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万个社区中，有很多热衷捡可回收垃圾的老人。据曾任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的王维平调研，2000年初期最高峰有15万拾荒大军在北京走街串巷拾荒。因回收价格的走低、回收品类的缩减以及市场规范化发展，曾经负责北京不同区域垃圾捡拾的“四川帮”“河南帮”等已经悉数离去。现在，这种传统的垃圾回收模式更多成为这座城市老年人的专属。

争取而来的生活

7年前，在北京工作的儿子生孩子后，张贵英离开贵州，赴京负责帮忙照看孩子。哄孩子、打扫卫生、做饭几乎占据了她在北京前三年的生活。后来，孩子上幼儿园，她就闲了下来。除了接送孩子与做饭，白天时间她变得无所事事。

也是在“使命”完成后，张贵英发现，捡垃圾成为消磨时间最好的方式。在四年的捡纸壳生涯中，附近小区的最佳捡垃圾时间、区域，她了如指掌。

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她与儿子儿媳数次争吵后才得到的结果。开始捡垃圾时，张贵英就遭到了激烈地反对。一开始，她还和儿子儿媳争辩几句，到后来，她干脆不反驳，自己白天正常出门捡垃圾，子女回家后就安静待在家中。

数次博弈后，她和儿子勉强达成一致。她会尽量把纸壳放置在自己房间的阳台，回家后就换一套衣物，四五天售卖一次纸壳。下雨天和下雪天不出门，防止因腿脚不便摔伤。

因为捡垃圾，这样的争吵也无差别地发生在李祥（化名）身上。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籍老人，李祥在退休闲下来后，就开始了捡纸壳。他说：“在商品房小区，除业主外，小区根本不允许其他人随意出入。一个楼里的年轻人又多，他们都有网购的习惯，丢弃的快递盒就更多。看到了就觉得浪费，于是路过垃圾箱边就忍不住伸手捡回家，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在捡纸壳的同时，李祥也会将垃圾箱里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带回家——从别人家弹了几次没用的电子琴到装饰品、花瓶，日积月累地堆满了客厅与卧室。

虽然与子女分开居住，但每逢周末子女来看望自己时总会唠叨上几句。为了避免不痛快，在每年春节前，李祥都会把所有东西清理一遍再大扫除。

生意与慰藉

作为最能直观感受到捡垃圾老人数量的收购商，常驻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的垃圾收购商张笛（化名）列了一组数据——正常情况下，每天能收集约500公斤的废纸壳、塑料等可回收物，以一位老人平均提供5公斤可回收垃圾计算，每天就有100位老人前来卖垃圾。

张笛介绍，这样的数量级还只是建立在附近有三个流动回收商户的基础上。

在张贵英居住的小区楼下，只要不是雨雪天气，常常会聚集十余位社区里的老人。从下象棋、打扑克牌到围观聊天，老人们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因为文化背景和口音等原因，张贵英无法融入其中。于是，她选择了最能触手可及的垃圾回收。

最近几年，除了与家人说话，张贵英极少与人主动沟通。她性格从刚来北京时的好奇热情变得沉默寡言，平日也会尽量安静地出入于各个垃圾站。她表示：“因为捡垃圾习惯了独来独往，自然也就不怎么和别人说话。”

随着线上预约、线下上门回收垃圾的平台公司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年轻用户被吸引。但张笛表示：“老年人也弄不懂網络回收，他们就喜欢散着步把纸壳卖了，有时我们还能帮他们做点搬家活，顺带回收旧洗衣机、旧空调等。这种人情交往是线上回收平台取代不了。但如果利润持续这么低，可能我们就换行了，老年人只能去更远的收购站卖垃圾。”

这似乎是一个收益不多，且正在逐渐萎缩的江湖，但对于老年北漂张贵英、北京土著李祥而言，这并不仅仅是一项工作，似乎也意味着某种慰藉。

（摘自《经济观察报》 田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