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慧佳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00)

自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举办以来，随着参与国家不断增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体育活动。1921年,中国成功举办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展示其体育精神与风采，后渐为国际奥委会所重视，于1922年被接纳为会员国。民国时期中国出席过1932年、1936年及1948年三届奥运会，其中1936年参加的柏林奥运会,无疑是中国近代奥运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体育交流盛会。关于中国参加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的情况，董守义《奥运会与中国》、崔乐泉《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张博《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等研究成果曾有论述(1)董守义：《奥运会与中国》，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崔乐泉：《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8年；张博：《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但这些成果对中国中华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最关键的经费问题，或避而不谈，或笼统提及，很少有细致客观的分析。本文将利用相关档案和报刊资料，探究1936年奥运会参赛经费构成及来源，并试探国民政府支持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原因。

一 、从两份预算书看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构成

经费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各项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掣肘，体育事业方面亦是如此。中华体育协进会称“惟因经费一项，多由上海各方筹助，故甚困难，致各项工作，不能积极计划”(2)《吾国准备出席世界运动大会》，《勤奋体育月报》第1卷第11期，1934年8月，第47页。。从1934年决定参加柏林奥运会起，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即着手筹备工作，其中经费问题是重中之重。1935年11月和1936年4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教育部向行政院转呈两份参加奥运会预算书。通过这两份预算书，大致可以了解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经费组成状况。现将两份预算书分别抄录如下。

材料一：

表1 筹备参加世运会(3)世界运动会的简称，是时人对奥运会的一种称呼方式，此外还有亚林匹克、欧林匹克等称呼方式。经费概算书

编制机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编制日期：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

项 目经费(元)说 明办公费邮电费100 招待费400 旅 费职员旅费1500派员赴平、津、港、粤等地接洽预选事宜华北足球队1600赴沪参加预选赛来回车资(二等票20人每人以80元计)华南足球队3000赴沪参加预选赛来回船旅费(二等票20人每人以150元计)上海足球队240各球员参加预选赛车资马来亚足球队1500赴沪参加预选赛来回船旅费(二等票3人每人以500元计)华北篮球队1120赴沪参加预选赛来回车旅费(二等票14人每人以80元计)南京及上海篮球队500参加预选赛车资(24人)训练费足球队600020人留港训练四月起五月止膳宿费(每天每人5元计)篮球队720016人留沪训练四月起六月止膳宿费(每天每人5元计)田径及游泳队450015人四月起五月止在港沪训练膳宿费(每天每人5元计)各项教练员500旅费特别费预选费500运动会费用杂项1340预算以外之费用概括之总 计30000

表2 参加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经费概算书

编制机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编制日期：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

项 目经费(元)说 明旅费赴德船票 85680每人56磅(每磅=17元)=925(笔者注:应为952)元,共计90人车 票 21060自威尼斯至柏林购来回车票计每人866立米(每立米=27分)=234元行 旅 税 13770威尼斯征行旅税每人9磅=153元舟车赏金 9000来回旅程每人100元国内旅费 9000津贴各代表在国内往返旅费平均每人100元留德费用选手与职员膳宿费16128留德四星期(计28天),每人每日6马克(每马克=1.20元)=7.20元,以80人计算留德费用总代表、代表及领队膳宿费6720留德四星期,每人每日20马克=24元,以10人计算招待费国 内1000 旅德6000 治装费 4500每人50元,计90人旅德零用费 6048留德四星期,每人每日2马克=2.40元,共计90人邮电费 2000 特别费杂 项3000 总 计183906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致行政院呈文(1936年4月3日)》(张开森：《中国筹备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29—31页)整理。

材料二：

参加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经费预算(1935年11月19日)(4)根据《教育部致行政院呈(1935年11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06-1007页)整理。

