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子磊

关键词：陈序经;西化;政治;文化论战;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4 — 0103 — 08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和民国两次规模较大的有关“全盘西化”的文化论战论述颇丰①，对于陈序经本人所表现出的文化价值取向和近代的西化思潮之研究不可谓不深入。但是，学界对于陈在两次文化论战中倡导的“全盘西化”主张受到了民国本身政治逻辑的钳制而无法真正实行关注较少。而在这一过程中，陈序经的思想也在起着变化。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陈序经，广东文昌人（今属海南），小学与中学就读于新加坡。1922年陈考入沪江大学的生物系，但因不愿皈依基督，遂转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之后于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②。陈序经是极端的“全盘西化”主张者，但他在1922年之时，因为不愿皈依基督教从而于沪江大学退学，考虑到陈在193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观》③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全盘西化”，陈形成其具体“全盘西化”的主张的时间应该是在美国留学之时④。

陈在早年，并没有采用“全盘西化”这个词，用的是“全盘采纳西洋文化”或者是“全盘接受西洋文化”。“全盘西化”这个词语经由陈序经提出，最早是在1931年其发表的《东西文化观》，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则是在《中国文化的出路》⑤这本书中正式形成。

在该书中，陈序经先是用大量的笔墨说明“文化”这个概念，并且说“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换言之，陈序经所谓的“西化”的“化”字，其核心指的就是文化。而“西化”中的“西”字，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欧洲。他曾经在《全盘西化论》中说：“原来西洋人自发现美洲后，美洲遂逐渐变为第二个欧洲”，“澳洲也正趋而为第三个欧洲”，“北部的埃及，是欧人的保护国”①。陈序经所说的“西化”，就是中国的整个文化必须向欧洲靠拢，从而完成“西方化”。

那么“全盘”二字应该如何理解呢？显而易见的是，大家对陈序经的批判并非由于其过于强调“西化”，问题是出在了“全盘”上。

为了更为明确地解释“全盘”这个词，就不能不提到胡适的“西化”主张与陈序经“西化”主张的不同。郭建宁在他的《陈序经、胡适全盘西化观比较研究》②中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在陈序经的眼中，“全盘西化”的本质就是中国的文化必须百分之百地向西方文化靠拢。陈认为文化是一个“圈围”，他把“文化圈围”定义为“由地理、生物、心理及文化各种要素的影响，而形成某一社会的文化”③。换言之，陈认为文化这个概念具有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只是小部分西化或者大部分西化而保留自身的文化传统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基于这种论调，任何有丝毫“妥协”于传统文化的言论，都会为陈序经所不容，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胡适的观点与陈不同，胡认为，主张“全盘西化”这种策略固然可取，但是，想要取得“全盘西化”这种结果则不可能。胡适虽然于1935年在《独立评论》142期的《编辑后记》④提出完全赞同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主张，不过那是在“十教授宣言”⑤发表之后，胡适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把自己与所谓“折衷派”所区分开来的策略。况且胡适在文中，认为中国文化存在“惰性”，假设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西化”的方法完成了其文化的更新，那么所得到的便会是一种杂糅中西文化而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一种新文化，而且这种新文化没有惰性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胡适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⑥中说道“一个是Wholesale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定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分充⑦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就是用全力的意思”。

不过，胡适的这个回答还是不能让陈序经满意，陈序经仍然以“折衷派”视胡适。陈在《全盘西化的辩护》⑧中指出“胡适之先生整个思想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之一流”。

对此，胡适显然感到意外，于是他又在《答陈序经先生》⑨一文中说道：“我当日提议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正是因为充分、尽量等词稍有伸缩力，而全盘一字太呆板了，反容易引起无谓的纷争”，“我的愚见以为全盘是个硬性字，还是让它保存本来的硬性为妙”。

