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

（西安美术学院）

行为艺术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发展为一种以水墨为材料、以身体为媒介的水墨行为艺术，被归纳在实验水墨艺术之中。水墨行为艺术作品之中总是蕴含着创作者对自我和社会的思考和审视，而其内涵的表达通常都是隐晦的、含蓄的。目前专门关于水墨行为艺术内涵探讨的学术研究较少，一些水墨行为作品虽然被广泛传播，但这种隐喻性的表达不易被大众所理解，甚至有所争议。正是如此，水墨行为艺术中的隐喻性表达更值得我们深层剖析，如此我们才能立足于水墨行为艺术作品，展望当代水墨未来的发展。

一、关于水墨行为艺术

水墨行为艺术，通常被认为是实验水墨艺术的分支之一，是水墨语境下的艺术符号和西方传入的行为艺术的一次结合后的产物。谷文达将这种新型水墨表达方式定义为水墨行为艺术，即将水墨符号切入到行为艺术中的水墨艺术形态，其主要是通过艺术家的身体行为，同时结合水墨这一物质材质进行创作的艺术形态。[]许多人难以区分水墨行为艺术与水墨装置艺术，不过，根据艺术家对创作过程或结果的侧重，我们还是可以将水墨行为艺术和水墨装置艺术区分开来。水墨行为侧重于过程中艺术家主体的表达，这种以身体作为媒介的“水墨作品”脱离了传统水墨的媒介形式，其创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创作过程中的精神体验，而不是物化的结果。虽然水墨行为艺术重在过程，但这类作品往往最终呈现给观众的仍然是行为过程的结果，例如视频、照片等多媒体表达方式来展现行为。

本文所研究的水墨行为艺术区别于行为艺术，是指艺术家将水墨材料运用于行为艺术之中，注重整个艺术传达过程中自身肢体的表达，或者是艺术家学习和借鉴行为艺术的特点并运用到水墨艺术创作中，注重表现某种观念或深刻内涵。

二、戴光郁个人水墨行为中的隐喻

隐喻最早在语言学范围内使用，随着隐喻的表达渐渐拓展至其他学科。水墨行为艺术中的隐喻性表达其实就是用“隐晦的语言”阐述艺术作品中深层次的内涵，艺术家常常以象征即具体的、有形的物表现或代表抽象的、无形的事物，利用两者间的相似性类比暗示出主题和自己的思想。由于隐喻具有暗示性和隐晦性，作品中某一物体隐喻含义使用次数多了以后，也会变成一种象征，这使得水墨行为艺术作品想要表达的意义被妥当地遮蔽起来，隐含在某一事物或行为里。

水墨本身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是民族文化的艺术符号，水墨行为艺术的隐喻性不仅体现在水墨行为艺术作品中，还体现在水墨行为艺术创作者的自我意识和社会环境上。戴光郁作为当代前卫艺术家的代表人物，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其水墨行为艺术作品领域独辟蹊径，以独特的行为语言对水墨行为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探索。其作品更多引入了行为表演艺术的精神，在动与静的空间形态中呈现出强烈的表现力。

戴光郁 1999 年《吸纳·冥想》（图1）

（一）作品内容的隐喻

当下的信息社会使得个体在生活中处于不断走向“碎片化”的生活状态，人们更加注重个体感受的差异，对于统一性进行排斥。在这种注重微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艺术家往往选择具体社会生活的微观事物以隐喻关于社会、民族等宏大内容。因此，水墨行为艺术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中常常是有关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是艺术家对于某些现象的思考和态度，也是艺术家内在精神向外传达的一种特有的表达手段。

从戴光郁1999年创作的《吸纳·冥想》（图1）的内容上看，艺术家盘坐在纸张上作出“吸纳”的行为表演，其身体隐喻着“当代人”的历史身份，“吸纳”的行为隐喻着接受文化的主观动作。整个行为过程中，“当代人”身体正上方的房顶上悬挂着充满水墨的吊瓶，吊瓶里装满了隐喻着传统艺术的水和墨汁，水墨正不断地往身体内部流去。表演中的人和水墨作为作品的内容，在行为的连接中隐喻着传统文化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水墨材料与身体行为往往会同艺术家想要表达的题材和主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相结合便会形成一种表达特定内涵的隐喻性语言，隐喻手法的运用也能够使水墨行为艺术的表演内容深入人心，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和思考。

戴光郁 2002 年《植物人2号》（图2）

（二）表达形式的隐喻

在水墨行为艺术中，艺术家的身体行为是其内容所存在的形式，也是水墨行为艺术作品的表达形式。肢体行为天然具有隐喻性，行为化表达的创作过程往往还具有静态绘画作品不具有的不可复制性和现场性，从而让这种形式的隐喻更加深入人心。人的身体会传达出一种隐晦的语言，观者需要在现场进行深度的思考才能得到创作者想暗示的隐意。这种形式暗含着对创作者行为活动的思考，使得以身体为表达形式的水墨作品能够带动观者进行审美体验和审美再接受，从而达到审美升华。

