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航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权败退偏居于台湾，从地域和政治上形成了两岸对峙的局面，而新诗则从时间逻辑上进入第四个十年时期。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剧烈的变革动荡，曾对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如此分期才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即以1949年为时间分界线，新诗开始切割成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空间格局。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大陆新诗是一个板块，台湾、香港、澳门的新诗是另一个板块，这两个板块由于政治环境和地理位置的不同，主流的诗歌风格和审美趣味迥异，从而形成了各自鲜明的诗歌发展态势。本卷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所选篇目力争能够真实呈现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诗歌面貌。

在呈现与考察这一时段的诗歌之前，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即在时间分段上，本卷是以1949年1月为起点（而非1949年10月1日），至1956年为终点（考虑到1956年大陆正式提出“双百方针”使诗歌一度繁荣;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切断了这一历史脉络，使新诗明显进入了下一个时期）。所以，但从物理时间上看，是不足十年的，但是考虑到大的历史逻辑与走势，在规划各卷时限的时候，只好权且这样处理了。

此一阶段的诗歌大体上承继了“五四”以來的新诗传统，但在大陆是偏向于左翼与解放区的诗歌传统;台湾则更多继承了三四十年代现代派的诗歌流脉。从写作主体方面看，大陆诗人众多，背景日渐雄厚，自然成为这时期最有力的发声者;而港台诗人是在边缘处的“递补”角色，为当代汉诗的完整性描边添色。在承续传统方面，大陆更多的是传承民间歌谣，兼有少许古典诗歌的养分;台湾则是接过了新诗原有的气脉，同时在师承古典传统、吸收外来诗歌营养方面持续进行着尝试。这一体量上的“偏正结构”，有时会奇怪地混以质量上的倒置。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汉语新诗和当代中国诗歌的足迹，何者为正统，谁为偏师，似乎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大陆方面，很多之前即己成名的诗人在这个时期仍旧活跃，加之新人的不断涌现，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具有鲜明时代印记、至今仍令人耳熟能详的诗歌名篇。像臧克家的《有的人》、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艾青的《在智利的海岬上》、何其芳的《回答》、公刘的《西盟的早晨》、闻捷的《吐鲁番情歌》、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回延安》《放声歌唱》、饶阶巴桑的《母亲》、流沙河的《草木篇》-绝大多数诗作是直接书写大时代主题的，其中蕴含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历史的大事、大势和群众的现实生活，都在诗歌中得以密集的反映。

早在新政权成立之前，国共双方的交战己处最后关头，“解放全中国”己成为众多革命诗人豪情迸发的喷口。从“长江水，浪滚滚，/南方人民请我快南征，/毛主席批准，/朱、彭总下令，/四海欢呼千山万水腾”，到“山欢腾，海欢腾，/人山人海大欢腾，/南南北北人民都解放，/人民的江山从此归人民”（柯仲平：《拔掉敌人最后一条根>），如此直白的表达，成为彼时革命诗人最具代表性的诗情流露。与此交错同行的，还有对革命历史予以咏叹的大量诗作。新中国成立之际，以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和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最见时代感和代表性，新中国给无数写作者带来了无限瞳憬和歌唱的激情，使诗人的时代赞歌成为1949年及之后几年的主旋律，既歌颂“英雄”“国旗”“伟大的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间”，又赞颂“舵手”毛主席，这类诗歌一时呈井喷之势。需要指出的是，在此特殊历史时期，诗人的颂歌往往贯注了真情，而并非矫揉造作。一年后，因抗美援朝以及与苏联结盟，大陆诗歌由是又增添了新元素。怒斥“美国帝国主义”和歌颂“志愿军战士”“中朝友谊”“中苏友谊”的诗歌一时蔚为大观，严辰的《滚出去，美国侵略者》、冯至的《给美国帝国主义者》《走进苏联的国界》、李季的《我们来到了莫斯科》、邹荻帆的《莫斯科的灯火》、鲁煤的《中朝人民的战歌》、高兰的《红旗飘扬在鸭绿江上》、刘岚山的《路哨上的姑娘》、罗盛教的《无题》、胡昭的《播种及其他》、徐迟的《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颂》，等等，成为有代表性的篇什。综观这类诗歌，尽管在艺术形式上并不追求新异，但毕竟也还有着大时代的朴素与真率之美。

几与抗美援朝同步，接下来就是土地改革和推行合作化之路，又配合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三反”“五反”运动。这些作为社会变革进程中的重大举措，在诗歌中也有反映：白夜的《王业俊互助组》、刘志平的《又省祖国一笔钱》、吕剑的《一个姑娘走在田边大道上》等即为其中的代表性作品。与此相应的是全民掀起建设热潮，诗歌也以特有的形式加入其中。如田间的《祖国颂》中所写：“全国是这样欢腾，/决心要走一条路，/要建设社会主义，/使劳动更有价值。”这正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邵燕祥的《我们爱我们的土地》也是如此。阮章竞在《祖国的早晨》中不仅回顾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传递建设新国家的热情，还把新政权1954年颁布第一个宪法也写入诗中：“旧的城市迅速地再改装换样，/新的城市在摇篮里、在诞生中、在怀孕着……”“庄严美丽的第一个宪法，/它擎上历史的路标，指向着光明的前程。/人民，透过今天早晨的阳光，/看见了明天——更光明的祖国的早晨。”这类诗歌除了饱满的热情和鼓舞作用之外，还往往蕴含了一种革命者的历史意识。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反映新道德和新风尚的诗歌，它们与建设新中国的主题彼此呼应，形成合唱，比如王亚平的《春云离婚》、穆仁的《我愿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严阵的《老张的手》、莎蕻的《紫竹河上可爱的姑娘》，等等。