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有所保留，但是陈序经却极端地认为要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想要完成转化，必须全方位地且没有一丝保留地向西方文化转变。此外，陈序经对于“西化”的认知，基本上“西化”这个名词就等同于“现代化”或者“世界化”。陈认为：“在实质上在根本上，所谓趋于世界化的文化，与所谓代表现代化的文化，无非就是西洋的文化”？輥？輮？訛。况且陈认为“西化”本身就包括了“现代化”，他说“（如果说）近代化或者现代化这个名词比起西洋化这个名词较为妥当，也可以说是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三。我们应该指出，我们所谓西洋化当然是近代或现代的西洋化，稍有头脑的人绝不会误会我们所说的西化主要的是指着古代的西洋文化或中世纪的西洋文化”①。

陈序经之所以义无反顾地主张“全盘西化”，而胡适却不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胡适并不认同“文化圈围”理论。胡适认为文化可以切割开来，需要西化的地方自然去西化，不需要的地方可以西化也可以不西化。陈却认为无论是教育、医疗、饮食、科学、法律、宗教、政治、经济以至于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必须“西化”，只有“彻底西化”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陈序经主张极端的“全盘西化”，其成因相当复杂，并不全是陈序经个人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亚洲的中心，在甲午战争战败于日本之前，清朝中国一度被西方视为东方“列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这无疑又加深了陈对中国未来的疑虑。正是由于陈序经强烈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当时中国地位如此低下的不满，如刘集林所说，陈在他的西化主张之中“蕴含着改变落后国家面貌的焦灼与急切”，因此不惜以“偏激”和“激进”的态度与手段去实现“彻底西化”与“全面毁弃传统”②。

可以看到，陈对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有一种深深的自卑，但对西方近代文化，他却有一种极度崇拜。不过，“爱之深”就会“责之切”，陈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全面抛弃，并不能说明陈就没有传统文化素养。其实在他的许多著作（如他晚年的一些古代史论著）之中，都体现着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练掌握以及其古汉语遣词造句功力之深。

在陈的内心深处，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存在着一丝眷恋。他不喜吃西餐，却主张“全盘西化”，看似矛盾的背后，体现着陈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复杂心态。

近代中国，处在风雨飘扬之中。文化知识分子既然生长于斯，自然会对本国的文化环境存有深深的关切。由此他们在近代不断探讨与争论，并且提出无数尝试“救国救民”的主张。终于，他们将矛头指向中国的“文化”。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明确指出“（到了）第三期（民国六七年——即1919年前后），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③。

但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的文化政策，始终处于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的文化政策，在很大程度是对政治决策的反映。秦始皇统一六国，遂“焚书坑儒”;汉文景尚黄老，又在武帝时“独尊儒术”;魏晋时皇权不振儒学不兴，终于又在北朝胡人的铁骑下复兴名教;明代皇帝继承“理学”;清前中期大用文字狱，无数文人丧命于屠刀。这一几千年以来的文化制度到了民国，自然会存在极大的惯性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虽然在西方学说的冲击之下，中国政治对文化制度的影响力看似在表面上不显，实际上它只是表现得更加隐晦。在表面上，民国是“共和国”，但实际上它却是军阀统治下的几个“封建王国”。这一情况反映在文化上，就是虽然民国政府标榜其“言论自由”与“文化自由”，但是北洋政府也好，南京国民政府也好，它们无时无刻地用五花八门的手段对文化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渗透。甚至于，南京政府因为比北洋政府更为集权，所以对文化的钳制则更强。北洋时期由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还被誉为开“学术”与“自由”之风的高等学府，由此“共产主义学说”在北大得到了广泛传播④，但是到了南京政府时期，这一自由之风反而得到了抑制。

