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诗蕾

我的老家在长江中游一条静缓的支流旁，离洞庭湖近。傍着江河湖泊长大的人，或许都有对洪水的记忆。我小时对洪水的懵懂恐惧，来自1996年、1998年的两场洪水。我的姑爷爷是渔民，自己家离江和堤坝几十米远。汛期的晚上，爸爸和周边叔叔们整晚都要在堤坝防洪，我在家里天台看的时候，望着夜里堤坝隔十几米一个帐篷、一串灯，是电灯泡在帐篷里闪烁。

汛期来临之前，小孩们疯跑、去堤上玩，等灾情严重到直升机降落至附近高中操场转运物资时，我们一群小孩跟着大人们乌泱乌泱地跑去看，有时人群里一声“倒垸啦”，我们又跟着街上的人们乌泱乌泱地跑回去。我的童年回忆里总有一种超出我能理解的平静和广阔，我想是由土地和江流带来的，土地的沉默不在于寂静，而在于它广袤得能吞下一切喧腾。

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夏天，我因为工作分别到安徽桐城、湖南宁乡、山东寿光采访，这三场洪水对应着厄尔尼诺及暴雨、山洪山体滑坡、黄河洪峰过境的成因。在这些地方，我总会在一天结束之前，重新惊异于这里土地和天空的平静，尤其在黃昏时候，霞光灿烂得无情。

而那些灾难，总是在每一年夏天被换了口音和地点重复讲述：宅基地上的自建房如何花去半生积蓄，农田对应的几组数字如何具体影响全家生活，洪水中遇难的亲人生前如何辛劳而良善。在城市生活，人们也许会忘记自然的凶险，而农村依然以袒露的土壤保留着人与自然的和融，恩典始终与危险相伴。2017年宁乡山洪，我随《财新》记者从镇上搭摩的拐进一个很偏僻的山村。在被山泥灌穿的楼屋前，失去妻女的男人接受采访，没有眼泪，神情木然，问什么答什么，不说时沉默。那样的沉默不可能忘，而在这样的灾难中，他们总是沉默者。

关于怎么报道鄱阳湖，我和同事孟依依也讨论了几轮。尤其是自2009年开启建闸讨论以来，鄱阳湖成了各方舆论交锋的漩涡，相关报道已经非常多。我们请教了前辈刘伊曼，她告诉我们一句话：鄱阳湖不只是鄱阳湖，它的问题是整个长江的问题，关系着大半个中国。

我们想，在复杂现实面前，就是需要各方参与、不断讨论、形成共识。而作为媒体，我们也在努力完成这样的部分，我们这期报道只是提供关于鄱阳湖的另一种视角，有关总是失语的湖区人们、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

在2020年夏天和2021年春天，孟依依两次到鄱阳县，看到洪水过后仍浸泡在浑浊泥水中的村子，以及颗粒无收后的农民。今年我们再次见到农民余大哥，他说：“上次见还是因为洪水噻。”他非常有精气神，我总觉得那是土地给他的生命力。

在长江大保护的背景下，2020年长江开启十年禁渔，渔民数归零。在鄱阳湖，张丁元成了其中一个零，在洞庭湖，我的姑爷爷也成了其中一个零。今年10月再去庐山落星墩，我见到6年前采访的渔民张丁元时，他不再有自己的船，不再打鱼，甚至宁愿买鱼都不愿钓鱼。我们当然能够理解，在整个渔业资源遭破坏和长江大保护的前提下，长江十年禁渔的出发点和合理性，但是落到个体身上，如果一个渔民不再打鱼，那他是谁呢？

江西原副省长胡振鹏是鄱阳湖建闸争议中的焦点人物。多年前，我听过性格温厚的前辈对他的描述，“他自己就是个学水利出身的。”但如果看不清人，可以再走近一点。我和孟依依采访胡振鹏的9个小时，也是了解他的过程。我们在主稿之外，也展示了与他的对话。除了江西对鄱阳湖的定位等内容，也是希望能呈现一个人对自然的理念怎样形成，是如何受到他成长环境和求学经历的影响。

走哪一条路都会有代价，无论是为生态而限制工业，还是为发展而忽视生态，无论主动与否，我们所有人都会承受这个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