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 王阿舒

摘   要：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创新内涵变迁的共同推动下，大规模、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各国科研活动的主体。作为政策研究领域一流的学术组织，布鲁金斯学会因坚守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的核心价值，实行经费筹措多元化、团队建设融合化、过程管理标准化的组织实施机制。研究其实施经验带来如下启示：大规模科研需立足时代之需确定研究选题、立足研究实际需求构建跨界跨域协同人才队伍与创新增值运行机制。

关键词：布鲁金斯学会  大规模科研  独立性  高质量  影响力

伴随知识生产模式的持续演进，创新内涵正从“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系统升级到“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螺旋系统，乃至再增加“自然环境”的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1]在此背景下，大规模、有组织的科研活动正成为科学研究的主体。有组织科研活动主要包括三种组织形态，即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政企联合型。从自然科学领域看，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因二战军事需要，与大学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开启政校合作开展大规模有组织科研的历史。从社会科学领域看，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催生的现代智库，正成为除大学之外开展大规模有组织科研的一支重要力量。[2]诞生于1916年且被誉为“全球第一智库”的美国布魯金斯学会即是其典型代表，因其对核心价值的坚守、对政府决策的贡献、对社会影响的深入而闻名，其本质是独具特色的科研活动组织与运行模式。学会有5大研究部、15个政策研究中心、3个海外研究中心、28个研究项目（或计划）。以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为例，它以调查分析美国学生学习情况、教师供给、国家教育政策为主，具体研究涉及国际评估测试、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等。如2020年，中心主任迈克尔·汉森（Michael Hansen）带领团队联合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等五所大学开展为期四年的合作调查项目，即《高需求学区STEM教师的留任、坚持和有效性——基于NSF Robert Noyce教师奖学金的调查》，旨在调查如何为高需求学区建立可靠的高质量STEM教师供应。[3]基于此，文章探讨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开展大规模科研的价值追求与运行机制，以期为我国智库开展大规模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核心价值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受信任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其研究活动始终坚守的核心价值是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

（一）保障条件的独立性

在布鲁金斯学会坚持的三大核心价值理念中，独立性是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独立性使其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学会开展研究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宗旨的独立性。创立之初，学会理事会就承诺“坚持扎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的现实思考与客观分析，向公众呈现基于事实的公共政策研究”。[4]随着学会的发展，在历届管理团队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最终确立起“独立性、非党派性、客观性”的研究宗旨。学会的科研活动将服务公共利益作为追求，以向决策者提供客观和科学的建议、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见解为目的。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所指出的：“我们不认为真理及智慧只属于两党中的某一个党派，我们的诸多学者在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政府中担任要职，然而我们达成的共识就是布鲁金斯这个平台不能用来为某一个党派的目标服务。”[5]

二是研究专家的独立性。从治理架构来看，创建伊始，学会理事会副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规定：“理事会不得干预学会的研究工作，确保学会的独立性和研究的科学性，并给予学者充分的学术自由。”[6]从人才聘用标准来看，学会选聘研究员的依据是研究能力和社会资历。同时，学会规定研究人员一旦受邀担任政府职务必须请假或辞职。在大选年等特殊时期，学会以发送邮件的形式提醒学会研究员不得以学会名义、不得利用学会资源、不得在上班时间给某一党派候选人助选或提供咨询服务。[7]从研究过程来看，学会要求每一位研究者避免政治偏见，不受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等力量的影响，通过科学研究得出客观结论。[8]在浓厚的价值中立文化中，学会的研究员都把自己定位为纯粹研究者，自觉以开放的思维开展研究并通过对事实的客观分析得出结论。

三是研究资金的独立性。资金独立是保障学会科研活动独立进行的重要支柱。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学会实行非合约资助制度和商业化财务管理，所有资金由财务部门管理，并在官网发布年度财务报告，接受社会监督。学会在接受社会捐赠时要求资助者不得干涉学者的研究工作、不得干预研究内容的选择和研究结论。[9]因此，学会的绝大多数研究资金与研究项目不存在直接关联，以保证研究者能够在不受资金提供方影响的情况下做出独立、公正判断。

（二）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布鲁金斯学会开展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诸多领域，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是其一贯追求。学会对高质量的矢志坚守为其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公信和赞誉。

一是一切以学者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学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总裁带领九位副总裁和一位总经理，主要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学术研究由5大研究部门下设的研究中心具体实施，中心主任具体负责。部门副总裁与研究中心主任分工合作，行政管理紧紧围绕学术研究运行，为其提供支持和服务。同时，学会致力营造自由的学术环境，没有具体规定研究者的研究方向，研究人员可依据研究兴趣、自身专长选择研究课题并进行独立研究。[10]学会充分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观点和立场，鼓励研究人员基于自己研究的客观事实提出不同的见解，进行开诚布公的争鸣和探讨。在成果考核方面，更无硬性的数量要求。

