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

最早知道路易·艾黎，是他对两座小城的赞誉，他说：“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一个是湖南的凤凰，一个是福建的长汀。”路易·艾黎的足迹遍及中华大地，他的话颇具权威性，凤凰与长汀的确是最美的小城。

这位作家、教育家、旅行家、社会活动家于1927年从新西兰来华，直至1987年在北京逝世，他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战士、老朋友、老战友”，2009年时，他与白求恩、斯诺、李约瑟、爱泼斯坦、柯棣华等人一同被评为“最受广大群众爱戴的十大国际友人”。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信中说：“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艾黎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的“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宗旨，对今天我们发展职业教育依然有借鉴意义。

【“为黎明而培训”】

1938年初，为支援抗日战争，路易·艾黎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中外友人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艾黎被国民政府聘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技术顾问。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艾黎任委员及实地工作秘书。4月，他带着几名技术人员前来长汀，创办“工合”组织东南区长汀事务所，这里成为了福建“工合”运动的中心。

中国工业合作社兴办之初，艾黎就认识到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工合”组织一直重视技术方面的培训工作，试办过多种形式的职员培训班。两年后开始在东南、西北、西南等地为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开办培训学校，统一命名为“培黎学校”。对此，路易·艾黎在《艾黎自传》一书中写道：“我选用‘培黎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约瑟夫·贝利，一个从1891年起一直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主张我们这种培训方法，而且在美国很出名；我们曾从美国筹集到大量资助。再者，‘培黎在中文里是‘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我们认为这样命名很合适。”

第一所培黎学校于1940年创办于江西赣县，之后又在陕西秦岭山区的双石铺、河南洛阳、甘肃兰州三地各开设了一所。“工合”组织在双石铺建立了一个合作社中心，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与实际情况，此地极有可能成为一座工业基地，于是，艾黎决心大力发展双石铺培黎学校，将自己的住所也放在了这里。刚开始，设在山坡上的学校十分简陋，只有三间房子，左右两间是教室兼宿舍，中间是纺织车间，学生只有十几名，教师呆不下去相继离去。经费缺乏，管理不善，可谓奄奄一息。直到英国人乔治·何克出现，学校才大为改观，焕发出新的生机。

乔治·何克毕业于牛津大学，1938年来到中国，以美国一家新闻通讯社临时记者的身份，采访过延安及华北解放区。就在这一年，经史沫特莱介绍，路易·艾黎与乔治·何克在武汉相识。何克想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艾黎便对他说：“那就到宝鸡我们西北‘工合办事处去，我们会给你很多事干的。”于是，何克被派往双石铺培黎学校担任校长。

乔治·何克到任后，没有一名教员，只有十多名营养不足、无精打采的学生，而校产仅为三间校舍、荒山坡上的一块空地、一台织布机和一台绕线机。他既当校长，又当教员，还从双石铺镇上的合作社找来教中文的教员，扩招学生，又在校园内建造花园和篮球场。一年后，学校添置了一台机床、一架小型汽油发动机，学生增加到60多人。后来，学校建立了生产组，开办毛纺厂、织布厂和机械车间，生产的产品质量过硬，工艺出色，十分畅销，解决了经费短缺的燃眉之忧。

经过两年的努力，双石铺培黎学校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教学，都有了质的飞跃，生机勃勃。在总结办学经验时，艾黎与何克认为，今后新中国的建设将需要一大批工业技术力量，而他们培养的正是这样的技术人才。艾黎决定不再为工业合作运动四处奔波，而将全部精力用于办好培黎学校。

此时，学校的生存与发展正面临巨大的压力与挑战：随着战局的发展，日军有可能侵犯宝鸡，双石铺培黎学校还能坚持多久令人担忧；此外，不得不向海外募捐学经费，但数额有限，难以持续……培黎学校迁到哪儿才是出路呢？

巧的是，这时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刚好途经双石铺，李约瑟时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正在编写一部20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他应邀前往玉门油矿讲学，经过双石铺时，在培黎学校的车间修理卡车上的一根弹簧。路易·艾黎盛情款待了他，虽然吃的是玉米棒子、馒头夹蜂蜜，住的是窑洞，但他们十分投缘。艾黎当即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免费搭乘他的卡车，前往甘肃西部转转。