甲、 代表团自上海至柏林来回舟车票价等费用，每人共计国币952.00元。

一、自上海至威尼斯二等舱位来回船票每人32镑，每磅以国币16.00元计，合洋512.00元。

二、自威尼斯至柏林二等火车来回866立米(意币)，每立米以国币0.25元计，合洋216.00元。

三、威尼斯行李税每人九磅，每磅以国币16.00元计，合洋144.00元。

四、车舟上赏钱，每人80.00元。

乙、代表团留德四星期膳宿每人每日6马克，每马克以国币1.20元计，合洋202.00元。

丙、代表团留德四星期零用费每日2元，共计56.00元。

丁、治装费每人50.00元。

戊、津贴，代表团国内往返旅费平均每人100.00元，代表团选手职员以一百人计算(内选 手约80人，职员约20人)共计国币136 000元整。

己、筹备费20 000.00元。

庚、预选训练费用10 000.00元。

辛、代表团职员留德招待费用6 000.00元。

综计约需国币172 000元整。

参加1936年奥运会经费主要由筹备经费和参赛经费两部分组成。由表1可知，筹备费用共计30 000元，主要有办公费、旅费、训练费和特别费四项构成。其中办公费和特别费2 340元，两项所占比例不到一成，费用较少。以旅费和训练费所占比重最多，其中车旅费总额为 9 460元，占筹备经费总额的31.5%左右；训练费总额为18 200，占筹备费用总额的60.7%左右。粗看之下，训练费比例非常高，似乎筹备经费主要用于运动员训练使用。但仔细考察训练费组成，所谓“训练费”并不是运动员竞技训练的花费，而是足球队、篮球队、田径及游泳队在上海或香港训练的“膳宿费”，每人每天合计5元，其中足球队预计20人、篮球队预计16人，田径及游泳队预计15人。由此可见，奥运会筹备经费中，以运动员基本的旅费、膳宿为主，而对于提高训练成绩的技能培训及训练器材方面预算基本未涉及。从奥运会筹备经费构成可以反映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当时经费的紧张状况，先保证基本生活，无暇顾及训练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当时对于国际大赛尚缺乏参赛经验，筹备经费规划不合理。从经费使用对象看，足球和篮球是经费使用大户，两者分别占经费总额的41.1%和29.4%。究其原因，其一，足球和篮球都是团体项目，参加人数众多。此次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有69人(5)此处运动员指参加竞技比赛的运动员，不包括国术运动员。选拔运动员实为70人，其中有四名田径运动员为半自费，但有一人最终并未出国参赛，故出国参赛者为69人。参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前编)，上海：华丰印刷所，1937年，第12-16页；陆翔千：《参加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大事记》，《体育季刊》第2卷第3期，1936年9月，第465页。，足球和篮球运动员共计36人，占参加奥运会运动员总数一半有余；其二，足球和篮球作为集体项目与其他个人项目有显著区别，更强调团队协作能力，集中训练更有利于提高水平。此外，两大球类运动还寄托着国人的殷切期望，尤其是足球队。中国足球队在1913年至1934年间参加的十届远东运动会中八次夺冠，当时的体育杂志认为“吾国足球运动早经名震海外，惜未尝一登世界球坛，以一显身手也”(6)吴邦杰：《参加世运足球代表队预选经过》，《体育季刊》第2卷第2期，1936年6月，第327页。。此次参加柏林奥运会，挑选全国各地及华侨中的足球精英，由“球王”李惠堂担任队长，“以期为民族争荣誉，为国家赠光彩”(7)吴邦杰：《参加世运足球代表队预选经过》，第327页。。所以筹办经费方面对足球多有倾斜，亦在所难免。

从表2可知，参赛经费是奥运会经费预算构成的主体部分，合计183 906元。主要由旅费、招待费、治装费、旅德零用费、邮电、特别费六部分组成，其中以旅费占绝对多数，合计161 358元，占到总经费预算约87.7%。旅费大致分为赴德国往返费用和留德费用两部分。具体看，赴德国往返费用中“赴德船票”占一半，每人费用为56磅(952元),合计85 680元。中华代表团坐船抵达意大利威尼斯后，除缴纳13 770元旅行税外，尚需购票火车票赴柏林，共计花费21 060元；此外尚有“国内旅费”和“舟车赏金”各自为9 000元。留德费用方面，主要是选手、职员和代表领队的“膳宿费”。留德时间预计四周(28天)，选手以80人，每人每日7.2元计算；代表领队以10人,每人每日24元计算，合计22 848元。剩余其他费用为，招待费7 000元，治装费4 500元，旅德领用费6 048元，邮电费2 000元，特别费(杂项)3 000元。