二是研究团队荟萃学术大家与政界精英。首先，学会的领导核心具有跨界任职经历、具备宽广的视野和格局。现任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有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等跨国金融企业的管理经验，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负责“全球领导力”项目。现任总裁斯特普·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副国务卿、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负责人、就职于《时代》（Times）杂志21年，有跨越媒介、政府和学术界的职业背景。其次，学会拥有超过300位权威专家、100多名研究人员，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一部分来自高校研究机构，有强大的学术背景，使学会享有“没有学生的大学”美誉;一部分曾就职于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被称为“学术实践者”。[11]他们的融合使学会的政策研究既具理论深度又有现实价值。

三是研究问题的现实性。在学会百年发展历程中，一方面坚定“向公众呈现基于事实的公共政策研究”的信念，另一方面充分重视现实性、前瞻性问题，研究视野从聚焦美国走向关注全球，政策视角从短期微观政策迈向长期宏观政策，为现实问题提供更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四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罗伯特·布鲁金斯于1916年创建政府研究所时就确立了“运用科学方法研究联邦政府管理”的方法论传统。[12]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多元化，学者们将社会调查、模型计算等方法引入到政策研究中。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后，学科互涉、跨学科研究大量出现，专家们纷纷采用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公共政策议题，不断提升研究的科学性，进而对政府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三）研究影响的全方位

自宾夕法尼亚大学2006年发布《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以来，布鲁金斯学会连续六年居世界智库综合排名第一，其影响力在美国乃至世界位居智库之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首先，学会通过“旋转门”①人才机制对政府政策发挥影响。学会直接向政府输送人才，也吸纳更多具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士，以此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例如，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32位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进入他的执政团队，且多人就任核心职位。[13]其次，学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政府政策。学会通过发表研究成果、在国会的听证会上作证、举办研讨会等会议、培训政府官员、与媒体互动等方式阐述观点、提出政策建议。历史上，布鲁金斯学会为美国制定“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作出贡献，并对税收改革、福利改革和对外援助政策产生重要影响。[14]

二是对公众意见的影响力。首先，通过媒体传达思想。学会非常重视与媒体的关系和良性互动，多年来学会观点被媒体引用率高居全美智库榜首，专家学者既通过《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等媒体发声，也通过自己的新闻机构传达思想。此外，学会出版书籍与期刊、发布研究报告和专题文章，在世界各地举办高规格论坛，向公众和新闻媒体就重要公共政策问题提供建议。其次，通过社交网络表达见解。学会建立了官方网站，开通了博客、播客，并在“脸书”（Facebook）、“油管”（Youtube）等社交媒体开设账号、发布信息。信息发布具有量大、更新快、简短、通俗、直观等特点。[15]

三是对美国国际关系的影响力。首先，通过政策研究的日益多元化、国际化影响美国外交政策。1946年建立的外交政策部下设有关美欧、东亚、中东、中国、印度、多哈等国家和地区的专门研究中心，研究项目涵盖军备控制、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国际秩序、非洲安全等，这些正是美国外交的重点地区与领域。进而，学会通过精准研究与强大传播渠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其次，通过学会主导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影响美国“二轨外交”②。学会借助核心领导和专家团队的影响力、三个海外中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开展广泛、深度合作。这一方面为美国处理敏感、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交流平台;另一方面以对话交流形式推动“二轨外交”，最终影响美国外交政策。[16]

二、科研项目组织实施机制

为保障大规模科研活动的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布鲁金斯学会逐步形成了一套体系全面、独具特色的科研项目组织实施机制。其中，学会的研究经费筹措、团队建设与过程管理最具典型性。

（一）研究经费筹措的多元化策略

为保障充足、独立的研究资金，学会建立了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经费主要来自创始人专项基金;基金会、企业、个人与一些国家政府的捐助;美国政府资助、出版物收入、投资收入等。此外，学会设有布鲁金斯委员会，由商界精英、社区领袖等捐赠者组成;还设立“计划捐助”（Planned Contribution）项目，该项目使人们在保证家庭与个人支出的基础上向学会捐款。截至2004年底，学会拥有总资产2.58亿美元。2004年学会总支出为3970万美元，年度最大赞助商为皮尤公益信托基金、卡耐基基金会、美国政府、日本政府和联合国。[17]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学会收入中政府拨款占77%、捐赠占13%、教育培训收入占5%、出版收入占3%、其他收入占2%。[18]2009年捐款25万美元以上的机构和个人共42家（人），主要赞助机构包括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威廉和弗罗拉·休特利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等。[19]另据学会年报显示，2015年业务收入达9588万美元，捐款10万美元以上的机构和个人共191家（人），捐助额度最大的机构和个人包括：安妮和罗伯特·巴斯夫妇（Anne and Robert Bass）、哈钦斯家族基金会、摩根大通公司、乐高基金会、卡塔尔国大使馆、大卫·鲁宾斯坦、约翰·桑顿、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等。[20]