到达张掖山丹县时，艾黎发现，这是他在中国各地旅行见到的最贫穷的地方。山丹位于祁连山和北山之间，地处河西走廊咽喉地带，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时，山丹便纳入汉朝版图，霍去病大败匈奴之地，便在境内的焉支山。山丹有过极其辉煌的时期，隋炀帝西巡，在焉支山召见西域二十七国王公使臣；唐朝时期，山丹县城发展为一个十分兴旺的贸易中心，拥有五十八条街道，以致阿拉伯商人误认为这儿是中国的“王都”。然而，历经地震与战乱，山丹全县人口由清乾隆时期的24万降至3万，县城也显得破败不堪。

但艾黎发现，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有煤炭、石油、皮革、羊毛、驼毛，粮食充裕，房子租金非常便宜。当时便想，如果将学校迁至此地，天远路偏，悄悄地开展合作社人才培训及相应的生产活动，不会招致国民党当局的特别注意。回到双石铺，艾黎便迫不及待地向何克谈起了将学校西迁山丹的想法，何克被打动了，更成了一名积极的执行者。

1944年12月，首批33位學生陆续抵达兰州，他们是各自长途跋涉集中到一起的。艾黎租了一辆旧卡车，将孩子们的铺盖卷和在兰州采购的四大缸咸豆、辣椒等物品一起装到车上，于12月21日从兰州出发。快抵达山丹时，卡车下坡时速度加快，而挡风玻璃已破，加之天色昏暗，司机一不留神偏离道路，猛然间将几个孩子从车厢甩了出来，差点酿成一场事故。所幸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衣皮袄，仅擦伤、扭伤而已，面对这一有惊无险的插曲，艾黎暗自庆幸不已。

而乔治·何克率领的队伍，终于在1945年3月底到达山丹，令他欣慰的是，“当地人民当然很高兴我们来，他们的态度和双石铺的人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总的说来这里生活希望大得多……”他在1945年4月2日的家信中如是写道。

【信仰之光】

1945年7月的一天，乔治·何克在和学生打篮球时发生了一点意外。他的脚大，难以找到合适的麻鞋，大脚趾总是露在外面，一不小心踢到石头上破了皮。不久，脚趾溃烂化脓，他感到头晕脑胀，越来越痛苦，甚至出现了痉挛、抽搐的症状。艾黎断定是旧屋泥土滋生细菌，让何克感染了破伤风。但山丹没有破伤风血清，他们只有给各地打电话求助。

然而，乔治·何克终于没能战胜死神，他的生命定格在1945年7月22日。他写过一首中文歌：“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坚持在这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信仰支撑着他，一直走向生命的终点。

在路易·艾黎身上，同样充溢着一股强大的精神气场。

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的他，兄弟姊妹七人，艾黎排行老三。他从小想当一名职业军人，身上有着一股英雄主义倾向，认为战死沙场，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阵亡将士名录上，是一种无上的荣光。因此，当他哥哥埃里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时，他不仅没有害怕退缩，反而急不可耐地试图用虚报年龄的办法参军。

1916年底，19岁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1918年，艾黎被派往法国前线，起初他十分幸运，战斗中仅中过两次毒气，得过一次严重的痢疾，还曾因在一次侦察德军情报的行动中表现出色，荣获军功章。但在随后进攻德军阵地的战斗中，他被一辆坦克射出的子弹击中大腿，正当战友们将他拖进一个马粪坑里准备包扎时，德军冲了过来，于是不得不丢下他迅速撤离。所幸他未被发现，后被送到海边的一所基地医院进行手术。

一战结束后，艾黎回到新西兰的故乡，与老同学合伙投资开办牧场，却因战后新西兰出现多年未有的经济萧条，亏损严重。当史蒂文斯准备结婚时，艾黎觉得牧场收入不够他们两人花销，便主动退了出来，将那里的一切留给了创业的伙伴。

回到家，艾黎向家人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去中国。为何选择去中国？在一战战场上，艾黎曾和由山东农民组成的中国劳工军团有过近距离的接触，这些中国人吃苦耐劳，给艾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让他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产生了浓厚兴趣。1921年以后，中国大革命的消息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更增强了他要来中国的愿望。

艾黎先是乘船前往澳大利亚，为了弄到去中国的船费，他进入一家夜校学习，取得一张无线电监听员的合格证书。每艘澳大利亚船上，都要配备一名专职无线电报务员、两名能检出莫尔斯电码呼救信号和海难信号的监听员。于是，他被聘为一艘名为“卡卢鲁”号航船的无线电监听员，先到香港，然后与轮船公司解除契约，买了一张香港到上海的船票。经过近四个月的辗转航行，1927年4月21日终于来到中国内地。

