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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保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影响效应与家庭养老价值取向

2022-06-01李艳艳

市场周刊 2022年5期
关键词:代际新农显著性

李艳艳

(陕西科技大学镐京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9 年9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32号)规定,新农保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构成。 但新农保实施的时间不长,个人账户积累非常有限,目前老人领取的养老金几乎等于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保障支付,具有非缴费性和普惠性。 目前基础养老金如甘肃省的最低标准已提高到人均每月113 元,是农村老人一项稳定收入。

关于养老金对老人经济收入的影响,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金对子女的转移支付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上。 如果子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是为了满足父母的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养老金的增加会部分替代子女对老人的转移支付。 但是如果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转移具有交换性质,如因老人帮忙照看小孩、料理家务等,即使老人有了养老金,也不会减少子女对老人的经济转移。 很多实证研究表明,老人的养老金对子女的经济转移存在部分替代效应。 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台湾地区农民养老金计划降低了非同居子女的经济转移,但仍然在总量上增加了老人收入,改善了老人的经济资源和营养物质条件。

刘西国根据CHARL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08~2012 年甘肃、浙江两省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存在挤出效应,降低了老人对子女的经济依赖以及子女的供养负担。 社会保障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具有挤出效应,使得多数城市老人与子女的经济交流处于游离型,即基本没有经济交往;此外,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受到子女自身状况,如子女的性别、经济状况、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当然,城镇老年父母获得的子女经济支持,不仅与老年人资源的拥有、交换的提供和对子女的投资有关,而且还受老年人的健康、年龄、子女的数量等因素影响。

二、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基于相关文献的研究,构建本文的实证分析模型(1)。 其中,因变量是农村老人子女的净经济转移,主要自变量是农村老人领取的年养老金额;另外,在模型中引入一组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配偶、健康状况、老年个人资产、家庭关系等因素。

其中,y 代表农村老人子女的净经济转移;I 代表农村老人领取的年养老金额,X 代表一组外生控制变量集。 除了主要自变量年养老金额外,最终进入模型的控制变量有10 个,其中6 个定性指标是性别、配偶、自评健康情况、子女的日常照料、照看孙辈、子女的看望频率;4 个定量指标包括年龄、健在亲生子女数、老人个人资产(包括现金和储蓄)、家庭消费支出。

数据来自2015 年CHARLS 跟踪调查,为了区分新农保政策效应与其他形式养老金的效应,本文选择只领取新农保养老金的农村户籍或城乡居民户口的60 岁以上老人为样本,共计1219 个样本量。 最终进入计量模型的自变量中,自评健康等级为“健康状况好”“健康状况欠佳”。 将年龄分为两组,分别为60~69 岁、70 岁以上。 变量说明与样本的描述统计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及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表2 是新农保对老人子女经济转移影响的估计结果,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新农保养老金年均每增加1%,子女的经济净转移减少0.224%,说明新农保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总体上具有显著性的“挤出效应”。 可能的解释是,当老人多了一笔养老金收入后,需要子女补缺的货币支持相应降低。

表2 新农保对子女经济支持影响的估计结果

老年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年均每增加1%,子女的经济转移相应增加0.107%。 可能的原因是子女对拥有资源较多的父母更加关心或子女的经济条件较好。 老人家庭消费支出每增加1%,子女的经济支持将增加0.11%,说明老人生活水平的高低与子女的经济支持直接相关。

对子女数小于等于3 个的老人,子女数每增加1 个,对老人的代际转移将显著减少0.451%;而对子女数大于3 个的老人,子女数每增加1 个,代际转移减少0.169%,但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 相对男性老人和身体状况好的老人,女性老人和身体状况差的老人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均要高些,但并不显著。

在家庭关系中,是否得到子女的日常照料、是否获得子女的经常看望,对老人获得代际支持的大小基本没有显著性影响。 但是老人如果照看孙辈,则能获得更多的代际转移。 说明子女支付父母零用钱具有很强的交换性质。

(二)子样本估计结果

不同群组老人经济能力、消费水平、健康状况甚至所在地区风俗习惯的不同,将可能造成新农保对不同群组老人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存在异质性。 对此,本文将按照年龄、健康状况进行分组估计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表3 是分组估计的结果,分组估计的多组回归方程总体均显著。

表3 不同特征分组下模型的估计结果

1. 根据年龄分组的估计结果

对60~69 岁的老人而言,养老金每增加1%,子女的经济支持将减少0.163%,但是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而对70 岁及以上的老人,养老金每增加1%,子女的经济支持将显著减少0.368%。 可见,新农保对子女经济支持的挤出效应主要发生在70 岁及以上的老人群体,说明中高龄老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较高,当老人多了养老金后,缺口有所减少,子女的经济支持相应降低。

