜剧化的情景表达等方式着手，融入人物书写、叙事风格、诗意影像等多类元素，在刻画历史的同时还原历史，拉近时代间的距离，也凸显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新趋势。

参考文献：

[1] 任丽颖.《我和我的家乡》：主旋律电影叙事新尝试[J].电影文学，2021（7）：131.

[2] 周粟.当下新主流电影中的“微宏叙事”转向：类型互渗与仪式建构[J].艺术评论，2021（3）：73.

[3] 白蔚，张晓茜.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传播策略：基于青年受众的研究视角[J].电影文学，2020（16）：9.

[4] 高山.中国主流大片的方向：电影《集结号》学术研讨会综述[J].当代电影，2008（2）：61.

[5] 王一川.《古田军号》：今昔对视中的微宏叙事[J].电影艺术，2019（5）：45.

[6] 尹鸿，梁君健.在多向选择中创新突破：2019年国产电影创作备忘[J].当代电影，2020（2）：16.

[7] 王晓红，郭海威. 2019年我国短视频发展十大态势[J].新闻与写作，2019 （12）：14.

作者简介 杨辛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影视艺术、媒介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