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璐

（河北大学文学院）

一、进程中的冲突——“治家者”造就的诘难

“治家者”即家族统治者，作为一家之主，事无巨细地掌管着这个家族的日常事务。“治家者”的特点主要有下：首先，“治家者”应位于家族血缘关系的顶端。其次“治家者”都有着过人的能力，并且依靠着这种能力建立了家族基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家族小说中，“治家者”们往往被作家刻画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他们的行动代表着一种文化选择，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特征折射出的是作家对本民族传统家族文化的理解。

虽然中国上下几千年传统历史文化使得普遍的社会意识都认为一个家族的统治者应是男性，但是如果家族中男性祖辈去世的话，女性也可以代替这个位置。并且笔者认为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家族小说中，小说所描写的第一代人并不能简单将其称之为是家族统治者，因为家族中辈分最高的这个人并不能发挥实质的“统治”作用。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梁君璧是这个穆斯林家族的“治家者”。或许有学者会认为韩子奇才是治家者，但是从血缘关系角度来看，韩子奇毕竟是梁家的外来人员，真正与其有血缘关系的是梁君璧。在梁亦清死后，梁君璧的治家能力就有了显现。在顶梁柱崩塌，师兄韩子奇“投奔”敌人之际，是梁君璧以其瘦弱的肩膀，睿智的眼界和英勇的付出，才保住了梁家活下去的希望。所以在梁家这个穆斯林家族中，梁君璧是当之无愧的“治家者”。

笔者在上文中就已提及，“治家者”们往往被作家刻画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他们的行动代表着一种文化选择，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特征折射出的是作家对本民族传统家族文化的理解。梁君璧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穆斯林，那么在梁君璧这个“治家者”身上，体现的正是穆斯林传统家族文化，她始终以《古兰经》教义作为自身行为及处理家族大小事宜的圭臬。但处在二十世纪日益一体化的社会进程中，这种特色鲜明的穆斯林家族文化势必要与现代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交流与碰撞 ，这种交流碰撞的过程展现在小说中则是作为“治家者”的梁君璧给家庭成员所造成的一系列精神诘难。

她用教规拆散了自己妹妹的婚姻，用民族不一阻止了自己女儿韩新月和楚雁潮的恋情，用门不当户对更是强插给自己儿子一段无爱的婚姻，可以算得上是儿女婚姻的摧毁者。不仅如此，梁君璧自身的感情生活同样未能幸免，遭遇着多元文化的冲击。

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们》不如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那样家喻户晓，但同样也是回回家族小说重要研究对象。小说以七十年代的合作化为背景，围绕两大阵营间的矛盾冲突进行展开叙述，讲述回族村梨花湾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查舜将笔触重点集中于几个男性形象：杜石朴、马存惠、海文的塑造上，同时注重以杜石朴、海文形象前后的转变来展现当时代政治历史的变迁。如果把梨花湾看成是一个大家族的话，生产队队长杜石朴无疑是这个大家族的“治家者”。他仰仗着韩维民手中的特权在村里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培养自己的亲信，给反对他行为的穆斯林明里暗里地制造了一系列的诘难。

首先是对海文的父亲海中山的间接诘难：杜石朴强迫穆斯林村民们养猪，而在回族看来，猪是最不洁的。海中山就是因为作为村民代表，首先冲上阵去与让回民养猪的人做斗争，在混战中被别人用铁锹打死的。之后，他的家庭成员都视杜石朴为不速之客，尤其是儿子海文，更把杜石朴当做是杀父仇人。其次是对马存惠造成的诘难，同样也是由于杜石朴盲目的响应某些政策号召，带人拆损清真寺，而马存惠就是因为率众反对拆寺而被判刑。作为梨花湾的“治家者”，他以响应政策为借口，实行着封建家长式的专制统治。在带领群众到芦苇滩开生荒时，他一个月就打人几十次。当然，杜石朴在治理自身小家的过程中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一系列诘难：为了平山造田，改善社员生活，反而因为无暇照顾生病的妻儿而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为了给大队借车，他不惜用谎言哄骗父母夺得他们用心呵护的小羊羔，最终导致父母郁郁而死。

