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玲

图/郭立亮

困在沉重躯壳里的自由灵魂

2021年8月，接受《十三邀》节目采访后不久，锺叔河大病了一场。

这次大病，是38年前留下的老病灶复发。1983年，他有过一次梗塞性脑出血。那次，他躲过一劫，在医院抢救治疗了十多天，又进疗养院八个月，头脑、身体都无大碍。不久，锺叔河被任命为岳麓书社总编辑，几年间风风火火，在湖南乃至全国文化出版界搅起风云。

这回病发却没有那么幸运，左边身体失去行动力，虽然手脚尚有知觉，语言、吞咽都变得困难，味觉也变得迟钝。热的、辣的，稍刺激一点的东西入口，就会咳个不停。

读过锺叔河散文的人都知道：他爱美食。在他笔下，湖南本地的平民美食，黄鸭叫、热油饼、被茶油炸成金黄色的发肉，令人馋得口水滴答。如今食物已失去滋味，但他每顿饭都努力吃下去，因为“我知道要维持生命，我是当任务来完成的”。

上午是他做治疗康复的时段。通常，他会一边让按摩师做按摩，一边和出版社编辑、访客们谈事。

下午则是他的工作时段。离年底不到一个月，他给自己排满了任务，多部书稿的修改、编辑已到收尾阶段：除了岳麓书社正在付印的10卷本《锺叔河文集》，还有一部个人书信集、一部题记集、一本书话集和一部散文选。2023年，他还计划完成一部个人自传、一部思想访谈录，“如果时间还允许”。

妻子和往日故交大多已去了另一个世界。两位和他同龄、同样超长待机的文化界同行——成都诗人流沙河、北京三联书店老出版人沈昌文——分别于2019年、2021年离世。这更让他在心态上做好准备随时和这个世界告别，不留一丝眷念。

但是，一旦坐下来和他交流，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充满活力与热度的灵魂——他头脑敏锐、目光如炬，古文、旧体诗信手拈来，对外部世界的动荡投注目力与思考：远及伦敦新入主唐宁街10号的印裔英相苏纳克、俄乌战况、伊斯兰世界涌动的新迹象，近至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精神处境……

采访拍照间隙，他见缝插针地和出版社编辑反复敲定出版合同的细节和书稿里修改的字句。细心的访客发现：在他那张插满了各号各色笔的专用书桌上，摆着一个计算器。“没人能糊弄得了钟嗲嗲。”一位出版界后辈笑着说。“嗲嗲”是湖南方言，是对祖父辈长者的亲昵称呼。

“钟嗲嗲嘛，已经成精了。”岳麓书社的85后编辑李郑龙私底下打趣道。他回忆自己研究生毕业、初入出版界时，怀着见偶像的心情跟社里领导登门拜访这位行业前辈，顺带请教一些经验。正聊着，老人家突然甩给他一句很精怪、让领导有点面子上挂不住的个人职业发展建议。

“我当时愣住了，再想了一下——老爷子够直接，也够厉害！”在体制内磨砺得久了，他时不时会想起老前辈说的话，然后把它默默放在心底。

“老爷子到现在都不过时，思想非常前卫，该坚持的，始终坚持。”李郑龙赞叹道，“有个性，有理想，有雄才，说到做到。在出版界的前辈大家中，我是特别佩服他的。”

“一出牢房就走向世界”

每一日，锺叔河都在功能护理床、靠背椅、书桌间的方寸之地辗转劳作。岁月和病痛困住了这位91岁老人的身体，却没能困住他的灵魂——无论谈及历史、文化、人类文明演进或是当下的社会话题，他的目光、心态始终是面向世界的、现代的。

正如五十年前的监狱，也没能困住他的思想。“一出牢房就走向世界”是与锺叔河相交大半个世纪的好友朱正对他的评价。

1979年3月16日这一天，已获平反的锺叔河离开位于茶陵洣江茶场的湖南第三劳改管理队。九年未见的二女儿锺亭亭特意来接他回家。离开之前，他穿着一身深色的夹棉衣裤，站在劳教犯人的“教育堂”前，抬头挺胸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留念。