而如前所述，陈既然如此认同西方的文化、制度以至于一切方方面面，那么其势必主张中国采取和西方一样的制度，势必会想要让中国的文化、政治以至于意识形态的发展走上西方化的轨道。中国在1935年和1941年两次规模较大的文化论战⑤，就是针对中国到底要不要“全盘西化”这个问题而引起的。而陈序经自然是深度参与了这两次文化论战，但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主张到底能不能实现以及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两次文化论战，到底有没有蒋介石政府的政治干预从而受到了政治力量的钳制？这就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1935年十教授所发表在《文化建设》月刊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明显有国民党在幕后推动①。《文化建设》②月刊杂志，原本就是由CC系旗下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理事长为陈立夫）所创办③。创刊的核心人物陶希圣，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帮助蒋介石写过《中国之命运》，用以鼓吹“三民主义理论”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此外，南京政府在厉行“清党”、完成二次北伐以来，已经逐渐右转而趋于保守。那么理所当然地，它会把任何可能与“共产主义”“激进”等名词产生联系之物视为洪水猛兽。掌权的国民党人甚至会摒弃曾经自己所采用过的所谓“激进”政策或主张。

1929年6月，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在校长宋还吾的支持下排演了《子见南子》剧本，意为讥讽当时的“尊孔派”。此举引起“尊孔派”的极大不满，他们将此事上报给南京政府，遂发生了“子见南子案”④。此事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引起了日本政府方面的重视。日本人犬养毅甚至率政要几十人在南京政府要人张继的带领下前来参观孔庙，并且声援孔府⑤。1929年8月，山东省教育厅被迫在南京政府授意下撤了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宋还吾的职，“尊孔派”取得胜利。

1933年，陈济棠下令让广东各学校恢复读经⑥。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鼓吹“传统文化”“礼义廉耻”。1934年5月31日，国民政府规定每年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放假一天。1935年1月8日国府又规定以孔子嫡系裔孙为奉祀官⑦。1928年至1935年间，南京政府的种种行为表明了其“尊孔复古”的意图。

当然，南京政府的“尊孔”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奴化麻痹”人民。在当时的中国，虽然西方政治运行的模式与遵守的准则已经为中国许多高层知识分子所熟悉，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底层平民百姓根本不知道何谓“民主”“选举权”等西式政治词语。相反，他们有的是对孔子的熟悉以及对儒家准则的无意识遵守。

国民党在“清党”之前，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共产党人当然可以协助政府维护基层的统治，他们的“共产主义”理念显然比“三民主义”理念更容易为底层接受得多。但是，国民党在排除了“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作为其执政的法理基础的可能性之后，在当时想要维护其统治，只有选择利用“儒家”这一条道路。

那么，所谓的“十教授宣言”，以及由此引发的“西化论战”，自然也就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自導自演用以将党派的行政力量渗透入教育界与学术界的一出戏码。

同样地，抗战期间也出现了一次关于“全盘西化”的论战。这次文化论战，是由陈序经主动挑起，他于1941年发表了《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⑧，针对的是张申府《文化教育哲学》、冯友兰《新事论》12篇、贺麟《文化的体与用》等文，且参与论战者基本上是老调重弹。赵立彬对此有过精准且独到的评价：“在抗战时期，学术界对于全盘西化的看法基本上延续了30年代初的观点，思想水平也与30年代前期相差无几，选择西化、全盘西化、文化折衷等观点在这个文化氛围中的格局基本未变。换言之，张、冯、贺三氏对全盘西化的态度并不具备特别的意义。陈序经与之展开论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借靶立论’的意味”，“陈序经指责对方最多的也就是‘自相矛盾’，而这些矛盾并非都实际存在”，“相互辩驳的思想水平没有超过1934年和1935年的文化论战”①。