（二）研究团队建设的“旋转门”模式

學会对政府政策影响力巨大的关键是人才流动的“旋转门”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学会构建起人际传播网络，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及时获知政府的最新动态，将智库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渗透到政策与决策中。“旋转门”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政—智”“智—政”旋转的经典型。例如，卡特政府曾吸纳学会中东问题研究报告的主要撰稿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威廉·匡特（William Quant）分别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与北非办公室主任。[21]学会曾邀请土耳其国会前议员、联合国发展计划项目主任凯末尔·德尔维（Kemal Delvi）出任学会副主席兼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部主任，聘请前IMF执行董事多梅尼科·隆巴尔迪（Domenico Lombardi）担任学会资深研究员。[22]

二是智库专家与政府官员在智库和政府间多次流动的循环型。例如，1927年，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代表学会到联邦政府开展印第安事务管理体制研究并于次年发布研究报告。1932年，他回到学会继续其研究，但仍在印第安事务上协助国会和内务部推进改革。1937年，他被任命为总统机构重组委员会与布鲁金斯学会的联络官，负责协助国会开展行政机构的改造工作。

三是“政”“学”“智”“商”“新闻”等多领域旋转的衍生型。例如，在学会从事战争债务问题研究的里奥·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于1935—1946年在国务院任职，参与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领导联合国宪章起草小组。卸任后，他回到学会继续为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提供帮助。1946年，学会成立国际研究部，他任首任主任并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

（三）研究过程管理的规范化原则

学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与全方位的社会影响既源于独特的“旋转门”人才机制，更是科学、高效、完备的研究过程管理的结果。

一是研究主题与时俱进。学会在其第一个百年里致力于经济、政府管理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提高行政效率并改进政府的公共政策。例如，1928年开展的美国印第安人情况调查研究，在胡佛和罗斯福政府制定印第安人事务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出版的关于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著作，在之后的十年里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1986年对联邦税收政策进行的研究推动《1986年联邦政府税收改革法》（Federal Tax Reform Act of 1986）的颁布;2013年帮助联合国制定千禧年可持续发展目标（MDGs）。[23]第二个百年开启，学会的目标从帮助政府决策转向参与全球治理。为此，学会划定了关注改善治理，提高影响力，倡导合作文化与多边主义，提升多样性和包容性，坚持独立性、高效以及可持续性五大目标，聚焦经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数字科技、气候和能源、城市五大领域。[24]

二是过程管理的规范化。学会要求研究者以准确、公正的态度开展研究。首先，全体研究者须遵守“无党派、独立研究”规定，任何人不得承接违背该原则的研究项目。其次，研究要以科学性为基础，遵循已建立的学科标准，成果以正式学术机构的标准进行衡量。最后，学会拒绝接受不能公开发表的特殊研究项目，研究成果与信息来源必须公开发表。

三是学术审查的严格性。一方面是利益关联审查。学会规定所有研究人员须在年终总结中报告外部活动。若外部活动年收入达到5000美元或持有某个组织5%以上的股份则被认定为存在重大利益关联。[25]如果研究人员的直接主管不能解决好利益冲突问题，那么学会评审委员会就会介入处理。另一方面是学术诚信调查。学会规定任何人可向学会理事会主席检举任何专家的学术不端行为，然后由理事会主席决定是否进行调查。调查一旦启动将在30日内完成。理事会主席本人或指定一个委员会将进行初查。若学术不端行为不成立，调查结果会立即告知检举人;若成立，理事会主席会指定一个委员会进行全面调查。学会会将调查结果及时告知检举人。学会承诺任何检举人免遭打击报复。

三、启示

作为世界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大规模科研的组织实施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尝试提出促进大规模科研的三点建议。

（一）立足时代之需，确定大规模科研选题方向

布鲁金斯学会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精准把脉美国和世界发展态势，紧密结合所在国家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研究领域既有战略性的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也有现实性的财经政策、能源环境、城市问题等，还涉及民生领域的教育、健康等。我国自20世纪末以来相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领域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但与科技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方面面临“卡脖子”问题。当前，大规模有组织科学研究应立足国家与社会的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可将自然科学的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领域，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家安全、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党的建设等领域作为主攻方向，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二）立足大规模科研需求，建设跨界跨域人才队伍