在监狱里接受劳改时，锺叔河说自己一直想搞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己和这么多人没有犯错，却会经历这么多磨难？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后来想明白——是我们的国家出问题了，答案要从历史里找。”

1980年代，锺叔河和妻子朱纯 图/受访者提供

这一年，他虚岁49岁，即将“知天命”。在朱正的推荐下，他再次摇起笔杆子，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

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四处搜罗清人出国史料，着手准备一套有关百年前近代中国人是如何“走向”世界的书。当年冬天，他和同事一起跑到了北京。经一位图书馆馆员建议，在天寒地冻中，他们每日跑到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去摘录一部国人目击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手稿，即毕业于晚清同文馆、奉清廷之命前往法国的张德彝在1871年寫的《三述奇》。

在他所搜寻、整理的这些四散各处的日记、杂诗、游记中，记录人有清政府派出的外交使节如郭嵩焘、曾纪泽，有考察外国国情的高官大臣如载泽、戴鸿慈，有流亡海外的政治活动家、旅行家如梁启超、康有为、王韬等等。这些第一手信息展示了他们到达西方后，是如何“开眼界”，从接触轮船、火车、机械，到认识理解西方的政教、文化、社会、经济制度，包括各阶层的习俗风貌。

1980年8月，该丛书的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出版，之后保持着平均一个月一种的出版进度，到1986年出齐第一辑，共36种，总印数超过70万册。这就是1980年代引起巨大反响的“走向世界丛书”。

锺叔河几乎完全以一己之力推出了这套丛书，从校对、注释、发稿到付印，都是他一个人做。作为新入出版业的编辑，他从零开始学习编辑的基本功，包括图书开本的选择、版式的安排、题目和正文字体字号的确定、校样修改的程序、各种校对符号的用法……

那还是铅字印刷、手工排字的时代，为了赶出版进度和保证印刷体例不出错，他常常跑到印刷厂车间当“监工”，站在一旁盯着排字工人排版。“有一回是快到春节了，工人师傅被他一直抓着干活，没法下班回家过年，窝着一肚子火，很不高兴。但他不管，继续盯着。”与锺叔河合作已有十年的岳麓书社编辑李缅燕笑着说：为安抚工人，他唯一的办法是多买几包香烟当“孝敬”。

在这套丛书的每种或相关的几种书前，锺叔河都会用笔名撰写一篇长长的思想学术叙论。这后来被视作这套1980年代著名丛书最具特色的部分。其中有数篇或被转载或首发在代表着中国史学研究最高学术水准的《历史研究》，以及1980年代以思想活跃著称的《读书》杂志上。

1980年代初正值拨乱反正、国门再次开启，中国人面对着“第二次走向世界”的重大课题。在这个当口，这套述评百年前中国人如何走向世界的丛书，回应了中国社会面对现实和历史议题的巨大焦灼，因而立刻在文化、思想、学术界引发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

李一氓对这套书极为重视，到处向人推荐。当时，他是中顾委常委，担任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和总顾问。他称赞该丛书是“近年出版界一巨大业绩”，鍾叔河同志“目光远大、孜孜不倦”，并写信给他说该丛书“可以传之万世”。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读后一时心情激动到难以入睡，干脆半夜起来给锺叔河写信。

1982年，锺叔河接到一则来自北京的通知，召他赴京到京西宾馆参加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议。当时，受邀与会的只有两家地方出版社，另一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一氓特别交代：“如果锺叔河本人不能来，其他人就不用来了。”

钱锺书先生手录自己过往旧诗一首，题赠锺叔河

而锺叔河为“走向世界丛书”撰写的一系列叙论，也引起了文化学术界以清高自守著称的钱锺书的关注。这位常常把访客挡在家门外的孤介学者主动请《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牵线，邀锺叔河来京时上门相见一谈。1982年，锺叔河到钱家拜访后，钱锺书又主动提出愿为“走向世界”作序，后来还就清人笔记中的英译名、翻译尺度等细节给出不少建议。