对于杜石朴这个“治家者”而言，他盲目的响应着国家的号召，一意孤行地推行着冒进的政策。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反派的角色，他只是在用一种他认为对的方式做着自己的贡献。他的悲剧是一个生性耿直而又强力推行左倾路线政策的地方领导治家者悲剧。这也恰恰体现出在改革进程中，杜石朴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并没有将国家政策与本民族传统文化有机和谐融合到一起，这便造成了进程中的冲突。

二、困境后的突围——“归家者”的救赎

“归家者”是针对家族小说中的“出走者”相对而言的，可以说是“出走者”的一个承续概念。在一个家族内部，如果说“治家者”代表的是本民族古老传统的家族文化，是一种封闭旧势力的话，那么“出走者”则是这个封闭大家族的唯一缺口，持有新思想的人物因为和旧有文化发生冲突，或主动或被迫的经过一系列斗争从原有的家庭体系中脱离出来，走向社会，这也是这个封闭家族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联系。新时期家族小说与早期家族小说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作者对“出走者”结局的设置上，五四时期的家族小说如《伤逝》《家》等，作者常常对出走以后的主人公行为缺乏把握，即只是指出问题而并没有开出药方。二十世纪家族小说中的“出走者”大多数都有明确的结局即回归家庭，所以笔者在这里将他们归结为“归家者”。“出走者”的归家意味着新旧势力的矛盾冲突最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调和，“归家者”的自我救赎也正体现着穆斯林家族文化在新时期的一种自我突围和建构。

《穆斯林的葬礼》和《穆斯林的儿女们》中的“归家者”分别是梁冰玉和马存惠。但是从他们“归家”的不同结局可以看出作者对本民族家族文化传统在当代所受到考验的理解。

如果说查舜对马存惠这个“归家者”的角色是显性展现的话，那么霍达对梁冰玉的“归家”描写则为角色的隐现。在小说中只有三个章节对梁冰玉的两次归家进行了叙述。

梁冰玉的第一次归家促使了她独立人格的最终觉醒。因为《古兰经》教义的规定，梁冰玉、梁君璧、韩子奇三人势必不能和谐相处，三角必须有一方做出改变，所以梁冰玉的出走也意味着穆斯林传统家族文化与现代人性解放之间的某种冲突。梁冰玉第二次归家则是二十年后，她的这次归家实则是在进行一种自我救赎，目的就是希望化解冲突与“家”和解。但最终结局却是物是人非，能够实现谅解的相关人物均已退出舞台，给冰玉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这无不展现出伊斯兰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文化碰撞过程中给穆斯林人民追求生活真谛时所造成的困惑。如果说作者在叙述完梁冰玉得知新月已去世的消息后就搁笔，那《穆斯林的葬礼》无疑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所幸的是，最后梁冰玉和楚雁潮在新月坟上的相遇让读者在这悲剧中又参透一丝丝希望，这是汉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伊斯兰传统家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经过了相互碰撞，逐渐有所融合，不遵循教义的自由恋爱也有可能获得真挚的爱情。在创作之前，霍达就明确指出：“我笔下的人物，不仅来源于人间，而且也是我本人所向往的，在我看来，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应该做那类人，即使一生都是悲剧，也是上帝的幸运儿，因为他完成了普通人所不能完成的心灵历练。”这种心灵历练其实也正是传统穆斯林文化在融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参照系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在《穆斯林的儿女们》这部小说中，查舜将杜石朴、马存惠、海文三个男性作为主要人物形象进行塑造，笔者在上文中已经具体阐释杜石朴这个“治家者”给全村人民包括自己的家庭带来的各种精神诘难，这种诘难的产生体现的是穆斯林传统家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一些困境。但是穆斯林家族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湮没在新时代改革浪潮中，相对于“治家者”而言，《儿女们》中的“归家者”凭借着自身的坚韧与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谋求着新的融合与发展。小说中的“归家者”主要是指马存惠，马存惠因为带头抵制杜石朴的养猪拆寺政策，而被判处死缓，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才得到了回家的机会，进监狱再到返回家乡，回到家乡后，依然秉持着自身强烈的宗教意识，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方式的启发，进而完成救赎。

