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是孩提。母亲在县一中当图书管理员，兼做报刊发放和敲钟。她早去晚归，尽职敬业，受到了校长和同事们的称赞，每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母亲说，那时妇女节的意识很淡漠，只是日子到了，校長就会开个简单的茶话会，吃点糖和瓜子，领导向全体女同志表示节日祝贺，没任何福利，倒是可以申述自己家庭和工作上的困难，譬如，两地分居、住房狭小、怀孕期想调课等。领导们办事效率也很高，现场会商，能及时解决的，不拖延；暂时不行的，解释理由，将尽力去协调。那时，母亲觉得我家情况尚可，也就没有给领导添麻烦。尽管如此，从校领导关心其他女职工的作为上，母亲收获了感动。

记得，有一年妇女节，身为单位领导的父亲一直忙工作，节日到来了也无动于衷，既无言语表示，也没备礼物。为此，母亲心里很失落。直到出完差，父亲半夜才回家。放下公文包，父亲似乎意识到大事不好，急冲进厨房，在冰箱翻出一小块瘦肉，细心做了一碗肉丝鸡蛋面，端上来，权作补偿。同时，父亲还一个劲地道歉，说好话。尽管做得不咋地，但那一刻，母亲觉得心头暖暖的，眼里闪动出感动的泪花。此后，母亲也一直会念叨，那年的妇女节最难忘，一碗面让她哭得稀里哗啦，其中藏着两老浓浓的夫妻情。

到我们这一代，我妻子把妇女节看得挺重的。年过完，她就扳着手指算日子，更积极地图表现，争取她负责的班组实现一季度的开门红。她所在的国企整染布厂，百分之九十的职工为女工，她们是生产主力军。上班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但女工们干得热火朝天，很少计较工作上的得失。那个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随着体改的深入，周围的一些厂有的倒闭，有的转产。同行里，就数她们厂一花独秀。这不仅归结于头们的领导有方，也与他们对女工关爱有加是分不开的。三八妇女节在厂里搞得很隆重，不仅给劳模们发重奖，会上介绍经验，中午吃丰盛大餐，下午看包场电影，每个人还能领丰厚生活用品。那一天，女工们是最放松最快乐的。妻子的格局比较大，常怀初心，她说：这个节日可以检验女同志对促进经济发展所作贡献的认可度。

我女儿成家立业后，也被顺理成章地划为妇女群。她大学毕业后，被聘为一家织布厂的生产调度。女儿的性格泼辣、能力强，自荐为工会副主席，遇事跟老板搬条文，据理力争，为维护职工正当权益做了很多事。三八节被列为企业的大节。女儿组织活动，亲力亲为，把这天庆祝会开成了励志会、鼓劲会、建议会。她与老板和管理中层互动，坦诚沟通，同心协力谋发展。她认为，不仅要让女员工物质上收获颇丰，精神上也要加深对企业的认同和粘合度。老板逢人就夸，对她这个工会女主管，既“怵”，但又离不开。每年的三八节，老板过得有些胆战心惊，担心她又会整出什么“幺蛾子”来。工友们，尤其是企业里的姐妹，倒是乐于由她代言。

不同时代的三八妇女节，都会打上不同的烙印。我们要重视这个特殊的节日，让淡漠的意识重新焕发出光彩，更要看到妇女在提高家庭福祉和社会发展中所作的特殊贡献。

（本栏编辑 卢天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