对60~69 岁的老人,消费支出每增加1%,子女的经济支持将增加0.099%;而70 岁及以上的老人消费支出每增加1%,子女的经济支持将显著性增加0.130%。 说明老年人生活水平的高低与子女的经济支持呈正相关,年龄越高相关性越强,同时说明农村老人主要还是家庭养老。 而且60 ~69 岁的老人个人财产越多,子女支持越高。 这种情况符合权利与协商理论。

此外,性别、配偶、健康状况、是否得到子女的照料、子女是否经常看望老年父母等因素对不同年龄老人的子女经济支持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如果老人照看孙辈,60~69 岁的老人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将显著增加0.364%;而70 岁及以上的老人照看孙辈,子女的经济支持反而会减少0.025%。 可能原因是低龄老人照看孙辈的主要机会成本是其他收入的减少,子女增加经济支持对此进行补偿。 但是对70 岁及以上的老人,收入来源非常单一,主要来自子女支持和养老金,对子女供养的依赖程度较高。 所以,70岁及以上老人照看孙辈基本没有收入的机会成本,主要是牺牲闲暇时间,因此中高龄老人照看孙辈反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义务劳动或者是回馈子女赡养的一种方式。

2. 根据身体状况分组的估计结果

身体良好的老人养老金每增加1%,子女的经济支持将显著减少0.441%;而身体欠佳老人的养老金每增加1%,子女的代际支持将减少0.124%,但是不具有显著性。 可见,养老金对身体较好老人子女的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对身体欠佳老人的影响不大。

对身体状况良好的老人而言,年龄、配偶、性别、子女数、个人资产、消费支出等因素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影响不显著。 家庭关系中,如获得子女日常照料的健康老人,其子女的经济支持将增加0.564%;获得子女经常看望的健康老人,其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性增加1.151%;得到偶尔看望的健康老人,其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性增加0.903%。 可见,家庭关系和谐的家庭,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得到的代际支持更多,而对身体欠佳老人的影响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身体健康老人拥有资源,如资产、劳动力等较多,能够给予子女一定的帮助,从而换取更多的经济支持。 而对身体状况不好的老人,女性老人获得子女的经济支持要多0.171%。

身体欠佳的老人,消费支出每增加1%,子女的经济支持将显著性增加0.116%。 对拥有1 ~3 个子女数的身体欠佳老人,子女数每增加1 个,子女的经济支持将显著减少0.44%。

四、 结论与建议

综上研究结果可见,新农保对子女经济支持的挤出效应主要是针对高龄、身体较好的老人。 新农保有利于缩小健康状况不同老人间的生活质量差距。 农村子女对中高龄老人经济支持的价值取向是填补老人基本生活需求缺口,且具有一定的交换性质。 对此,提出多元主体协同养老的构想。

(一)树立多元主体协同养老理念

从理论上来讲,养老主体应该包括政府、家庭、个人、社会等,但是政府提供的新农保保障水平过低,社会和市场几乎完全缺位。 目前农村老人养老主要依赖劳动产出和子女支持,故随着年龄增大和劳动能力下降,老人养老几乎完全依赖子女。 但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对中高龄老人的支持主要是填补基本需求缺口,且带有很强的交换性质。 可见,家庭养老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现实中,单一的子女供养很难满足养老需求。 故要从农村养老供给侧改革出发,树立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理念,充分发挥政府、家庭、个人、社会等主体的养老功能,形成四位一体的养老供给机制。

(二)促进家庭养老与自我养老会通

重新定位家庭养老功能,正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中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章“家庭赡养与扶养”明确规定了赡养人义务人无条件的绝对无限养老责任。 这符合中国传统孝道标准,但难以内化成现代公民社会认同的“理”,无法保障法的践行效果,而且造成自我养老意识淡薄,缺失养老规划,不利于家庭养老与个人养老的会通。 所以,必须明确倡导自我养老理念,以便农村居民在年轻时做好养老规划,为老年生活未雨绸缪,储备养老资源,增强自我养老供给能力。 同时,通过孝道宣传教育活动,强化家庭养老,保持代际互惠均衡,促进实现家庭养老与自我养老的会通。

(三)强化政府责任,发展农村社会组织

四位一体养老供给机制形成的关键是农村社会组织,它是联系政府与家庭、个人的桥梁,具有上传下达的功能。 此外,通过社会组织开展各种活动,能够加强邻里亲子互动,强化家庭养老,增进亲邻间的互助。 所以,政府应加大扶持和干预力度,大力培植社会力量,定向培养农村社会工作者,发挥社会工作在农村养老供给中的专业优势。 同时,在农村扶贫对象中,关注有子女但是赡养严重不足的真正“三无”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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