然而，对比1935年11月教育部转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所拟经费预算(见材料二)，可以发现两份预算书所列经费有所出入，最主要的差别为赴德船票和额定代表团人数两方面，第一份和第二份预算书赴德船票分别为56磅和32磅，人数分别为90人和100人，导致两份预算书预算经费相差近5万元。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主要是因为同意大利油轮的价格谈判并不顺利，以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船票估算的失误。这样的失误，直接导致行政院编制预算时通过的是第二份预算书，从而使预算缺失近5万元。至于两份预算书中人数的差距，看似减了10人，但事实上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代表团的人数并未减少，反而更多(8)根据《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所列，中华代表团共有140人，包括29名职员、78名运动员(内含9名国术表演队队员)、33名体育考察团团员。除去在欧洲居住及先期到达者，共有133人乘游轮抵德(参见《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前编)》，第19页)，远非第一份概算书中所列90人。。因此，参赛经费应不止预算表上所列数目。

除上述所列经费外，还有一笔“不在预算书内”的经费支出，即奥运会后“体育考察团”赴欧考察经费。有感于“九·一八”后中国国际地位之低落，以及国人体弱不足以进行国防和国家建设，“体育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适值德国在此届奥运会举办期间，召开世界休闲娱乐讨论会及国际运动学员营两个国际性会议，因此，教育部体育委员会于1936年1月27日举行体育委员会第二次常会，决议派遣赴德考察体育人员(9)《吾国决定出席世运会代表团人数》，《勤奋体育月报》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第448页。。该考察团共有37人，包括领队郝更生，正指导袁敦礼，副指导吴澂、高梓，以及33名团员(10)对于考察团人数，有论者认为是42人(参见郑志林、赵善性：《中华体育考察团赴欧考察评述》，《体育文化导刊》1992年第4期，第36页)，亦有论者认为是37人(参见汤铭新编著：《我国参加奥运沧桑史》(上篇)，台北：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1999年，第320页)。笔者查阅《参加第十一届世界运动大会筹备情形(后)》(《体育季刊》1936年第2卷第2期，1936年6月，第317-320页)、《参加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大事记》(第466页)及《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综合认为应为37人。，分别为教育部保送人员11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录取的津贴人员15人，以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核准的自费人员7人。除参加上述两个会议，以及参观柏林奥运会外，会后还要前往几个欧洲国家考察各国的体育发展状况。因此，考察团团员的花销比材料一表2所列花销更为巨大。虽然每人已缴纳750到2 000不等的考察费用，但仅抵达德国的车费就要花费一千余元；同时在欧洲各国考察的车旅膳宿亦需大量花费 ，因此考察团所缴费用，无异于杯水车薪，必定不足以支撑此次考察。

综上所述，此次参加柏林奥运会经费支出庞大，可谓史无前例。虽然南京国民政府给予了很大支持，但经费缺口依然存在。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成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二、参加1936年奥运会经费的筹集

此次参赛经费需求巨大，经费能否及时筹集是中华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的必要条件。作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筹办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经过多方筹集，基本满足了中华代表团的经费需求。具体看，参加奥运会经费的筹措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国民政府拨款