此后，锺叔河与钱、杨夫妇保持了数十年的通信往来。

在李一氓、钱锺书、李普等人的鼓励和催促下，锺叔河把自己研究“走向世界”诸人的成果撰写成书：《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该书于1984年出版，由钱锺书作序。1989年，他又把为“走向世界丛书”所写叙论辑为《从东方走向西方》，共四十多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一氓作序。

在为《走向世界》写的序言里，钱锺书以一贯的幽默，用“门”“窗”来比喻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更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

冷幽默之外，他也忍不住语重心长指出：中国“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国”。“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无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

锺叔河是如此解释他和钱锺书、杨绛、周作人、张中行等清介之士的相交，他们都因书结缘，继而成为相隔遥远的知音。“人与人相知，并不在乎形迹。尤其是文字之交，鼎尝一脔，即已知味。”

他曾请张中行先生为他写一幅字，内容为梁任公选取宋词所集的一副对联——“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

张中行认为自己与锺叔河都是“书呆子一路”。“我的体会，他不是为己身做打算，有什么牢骚，而是有悲天悯人之怀。”他说锺叔河修的是大乘，自己修的是小乘。“我之所求罗汉果，他则一贯修菩萨行。”

“我出书，就从来没有挨过批评”

1980年初“走向世界丛书”一鸣惊人后，锺叔河在中国出版界做了诸多开风气之先的大事——其中最为曲折艰难的，是出版新编曾国藩家书和重印周作人著作。

1983年，他凭借李一氓的赏识以及参与国务院古籍整理课题组的便利，力推新编《曾国藩全集》进入国家规划并组织实施。这样，刚成立的岳麓书社得以名正言顺地出版这位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晚清第一名臣”的著作史料。

面对为何要为“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出全集的诘责，锺叔河表现得十分心平气和。“评价曾国藩是一回事，提供完整的资料又是一回事。我只说，要肯定他，要批评他，都得看他的书；不看他的书，讲的很多话就没有根据，甚至缺乏常识。”

进入1990年代，有关曾国藩的研究、论说逐渐“出圈”，从学术界扩散到广大的大众文化领域，曾氏的政治、军事、为官、修身、学术思想等都成为人们孜孜不倦津津乐道的话题，直至今日，仍是热门的出版题材。而锺叔河在1980年初所做的史料编纂，正是这股持续数十年的出版热潮的开局之举。

推动“争议人物”周作人著作的重新出版，更是耗费锺叔河数十年才以滴水穿石之力达成心愿的一项漫长工程。

来锺家拜访的人会留意到大门上挂有一块朱色仿竹门牌，上面刻了一枝竹叶和锺宅雅号——“念楼”。“念楼”两个字，是锺叔河专门从周作人手书中选出，请浙江桐乡的一位竹刻名家手作而成。

他和周作人有一段因书结缘的过往。早在孩童时代，锺叔河就从兄长们留在家中的旧课本里读到并喜欢上周作人的散文。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后，在打零工之外有了更多自由的读书时间，于是在长沙城里的各种旧书店出没，并刻意搜求周作人各种零散的作品集和回忆录。

1963年，他从上海一家出版社那里辗转得知周作人在八道湾的通讯地址后，郑重地从小店买来红色格纹的材料纸，给处于生命暗淡岁月的周氏去信，以一个读者的热忱表达了自己对其文和思想价值的认识、理解，以及对他个人处境的一份同情。周作人很快给他复信，并寄来自己的若干著作，应他请求，还特意赠他手书诗句。

鍾叔河和患难之交，左一为锺，中为朱正。图/受访者提供

在新文化运动诸人中，锺叔河说“是周作人启蒙了我”。在他看来，周作人作品的重要价值不仅在文学之美，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思想价值和启蒙意义。“首先是诚实，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全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十分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以及，他对弱者——女性、儿童——的一份温情和尊重，还有那毫不逊色于其兄鲁迅的、对旧文化顽疾的清醒洞察和批判。