本时期的诗歌，还反映了多民族的大合唱。不仅涌现了饶阶巴桑、巴·布林贝赫、黎·穆里特夫等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也有如郭沫若、顾工、公刘、梁上泉等新老诗人写出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佳作。尤其是一些以民间故事为框架写成的长篇叙事诗，读来颇为感人，继承了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传统，在诗体建设上也有某些新的尝试，比如韦其麟的《百鸟衣》、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公刘的《望夫云》、包玉堂的《虹》，等等。除了民间叙事诗的兴盛之外，革命叙事诗往往融民间歌谣和说唱的艺术形式、民间传说和革命故事于一体，符合当时普通大众的欣赏趣味，而能够成为诗坛的一大亮点，比如张志民的《王九诉苦》、阮章竞的《漳河水》、李季的《报信姑娘》、魏巍的《好夫妻歌》、艾青的《藏枪记》，等等。与革命叙事诗相应的是政治抒情诗，这一诗体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影响颇大、风格独特的形式，成为新中国当代诗歌的一类标志而为诗坛所瞩目。郭小川和贺敬之即为其中的代表，其实还应包括艾青、田间，甚至是郭沫若，他们在这一时期都留下了同一类型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之后，加快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际交往，因此反映这类国际交往题材的作品也较多。除了与朝鲜、苏联关系密切而留下大量诗作之外，也偶有其他题材的作品，如艾青的《维也纳》《给希克梅特》《在智利的海岬上》、冯至的《歌德、席勒銅像》、李瑛的《埃及，中国的眼睛看着你》、唐祈的《献给埃及的诗》等都属此类。这类诗作多选择赞美、讴歌、同情、鼓舞的主题，也有冷眼批判，体现了时代政治场域中鲜明的阶级立场性。穆旦1949年留学美国，他一反现代诗的写作常态，写出了批评态度明显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一可耻的债》等一类诗作。这与冯至、七月派、九叶派等诗人群落在建国后诗风的突变，颇见相似之处。

不过，在这个时间段中，大陆诗人的创作也并非完全紧随“时代”足音，也有稍具个性、追求诗美创造的作品产出。尽管这类诗歌并非主流，甚至有被遮蔽的可能，但其少许和稚嫩的“异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新中国初期诗歌尚有多元存在的状况。像胡风的《小草对阳光这样说》、绿原的《航海》、鲁藜的《希望》、艾青的《礁石》、闻捷的《吐鲁番情歌》、郭沫若的《玛娜娜》、穆旦的《妖女的歌》、邵燕祥的《地球对着火星说》、冈夫的《一朵玫瑰花》、流沙河的《草木篇》、昌耀的《鹰·雪·牧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现代新诗传统的续存。有意思的是，它们是在1956年正式提出“双百方针”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只是这一诗潮没能维持多久，在次年的“反右”运动中，很多诗人因此而蒙受打击，甚至失去了写作自由。

相对而言，1949年到1956年间的台港澳诗歌在特殊环境下得到了发展。一批来自大陆的诗人，在现代新诗传统的感召和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启示下，用充满活力的创造，反拨了其同样面对的政治意识形态，开启了一场规模不大，但却很有实绩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创建和利用很多诗歌刊物，将这一运动推向了一个可观的规模和境地。《自立晚报·新诗》（1951）、《诗志》（1952）、《现代诗》（1953）、《公论报·蓝星》（1954）、《创世纪诗刊》（1954）等，都发表了大量风格迥异的诗歌作品，直至1953年初纪弦发起“现代诗运动”，台湾现代诗创作己蔚为壮观。港澳这一时期的诗歌也相类似。如果说这一时期大陆诗歌表现的是外在公共领域、时代共名的话，那么以台湾为代表的诗歌则多表现个体生命感受、内心情感世界，同时也对现实发出质疑与批评。

仿佛是在汉语巨大的本体之外，又长出了一个敏感的器官，这一奇特的格局使得汉语诗歌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机缘，能够得以在促狭的空间里续接上了中国久远的诗歌传统，并且以现代新诗在大陆的断然截肢，嫁接到了一个体外的分岔之上，于是结出了意想不到的果实。这也算是新诗史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总的来说，因考虑到大陆历史与诗歌的主体性建构的问题，本卷在诗歌作品的选录上仍坚持大陆为主、港台为辅的原则。一卷诗歌史，会让我们看到中国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新中国成立和开始建设、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互助组合作社、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亲苏反美……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历史的见证;诗歌中的战争、战士、歌颂、仇恨、建设、新风、运动、斗争……留给后世的又岂止是历史的周折和变迁，而是更多类似福柯式的那种富有历史感与多样性的“历史编纂学”的效果。如今再读，所有文本的意义都会有奇特的延伸和“溢出”效应。

由上看来，这一时期的诗歌如果按中国大陆、台港澳分别来选录的话，极有可能各成体系而彰显其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出于地缘政治与百年汉语新诗历史整体性的原因，我们又不能将其生硬地割裂开来，只好将其一锅烩。看起来这是一种无奈，文本间会有明显的疏离或分裂感，但另一方面，它又显示出一种奇特的统一性，能够互为镜子，使其通过异质性的镜像，更照见其自身。

选录这一时期的诗歌，难免有遗珠之憾，除了选择上的犹疑、篇幅的限制，还有台港方面第一手史料的匮乏，都使编者力有不逮之感。尽管如此，我们仍祈愿本卷能给中国新诗的一段历史描下一个大致的轨迹与轮廓。

本栏责任编辑田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