出席此届奥运会的中华代表团由运动员、职员、考察团三部分组成，人数创纪录的达到140人(11)参见《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前编)，第53-58页；《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后编)，第95-96页。。如此庞大的代表团，如没有政府支持必定举步维艰。因此，早在1935年10月14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便召开会议，讨论参加项目、选拔办法及经费筹措等事项，并审核预算经费为17万元，希望政府“先拨筹备及训练费用三万元，其余各款，再行如数补给”(12)《教育部致行政院呈(1935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第1005页。。11月25日，行政院经239次院务会议决议通过参加奥运会的预算，经费由民国二十五年度第二预备费内支付。后中华体育协进会续编出另一份概算书，发现之前的预算有误——除先行编造筹备及训练用费三万元外，“续编出国用费概算书十八万余元，计超出原定预算肆万余元，关于此项超出预算部份，据称另由该会自筹”(13)《教育部致行政院呈(1936年4月3日)》，张开森：《中国筹备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的一组史料》，《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30页。。查阅民国二十五年度国民政府中央补助的教育经费，除筹备及训练所需三万元先期拨付外，其余14万元确已予以补助(14)《廿五年度补助费细数》，《中央日报》1936年7月4日，第4版。。也就是说，剔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预算失误部分，实际上国民政府依照预算书，全额提供了1936年奥运会筹备和参加经费。

(二)社会各界捐款和个人缴纳费用

中华代表团参加1936年奥运会规模宏大，是在世界舞台展现中国新形象的重要机会。在经费筹集过程中，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截止到1936年6月，收到社会各界人士捐款19 000(15)《世运会代表团本月出国》，《勤奋体育月报》第3卷第9期，1936年6月，第864页。。此外，还有中央各部门和部分地方大员的捐款，具体状况见表3。

表3 中央各部门和部分地方官员的捐款

资料来源：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前编)，第3页。

个人缴费主要指体育考察团人员，以及半自费的候补运动员所缴费用。体育考察团成员分为教育部保送团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津贴团员和自费团员三种，所缴费用各不相同：教育部保送团员缴费1 600元；协进会津贴团员男子750元，女子1 200元；自费团员男子1 600元，女子2 000元(16)女子花费较贵，因德国方面不招待女子，参见《参加第十一届世界运动大会筹备情形》，《体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第321页。。名额上教育部保送11人，中华体育协进会津贴15人(10男5女)，自费7人(5男2女)。因此，考察团个人缴费总额为43 100元。另外，还有半自费运动员4名，每人交付750元，总计3 000元(17)《体协准许四田径候补代表自备半费赴德》，《申报》1936年6月19日，第15版。。上述两部分经费，总计7万6千余元。