劉集林也认为：“总体来看，这次论战基本讨论的还是些老问题，论战水平还远远谈不上超出30年中期的那场中西文化大论战”②。不过，刘集林认为此次论战具有“独立性”，和1935年的论战不同，这次论战是高校知识界自发进行，是纯粹的学术讨论。赵立彬对此的评价则是：“（全盘西化主张提出）的主要目标是针对复古守旧的思想和国民党对于思想文化的钳制。这一环境在抗战时期并没有出现根本的变化，甚至由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强化而更为突出”。赵的言论显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蒋介石自从1927年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来，反对声浪不断。先是“改组派”汪精卫集团对其进行攻击迫其下野;1930年桂军、冯军和蒋军爆发了中原大战;1931年孙科集团又与各派联合在广州组织“非常会议”再使蒋下野;1933年发生“闽变”，蒋不得不调围剿红军的主力镇压闽乱;1936年又发生了“两广事变”，蒋又调集优势兵力解决之。以上各事变对蒋虽然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但可以知道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政权）对全国的控制力度显然较弱，国民党内部的权力高层无法形成合力。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蒋以“抗日救国”为名，不断整编各派军力，收回各地的财政权。抗日战争结束以后，除了桂系一时还无法全部整编外，蒋介石已经陆续扫灭了华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四川杨森等各路实力派军阀。而在1941年，国民党的中央军不但没有削弱，实力反而得到加强。蒋介石除了不断把旁系部队调往前线与日本人消耗之外，自1938年底武汉撤退后，蒋又将原有部队调到后方整训以使地方军队中央化，至1941年5月，已进行了四期③。八年抗战以来，国民党不断借抗日之名扩充军队，日本投降之后又兼并了齐燮元、汪精卫等部所属军队，总兵力达到500万之多。而且国民党军队通过新建预备师、新编师、暂编师和加紧对旁系部队的中央化，使得中央系军力大为加强。蒋介石又安插政训人员到地方军队进行监视，以至于抗战结束时，重庆政府基本上控制了全国军队（除了红军与桂系部分军队）④。除了在军事方面，重庆政府一直着力于加强其对全国部队的控制外，它在政治方面也一直在强化着影响力。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国统区，党的组织延伸到了县以农村基层社会，其扩张和渗透能力达到了它建党和执政以来所未有的程度”⑤。

何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因为带领全民抗日，其威望与合法性同样地得到了提高与强化。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重庆国民政府派人去沦陷区进行“接收工作”，京津地区民间有一句歌谣“想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而沦陷区的人民之所以“想中央，望中央”，正是因为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日时期业已成为全国人民内心中的“抗战堡垒”与牢固的“大后方”。

质言之，国民政府对全国的控制以及蒋介石个人的权威是在不断加强的。而在国民党高层无法形成合力的情况下，尚且可以用政治力量干涉1935年的“文化论战”，那么对于1941年的文化论战，如果说其独立性比以往的论战都强，可以不受到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明显不符合逻辑。

而陈序经矛头直指的张、冯、贺三人，与蒋介石政府存在关系的可能性极大。张申府虽然是中共早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但他在1925年就已经脱党。戏剧性的地方在于，1948年蒋介石政权在与中共的军事较量中已经明显处于劣势，节节败退，其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张申府此时居然还在《呼吁和平》中斥责解放军为“匪”，他说“今日执政方面所揭示的国策，乃是戡乱，乃是剿匪”，大肆鼓吹国民党的“宪政”⑥。且张申府在1935年的文化论战中，就明确表示支持“十教授宣言”⑦，其“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自不待言。贺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其著《当代中国哲学》中，鼓吹蒋介石的“力行哲学”⑧。冯友兰更不必说，他自从被国民党逮捕过一次之后，便在学术上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⑨。

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以上三人倡导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是受到了蒋介石的指使，但他们的主张明显与当时重庆国民政府采取的“文化政策”相吻合。在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就通过了陈果夫等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该案中说“我国文化工作之总目标，为三民主义文化之建设，而现阶段之中心设施，则尤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所谓民族国家本位之文化，有三方面之意义，一为发扬我固有之文化，一为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一为抵御不适合国情之文化侵略”①。重庆国民政府将“发扬我固有之文化”放在第一位，显然表明其维护“传统文化”的立场。况且，细酌“不适合国情之文化侵略”等字，似乎又隐含着否定“全盘西化”之意味。由此我推断，1941年的文化论战，蒋政府同样以行政力量参与其中。

