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梦帆

关键词：《四库全书》;传统文化;争议;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22）04-0132-05

2018年8月21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为儒家经传，史部为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子部为诸子百家及释家著作，集部为历代作家著作。《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其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是最全面、最系统的。

1《四库全书》及其衍生书籍介绍

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库全书》全部编纂完成，收录图书3，462种，36，000余册，共计79，338卷，乾隆帝命人抄录了七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七地。乾隆以“天一阁”为参照，为七部《四库全书》所藏之地进行命名，分别是：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文澜阁。由于时局动荡、战火蔓延等不利因素，现存于世的仅有三部半，损失固然惨重，但保留的版本仍然让世人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采。

《四库全书》在成书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衍生书籍，这些书籍为后世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提供了帮助。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四库总目》或《四库提要》，收录《四库全书》著作3，461种，共计79，307卷，并附录了未收入的著作6，793种，共计93，551卷，其对清乾隆以前的古籍进行了更全面的介绍、评价和考证，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然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卷数过多，专业性更强，并不适合一般学者阅读，于是纪昀等对总目进行压缩精简，编成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对3，470种古书进行了分类、简介和点评，为学者初步了解《四库全书》提供了便利。

《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选本，它对全书的精华部分进行了汇总，仅供皇帝阅读，并不在民间流传。在后世的流传中，《四库全书荟要》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其品质上乘、校勘翔实，更有利于读者研习中国传统文化。

《四库全书考证》作为《四库全书》的衍生物之一，是四库馆臣编纂全书时校勘成果的汇总，为后世校勘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学术价值之高不容忽视。

经乾隆授意，四库馆臣删除了《四库全书》中的许多典籍，修改了部分所收文献的具体内容，但也有一些要求焚毁的书籍被编纂官保护起来，这部分文献的合集便是《四库全书》撤出本。撤出本丰富了《四库全书》的内容，而编纂官严谨的求学精神以及“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更令无数后辈赞叹。

2有关《四库全书》的争议

关于《四库全书》，历来争议较大、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瑰宝，需要保护与传承，也有人认为《四库全书》摧残了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诸多学者对其优势和弊端都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探讨，下文是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以及史料后的一些看法。

2.1《四库全书》对文献是“保护”还是“毁灭”

《四库全书》常因删减、焚毁文献被后世学者诟病，但是留存下来的文献，其学术价值之高也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尽管大量删减文献不利于文化的多样性和传承，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也不能完全认为是一种过失。乾隆中期，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清朝各个领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乾隆帝在稳定盛世的基础上，意图将盛世的荣光传递给后世。文化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稳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四库全书》的出现便充分地满足了这些需求[2]。为了缓和思想矛盾、解决争端，满足大众对于传统文化思想的需求，《四库全书》删减文献的做法并不难接受。

《四库全书》的删减包含了诸多人为因素，如皇帝的喜好、思想禁锢、稳定朝局等，使多方学者对其“保护文献”的作用产生怀疑，但如果没有《四库全书》，一些文化典籍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火的蔓延而消失殆尽。《四库全书》几乎囊括了先秦至清中叶的全部文献，这些保留下来的文献对清朝、后世乃至世界文化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2.2文字狱的产物——《四库全书》

自康熙时期兴起的文字狱对于清朝文人而言无疑是一场场浩劫，在乾隆时期，文字狱的发展达到顶峰。受文字狱影响，《四库全书》前期征书工作并不顺利，上至朝廷重臣，下至黎民百姓，都担心因上交书籍包含忤逆内容而招致杀身之祸，因此，乾隆帝曾下诏，大概意思是不论臣民上交的书籍里包含什么内容，都不会进行惩罚，而且也不会事后追究，但乾隆帝在收到全国各地上交的书籍后，根据书籍内容忤逆与否，仍然降罪了许多人，思想控制的意图逐渐明显[3]。

