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莹

内容摘要：在西方流传已久的“黄祸论”，直到19世纪才为国人所晓。自鸦片战争（1840-1842）起，“黄祸”被屡次用以向中国发动战争的借口，如同幽灵般侵扰着惶惶国人。在“庚子事变”后，进步文人和政治家这一社会主流群体向外言辞猛烈地批驳“黄祸论”，希冀破除存在于黄白种族间的蔽障。而主流之外的晚清小说家群体，在面对深陷泥潭的国家时，选择将“黄祸论”寓于具有明显爱国指向的小说文本中，糅合国民意识与谬妄论说，向内唤醒国民的救国之灵魂，实现从异域幽灵到本土灵魂的转化性书写。

关键词：晚清小说 “黄祸论” 救国灵魂

“黄祸论”（Yellow Peril），一个西方自导自演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黄祸论”于19世纪末甚嚣尘上，“与进化论在中国近代个体的觉醒之维中绾结纠缠，催生了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民性问题，……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知识界的精神焦虑”[1]56。作为清末知识界的主角，文学大家和政治家在精神焦虑中以客观事实为据撰写了颇多论辩文章，或严词批驳种族主义，或表露对黄种国民的忧思，如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办刊宗旨”一文，章太炎的《正仇满论》，以及周锡瑞的《义和团起源》等。与此同时，具有高度使命感的晚清小说家也拿起利器参与到这一时代进程中，将“黄祸论”熔铸进通俗直白的小说，使“黄祸论”与“国民性”联结成一个反应链，质言之，“黄祸论”被晚清小说家们当作唤醒民众国家民族意识的触发点。

于是，本文的关怀对象指向书写了“黄祸论”的清末小说文本，具体以“庚子事变”后十年的四部小说作品为例：《新聊斋·唐生》（1903年）、《自由结婚》（1903年）、《黄绣球》（1905年）和《新纪元》（1908年）。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此类小说的政治性要远高于文学性。对于这个问题需扩展至整个晚清小说来看待，梁启超曾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3]24，而天僇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一文中则更加直白地指出：“夫欲救亡图存，非仅恃一二才士所能为也，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莫小说若？”[4]4。在此意义上，小说被晚清文人当作一种救亡图存的工具。于是，那些文学价值的确还值得商榷的晚清小说也就具有了政治意义上的不可替代性。

一.“黄祸”：晚清小说文本的构成因素

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正值和欧美各国假借“黄祸论”之手瓜分中国的热潮期，这四位晚清小说家或正或反地选择间接书写“黄祸”，使其成为小说文本的构成因素，自然地将这一由来已久的西方种族主义普及至普通民众，唤起他们的爱国灵魂，从而实现转暗为明，发挥“黄祸”之于中国改革的良用。

（一）亦正亦反的“黄祸”人物

张肇桐的《自由结婚》和汤颐锁的《黄绣球》中均塑造了具有“黄祸”内涵的人物，只不过形象大相径庭。张肇桐设计了一个分崩离析、受异族把控的国家“爱国”。然而，满是奴隶的“爱国”中却出现了一个正面人物——立志拯救本族的少年“黄祸”。黄祸是抗击外国压制的英雄黄将军的后代，成功继承了父亲反抗外族侵占的观念，平生最痛恨的便是那些异族侵略者和异族（满族）政府，尤其是本族中甘愿做异族奴隶的卑躬屈膝之人。黄祸总是愤怒地责骂那些本族奴隶们“不管国耻大仇，只顾贪恋富贵功名，做奴做隶”[5]39。因此，他认为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便是说动本族人摆脱奴隶身份，团结成一块硬石，运动政府，运动外族。他志愿为本族复兴付出一切，在爱国独立之日到来前绝不婚嫁。张肇桐似乎想用少年“黄祸”来道明黄种人的真实形象，并反击西方所构建关于黄种人的可怖形象。

与《自由结婚》中的少年“黄祸”形象相反，《黄绣球》中的“黄祸”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小人，善于结交官役，惯于挟制于人……其中，最可憎的行为在于最终极力摧毁黄氏夫妻两人所建立的维新事业……这些充满贬低和消极意味的词语正是“黄祸论”中对中国人形象的歪曲想象和非存在。此外，汤颐锁还安排了一个驳斥“黄祸论”的人物——黄绣球。自由村之女黄绣球梦到白家人罗兰夫人交与她一本内容关于地理科学书籍。黄绣球的丈夫黄理达解梦时说：“当今地球上的人，共分为五种……这五种是通行之称，其实不过是黄白两种为大族。凡外国人，如英、法……各国，都是白种，像我们村上的人，都是黄种。”[6]11村中的妇女“秀秋”受到白村自由开放的刺激，从改名字“绣球”为起点，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如兴建学堂、解放妇女等。黄绣球聪明善良，热衷于学习新知新识，从未有过侵占白村的想法，但也不愿被外村人欺侮……这一角色完全是对“黄祸论”的反抗。黄绣球和黄祸作为回应“黄祸论”的一反一正，突出表现了黄种人的真正本质：热爱和平自由，正直善良，从未抱有侵略他国的企图。