抵达上海第二天，艾黎就通过关系，在上海工部局消防处找到了一份工作。第三天早上开始上班，他就成了虹口救火会消防处的一名小队长。刚到上海，也不知到底能呆多久，如不适应，就准备回新西兰重新务农。随着了解的日益加深，艾黎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了感情，还学会了普通话和上海话。一年半后， 他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

在此期間，艾黎目睹了许多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抱有极大的同情。他很想找到改善劳动人民处境的答案，在朋友的推荐下，读了不少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工资劳动与资本》，还有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进步书籍。

1932年，受国际联盟委托，艾黎只身来到武汉支援洪涝救灾工作。在这里，国民党以赈灾为名趁火打劫、大发横财，而贺龙领导的洪湖革命根据地却军民一心，这种鲜明的反差深深触动了艾黎的内心，他感受到了一股新生而强大的力量。

随后，艾黎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认识了宋庆龄，正是通过宋庆龄的介绍，他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共产国际中国组为与一些地方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一段时间里，将地下电台秘密设置在艾黎家顶楼的房间。为免引起注意，艾黎的室友——电气工程师甘普霖绕过电表，直接将电台的电源接在主线上，即使有人发现异常，也只当作电器“漏电”。一个星期天，艾黎与甘普霖在走廊上喝茶，突然发现一个由巡捕、包探和电力公司的一名工程师组成的检查组，正挨家挨户地查找电线的漏电情况。此时想拔掉发报机上的电线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听由他们从底下逐层往上查。好在那位查电的工程师也是他们的朋友，在底层房间还真的发现了漏电，于是，艾黎将检查小组请到餐室，给他们每人斟上一杯酒，在热烈而友好的气氛中将他们送走。虽然有惊无险，为稳妥起见，他们当夜便将无线电台转移到了法租界的一套高层房间。

宋庆龄对艾黎十分信任。一次，有一箱手枪和子弹需要交给红军，她亲自前往沪东转移。叫了一辆人力车，将箱子放在车上自己脚前，遇到巡捕检查，她停下车，扬了扬手中自己的名片，就顺利通过了。宋庆龄将这一皮箱武器送到艾黎住处，放在一小屋里，再由艾黎送到另一个她指定的地方。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陕北党中央特别委派，秘密来到上海，为便于安全开展工作，他首先住到了鲁迅家中。史沫特莱获知后，十分兴奋，但由于语言障碍，一时找不到合适胜任的人选进行口译，情急之中，便拉上艾黎充当“临时翻译”。两人于当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前往鲁迅寓所，对冯雪峰进行釆访——艾黎多年后回忆，那是一次颇为传奇的“三国四方”晤谈。采访中，还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当艾黎被一个重要或生疏的字词卡住暂停时，兴致勃勃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的冯雪峰，由于性格耿直坦诚，不免有点急躁起来，竟不留情面地责备：“你连这样简单的一个字都译不出来！”在一旁的鲁迅见状赶忙站起来，向杯中续满热茶，一面对着艾黎轻声耳语几句，大多是劝慰鼓励的话，缓和了气氛，使翻译能继续进行下去。史沫特莱根据这次对冯雪峰的采访，完成了一篇重要报道，后投给《国际新闻通讯》。

在离开鲁迅的住所时，史沫特莱交给艾黎一册新出版的她和鲁迅合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鲁迅曾选编、出版不少外国优秀版画家作品，富有反抗精神的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尤为他所喜爱和珍视。史沫特莱与珂氏是好友，鲁迅曾托其致函珂氏求购作品。此画册当年初版仅精印了103册，其中40本为赠送本，不发卖，30本在外国，33本在中国出售，每本均由鲁迅手书编号并加盖印鉴。对这样一册珍稀罕见的版画，喜爱收藏文物的艾黎自然视为珍宝，不久即将它寄往新西兰妥为保存，直到1968年赠给了绍兴的鲁迅故居。

【工合之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军进攻上海时，艾黎收藏的文件资料被洗劫一空，十年来的工作、研究成果化为乌有。

此时，著有《西行漫记》一书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京来到上海，为英国《每日先驱报》采访报道上海战况，艾黎与他结伴多次前往遭受破坏的市区。无数失业工人、残疾士兵和逃避战火的难民令艾黎同情与担忧，他决定利用自己在工厂督察中获得的实际经验为人们提供服务，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力。