(三)足球队“热身赛”收入

现代足球运动自传入中国后，很快风靡于通商各埠，并日益形成了南粤和上海两大足球中心，涌现出像唐福祥、梁玉堂、戴麟经等一批足球精英(18)参见阮蔚村：《三十年来之吾国足球》，《勤奋体育月报》第2卷第5期，1935年2月，第333-340页。。中国足球队在远东运动会上战绩辉煌，但一直未曾在世界崭露头角。1932年，国民政府曾计划选拔一支足球队，与田径运动员刘长春一同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但因国际足球协会反对奥委会球员业余资格规定，致使洛杉矶奥运会取消足球项目，以致派足球运动员参赛未能成行(19)参见李维达：《世界运动会消息》，《体育季刊》第2卷第2期，1936年6月，第287页；郑扬新的言论和湖北教育厅公报的报道也证实了在1932年中华代表团有派足球运动员参赛的打算。参见郑扬新：《欧林匹克之起源与吾国参加之历史》，《体育研究与通讯》第2卷第2期，1934年，第9页；《明年世界运动会我国参加足球及国术》，《湖北教育厅公报》第2卷第7期，1931年，第44页。。1936年柏林奥运会，足球作为呼声最高的比赛项目，早在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决定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时候，即已列入必参赛项目(20)《我国参加下届世运会，选手定三十人，经费十余万元》，《大公报》1934年7月9日，第6版。。但参加奥运会困难重重，其中经费问题尤为棘手。关于经费问题，李惠堂早在1935年已提出良好建议，认为“出发期应距大会比赛期前两个月，先至东荷印，后至马来半岛，沿途比赛。甲、可借比赛增进全队合作与了解。乙、可借收入增厚经济力量。丙、遇有异军突起、优异奇材，可授权领队临时选拔，携同赴会，以增加战斗力”(21)李惠堂：《对于我国足球队参加世界运动会之建议》，《勤奋体育月报》第2卷第5期，1935年2月，第332页。。足球队采纳队长李惠堂的建议，决定先期于5月2日乘坐法国邮轮赴南洋各国练习比赛(22)《世运足球代表队昨日首途出国远征》，《申报》1936年5月3日，第18版。。从5月2日离沪到7月9日与中华代表团孟买会和，这支足球队转战南洋各岛及印度两个月之久，共战27场，除4次平局外，未尝一败。据参加此次奥运会的足球队队员孙锦顺回忆，“在两个月的旅途中，我们节约每一个铜板，就乘最低级的船舱，住最便宜的旅馆。有时全体队员都住在一间大的统房里，由于床铺不够，有些人只好打地铺。行李我们自己动手搬，吃饭拣最便宜实惠的吃”(23)孙锦顺：《一九三六年中国足球代表队出征奥运会的经过》，《文史资料精选》(第十三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529页。。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足球队省吃俭用共计赚得20余万港币(24)这一数据是由孙锦顺回忆所得(参见《一九三六年中国足球代表队出征奥运会的经过》，第529页)，另有材料显示在爪哇11场的门票收入是41500盾。参见《中华足球队荡平爪哇》，《勤奋体育月报》第3卷第10期，1936年7月，第948页。，是项收入基本保证了足球队的赴德参赛和赛后在欧洲考察的费用。当全国体协会获悉这一消息后，派周家骐前去讨要经费。最终足球队以代表团为整体这一观念，汇去十多万港币给全国体协会(25)此资料来自孙锦顺回忆，另外有资料显示，周家骐确于1936年5月25日登意轮赴德，顺道往苏门答腊与足球队相晤。参见《闻人踪影·周家骐》，《勤奋体育月报》第3卷第9期，1936年6月，第870页。可见，这笔资金为中华代表团顺利参加柏林奥运会提供了有效保障。

综上所述，中华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在经费方面，共筹集约27万多法币，另有20多万港币。撇开足球队热身赛收入不谈，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官员的邵汝干曾言“识者谓耗廿五万国币”(26)邵汝干：《世运大会给予我们的教训》，《勤奋体育月报》1936年第3卷第12期，1936年9月，第1051页。，可见27万法币这个数字基本上是可靠的(27)赛后经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统计，参加奥运会经费预计余一万余元(参见《第七次常务董事会议纪录》，《体育季刊》第3卷第2期，1937年，第232页)，由此可见26万经费的数字基本符合时人邵汝干所言。。