首先是对朋友的儿子海文，在笔者看来，海文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与马存惠的时刻引导，循循善诱有很大的关系。当海文中了杜石朴的圈套去梨园工作而又遭受挫折痛苦难耐时，是马存惠想要去收拾杜石朴为海文出气，也是马存惠把海文叫到家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海文不能理解时用伊斯兰教义中的道理为他宽心并叫他一起做贩梨的买卖养家糊口。如果说之前劝解海文时马存惠秉承的是穆斯林文化中的经商致富的观念的话，劝解海文母亲时更多的则是秉承着一种西方文化中的人性主义精神。西方人道主义讲究自由恋爱，而海文和杜英英的恋爱正是在不违背伊斯兰教规的前提下的自由恋爱。透过马存惠对海杜两人结合的支持态度，我们也可以看出在马存惠的身上传统穆斯林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融合。

在对待自己的老对头杜石朴身上，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马存惠身上美好的穆斯林特质。《古兰经》中有这样的规定：“对人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正是秉承着这样的教义，当最后杜石朴登门造访之时，他并没有将其拒之门外，而是选择了宽恕和谅解。虽然小说只有在结尾处才表明马存惠最终“穿衣挂账”——成为阿訇，但是整部故事其实展现的是马存惠从一个：“安拉”（阿訇学徒）到阿訇的全部过程，他虽然是小说中穆斯林文化的最忠实维护者，但是就他自身而言，思想轨迹也经历一个不断趋于伊斯兰真理的一个过程。

三、反思中的理想——现代社会下回族族性的自我建构

综上所述，在《葬礼》和《儿女》这两部家族小说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治家者”和“归家者”，“治家者”梁君璧和杜石朴，他们之所以会给本民族人民造成一系列诘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固有观念中隐藏的穆斯林传统文化与当时代文化之间的某种异质冲突。而在“归家者”梁冰玉、马存惠的身上，我们则看到了矛盾冲突下的某种和解，并且通常情况下，这种和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笔者将其概括为是在反思中追寻本民族的理想，进而完成回族族性在新时期的一种自我建构。

其实无论是代表着个性解放的自由恋爱还是代表着时代之音的政治主流文化，他们都可以归结为是新时期“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回族作为一个有着近1000年历史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独具特色的绵延发展，与其在趋同中又坚持着一定程度地自守有着密切关系，而这种既趋同又自守的度则是由有着一定先进认识和清醒民族意识的宗教领袖把握着的。也就是本文中笔者设定的“归家者”形象。他们在面对穆斯林文化与新时期现代性文化相碰撞的情况下，理性思考，秉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既保留着本民族的特色，同时也为自身穆斯林文化刻上了时代的印记。在两部回回家族小说中，作者设置了很多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却在“归家者”梁冰玉和马存惠身上实现了调和后的救赎。梁冰玉最后在新月坟上与楚雁潮相遇，笔者认为是霍达留下的一处隐示：作为新月真正的母亲，实际上是认可了女儿和这位卡菲尔的恋爱。而马存惠在得知海文并不喜欢自己女儿时也及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支持在不违背伊斯兰教规的前提下的自由恋爱。发展至现在这个民族融合的时代下，回汉通婚已属于十分常见的现象，回族长辈大多也已不再阻拦，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族外一方需要尊重回族一方的独特民族习惯和信仰，这便是在反思中坚持自身信仰理想的体现。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一一明确地指出穆斯林文化中具体哪些民俗是在反思基础上所进行的新时期的建构，这种融合是悄无声息的。回族本身就是外来民族与汉族融合产物，在穆斯林文化中如果剥离了汉民族的元素，那么她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处在何种时期，何种历史环境下，回族特有的有容乃大的宽广胸怀是其进行一切建构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