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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格局演进与中美战略互动

2022-05-30金灿荣张轩明

学习与研究 2022年2期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金灿荣 张轩明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近年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演变。中美间战略互动呈现出新的特点,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发展,为转移国内矛盾肆意推责“甩锅”。美国打压中国恰恰反映了中国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事实。中国必须坚定自信,保持定力,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加速发展,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百年大变局;  国际格局;  中美战略互动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2)02-0031-05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大背景下,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所引发的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近年来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但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影响巨大。一方面,中国模式对疫情的成功应对,为中国赢得了广泛赞誉。中国不仅率先实现了复工复产,而且为全球抗疫提供了支援。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美国的冷战思维和保守思潮泛滥,对华敌视态度有所抬头,世界的不确定性愈加明显。与此同时,针对疫情溯源问题,中美之间出现新的博弈点。除此之外,自诩为“民主灯塔”的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界,频频炒作所谓的“人权问题”,并围绕台海局势,屡屡试探中国的底线,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的健康与稳定,不仅关乎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与国际关系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格局演变的催化剂。国际格局指的是一段时期以内,国家之间力量对比的结果。当前,疫情仍在全球持续,世界各国深受影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至今500余年的历史,以国家间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审视,可以看作是西方国家横霸世界的历史。而近几十年来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正在逐渐改变着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态势。新兴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就目前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演变,但新冠肺炎疫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东西方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态势。具体而言,病毒的全球大流行使得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受到威胁。病毒的蔓延不仅威胁了人类的健康安全,还导致社会治理成本增加。在防控疫情的背景下,由于较长一段时期采取暂停、封闭等措施,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那些对疫情应对较差的国家,将会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承受更多的经济负担。而那些成功应对疫情的国家,则会率先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与经营活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2020年的全球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世界几大经济体都因疫情而遭受严重损失。中国“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1成为全球成功控制疫情、较早恢复生产生活的大国,并使中国在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仍然实现了经济正增长。而作为拥有军事、科技、金融等多领域霸权的美国在疫情应对方面表现并不理想,至今在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上远超其他国家。2020年,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经济衰退。G20国家中,只有中国与土耳其在2020年实现了经济正增长。据世界银行预测,2021年欧美日等国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复苏,中国经济增幅会加大。不能否认的是,西方世界的整体实力与综合实力仍然优于东方,美国仍然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并掌握着多领域的世界霸权。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国际格局演变的催化剂,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国家间关系,对国际关系带来的是次生影响,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显影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都面临严峻考验。在疫情应对的结果上,美国充分暴露出其治理能力的不足与存在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进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取得显著成效”。2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3极大提振了中国人民的信心。客观上也为中国的发展道路赢得了更多的赞誉和支持。反观美国,截至2022年1月16日,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66570385人,死亡872937人,4其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均居世界首位,抗疫表现十分糟糕。

美国社会受疫情影响很大,需要进行内部治理。当前美国国内存在五大矛盾,即上下阶层(“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矛盾、左右两党(民主党与共和党)矛盾、种族(白种人与黑种人)矛盾、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全球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以种族矛盾为例,疫情激发了曾经被压制的种族主义情绪。2020年5月,由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使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在美国愈演愈烈。这些抗议活动,表面上看是由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而引发的,究其深层次逻辑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的,“是美国出现内部深层危机的体现”。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罔顾自身抗疫不力的事实和内部治理的缺陷,一味渲染“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坚持冷战思维,刮起了新一轮“麦卡锡主义”旋风,部分美国政客热炒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肆意转嫁矛盾,推责“甩锅”。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发展形势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四个维度,即新的国际格局、新的现代化模式、新的工业革命和新的全球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些方面的变化。从国际格局看,东升西降仍在持续,新兴国家快速发展,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从现代化模式看,中国成功应对疫情和经济快速发展,都彰顯了中国相对庞大和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和工业化体系的优越性。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建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工业化模式,打破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唯一性,对追赶型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示范作用和参考价值。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也将在国际上变得更具影响力。从新工业革命看,这次疫情倒逼人类社会在各领域的创新,客观上加速了新工业革命的到来。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力量,而中国则几乎错过了这三次工业革命,这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超越东方的根本原因。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有可能抓住机遇,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并且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可以确保长期稳定地对产生新工业革命的领域进行持续投入,中国极有可能在新工业革命的多个领域率先发力,抢占先机。从新的全球问题看,新全球问题是指人类面临的未曾有过的困难和挑战,包括诸如网络、虚拟经济、超级资本、人口膨胀等问题。新的全球问题所带来的影响跨越国界,无法由某个国家单独解决,而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共同努力。面对新的全球问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全球性的规则、制度或机制来进行全球治理。而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问题频出、内耗巨大,美国维持全球影响力的根基尚在,但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与意愿不足,全球治理赤字明显。新的全球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部分国家的努力不足以扭转局面,而个别国家的消极应对则有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贡献全球治理改革方案和智慧,必将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国际社会错误思潮暗流涌动

逆全球化浪潮加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客,主张和提倡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的全球化。在这一背景之下,各国产业高度联结、相互依存,促进了全球化。但也导致了西方国家追逐金融、科技与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造成了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对此,西方国家的蓝领工人十分不满,逆全球化浪潮早已暗流涌动。以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为标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全球化浪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人员与货品的流通客观上加剧了病毒的传播,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使一些国家出现产业链断裂困境,暴露了原有产业分工存在的重大风险。因此,逆全球化闹剧愈演愈烈。