三、国民政府支持参加柏林奥运会参赛的原因

近代中国曾三次组织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经费问题如上文所述，那么其余两届的经费状况又如何？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时值中日战争摩擦不断和经济“大萧条”爆发时期，国家处于内外危机之中，国民政府起初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不料日本宣传要派于希渭、刘长春两人代表“满洲国”出席洛杉矶奥运会。消息一经传出，国内体育界深恐“一旦成为事实，于颜面难堪”，最终议决派于、刘两位代表中国出席，但政府并未予以拨付经费，总领队沈嗣良约五千元旅费由体育协进会担负(28)《刘长春出席世界会之酝酿》，《体育周报》第23期，1932年7月9日，第22页。，刘长春则依靠张学良捐助的八千余元始踏上赴美征程(29)刘长春：《我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始末》，《体育史料》(第二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0年，第15页。但董守义称，张学良捐助刘长春及其教练宋君复共1600美元，参见董守义：《奥林匹克旧事》，《体育史料》(第二辑)，第5-6页。。至于参加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经费，中华全国体协会鉴于经费是参加奥运会的重点及难点，经1947年11月2日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参加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经费筹募委员会”，聘请王正廷、孔祥熙、吴铁成、朱家骅等七人为委员，并于1948年2月18日召开会议，讨论代表团的经费预算，“六十人飞机来回旅费，与往来船费，及治装、训练、膳宿、杂支各项费用，合计须十二万美金”。至于筹集方式，“一向政府请求补助，二向社会热心体育人士劝募，三向海外热心体育侨胞劝募”(30)《参加世运预算需十二万美元》，《大公报》1948年2月19日，第6版。，可谓筹划周详。结果国民政府仅补助2.5万美元折发英镑，其余不足之数，均由各筹募委员、总干事及足篮球队，分别设法向国内人士及海外侨胞筹募，无怪有“虽云集腋成裘，众擎易举，然亦颇费周章耳”(31)《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1127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447页。这样的感慨。到伦敦后，代表团可用的外汇所剩无几，如筹不到款，代表团将没有回国的路费，打电报回国，教育部的答复是“政府不能追加预算，请代表团自行解决”(32)董守义：《奥林匹克旧事》，第13页。。无奈王正廷向孔祥熙告急，孔从纽约汇来3 000美元，并向同去的随员顾乾麟借了500美元，向王景春借了150英镑，又靠着足球队赛后踢球的门票收入和英国友人捐助(33)董守义：《奥林匹克旧事》，第13页；李润波：《中国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真实写照》，《北京档案》2008年第1期，第20页。，拼拼凑凑，代表团始得以回国。由此可见，从经费支持角度看，国民政府对参加1936年奥运会支持力度很大，充足的经费支持，使参加柏林奥运会成为近代中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交流活动。除经费支持外，蒋介石还提议第十一届奥运会规模较前届扩大，决定特派政府代表一人，“推戴传贤(季陶)同志担任，以示政府注重国民体育之至意”(34)《国民政府文官处致行政院公函(1936年4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第1007-1008页。。

国民政府何以如此支持1936年奥运会？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的经济、文化均有发展，尤其是通过法币改革，国民政府掌握了全国经济命脉，政府税收充足，这是支持参加此届奥运会的经济基础。同时，1927—1936年间中国体育的发展，亦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积极倡导体育，公布国民体育法规，召开全国运动会，参加国际性比赛，举行全国体育会议。除此之外，地方上亦积极开展、宣传体育运动，体育组织的创设、发展，体育刊物、专著的出版，地方性比赛的举办。在官民合作之下，中国体育逐渐步入正轨，组织经验日益丰富，技能知识日益完善，体育专业人士与运动员的涌现，这些为中国派出庞大代表团参加1936年奥运会提供人才基础。

其次，1936年正处于中德关系“蜜月期”。1936年4月，合步楼信贷协定在柏林签署；7月德国冯·莱谢劳将军访问南京，向蒋介石、孔祥熙分别赠送了荣誉佩剑、红十字勋章(35)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9-208页。。第十一届奥运会恰好在柏林举办，利用这场体育盛会巩固中德关系，不失为一种好方式。换言之，此即国民政府派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为政府代表前往柏林的潜在原因。

再次，与展现中国新形象，进而获得国际承认和支持不无关系。1936年6月23日，除足球队外的中华代表团团员抵达南京，在中山陵行礼完毕后，至励志社聆听时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训话，期间蒋氏讲道，此次参加奥运会，胜败已无关宏旨，最要者为“表现我国家民族固有礼义廉耻之精神于世界人类”，因此，在道义、精神与纪律上，“必须为我国家争光荣，一切态度行动……当表现我东亚具有五千年光荣历史与崇高文化之堂堂大国民的风度，夫然后可以得世界各国人民之敬爱”(36)《世运代表团昨日来京，蒋院长授旗致训》，《中央日报》1936年6月24日，第4版。。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精神及文化，通过奥运会展现于世界人民面前，并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亦是政府在经费上给予支持的原因所在。

通过对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经费问题的考释可见，中华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的经费来自国民政府拨款、足球运动员南洋踢球收入及社会捐助，其中政府经费支持是近代中国体育代表团得以走向世界参加国际体育运动的主要助力。国民政府对近代国际体育活动并不是一味地漠视，而是依照不同情景有选择、有条件地资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