也因着这份理解，锺叔河坚信周作人其人其文的价值会得到恰如其分的重估。

1986年，他把周作人散见各处的谈书的文章辑成一册，出版了《知堂书话》。1987年，又出版了《知堂序跋》。《知堂书话》是大陆自1949年后出版的第一部为周作人署上作者之名的书。第二年1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刊出了一则岳麓书社重印周作人文集的广告，以“人归人，文归文”开头，并附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书单。

这一举动立刻引发轩然大波。主管部门一位负责人说锺叔河“偏爱汉奸，大出周作人”，呼吁有关部门出手阻止。一些文化界人士也在报章上口诛笔伐，有文坛名家把矛头直指岳麓社和锺叔河，在某报上两次撰文，痛斥周是“汉奸白脸”，说为他出书登广告“令人惊心”，并把岳麓社此前出版曾国藩全集之事也一并提起，斥之“以人民的鲜血染红头上的顶子”。

1988年，《光明日报》就《知堂书话》和对周作人的文化态度展开多期讨论，历史学家黎澍等都参与撰文、发声，提出重估“温和的意义”，以及“温和主义也是一种宽容主义”的观点。

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后来回忆：当时锺叔河向他咨询对出版某些前人作品的意见时，他“狠狠地给他泼过一阵冷水”，因为他内心仍留有对过往风暴的恐惧。他赞叹锺叔河的勇气和眼光，说“胆小鬼永远难成气候，世界就是靠有胆识者的推动而前进的”。

我好奇地追问锺叔河：有人当面给他“提醒”——让他“适可而止”，为何他还有勇气去做并且做成了这些很难的事？

锺叔河说之所以能做成一些别人看来“很难很难的事”，当然是自己有决心，决心一定要做成，即使要冒风险；但有时也是因着一些特殊机缘，譬如在关键时间争取到了身居要职、又真正内行的文化官员的支持，“《曾国藩全集》是因为李一氓的支持，而周作人是因为得到了胡乔木的首肯。”

1990年代初，正当他为周作人出书计划遇阻而犯愁，上海新闻界老将、散文家黄裳告诉他一个消息：胡乔木不久前到上海和他相见，期间对锺叔河主编的《知堂书话》颇为赞许，说湖南人书出得真不错。之后，他从钱锺书那儿又得知一则旧事：当年胡乔木在清华读书期间，十分爱读周作人的文章。

在黄裳建议下，锺叔河把自己的新作《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编印的《知堂文化论集》、《周作人文类编》寄给胡乔木，附信一封，表达自己想重印周氏作品的愿望。

此后不久，湖南省拿到了出版周作人著作的批文，该批文还特别点名锺叔河，说他作为一名认真负责的编辑，可以由他来编辑周作人著作，但先不必出全集，先出抗战前和解放后的文章。

在他主持岳麓书社后，这家诞生不久的地方古籍出版社很快就有了较高的知名度。1988年，他却意外地从总编辑岗位上被罢免下来。

“以锺老的个性、做派，当时的确得罪了不少人。”熟知湖南出版界往事的长沙本地人士周峰（化名）评价说。

时隔33年后，锺叔河笑着回忆自己当年如何以一个颇为刁钻的玩笑——“已经拿了休书，就不可能和你睡觉”，回绝了出版社的挽留。“下岗”第二天，他回到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以离休身份继续他的出版和著述事业——一边和外省多家出版社合作，继续推动胸中的几个出版计划，一边则有了更多自由和时间开始自己的写作。

“今天来看，这当然是我社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损失。”李郑龙说，“但是，锺老确实为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他当时定下的几个图书大类到今天都还在为社里稳定赚钱。”

回顾自己1980年代出任岳麓书社总编辑的经历，锺叔河颇为自豪于两点：“一是为社赚了钱的，一是出书从来没有挨过批评。”在打开社会影响力之外，从经济账再到今日所说的“政治账”，他都是过关的。

岳麓书社刚成立之际，湖南省出版局曾主动提出每年拨款4万元以扶持这家新单位，锺叔河拒绝了，“我说我不要钱，只要你们给空间，让我放开手脚来做事，我还可以每年交利润。”

“那是1980年代初，4万当时可是一笔很大的款子。”周峰感慨，“他确实是有魄力的人。”