通过对《四库全书》征书过程的研究，其实不难发现乾隆帝赋予《四库全书》的文化意义———思想控制。康乾盛世来之不易，如何将盛世保持并延续便成为乾隆帝首要关注的问题，《四库全书》的编纂恰好為乾隆帝“思想控制”提供了便利。诸多学者、藏书家纷纷上交文献典籍，使得征书工作顺利开展，而且所收书籍的数量、种类可谓空前绝后。但在收书之后的审书阶段，乾隆帝打压“异端”、排除异己，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清洗。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天下文人不寒而栗，对于国事闭口不谈，文化思想逐步统一，政局动荡的情况便也极少发生。

2.3《四库全书》为何漏洞百出

古语云：“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古往今来，文治和武功都是评价一代帝王的主要标准。通俗来讲，文治就是国家为社会安定繁荣实行的各项举措;武功是指军事上的平定、拓展。“文”的主要作用在于“治”，从“细枝末节”到“大是大非”均需要兼顾;“武”的责任在于“定”，安邦定国，开拓疆土，四夷宾服，万邦来朝。07B4C404-5269-4F25-8D20-61617A1618E3

乾隆帝曾自我总结一生有“十全武功”，自诩“十全老人”，嘉庆三年（1798年），白莲教起义的领袖之一王三槐被擒，乾隆帝甚至侈谈“武功十全之外”。正是由于乾隆帝这样的性格特点，不免让诸多学者认为其有好大喜功之嫌，所以为了更好地迎合乾隆帝，《四库全书》编纂官在修书完成后，故意留下一些错误供乾隆帝校正，借此奉承乾隆帝学术造诣之高。但《四库全书》包含的文献数量、种类过多，审批工作异常繁重，乾隆帝对于校正工作逐渐失去耐心，这就导致一些错误被保留下来。

前文提到，《四库全书》的删改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其中之一就是皇帝的喜好。例如，《四库全书》收录辛弃疾之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其中“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为“人道宋主曾住”。乾隆帝认为“寄奴”是南朝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的小名，用小名称呼帝王犯忌讳。类似的情 形屡见不鲜，如《满江红》《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等诗词均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相似删改。

2.4《四库全书》是否应将儒家学说奉为“四部之首”

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近现代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将儒家学说奉为正统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四库全书》中的儒家著作合集作为四部之首，蕴藏着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统治者希望借助其学说强化等级观念，营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其次，弱化“个性”，将个人逐渐变成没有主观思想的服从者，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这样的做法固然极端，但是有效，在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风气下，统治者的思想并不完全开化，他们更多倾向于沿袭传统，不论是否合理。因此，为了稳定统治而做出的牺牲在繁荣盛世面前也就微不足道了。

在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新时代，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应有更为辩证的态度和看法，对于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收并蓄、温良敦厚、认真刻苦等儒学思想被国人继承发展;封建迷信、钳制思想、压抑人性等与社会发展不符的理念也被国人所摒弃。因此，《四库全书》拥有与众不同的时代意义，在封建社会它是一种“工具”，用以管控民众，使臣民按照统治者预设的道路发展;在文明开化的现代社会，它则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普罗大众从中汲取精华，并根据时代变化，适时对其内涵进行不同时期的阐释，充实自身[4]。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应按照重要与否进行划分，既然是优秀文化，便值得民众学习，只有平等看待不同文化，才能让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四库全书》固然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但是它在保存我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其删除篡改的内容，后世学者也进行了复原、批注，以便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一部文化典籍的真实面貌，以及当时删除篡改的具体原因。笔者认为，在评价《四库全书》时，可以重点关注其优点，从中汲取更多“营养”;至于其弊端，则具有警示作用，提醒后人在做学问时不应持有的态度。

