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

在中国的教育版图上，大家常念叨的是“北清复交”，还有一个学校的名字，大家听到后一样肃然起敬，这个名字叫“南开”。

脱下军装，去做教育

1904年，44岁的严修先生想办一所学校。严修，字范孙，早年入过翰林，后来当了贵州学政，是著名的书法家，但其实他更是一个教育家。严修一直提倡新式教育理念，要学以致用，光绪年间科举增设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皇上按他的奏请批准的。

1904年这年，严修去了一趟日本，专门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回国以后感慨万千，觉得一定要在中国也办一所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学校。

10月17日，一所中学就在天津严氏的私宅成立了，最初名叫“私立中学堂”，后来叫“敬业中学堂”，最后因为搬到一个天津乡绅捐出的十亩“南开洼”的地方建校，所以正式更名为“南开中学”。

办学校，就一定要物色一位好校长。严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考察的同伴，认为他是不二之选。那一年，严修的这位同伴才28岁，他叫张伯苓。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15岁那年，因为家道中落，没钱继续读书，他就报考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这个学堂的学生学费全免，还能每月领四两白银。在学堂里，张伯苓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接触了大量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学堂总教习严复教的各种前所未闻的理念和知识，包括那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张伯苓的专业是轮船驾驶，在毕业那年，他的成绩是全班第一。按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应该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再实习一年，但那一年，北洋水师学堂居然找不到一艘船可供他们实习——那是1895年，北洋舰队在之前的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最终，张伯苓等到了一艘“通济”号轮船。这是一艘在甲午海战中幸存下来的练习船。在以下级军官的身份上船实习后，张伯苓发现整个清朝海军中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气息。在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的屈辱时，张伯苓觉得自己胸中悲愤难平，几欲痛哭失声。

但真正让张伯苓做出人生第一次抉择的，还是在三年之后。1898年7月，英国从日本手里拿到了威海卫，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那一天，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张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阳旗被降下，清朝黄龙旗升起，但黄龙旗随即又被降下，换上了英国人的米字旗。

让张伯苓深受刺激的还不只这个场景。前往参加仪式的清朝兵丁，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前胸一个“兵”字，后背一个“勇”字。而服装的尺寸五花八门，有的上装长过腰际，有的长裤露出脚踝。清兵们个个面黄肌瘦，垂头丧气，有的后腰甚至还别着一杆烟枪。反观英国士兵，个个身材魁梧，穿戴整齐，步伐一致。

在那一刻，张伯苓作出了和当时很多人相反的决定：脱下军装，去做教育。他觉得自己想通了：“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从教私塾到办大学

退役不久的张伯苓，很快就遇见了刚刚开始在家开私塾的严修。这两个人的相遇，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面。

当时严修的私塾只有五名弟子，虽是“私塾”，但只有半天教四书五经，还有半天教西学。严修一开始只是想请张伯苓当英语老师，但后来发现，张伯苓擅长的远远不止英语，就聘他做全部西学课程的老师。

虽然只有五个学生，但张伯苓教得非常认真，让这些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英文、数学、自然科学这样的科目。由于孩子的反响非常好，张伯苓很快出了名，天津一位叫王奎章的绅士，专门请他来兼职做王氏家馆的老师。

手下的学生多起来后，张伯苓就给他们加了一门当时旧私塾根本不可能有的课：体育课。在体育课上，张伯苓在两把太师椅椅背中间加一根长鸡毛掸，让学生们把辫子盘起，长袍撩起，一个个练起了跳高；让一个同学从另一个同学弯下腰的身体上跳过去，练跳马；请木匠打造出哑铃，让同学们练肌肉；课余还带孩子们到户外去打球、跳高、跳远、骑自行车……

在张伯苓最早教的五个孩子中，有一个叫陶孟和。他后来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在1949年后，陶孟和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04年10月17日，严家和王家各出1000两白银，建立上文提到的“私立中学堂”，聘张伯苓为校长。第一年就有70多个学生来报名。而在这一届学生中，涌现了很多人才，除了之前说过的陶孟和之外，还有梅贻琦（庚子赔款的第一批留美儿童，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喻传鉴（后获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协助张伯苓开创重庆南开中学）、金邦正（后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林学硕士，担任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校长）等。

到了1917年，在张伯苓的悉心运作下，南开中学已经成了中国知名中学，学生超过1000人，各类学科和各种基础设施都堪称国内一流。但张伯苓想要做的，还不止这些。张伯苓的梦想，是办一所一流的大学。当时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有工科和法科，并没有综合性大学。

张伯苓想办大学，不是说说而已，他是认真想做好这件事的。所以在1917年，他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留学——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这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