在他眼中，锺叔河是一个复杂丰富的多面体：一方面内心极其清高孤傲，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另一方面他身上有商人的精明世故，以及读书人身上少见的混街头的智慧，“所以他能做成事，成大事。”

一个最经典的段子就是19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去街道拉板车，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民国版D·H·劳伦斯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最后他“连蒙带哄”从别人手里买到了。1980年代，他把该书交给朱正拿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结果书出来闯了祸，好几位当事人因此挨批、被处分。

复盘这一往事，锺叔河说朱正犯了策略性错误——“他不听我的。我让他不要印这么多，搞内部发行，搞预售，每本定价不是5块，是50块，再把买书的标准定得很高：一是必须开介绍信，二是司局级以上和有高级职称的才有资格买。这样，有资格买的人都会抢着来买，就把书给出了，钱也赚到了，对不对？”

“我来做就不会有问题，要讲究方法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世界公认文学名著。”老爷子带着一丝狡黠和胜利的神情，顺带“打击”一下老朋友：“朱正他是不会这么想、也不会这么做的。”

鍾叔河五十岁赠朱正诗。图/受访者提供

一对异姓兄弟

今年91岁的朱正是锺叔河相交大半个世纪的共过患难的知己。两人生日仅差3天。“我们在观点、思想上都是完全一致的。”锺叔河说。

两人如今年事已高、出行不便，一年也见不上几回面。2021年锺叔河一场大病后，九旬高龄的朱正在儿子的陪同下，特意到念楼来看望老友两回，最近一回则给他带来了自己在香港出版的新书，而锺叔河当晚赋诗一首回赠老友。两人相见甚欢。

熟悉他俩的人说，这是湖南文化出版界的双子星，一对最有意思的“异姓兄弟”：同样生于1931，靠自学成才，同样历经磨难、大器晚成，都在出版、文化、学术思想上有所建树，都享高寿，并且都老而弥坚、壮心不已。

他们中一个推崇鲁迅，出版过多部关于鲁迅的研究专著，文风严谨；一个欣赏周作人，是周作人著作整理、出版的主要推动者，文字自带知堂老人的平淡冲和以及看透世事的“涩味”。

朱正认为：周作人一生的不幸，在于娶了个日本太太。而锺叔河坦言自己不喜欢鲁迅，给出的理由也有很多条，“但是，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不仅在当时没有人达到他的水平，就是现在达到的也不多——这个必须承认的。”

王平和锺叔河是同住一栋楼的邻居，1990年代曾参与创办湖南的读书杂志《书屋》，和朱、锺二人都有长久的交往。他认为这一对异姓兄弟之间有很多有趣的同和不同。

“他们两人内心都是极高傲的人，对自己内心坚守的东西都是毫不妥协，甚至到了一根筋的地步。但在具体处理的方面，就有很大的区别了。朱正是从外到里都是方方正正的，而锺叔河则对外表现得更周圆一些，姿态也更谦卑一些。

“他们能从那个时代熬过来，成为文化人中的优秀者，是有一些共通的东西：一是他们的执着和锲而不舍，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真正做到了‘痴心不改'，而且始终保持着那么高的兴趣。此外，他们都是真正有天赋的人，尤其是在认知上的天赋。”

因为个性、做派不同，老朋友几十年里彼此也经常有点小看法。锺叔河说：朱正对他一个“不原谅”是嫌他交往的朋友太杂，“我不像他，我是什么朋友都交的。”

另一个“不原谅”是——朱正认为他不该把精力浪费在“俗务”上。

本世纪初，锺叔河把原本指导外孙女们读古文的内容结集为《学其短》出版，后又扩充为《念楼学短》。这是一本体现锺叔河风格的《古文观止》，所选古文短小精悍，文体丰富，涉及古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白话文翻译的“念楼读”，还有别具锺氏特色的评说——“念楼曰”，绵里藏针、点到为止，凝结着一位老者的老辣智慧和对世事的洞察，