张肇桐和汤颐锁采取贵今薄古的书写策略，采用极度恶魔化黄种人的“黄祸论”，刷新全体国人对天朝上国的认知，迫切告知国人必须逃离虚幻的象牙塔，急需面对当今西方對中国的各种栽赃，进而激发民众的爱国救国的精神。

（二）跨越种族的爱情和“科学”故事

狄楚卿在《新聊斋·唐生》中描绘了一出发生在黄色人种的男主人公唐生和白色人种的女主人公漪娘之间的爱情悲剧。生于中国的唐生随从商的父亲去往美国旧金山，与父亲同样从商的美国人漪娘是青梅竹马，两人两小无猜，情意愈笃。可是，他们却忘记其中一人身在新世界，而另一人根系旧帝国。不久之后，八国联军侵华，美国报纸都在嘲笑支那者战败。唐生虽自五岁起便长于美国，但爱国之念非常深重。面对渐强的讥讪舆论之势，他不愿在祖国忧患之际与侵旅民族之人谈情说爱。文中借唐生之口，如此评论道：“以卿高贵之种族而下嫁于我，异日者，同行则漫语频闻……”[7]20于是，唐生决绝离开漪娘，放弃个人私欲。这场跨种族的爱情最后以悲剧收场，漪娘自杀，唐生按照漪娘遗愿继承其生前物品，并将金钱以漪娘的名义捐赠给旧金山华人所立小学。唐生和漪娘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已是必然。首先，它是“黄祸论”的表现之一，即白种人坚决反对与低等人种通婚，以防白色人种的优秀基因被玷污。此故事发生在“黄祸论”甚嚣尘上的“庚子国变”之时，华人在美国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排挤，“彼国人日见轻侮，由此恨之日切，向时旧友，亦均不与之交往……”[8]20在小说末了，作者平等阁主人有言，唐生之故事曾刊载于旧金山某华文报中，与《新聊斋·唐生》所写大致相差无几。可见，作者描写这样的跨种族之恋是有据可依的，借凄美的爱情题材讲“黄祸论”更易流传、被大众理解。

另一部作品《新纪元》是当时并不多见的“科学小说”。作者碧荷馆主人将故事的发生时间设定为百年后的1999年，那时的中国早已改革发展起来，国力强大，因此“各国都个个惧怕中国的强盛，都说是黄祸必然不远，彼此商议，要筹划一个抵制黄祸的法子”[9]1。这一段描写正是晚清时期，西方白种人自认为中国的强盛势必对白人掀起一场灭种之灾，因而抢先一步联手侵略中国，发动了数次保护白种、抵挡黄祸的“正义之战”。在小说中的世界大战里，中国并非无事生非，而是接到受白种钳制的同种匈王的请求后才开始西征之路。此外，中国现实中的惨淡景象也为这类未来小说的构思创造了一个中国将重新立于世界的机会，只不过最后白种人主动求和签订条约很明显的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一种换汤不换药的翻版。当然，不能简单地将上述两者的性质归为同类，因为晚清国人畅想的未来中国的觉醒是一种“以和平为底色的醒狮”[10]32，而非西方各国在晚清时期对中国实行的那种充斥着殖民主义色彩的非人道侵占。其实，这也昭示着西方谎言——“黄祸论”终将破产。

不论是将“黄祸论”融入进人物的制作中，还是巧妙地用爱情和“科学”故事进行诠释，都意味着它在晚清小说的笔下得到了创造性的生发和不同于白种人的解释。在此，代表着西方极端种族主义的“黄祸论”和指向民族主义的晚清小说有机地结合起来，益于国人吸收理解，团结民族意志，共同击退外族侵略。

二.唤醒救国灵魂为指向

近代文人对于“黄祸论”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与自我认同感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苏醒联系在一起。包围北京公使馆的义和团运动发生之后，“黄祸论”的矛头直指中国，自此，中国人的品性被完全赋予了暴力和野蛮。中国近代小说“以其富有时代性的特征参与了这一过程，其功能性定位决定着阅读期待指向了民族-国家的建构，所谓‘黄祸被赋予了不同于西方的认识价值。”[11]30晚清“黄祸”小说将痛伤中国人之心的“黄祸论”带入小说的世界，以蕴含反面理论的通俗故事唤醒普通民众阶层爱国救国灵魂。