在这两次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论战之中，最后的结果都是以蒋介石政府的胜利而告终。1935年，陈的“全盘西化论”除了胡适之外，并没有得到其他任何强有力人物的声援，致使落败，并没有对政府文化政策造成丝毫影响。1941年，由于胡适彼时在美国而不能提供帮助，且处“抗日”的背景之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支持陈的西化论之力量比1935年还要弱，最终又归于彻底失败。看来，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政治决定文化政策”这一基本的逻辑在民国时期还没有改变。

陈序经自从发表《中国文化的出路》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号召中国各界接受他的“全盤西化”主张，坚持此一观点长达几十年之久。但是，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鲜少发表宣扬其“全盘西化”主张的文章了。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陈就投身于东南亚古代史、匈奴史等研究之中，不再讨论时政。②显然，这与陈序经的身份转变以及时代变迁所导致的文化氛围变迁有关。

陈序经作为一个民国时期的典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③，又深度参与了两次都和蒋介石政府密切相关的文化论战。而其在论战中所表现出反对蒋介石政府文化政策的态度，值得进一步推敲。

陈的父亲陈继美生前，曾经明确表示过对政治干预学术与文化的不以为然，叮嘱陈序经“靠自己的学问，少管闲事”，不必过多参与政治④。

陈本人确实终其一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且有意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但是，陈序经还是不可避免地与政治产生了联系。陈虽没有直接担任国民政府的官职，他本人却长期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并且有一定的行政级别⑤。

在1935年由十教授挑起的文化论战中，国民党方面始终占据强势地位而对论战进行的种种干预，无不在深刻地刺激着陈序经那敏感的神经。国民党方面愈是鼓吹“传统文化”，陈便愈要强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思想方面的控制，因此其“全盘西化论”的调子便越唱越高。甚至于到了1941年，陈主动发起了对张、冯、贺三氏的论战。显然，他已经对蒋介石政府对思想、文化领域越来越深的钳制极度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陈自然是无可避免地卷入到了民国的政治之中，而会在政治上逐渐偏向于彼时实力相对弱小且渐渐改变其“左倾”策略而力求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从而站到了蒋介石政府的对立面。

我们梳理陈序经抗战胜利以来的经历，自可以看到陈对蒋政府越来越深的不满以及数十年如一日地主张“全盘西化论”。1945年陈拒绝了宋子文要其出任泰国大使的邀请;同年，陈序经与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李继侗、吴之倍、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等西南联大十教授，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立即同意召集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之政治会议，共商如何成立容纳全国各方开明意见之联合政府①。1947年，胡适在北大提出“十年计划”，陈序经立即对此撰文大加反驳，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胡适当时的这个主张已经得到学界多数人的认可，陈序经对此发难，显然是不惧权威的表现②。1948年，陈序经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论选举》，文中全盘否定了梁漱溟歌颂“中国老选举”的主张，力主中国的选举应该学习“西洋”，实行“民主宪政”，彻底进行西欧“民主政治”制度改革③。40年代末，他又拒绝了蒋介石请他去广州的宴请。新中国建立之际，陈的同事多有出走之意，陈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内地，且对欲走之人多有劝阻，为新中国挽留了不少人才④。

通过上述陈序经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陈序经本人在有意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他又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参与了政治。或者他发表有关“全盘西化”的主张，与蒋介石政府的文化政策作对;或者陈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但他长期担任学校的行政职务;或者以大学教授的身份表达对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殷切期望;或者在国民党即将败退大陆之时，毅然留在大陆，投身于新政权而继续任学校职务。

与其说陈序经是在反对政治干预学术这个逻辑，倒不如说是因为民国的政治逻辑让他不满与无所适从。陈确实是一个已然十分西化的自由知识分子，但他在内心深处，多少还保留着一些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痕迹。他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其实大可不必过多参与到民国这如此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也许其父亲陈继美的教导在起着作用，不得不遵从父亲的遗愿而尽量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但陈又知道，在民国，要想实现其“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不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又并不愿意通过“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等方式去攫取政治资源，不愿去攀附其时最为强大的政权蒋介石政府。恰恰相反的是，陈序经反而同情当时较为弱小的“中共”。