杨绛先生为之写序，称赞该书“选题好，翻译的白话好，注释好，批语好”。自2010年出版以来，《念楼学短》销量已达20万册，成为古文启蒙读物里的畅销书。

但朱正很不以为然，“这些事是其他人可以去做的，为什么锺叔河要做这种事？”他认为老锺应该和他一样，去写一些真正严肃的、有思想和史料价值的东西。

“但是，我是在《念楼学短》里放进了我很多的‘私货'。而且，我的书能够让很多人读到，这样有什么不好呢？”锺叔河自我辩解说，随即流露出一点孩童般的小得意：家中雇保姆、护工的支出超出了他自己每个月一万五的退休金，全部来自《念楼学短》的版税，无需儿孙们孝敬分文，真正实现了个人的财务独立。

“赚钱不罪恶。”他补充道，“跟我办出版社一样，是要为社里赚钱的。赚了钱，才可能出我想出的书。如果老是不赚钱，出版社都办不下去。这个道理很简单嘛，你说是不是？”

“就是《三国演义》里讲魏延的那句话——脑后有反骨”

锺叔河说自己是因为寂寞、怀疑和无知而读书的，“老实说，读书是用心甚至伤心的事，带来的不一定都是快感，往往是伤感，甚至痛感。”

“人有所谓的‘和光同尘的道理，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始终是不能完全做到的。”

他生于1931年，父亲是清末科举“旧学”和“新学”交替时代的读书人，曾就读于维新思想重地湖南时务学堂并考取官费留学，后在政法学堂任教。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乡下度过懵懂的孩童时代。读中学时正是国共内战时期，他结交了一帮热爱文学的少男少女，大家都在中共地下党负责的刊物上投稿发表文章。长沙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他也投身其中，并在游行示威中挂了彩。

锺叔河夫妇年轻时与父母及家人的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1949年，从一位同伴那儿得知消息，还在读高二的锺叔河报考了新华社主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录取后直接进新成立的《新湖南报》，成为新社会培养的第一代新闻工作者。在报社，他遇到一位能力、才识和品格都很令他钦佩的社长，很快在工作中脱颖而出。

杨绛先生后来在小说《洗澡》中入骨三分地描绘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所经历的“改造”。在一轮又一轮“洗澡”中，这个爱读书思考、喜欢表达观点的青年很快就被卷入政治漩涡中。

1957年，在“革命群众”检举揭发下，他被划为“右派”， 同在报社工作的妻子朱纯也未能幸免。当时，整个《新湖南报》有四成记者编辑成了“右派”，锺叔河是“问题”特别严重者之一。

“后来，他们就给我‘定性'为一句话，就是《三国演义》里讲魏延的那句——脑后有反骨，不听话。”锺叔河回忆说。

这份《罪行》小册子他一直保存着，几十年里跟着他和家人颠沛流离，后来收进他在2010年出版的散文集《小西门集》里。

翻阅这份65年前的历史档案，我看到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对时代、社会、个人自由、政治……的一些非常朴素的见解，说不上多深刻，却闪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火花，以及大众中常常稀缺的常识和常理。即使在今天，这些观点也不过时，仍有价值。

锺叔河和妻子双双被开除公职，自谋生路，接受居委会“政治监督”。当时，他们三个孩子中最大的才三岁，而朱纯挺着大肚子马上要待产。为养家糊口，锺叔河什么工种都做过，从拉板车到木模工、化学工、电镀工、制图工。他自学画的机械制图精细、漂亮，在长沙本地甚至小有名气。朱纯后来也“修炼”成五级木模工。

在从“国家干部”跌落到底层游民的日子里，他一边打零工，一边用一家人从牙缝里省下的余钱搜罗各种旧书。朱正说：锺叔河读的大部分书，都是在1957年以后读的。

1970年10月，锺叔河突然被捕，这一次直接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10年，罪名是继续攻击“文革”。在看守所和死刑犯们一起关押了一年多，他被押往湖南第三劳改管教队——茶陵洣江茶场——接受劳改。

