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的梁晓声觉得自己“似乎也可以‘躺平了”。

百万字的《人世间》之后，他又写了三部长篇。待写完手上的《父父子子》，他的“梁记面食店”准备关张。对家庭，他觉得“肩上几乎没担子了”。父母和家庭、保护和帮助过他的好人和贵人，都一一写进了书中。那些文字几乎是忏悔式地袒露了他的人生，不经修饰，毫无避忌。这在中国作家的作品里非常少见。

“用文字的方式祭奠是最长久的祭奠，写在书中的感激是至诚之感激。”他这么认为，也这么做了。

在《我相信》节目中，梁晓声写了两封信，一封是《致少年的我》（之一），如今的“老了的我”向“年轻的我”告解；第二封信写给出版行业的编辑们，因为“中国以后的文学跟他们的关系比较紧密”。

那么，文学还需要使命感吗？

梁晓声坚定地回答：“要。”

以下是梁晓声的讲述：

文学的责任：关照“沉默的群体”

今日之作家，我的一些同行们，不知什么原因，一谈到文学责任的时候，突然觉得害羞，觉得是一件很窘的事情。在我这里，责任、义务和热忱，都不是使我害羞的事情。我非常坦然地承认我在《人世间》的创作过程中，是有这种类似责任的想法的。

我观察过，中国作家是这样一个群体：如果来自乡村，当自己成为作家，落脚在城市里的时候，他还是回望乡村，以贾平凹和路遥为代表；还有一类像王安忆、王小鹰，她们来自上海，成为作家后，再回望的话，也是她们那个知识分子阶层的。

但是我不一样，我即使成为了作家，我的家庭成员还都是工人，所以你想不关注他们都不可能。写作《人世间》的那个时期，关于城市题材，尤其是工人阶层的长篇不多，我觉得自己有了一些准备。这样判断之后，觉得我应该来做这件事。

对我来说，作家在写作时本身就该有一个文学关照，就是那个“沉默的群体”，比如下岗工人。另外的阶层都在分享改革成果的时候，下岗工人们承担着改革过程的压力。这也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香港电影发过一个特别不同的奖项，而且是终身奖，表彰一个30年端茶倒水的女同志，为成龙那些明星在片场做后勤服务。因为这一点，你突然感觉到这个社会向前进了一小步，你也突然感觉到这个社会还有我爱它的一种理由。

贫困，难道是羞愧的事吗？

我为什么要给少年时期的自己写一封信？实际上我经常和自己对话。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已经意识到自己哪种缺点是不妥的，把它坦率地讲出来，是克服缺点最好的方式。我自创了一个名词，叫作自白性文体。可能是受过卢梭的影响。我会跳开来，一个“我”看另一个“我”。

我教过的学生，大多数都会把自己的家庭背景掩去、遮挡住，觉得那是隐私。如果他的原生家庭非常贫困或者来自偏远的地方，只要生活上过得去，他一般不会向自己的同学或者老师剖白这一点。

这难道是一件羞愧的事吗？你在面对写作的时候怎么办？避开了跟你关系最密切、最真切的那部分生活，肯定写不出好的作品。

我给学生出了诸多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叫作“雨”，是专为有些对写作发怵的学生准备的。有一个女生就选了这一篇，开头表现出极大的愤怒：这算什么大学生作文题！拿我們当三四年级小孩吗？我讨厌“雨”这个字，我看到这个字就想骂人！

她是菜农家的女儿，高考备考那年遇上大旱，父亲没有着落的时候花钱从镇上雇了洒水车。洒水车来了之后，天上乌云密布，顷刻间下起了大雨。父亲站在菜地里仰天长叹。她不理解，问母亲：“不就是雇了一次水车200元吗？”母亲说：“你知道这200元是怎么来的吗？你父亲要装一车的豆角茄子拉到集上，全部卖掉也仅得100元。”母亲说完又很后悔，因为这个底是不能告诉女儿的，马上又说：“但是你放心，你上学的钱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第一次在学生中看到一篇真情流露的作文。这很珍贵。我说要给高分，给了99分。

“执拗”地书写现实主义

我是工人家庭的儿子，文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少年时候，我非常像保尔，虽然身材小，但我爱打架。如果不是在“文革”前读了那些文学书籍的话，我很可能成为另一种人。仅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读书有多重要。

我想尝试着能不能影响别人。只要在那一刹那，使他的心里面动一下。

我为什么要写一封给编辑们的信呢？我就觉得中国以后的文学跟他们的关系比较紧密，否则他们只会编那些宫斗的、玄幻的、穿越的。

我接触过一些影视公司，里面有权力拍板的人是没什么文学情怀的，但是他们搞宫斗戏乐此不疲。他们下面的年轻人也根本不看纯文学，题材都是从网络上选。

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执拗的想法，拿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看能不能和这种状态抗衡一下。通过《人世间》的努力，我们发现还是达成了这种愿望，可能以后这样的作品就会多一些。

“小声点，叔叔在午休”

我到目前依然觉得“文学即人学”这个理念是适合我的。既然曾经有一些文学人物影响了我，我希望也能影响其他的读者。

我觉得作家应该是敏感的动物。不是对什么作品能获奖的那种敏感，不是他从受众中捕捉到商业风向的那种敏感，而是他对生活中一些现象的敏感。

比如说我接下来准备要写的一篇是《午休的父亲》。我的小区在提升改造。在北京最热的时候，劳动者是穿不了工作服的，基本上是赤裸着上身。到午休的时候他就在楼梯之间那块平地上铺一张纸盒板，枕着一块泡沫，给老婆和女儿打电话，先跟老婆说话，然后让老婆把手机给女儿，同时还没忘了补一句，“不要视频啊。”你看这个父亲他的那份心细。不要视频，因为他不忍让女儿看到他那个样子。

我们楼里的孩子上楼梯蹦蹦跳跳的，家长会说小声点，叔叔在午休。孩子会说，他怎么不到有空调的屋里去啊。我听到这些话，就不由得想：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他，是我们的同类，都在一个叫中国的国度里。至少我们会心生祝福他们的愿望。我记下来，发表出来，给别人看的时候，别人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也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小声点。这就足够了。

哪怕影响一两个人，都是作家应该感到欣慰的。

你赞同吗？亲爱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