3《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

3.1为保护古代文献做出了贡献

我国历来有“易代修史，盛世修书”的传统，《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皆是“盛世修书”的经典产物。《四库全书》是在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完成的。与《永乐大典》相比，《四库全书》的篇幅、卷数、册数都要多上几倍不止，仅篇幅而言，《永乐大典》约为3.7亿字，而《四库全书》约9亿字，其内容的丰富性可见一斑。考虑到《永乐大典》屡遭厄运，乾隆帝在《四库全书》成书之后又命人抄录了七部副本，率先抄录好的四部分存于“北四阁”，后抄录好的三部存于“南三阁”，这种做法降低了《四库全书》后世失传的可能性。正是因为乾隆帝的重视和种种举措，《四库全书》部分副本才得以保存，为后世学者研读古代文献典籍做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5]。

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在编撰《四库全书》期间，曾参考残存于世的《永乐大典》。后代学者研究发现，《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輯录出三百多种在清代就已经失传的文献。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正总裁于敏中曾向乾隆帝建议，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该提议得到了乾隆帝的支持。例如，《家则堂先生瀛洲集》是南宋理学家家铉翁的著作，而这一著作在清代失传已久，于是《四库全书》的诸位编纂者就把《永乐大典》中与这本书相关的“只言片语”收集起来，最大限度地复原了《家则堂先生赢洲集》原文，并收录于《四库全书》，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通过这种方式，大量的古代文献得以保留。

3.2规模宏大，种类繁多，多种学科均可溯源

《四库全书》囊括了先秦到清朝中期的多种经典古籍，具有很高的研读价值。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期的征书工作就已经开始，这一工作耗时长达七年之久，并且遇到了较大的阻力。其一，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月，贵州巡抚图思德上奏，贵州因地理位置偏远，素来人际荒芜，人文学术氛围并不浓厚，自清代以来才逐渐有所好转，可惜各类书籍“鲜有撰述”。其二，清朝学术氛围浓厚，文人墨客极为珍视经典古籍，不论是实力雄厚的藏书家还是饱读诗书的仕子，对于进书都不积极。因此，在征书初期，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无书可交以及滥竽充数的情况。其三，据《清代文字狱简表》统计，乾隆在位60年，制造的大、中、小规模文字狱案件共计130多起，广大学者人人自危，不愿轻易上交藏书。尽管困难重重，乾隆修书的决心也并未削减。在面对无书可征时，乾隆不仅提高了对征书工作的重视程度，同时也下令采取一些具体的奖励措施，鼓励全国学子进书。为表彰进书者，清廷制定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进书的热潮。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诗词歌赋，均被献入朝中，《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文献种类逐渐增多。

后世学者研究发现，《四库全书》收录了部分外国文献。陈东辉研究发现，《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存目中的外国著作累计38种，共588卷，其作者来自12个国家。以现代视角看待这一现象，在闭关锁国的清朝，在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氛围中，统治者和四库馆学者能够将外文文献收录于这部中国古典文化巨著，这为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四库全书》学术价值的深层挖掘奠定了基础[6]。07B4C404-5269-4F25-8D20-61617A1618E3

3.3校订过程严格，保证编纂和抄写准确无误

《四库全书》重点之一在于“全”，上至先秦诸子百家著作，下至私人进献本，在《四库全书》中皆有体现，不过“全”也并不意味着收集所有文献。因《四库全书》规模庞大，便存在質量参差不齐的可能性，这就涉及征书标准问题，因此，编纂官对于书目的征订与否进行了严格划分，以保证征书质量。

《四库全书》校对工作的严谨程度也让世人为之赞叹。乾隆三十九年（1774），翰林院庶吉士黄寿龄将六册《永乐大典》私自带出，准备回家校阅，不料在途中被窃，结果被治罪，罚俸三年[7]。私自将底本带出四库馆易造成底本遗失，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以及文化古籍的保留皆可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

各类文献典籍的底本校对完成后，抄写的工作顺势展开。清廷先后从全国选拔3，800多人参与抄写，由于每个人的字体差异较大，导致抄写出的《四库全书》字体大小不一，视觉效果上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为保证《四库全书》的工整性和可读性，所有抄写人员都需用钦定的阁体字进行抄写，每半页8行，每行21个字，严格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抄写1，000字。每抄错一次或者字迹不工整，记过一次，并罚加抄10，000字。而且一旦出现抄错情况，依照级别高低，从抄写人员惩罚至总纂官，层层皆有责任。这种做法既提高了抄写人员的专注度以及总纂官的复查力度，又保证了《四库全书》的整体质量，有效地避免了以讹传讹的情形。据史料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纪昀因抄写任务出错被罚5次，该项举措使所有抄写人员引以为戒，更加专注于抄写工作。