戴光郁于2002年创作的作品《植物人2号》（图2）在材料和装置上、肢体语言上都有着隐喻性，他将自己的身体倒立地绑在中药药材、墨汁、青花瓷缸事物旁边的柱子上，头伸进陶瓷缸里，通过管子进行呼吸。他的身体一动不动，以“倒立行为”的形式扮演一个植物人的角色，观者在这样隐喻性的表演形式之中会感受到艺术家被传统文化的水墨材料所制约，感受到被禁锢的艺术生命力。像戴光郁的《植物人2号》一样以身体行为作为隐喻形式的水墨行为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群众的接受能力，使得大众对水墨行为艺术这种新的水墨形态进行关注。这种在场表演的表达形式会引发观众对水墨行为艺术内容的审视，观众可以以直观的方式来感受艺术家想要传达的精神意识和文化内涵。

（三）自我意识的隐喻

戴光郁认为传统水墨必须经历“大破大立”，其水墨行为艺术作品风格狂放，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通过带有“情绪化”的水墨行为来表达对于某些社会现象的不满。因此，他的创作活动更多是对自我思想情感和审美态度的隐喻，通过隐喻的手法表达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态度。比如《吸纳·冥想》中“吸纳”的整个行为过程除了隐喻当代艺术家对传统水墨的吸收与继承，还隐藏了戴光郁个人对水墨艺术的批评态度：水墨艺术无法离开传统文化而独立存活，只能依靠传统水墨进行“续命”。当代水墨艺术家一直依赖传统水墨的固有形式和艺术语言，没有任何自身的创作能力。

传统文人画具有强烈精英意识，戴光郁认为这种特点在当下社会易于脱离大众和社会，因此这种艺术在当下社会是行不通的。戴光郁想要表达的反叛精神不是拒绝传统文化，而是以敢于反叛的艺术精神对传统水墨艺术进行改造、突破和再继承。他认为继承传统的同时也需要对传统进行新的建构，而这些恰恰是其水墨行为艺术作品所传达的。

三、水墨行为艺术与社会环境的转变

在当下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下，人们对艺术产生了新的审美变化，水墨行为艺术与实验水墨艺术和中国行为艺术的命运密切相关。水墨行为艺术的创作者不单单是戴光郁一人，其他艺术家也善用隐喻手法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思考与态度，例如：谷文达、单凡、张羽、杨诘苍等，相较于传统水墨而言，艺术创作者们开始注重接受主体的审美体验。

（一）由精英性转向大众性

从水墨行为艺术的隐喻性表达中，我们也能看到社会文化环境的转变趋势。社会文化环境呈现出由精英性向大众性转变的趋势。以戴光郁、谷文达为代表的水墨艺术家们不再单纯以注重个人情绪的宣泄和投射来进行水墨创作，而是融合了当下社会文化环境中大众的审美取向对生活进行思考与审视，尽量去减少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交流的困难和障碍。戴光郁的《吸纳冥想》、《植物人2号》就试图通过“吸纳”和“捆绑”的隐喻性行为过程对话现场观众，打破艺术家关注自我而较少考虑的观众接受能力的局限性。这种具有互动性的隐喻性表达会调动观众的审美兴趣和积极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戴光郁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审视性内容，暗示了社会文化环境从精英到大众的过渡性转变。

（二）由传统性转向多文化交互性

水墨行为艺术创作中的隐喻性表达还反映了当下社会文化环境由传统性向多文化交互性的转变，除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以外，还会融入西方文化观念。随着部分水墨行为艺术家们越发地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水墨行为艺术开始以一种普世性的关怀，对当下社会的艺术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进行关注，不但注重自身的本土性，且十分重视国际背景下自身的文化属性。例如，谷文达1999年开始创作的《文化婚礼》系列作品和张羽90年代以来的《指印》系列作品中，水墨材质具有中国文化属性，行为表达具有西方文化属性，整个水墨行为过程始终保持隐晦状态。在面对中西两种文化时，水墨行为艺术能够跨越中西实现文化的交互，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水墨行为艺术的隐喻性特点。

（三）行为碎片化的趋势

传统马克思理论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然而当下的信息社会不断使得个体在生活中处于不断走向“碎片化”的生活状态，这种社会文化类似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提出单纯属于局部范围的社会学视角。在这种生活中，人们更加注重个体感受的差异和对于统一性的排斥，关注对象集中在个体的微观视角，提取生活中短暂事件。其表现的题材往往是通过具体的、特殊的视角来表现真实的生存体验，隐喻的事物并不在作品中直接得以体现，却折射出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人们行为的碎片化。

四、结语

在水墨行为艺术中，隐喻性的表达同艺术家本人的自我意识和当下社会生活有着诸多联系，并通过具体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而隐喻手法的运用使得水墨行为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思想内涵。这种隐晦的语言让我们能够读到艺术家的自我意识和创新精神诉求，也能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国际文化大融合这一背景下的大众性、创新性和文化交互性、行为碎片化的转变趋势。然而伴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水墨行为的表达更需要以强有力的民族话语和姿态去建构自身的文化特质，由此才能打开水墨行为艺术创作与研究发展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