很多年后，锺叔河收到一封来自旧识的忏悔信，写信人吐露了自己当年是如何顶不住压力、为自保“过关”而不得不揭发他的一段过往。

在劳改队里，因为有文化，他被分配做技术活，在“劳动时间”之外还负责文书抄写，出黑板报。靠着一位青年工人的职工图书馆借书证，他又开始大量阅读。八年里，他一边劳改，一边通读了包括《清史稿》在内的《二十五史》和其他各种书。后来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清人出国考察笔记，也是从那时开始涉猎的。

锺叔河后来说：读史增加了他对历史的责任感和信心，让他相信“悲剧总有一天要结束”。

在看守所和劳改队，他见识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物——有为了一条裤子而上吊自杀的老农民，也有为过年能吃到油条包子而庆幸蹲牢房的少年，更多是让人心惊继而迅速漠然的死死生生。

在洣江茶场，锺叔河见到了被特殊关押的、已在生命最后时光的潘汉年。这位常年从事地下工作的老革命送给他仅有的两句话——“你还年轻”，“相信人民。”

王平回忆：“文革”结束后，有很多人到处诉苦，像祥林嫂。“但锺叔河是很痛快地认了。而且，他一再强调：既然我們吃过这么多苦，要紧的是当痛定思痛、推己及人，而不是整天在那里念着自己有多委屈多无辜，其他人有多对不住自己。”

“在最艰难的处境中、生存信念都成为问题时，锺叔河有一句名言：饭还是要吃，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是不会去死的，要活下去。”大半个世纪过去，他活过了形形色色的大人物小人物，也见证了世事的起落沉浮。

“你看，他都赢了。”王平说完，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

普通人的温情主义

在这位91岁长者身上，我一直试图寻找一个自己最为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他如何能够承受住时代的重负？在个体无法选择的历史处境下，又如何能做到胜过并造就时代？

在念楼，我打量着由大客厅改造的大书房，最显眼的是大量的书籍以及友人馈赠的字画。锺叔河的妻子朱纯、女儿、孙辈、曾孙们的照片框散放在书架各处。

第二次到念楼拜访时，正好碰上锺叔河的二女儿、小女婿和两个外孙女来看望他。大外孙女在深圳华为担任中层，另一个在天津当景观设计师。趁着出差的机会，她们绕道会聚长沙来看老外公。

外孙女们围坐在锺叔河四周，用湖南话和他咕咕唧唧地聊着。他叮嘱她们要休息好，一定要提高睡眠质量。在她们离开去赶高铁之前，又反复交代不要老给他快递东西。“晓得晓得。”她们应道，“寄东西前，会先打电话问你的。”

突然，他又想起一事——书房某个角落里有一叠他收集的某位学者考察地方风貌所撰资料，他让做景观设计师的外孙女带回去，用作工作上的参考。

锺叔河向《 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展示他在1960年代自制的细木工刨，解释欧式刨和中式刨的区别。图/郭立亮

里里外外，这都是一个和乐的、连接紧密的大家庭。

1979年3月，二女儿钟亭亭去茶陵省第三劳改队接父亲回家。此时，夫妻、父女之间已有九年未相见。

在漫长的九年里，是锺叔河坚持不让妻女来劳改队看望他。按劳改队对探监的规定，囚犯和家属分坐在一个大房间的两头，中间坐一位狱警全程监听他们谈话。更重要的是，除了他这样的思想犯，劳改队里还有强奸、抢劫、盗窃等形形色色的刑事犯。“我的小孩都是女孩子，我不想她们到这样的环境里来看我。”

1970年父亲被捕几个月后，钟亭亭就被动员到怀化农村插队。外婆送她上火车，分手时老人家忽然想起一件要紧事，一路小跑追上来叮嘱——“她跟我讲，你到了那里，一定要和当地老乡们说：你早就和你爸爸划清界限了，记住一定要这么说。”

钟亭亭继承了父母的达观、韧性和心气。插队时，她能吃苦、干活认真卖力，很受当地老乡们的喜爱。同她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知青，一个因回城无望郁郁寡欢，某天上山砍柴时，用一根绳子在树上吊死了自己；另一个为逃避辛苦的务农生活，托亲戚在当地找了个退伍军人匆匆嫁了。