陈序经所反对的政治逻辑，是“行政力量干预文化与学术”。因此，陈也知道，唯有建立国共两党都参与其中的“联合政府”，才能为当时社会的第三方，也就是广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最大的政治保障与政治地位，而只有这样，陈序经的文化主张才能真正地得到实现。

陈序经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参与作为第三方面的大本营“民盟”，但他的所言所行，无不是在践行民盟的政治理念。“民盟”本身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政党，它只是一个松散的由一批尊奉西方政治理论的知识分子以及实业分子所构成的政治组合⑤。质言之，民盟的象征意义大于其本身的实际意义。自由知识分子只要认同西方自由民主之理念，只要认同成立“联合政府”，都可以视为“民盟”的伙伴。

邓野在《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中这样评价民盟：“民盟之所以能够取得第三方面的地位，主要得益于中共这个第二方面的发展”，“（成立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代表了第三方面的切身利益”，“作为一个西方政治家，马歇尔最为心仪的中国各党派……是思想与行为更为接近西方政党的第三方面”⑥。而邓野对于民国政治逻辑的解释是：“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举行和平谈判，从本质上讲，这是武力的对比互为消长的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政治现象。也就是说，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制止武力，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产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产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⑦。

因此，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之下，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物，必然会受到武力的制约，而任何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事物以及其发展，都必然会受制于民国政治本身的钳制。民国的文化政策之实行，始终离不开军事力量所支持政权的保障。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窥见陈的一丝文化态度。陈是一个“极端西化论”的主张者，他青睐的自然是西式的政治运行模式和西方的主流文化。但是蒋政府成立之后，并没有走上“西化”的道路，在文化方面趋于保守的同时，甚至复辟了一部分封建传统（如孔教），力行独裁政治，且对一些激进的文化主张采取全力压制的政策。对此，陈序经当然表示反对。但是迫于国民党的统治压力，陈又不能直接而不加掩饰地表达其对中国当今政治干预文化、学术现状的不满。不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使得民国的政治出现了一丝“缝隙”而可以容纳第三方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样国民政府又不能以全力去压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因此陈的“西化论”才得以在民国“生存”。

陈序经在主张“全盘西化”的同时，也是在反对蒋政府的文化政策。而蒋政府越是压制言论越是保守复古，陈序经对国民党的统治就越来越失望。1945年之后陈明显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正是由于陈已经逐渐看清了蒋政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以及其为消灭异己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专制本质。反观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不仅率先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口号，且对广大自由知识分子持欢迎态度;不仅允许言论自由，甚至一度还吸收了不少知识分子进入政权①，在文化政策上要比蒋政府进步得多。

1949年解放之际，陈没有离开大陆且对同事多有挽留，当然是陈序经已经认定了比国民党更为“世界化”的以及更加包容开放的共产党，更为符合其心目中理想的执政党。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即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口号。1953年，毛泽东又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互相论战的事实，提出在学术研究中要“百家争鸣”。1956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即明确提出了“双百方针”②。

作为民国时期的自由知识分子，陈序经在解放以后即没有發表关于其“全盘西化”的主张，固然有中共包容、开放、进步的文化政策更容易为陈序经所接受的原因，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增强也是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一举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解放出来，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秩序井井有条，经济更是高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使中国摆脱农业国的地位，又迅速制定且开展“五年计划”来进行工业化，努力使中国与世界接轨。这一切，都显示着新中国和民国的不同。

而陈序经本人，当然也是这一切的见证者，他坚信着，在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势必会全面超越旧时代的民国。新中国的文化，必将和世界主流文化相结合，从而蜕变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

〔责任编辑：包 阔〕

收稿日期：2022 — 04 —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