一次，艾黎与斯诺谈论爱国的中国人与支持中国的外国人如何促进后方的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日战争这一问题时，斯诺的夫人海伦突然建议艾黎丢下手头的工作，搞一个工业运动，广泛发展工业。斯诺也深以为然，并谈了这一建议的可能性。艾黎觉得不仅可行，也很有必要。此前，他写过许多有关中国内地发展工业的材料，当天晚上，按照在中国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思路与构想，他写了一篇长文。后印成小册子，送到上海各界人士手中，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由此，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应运而生。

定做徽章时，艾黎想到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工合”，即“一起工作”之意。组建工作得到了宋庆龄的大力支持，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路易·艾黎担任代理总干事。不久，陕西宝鸡、江西赣州、湖南邵阳、广西、云贵、浙皖、川康等地陆续成立“工合”办事处，并得到了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和爱国华侨的支持，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

尽管充满了挫折与坎坷，但“工合”运动深得民心，开展得蓬蓬勃勃。它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其深厚的国际性背景，使得这一发展小型合作社工业生产的运动得到迅速发展。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支持与声援，也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合作社生产的各种军需品、消费品为抗战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路易·艾黎被誉为“工合之父”，可谓实至名归。作为“工合”委员与实地工作秘书，具体工作大多由他负责，1939年至1942年间，艾黎几乎跑遍了中国的16个省。“工合”组织原计划建立三万个合作社，以承担中国30%的抗战生产，最初一年半建了1400多个，人数不等，多的如湖南的一家火柴厂有500人，少的不到10人。1941年，合作社达到1800多个，后发展至3000多个，安置、援助了无数的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出多个种类的工业产品如铁器、煤炭、机床、玻璃、面粉、毯子、帆布、帐篷、陶瓷、化工、电机、药品、军服、军鞋、手榴弹等，军用物质则直接运往抗日前线。

设立培黎学校，是“工合”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初的设想，是培养大量优秀技術人才，将更好的“工合”工作发展到广袤的农村，以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促使他们与即将到来的工业化融为一体。发展到后来，培黎学校已成为中国职业培训教育的发展先驱与未来方向。

【山丹情怀】

乔治·何克去世后，艾黎决定留下来，实现何克未竞的美好愿望——将山丹培黎学校建设成一所为普通人开办的大学。

学校最初被命名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学校性质属于“半工半读”，校训为“创造分析”，目标是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培养具有包括现代工业、农业、牧业和医学方面知识的科学技术人才。为此，乔治·何克创作了一首校歌：“我们生活，我们学习，我们生活学习在培黎。纺织织布，钢铁机器，工业技术都具备，求知生产不相离。毋自暴，毋自弃，亲爱精诚，齐心合力，发扬合作精神，为新中国奠定工业建设的基础。”

艾黎认为，教师是学生灵魂的引导者，师资队伍建设尤为重要。建设新型的学校，首先要选聘一批新型的教师。让教师前来山丹这样的穷乡僻壤工作，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艾黎还是聘到了近二十名技师、医师、工程师、畜牧师，他们大多毕业于河南大学、燕京大学等知名大学，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他们放弃了舒适的工作环境与家庭生活，只为了一个共同的教育目标和理念走到一起——那就是避开传统教育观念及办学模式，开展新教育的创造性探索，实行半工（农）半读，将教育与社会实践、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

学校还拥有近20名外国教师、技师，他们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新西兰、加拿大、奥地利、葡萄牙等国，由“工合”组织签订合同后派来。

学校要扩大，亟须招收更多的学生，生源便是当地农民的孩子。洋人办学堂，这对本来就闭塞的山丹县来说，不啻于一条爆炸性新闻。刚开始，当地百姓三三两两地跑来看热闹，艾黎与何克走出校门，满面笑容地向他们招手致意，有时还在人群中摸摸那些小娃娃的脑袋，塞几块糖果。不久，学校组装电机，建立了纺织车间，学校没有围墙，当地百姓络绎不绝地进入校园参观。

学校半工半读，不仅不收费，还有一定的收入补贴，因此，当招生消息传开时，不少农民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还有个别穷苦农民带着自己的女孩，前来央求他们买下。直到1946年，学校来了一位名叫张玉珩的女教员，她从宝鸡战时孤独院带来了一批难童，其中便有不少女孩子，山丹培黎学校这才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女生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