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是一所著名的学府，院长是“心理起源论”的创始人、著名教育学家孟禄（Paul Monroe），而教授里更是有约翰·杜威（John Dewey）、克伯屈（W. H. Kilpatrick）、盖利斯（Galis）这些教育名家。尽管张伯苓已经41岁了，却非常受欢迎，学院甚至免除了他的学费，并给了他荣誉奖学金。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并且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1918年年中，张伯苓觉得自己学得差不多了，萌生了回国的念头，而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提出愿意再给他追加奖学金，希望他继续留下来。张伯苓婉言谢绝，他要学以致用，回去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回国后，张伯苓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钱。为了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甚至会去求一些军阀头子，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在张伯苓等人的奔走下，连黎元洪等都纷纷解囊，共募得捐款近9万元。

师资强大，人才辈出

1919年，在南开中学南面的空地上建起了兩幢教学楼，9月初进行新生入学考试，共招得96名学生。9月25日，南开大学宣告正式成立。

大学成立后，张伯苓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师资力量。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师名单是让当时其它大学歆羡的：梅光迪（文学）、竺可桢（气象）、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学）、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物学）、李济（人类学）、吴大猷（物理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黄钰生（心理学）、何廉（经济学）……

这些人中，很多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原先就已经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副教授乃至教授。当时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开出的教师薪金其实低于其它大学，但很多著名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任教，一是因为南开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它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伯苓的人格魅力。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的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达到了300元。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自己不用，全校老师均可使用。出差随身携带杀臭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很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崛起。当时，美国罗氏基金团派员前来参观，听了一节邱宗岳先生讲的化学课，对中国大学的化学教课水平大为惊叹，立即决定为南开大学的科学馆捐款12.5万元——当时科学馆还没开建。而南开大学的理科实力在当时全国闻名，也获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支持。

1922年，黄炎培曾与胡适有一段对话。黄炎培说：“怎么才能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那就是你我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去读书。”胡适回答：“我的子弟，我都叫他们去上南开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黎元洪到冯玉祥，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送到“南开系”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理念。

张伯苓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就是他立下的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要求南开的学生“允公”，指的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唯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说到底，就是要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才能，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奉献社会。而“日新月异”，是要求南开的学生能够打破保守，积极进取，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共选出81名院士，其中有9人是南开出身。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南开毕业生中，后来成为新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的有57人。那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周恩来、曹禺、朱光亚、吴大猷、陈省身，都是南开大学培养的学生。

体育情结

张伯苓认为，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竞赛的精神，读书再好也是有欠缺的。他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学校甚至还专程从美国购进最新式的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张伯苓都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每周有3小时的体育课。无论男女同学，体育课课数没上满或测验不及格者，都不能毕业。体育课考试分笔试与术科两种。笔试是考各种运动规则，术科是考核实际运动成绩，其中男子100米短跑的达标成绩是14秒，篮球要求1分钟投中7个球，其它跳高、跳远、标枪、俯卧撑等项目也都有具体考核标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南开大学的篮球队是最强的，足球队也非常有名。

1932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当时离“九一八”事变周年不远，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勿忘国耻”四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响起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四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跟着呐喊。受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日军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而退席，随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议。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大学，全部炸毁。

张伯苓的体育情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支撑：奥运会。1904年美国的圣路易斯奥运会给了张伯苓第一次触动：各国平等，公平竞争。1907年，张伯苓在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闭幕典礼上发表了《雅典奥运会》的演说。他第一次提出：“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奥运选手获奖希望甚微，但他们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还建议：“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这是有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要参加奥运会。

1908年，张伯苓有幸观看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四届奥运会，深受触动，回国后就在校园里向学生们介绍了奥运会的情况和理念。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南开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前两问，张伯苓都努力给出了答案。

1932年，在张学良和张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远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了“中国奥运第一人”，而刘长春的报名，就是张伯苓亲自操办的。

四年后，在张伯苓等人和中华全国體育协进会的积极支持下，中国派出由141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申办奥运会。

长眠南开

1949年，张伯苓73岁。11月，陷入大败局的蒋介石专门去了一次张伯苓家，希望他能一起去台湾。但是，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张伯苓拒绝了。张伯苓的孙女张媛和后来回忆，这里面有张伯苓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想叶落归根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人给张伯苓带来一个口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周恩来和张伯苓的师生情谊长达数十年，张伯苓因此留了下来。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为第二次中风，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5岁。去世时，他口袋中仅有7元4角钱——坐电车找的零钱和两张旧戏票。

张伯苓的遗愿是希望将自己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后来，南开大学立起了张伯苓雕像，并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和夫人合葬在雕像之下，让他长眠在自己最爱的这片土地里。

1900年，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少年强则国强。”而真正去实践这句话，乃至奉献自己一生热血和生命的，是张伯苓。张伯苓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先锋楷模。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教育事业，而他追求的，不是个人升官、发财或者扬名，而是真切希望这个国家更富裕、更强大，是在用实际行动让“少年强”。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