布鲁金斯学会人才流动的多重“旋转门”机制使其研究团队力量充实并充满活力，有利于选题的现实精准、方法的交叉融合、成果的采纳应用。我国在推进大规模有组织科研的过程中，应立足科研需求建设人才队伍。首先，以科研事业汇聚人才。坚持需求导向，围绕课题研究与项目实施组建团队，打破传统外在的单位性质、编制类别、年龄大小与职称高低等束缚，以内在的德才兼备、科研水平、价值贡献等为指标选用、评判人才。其次，注重吸纳和培育跨学科人才。交叉科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数学科学和哲学等大门类科学之间以及本门类科学内部学科之间的交叉形成的综合性、系统性知识体系，有利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26]当前，我国的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的发展相对滞后。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需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吸纳多学科人才、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同时，加强跨学科教育，培养适应学科交叉和交叉科学发展的大规模科学家队伍。

（三）立足大规模科研实施，构建科研机构运行机制

布鲁金斯学会以学者为中心运行，建立了严密的学术诚信制度体系，以开放姿态与政府部门、国内外大学跨域合作，为专家学者的独立、创新研究提供制度与资源保障。我国大规模有组织科研需加强组织变革、制度建设与跨界协同。一是科研机构更加重视围绕学者和学术研究开展工作。贯彻落实好国家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举措，以任务情境中成员协商约定生成日常运行规范，以学者及其科研活动为核心提供行政服务，赋予团队领军人物更大人员聘用与经费使用自主权，营造有机团结、学术争鸣的组织氛围，尽可能为学者的创造性工作提供环境支持。二是加强新知识生产的研究过程管理。以新知识生产和價值增值为导向，引导科研人员坚守基于客观事实、真实数据、科学方法的研究。加强学术诚信建设，实行学术不端“零容忍”。改进学术评价机制，根据科研项目的学科与用途分类确定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周期等，探索团队集体评价模式，慎重对待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的非共识项目。三是加强产学研用创的多链集成、协同创新，做深做精做优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双循环”，以基础研究驱动应用研究，以应用创新反哺理论创新。

注释：

①“旋转门”是指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的一种机制。

②“二轨外交”是相对于政府间官方渠道的“第一轨外交”而言的，指运用非官方的学者、退休官员、公共人物、社会活动家、非政府组织等渠道进行交流，通过民间友好往来加强相互信任，待政治氛围成熟后，进一步将民间成果和经验向官方外交的轨道转化，从而推动真正影响大局的“一轨外交”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武学超.五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要素构成及运行机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1（6）：50-53.

[2]沈进建.美国智库的形成、运作和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2）：13-37.

[3]蒋观丽，文少保.世界一流智库研究成果满足政府教育决策需求的过程机制及启示——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布朗教育政策中心为例[J].高校教育管理，2021，15（06）：91-103.

[4][6][8][20][23]高春玲.布鲁金斯学会的核心价值、运行机制及未来构想[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1（2）：97-107.

[5]石东.智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访布鲁金斯研究院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决策与信息，2009（8）：50-52.

[7]马宇歌.高质量 独立性 影响力——亲历全球第一智库[J].秘书工作，2012（4）：48-49.

[9]刘昌乾，李飞宏.布鲁金斯学会的独立性保证机制研究及其对中国智库建设的启示[J].中国财政，2017（11）：63-65.

[10]刘昌乾.世界一流智库如何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基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4（9）：66-70.

[11]王莉丽.全球第一智库：布鲁金斯学会[EB/OL].（2012-12-18）[2022-03-15].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18/c40531-19932439.html.

[12]陈祝红，施文.布鲁金斯学会独立性研究[J].商，2015（46）：55-56.

[13]李轶海，金彩红.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12.

[14]周琪.美国智库的组织结构及运作——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J].人民论坛，2013（35）：8-14.

[15]相德宝，张文正.新媒体时代全球智库社交网络影响力探析[J].国际展望，2018，10（1）：129-146.

[16]周静.美国智库对中美二轨外交的影响[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2：12.

[17][18][19]李轶海，金彩红.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12.

[21]ROGER H， ZBIGNIEW K.The Brookings report on the middle east[J].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1977，6（2）：195-205.

[22]Brookings Institution. About Brookings：100 years of quality，independence，and impact[EB/OL].[2022-03-17].http：//www.brookings.edu/global/about-us.aspx.

[24]齐晔.百年布鲁金斯学会：从帮助决策到改善治理[J].社会治理，2016（6）：137-140.

[25]任福兵.美国一流智库发展规律与特征研究——以6所美国一流智库为例[J].情报杂志，2016， 35（10）：18-25.

[26]路甬祥.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意义[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5，20（1）：58-60.

编辑 娜迪拉·阿不拉江   校对 吕伊雯

作者简介：徐林，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阿舒，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基于第三方评估的本科教学质量改进研究”（编號：XJNUJKYA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