因为表现好，每次上头要表彰先进，都会有钟亭亭的名字。到县里参加水利工程，她还当过“铁姑娘队”的队长。每次知青点有推荐上学或招工的名额，老乡们也总把她推选上去。但是，名字报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她心里清楚：还是因为父亲的“问题”。

因为“文革”，钟亭亭和姐妹们都没能接受完整的教育、早早下乡插队，锺叔河自己在劳改也没办法给她们教育，这是他对女儿们的一份遗憾。随着孙女们陆续出生、成长，他自己用心选取了一些古文指导她们阅读，这就是《念楼学短》一书的由来。如今，孙辈们都学有所长，成为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

1979年平反出狱后，锺叔河做的第一件事，是和妻子一道从内蒙古寻回了最小的女儿鲜鲜。

被打为“右派”后，夫妻俩在街道做零工，带着三个稍大一点的孩子谋生，实在没能力抚养刚出生的小女儿。后因一位姐姐的安排，夫妻俩决定把她送到内蒙古一家国家幼儿园，希望她在那里得到好一点的照顾。小女儿被送走前，锺叔河特意借来一台相机，给四姐妹拍了一张合照。

“小妹当时只有三岁，但她好像知道了什么，手里拽着块小饼干，眼泪汪汪的。”二姐钟亭亭回忆说。她说，小妹被带走时，父亲一路追着车跑，送了好远。

鲜鲜后来被内蒙古当地一对无儿女的农民夫妇收养。1979年，等锺叔河找到失散十六七年的女儿时，她已在当地早早地結婚成家。当时，农村户口异地调动非常困难。在一位当时已在北京工作的前报社领导的帮助下，小女儿一家最终得以解决户口问题，回到长沙。

至此，一道刻在锺叔河和妻子心头十余年的伤口得以愈合——这个因时代而被迫离散的家庭得以重新团聚。

锺叔河的四个女儿。图/受访者提供

在洣江茶场劳改时，锺叔河很欣赏一位年轻狱友的多才多艺，他姓胡，在美术上很有天赋。两人平反出狱后，他一度很想把胡君从株洲调到长沙，到出版社来搞装帧设计。但对方婉拒了他的好意，说自己因当右派、入狱，亏欠妻儿太多，不想为了求个人的发展而再牺牲和家人团聚的时光。

在怀抱才华的有志者常有时不我待之感的1980年代，锺叔河既为胡君感到惋惜，同时也暗暗赞赏他这份对家人的深情和所做出的牺牲。“知识分子中，对温情主义批得太多，家庭骨肉之间把政治看得太重，现在则是把金钱看得太重，刻薄寡恩被视作正常。”他感慨道。

锺叔河一直说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恋爱、结婚、建立家庭、当父亲，“如果大家都单身了，人类就会完蛋。”对身边后辈的事业、生活、选择生活伴侣，他常常给出十分务实的人生建议。据我观察，他的这些建议因人而异，且男女有别。

锺叔河一直很喜欢巴金翻译的德国作家斯托姆的小说《蜂湖》，但他更喜欢另一个更早译本的中文书名——《茵梦湖》。

这是一个笼罩着淡淡忧伤的故事：莱因哈德和伊丽莎白是儿时的玩伴，二人之间有过朦朦胧胧但从未说出口的感情。后来，莱因哈德去外地求学。多年后再相逢，伊丽莎白已嫁为人妇。两人徘徊在少年时一起嬉戏的湖边，内心涌动着伤感、悔意和遗憾，但自始至终，他们都保持了克制。

锺叔河少年时代也有过一位很要好的异性伙伴，一位颇有才气的女作家，1950年代因为在湖南遭受不公正的批判，负气之下跑去新疆。再回长沙，锺叔河已为人夫为人父。两人此后一直保持着友谊。

锺叔河告诉我：王蒙的回忆录里也提到过这位在新疆搞创作的湖南女作家，说她“脑子像电动机，每分钟一千几百转”。

“她是我这辈子碰到的男女朋友中，最聪明的一个人。“他悠悠道来，“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此，她写出了人人都有过的感情，是我们没有表达或者表达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