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持续高涨。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不同的政治概念。极端民族主义常常与排外主义相互联系,而民粹主义则带有强烈的反精英的色彩。两者均带有“身份政治”的色彩,都有可能导致政治极端化。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逆全球化思潮与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互叠加、互为因果、相互呼应,产生了很大的泛滥效应。全球化下的自由贸易促进产业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也导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精英”与民众之间贫富差距扩大。极端民族主义者通过煽动“保护”本国经济安全来反对全球化。民粹主义者则指责本国的建制派与“精英”损害了本国民众的利益来反对全球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一些国家采取了封闭措施,致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遭受重创,导致全球化受阻,而产业链与供应链的中断给了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者以口实,更加强调本国产业“保护”的重要性,反向刺激逆全球化。可以预见,在相当长时间内,极端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情绪不会消退,可能还会更加活跃和膨胀。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迫在眉睫。冷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基本是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但在美国霸权逐渐走向衰落之际,美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能力均相对下降。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越来越强调美国自身和其盟友的利益,越来越不具有包容性。因此,世界需要新兴国家来填补全球治理的“和平、发展、治理及信任”赤字。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

后疫情时代的中美战略博弈

中美关系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的健康与稳定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整体来看,中国始终重视对美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美关系始终占据中国外交极为重要的位置。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和加强。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政府将“与中国的大国竞争”确定为“对美首要威胁”。由于美方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战略误判,导致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与多重挑战。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在各自的对外战略中互视对方为最重要的一环,但两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秉持和平发展的方针,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秉持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界,全方位施压,试图遏制中国发展。在美国霸权逻辑下,中短期来看中美关系不乐观,长期来看中美关系也不可能“脱钩”。目前而言,中美博弈将有如下四个特点。

美国联合其盟友组建“小多边”机制制衡中国。拜登政府在外交上,重新强化其盟友体系,上任伊始便着手修复美日、美欧关系。一方面,美国通过与其盟友组建“小多边”机制,建立遏制中国的包围网。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继续深化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四方机制在美国提议、日本推进、印度和澳大利亚参与下,将四国现有的双边、三边对话机制进行整合,形成了现在以美日为推手的安全对话机制。2020年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军事演习以及2021年3月四国首脑举行首次线上峰会,标志着该对话机制正由多边的“隔空对话”转为多边的“安全协作”。虽然四方机制包含有军事合作的要素,但目前来看还不能够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四方机制能否最终达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参与程度。印度素有“不结盟”的外交传统,短期内印度不可能打破传统,与其他国家正式结成同盟关系。在传统“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框架之内,强化美英澳三边军事合作,组建“澳英美联盟”(AUKUS)。近期“澳英美联盟”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正在打破东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从而招致了东南亚国家的反感。此外,从历史的经验看,建立“盟中之盟”并非明智选择,容易导致未加入新联盟的国家的不满,从而使得即存盟友体系弱化甚至瓦解。不过“澳英美联盟”仍处在雏形状态,未来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尚需跟踪观察。

中美之间出现“病毒溯源”等新的博弈点。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的本意应该是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服务本国发展。但当前美国党争激烈、政治生态恶化,极易出現用极端方式处理外交事务的情况。其逻辑是美国居高临下看中国,不承认中国的发展权利,不愿接受中国的发展。“病毒溯源”本是严肃的科学问题,然而随着疫情在美国持续,美国频繁上演“甩锅”闹剧。如美国为了转嫁其国内抗疫不力的责任,一些政客罔顾事实,漠视科学,将病毒起源问题政治化,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使得2020年的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建交以来的低谷。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行为虽然更易预测,但美国内部问题依然存在,拜登政府并未放弃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处理方式。根本原因是美国受冷战思维影响,不能客观、理性看待中国,不断对中国进行污名化、妖魔化宣传,这十分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

更加热衷于“民主”“人权”议题。美国以“美式民主”为民主的唯一标准,通过其国际舆论的话语霸权,肆意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人权”议题上,除热炒涉疆、涉港问题外,还将冬奥会等一系列议题政治化,为中美的沟通与合作炮制新的鸿沟。相较而言,美国民主党更热衷于“民主”“人权”等议题,在民主党执政的背景下,类似议题仍会被热炒。

经贸议题将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目前而言,美国并未减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甚至有所增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就有将制造业回流或将供应链转移至东南亚、印度等地区和国家的行动。目前看来,这些行动并不成功。随着世界各国疫情的持续,全球的供应链与产业链问题仍得不到有效改善。在疫情肆虐和经济下滑的背景下,202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不降反增,中美双边贸易额增幅超过8%,达到了5800多亿美元。1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并未随着中美关系的震荡而大起大落,这是中美之间经济结构互补的结果,客观上有利于缓和紧张的中美关系。此外,美日等国起初设想供应链可以转移到东南亚、印度,但现在看来很不容易。美日等国所提倡的供应链转移实际并不成功,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仍然在逆势加强。

总之,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受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两方面的影响。国际体系层面上,中国的力量增长引起了美国的战略焦虑与战略猜忌,美国由此出台了一系列对华遏制政策,目的是维护美国的霸权体系。国内政治层面上,当前美国党争十分激烈,政治极端化非常严重。特朗普在美国仍然拥有大量支持者,拜登政府尚未解决好前政府的遗留问题。拜登政府为了选举需要,为了转嫁国内矛盾,还会继续渲染中美制度差异,制造“民主”“人权”等议题,挑起中美摩擦。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强中弱的格局不会改变。美国的经济总量仍是世界第一,军事实力依旧保持领先地位,这是中美硬实力方面的客观差距。对此,我们应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持战略定力,既要创造与争取更多的中美对话机会缓和紧张关系,又要做好长期斗争和合作的准备,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与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2

[参考文献]

[1]金灿荣.疫后世界瞻望:新图景、新趋势及影响评估[J].人民论坛,2020,(22).

(作者简介: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轩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 王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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