汤颐锁和狄楚卿是改良派人士，积极参与小说改良政治的运动。《黄绣球》中自由村以黄绣球和黄理达为首，逐渐实行变革图强。在这一过程中，小人黄祸总是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也正是由于这种破坏力量的存在，促使黄绣球的改良事业愈加前进和辉煌。黄绣球的胜利也意味着黄祸的失败，这种处理充分体现了作者汤颐锁的目的，即激发国民“商旧培新”的变革热情，使中国实现崛起振兴、独立自治。《新聊斋·唐生》作者狄楚卿除了叙述了一出爱情悲剧，还另在文末评论中将檀香山作例，批判朝野上下崇洋媚外的可耻表现，以及京师歌妓得一西人临幸便龙门之价都不如的普遍认识。狄楚卿尖锐地指出无法挽回的绝种后果，即“夫檀香山、纽丝纶士人之亡于白种也……呜呼！推辞以往，不及十年，檀香山、纽丝纶之现象必见于我邦矣。”[12]21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息息相关，覆巢无完卵，欧美等国高举“黄祸”之旗帜和“正义”之口号大肆侵略中国领土，作为处于风雨飘摇中国的一部分，华人又怎能实现完全脱身，作者希冀民众意识到民族国家应是放在首位的普遍情感。

张肇桐当时在日本留学时撰写了《自由结婚》，名为爱情小说，实为资产阶级改革小说。因此，作者对洋人的抨击是以反抗清朝的封建制度为基础的。他借少年黄祸之口痛斥异族清廷是盗贼建立的，全然不顾国家生存，尽向洋人献谄媚之相，而且那些清廷官员心甘情愿地将“我们的地做个礼物，今天割一块，明天割一块，报我们的人，做个牺牲，今天杀一个，明天杀一个……”[13]89最后连洋人小孩都敢直言唾骂中国国人。这不正是晚清中国被各国瓜分的真实写照吗？张肇桐将中国复兴寄予每个民众身上，以小带大，便可发起全部“爱国”人抵抗外族人的改革运动，即文中所说：“做一点算一点，积壤成山，……国里爱国的人便可放胆做去，不至有所顾忌”[14]83。“科学小说”《新纪元》则孕育了碧荷馆主人，甚至是整个晚清知识界的对未来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在晚清时期，“中国乌托邦思想者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苦难深重之时，反而愈发积极地探索通向人类普遍幸福的道路”[15]13，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乌托邦想象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指向以重构种族等级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16]13。《新纪元》在对未来中国的想象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且试图在小说文本世界中重建世界的种族秩序。在那时的秩序中，黄种不再是“灾祸”的象征，而是和平的代名词。

总而言之，汤颐锁笔下的自由民主的独立自治村或许就是近代文人的共同理想，拯救陷入危难之中的中国成为文人的共识。因此，近代小说家们便拿起自己的武器，创造性地书写“黄祸论”这一中国人的心病，凝聚所有中国人的力量，以反抗外国殖民，恢复独立。

“近现代西方人在谈论‘黄祸的时候，无不把公元4、5世纪的匈奴人西迁和13至15世纪蒙古人西侵的历史作为口实，煽起西方人的恐惧。”[17]4这些历史被一些西方政治家利用，成为鼓动西方人团结起来殖民中国的借口。从鸦片战争开始，在“黄祸论”的影响下，欧美各国乃至作为恐惧对象的日本开始对中国发动多次名为“正义”的侵略战争，正所谓“四邻交逼，不能李国”“瓜分豆剖，见露机牙”[18]25。中国因为西方这一系列的侵略殖民行为，被迫加入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开始了血腥惨烈的近代化变革之路。

诞生于事变频仍之际的近代小说便不再拘泥于娱乐身心一隅，而是转向政治功能，承担起改良中国的重任。当旨在政治性的晚清小说和栽赃中国的“黄祸”相碰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有机融合。如同汤颐锁、狄楚卿等一样抱有民族大义的小说家们化“黄祸论”这个不散的异域幽灵为文本中关键的构成因素，充分挖掘出“黄祸”一说对中国广大民众的激发作用，唤醒他们深层次中救国灵魂和民族意识，最终希望中华大地摆脱异邦的挟制，实现独立自治，即小说中的人物名字复华——复兴中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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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