3.4引领学者统一思想，夯实思想基础

康熙时期，清廷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完成全国统一，至此清政府的统治趋于稳定。随后，清朝出现了举世闻名的康乾盛世，这是清朝最为繁荣鼎盛的时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清朝所特有的“大一统”观念也在逐步形成[8]。乾隆中期，经过前朝历任皇帝的励精图治，清朝所达到的鼎盛程度是许多朝代难以企及的，它呈现出的繁荣景象让后人惊叹不已。《四库全书》是中国古典文化集大成者之典范，它的本质是“丛书”，即将主题、内容相似的典籍集合在一起，尽管有删改，但并不会对每本书籍的原有内容改动过多，相似主题的典籍也没有对彼此产生过多影响，丛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得到了延续。

《四库全书》的编纂方式注定了它具有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区别于《古今图书集成》根据主题划分词句的标准，《四库全书》将重点由词句转向了书籍，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不禁令人深思。类书是一种工具书，丛书则侧重于研读、学习方面的功效。通过比较二者的差异不难发现：类书的重点在于“用”，而丛书则在于“读”。正因如此，为了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对有些书籍进行了必要的删改，以使学者在后期阅读时潜移默化地接受统治者倡导的主要思想，从而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9]。

3.5促进多民族文化融合

清初，随着大量满族人士进入中原，满族文化与中原的汉文化发生了“碰撞”。清朝初期的统治者在制定文化政策时早已认识到文化政策对于政治、军事统治的重要性。中原人士绝大部分是汉族，如果强制输入满族文化，将会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经过多年的探索以及对历代王朝文化政策的考究，清廷发现“文化融合”才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有效方法[10]。

《四库全书》选拔的撰写人员并未受到民族限制，汉人和满人均可参与，这些编纂者受儒家文化熏陶已久，在编纂过程中，多数学者用较为中立的态度评价典籍，赞扬其可取之处，批判其不当之处。同时，对于不同民族的文献典籍，编纂官一视同仁，重点关注文献的学术及研究价值，不因个人喜好对其随意划分，《四库全书》也因此拥有很高的“可读性”“可学性”“可参考性”。

《四库全书》作为一部丛书，它的编纂方式在于整合收集，其目的之一是增强民众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对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典籍，编纂官在经过层层筛选后也会选用。《四库全书》是“大一统”的缩影之一，其对民众思想的归拢颇有成效，通过对多种不同文献的研读，诸多学者在此产生思想的交流，不同民族文化也开始良性的融合，清政府的文化发展得到质的提高[11]。

3.6巩固“儒学”正统地位

顺治在位期间，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但这一决策在当时引起了清廷贵族的强烈不满。满族文化是清廷贵族所信奉的主流文化，然而儒家文化却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导致满洲贵族无法接受。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顺治帝下“罪己诏”：……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12]。尽管普及儒学思想在清初受到大多数清廷贵族的极力反对，但是通过后世多位皇帝的努力，儒家的正统地位并没有被动摇。自乾隆时期起，统治者极力推崇儒家理学，重视儒家著作。《四库全书》更是将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其他类型的典籍不曾有这样的“待遇”，可见乾隆帝对于儒家文化的重视。

4结语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高速发展也对我国人民提出了新的文化要求。《四库全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包含了大量的文献，广大读者和研究者不但要从中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让古典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绚烂的现实之花，不能脱离实际，空谈学术。《四库全书》的部分损毁令世人扼腕叹息，保护并传播传统文化，将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内涵与当下先进的发展理念相结合，是每一位华夏子孙所担负的神圣使命。07B4C404-5269-4F25-8D20-61617A1618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