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学老师叫陈友清，是民办老师。

陈老师很随和，课下常常像个小孩一样与我们一起打闹玩耍，因此我们都不怕陈老师。上课时，教室里总是吵吵闹闹的，陈老师的喉咙就会“嗨”的一声，以提示我们听课，但总有些同学在课堂上不喜欢听课。陈老师没有办法了，把声音提高八度，用手指的关节“咚咚”地敲击着黑板说：“别吵啦，下面讲的这个题目会考到的。”果然引起了一部分同学的注意，教室里相对安静了很多。

陈老师也很少发脾气。碰到讲小话、开小差的同学，他不直接批评。在你调皮捣蛋兴头正浓的时候，他用力地在喉咙里“嗨”几声，然后板着脸盯着你，一直盯着你，盯到你不好意思起来。有时某个同学睡意正浓，或低头开小差，他的“嗨”声也不管用，陈老师就用一短节粉笔头冷不丁地向睡觉的同学和开小差的同学掷去。粉笔飞起，空中一条漂亮、弯曲的抛物线划过，不偏不倚，粉笔头刚好落在瞌睡同学或低头开小差同学的头上……其他同学见状大笑。那些睡意正浓和开小差的学生在同学们的大笑声中惊醒过来，一脸茫然地看着陈老师，不知发生了什么。见此情景，全班同学更是哄堂大笑，让打瞌睡与开小差的同学羞愧得红了脸。

陈老师擦黑板时，有时一下子找不到黑板刷，为了节省时间，不耽误学生们上课，陈老师用自己长长的衣袖在黑板上用力地“横扫”过去。黑板很快就被陈老师的衣袖抹得干干净净，学生们再一次哄堂大笑，陈老师也跟着我们大笑。那件旧的银灰色中山装，常常沾满了粉笔灰尘。

九岁时，我成了留守儿童。一个冬天的下午，煮饭过滤米汤时我不小心烫伤了右脚趾，疼得不能穿袜子，但我还是忍着疼痛、瘸着腿上学。陈老师下课时看到我歪在课桌上，关切地问我：“你怎么不去和同学们玩？平时你最喜欢热闹的呀。”

“王茹华的右脚被烫伤了！”一个同学说。

“哦，让我看看。”陈老师轻轻地把我的套鞋脱下来。当看到我的脚趾露出一大块鲜红鲜红的肉并在溃烂时，陈老师非常心痛。他握着我被冻得冰冷的脚，心疼得掉了眼泪。

陈老师马上为我找来消炎药、碘酒，轻轻地涂抹伤口并包扎好，又为我找来袜子穿好。当时学校距离我家里大约有十里左右的路程。陈老师每天用单车接送我上下学，每天为我换药，直到我的脚痊愈。

年少的我特别叛逆。家里人不要我做的事情我偏偏要去做。比如外婆的一把红色油纸伞，外婆一直珍藏在她的箱子里，没有谁拿出来过。我偏偏不信这个邪，就要拿出来用。

一个下雨天，我把外婆的红油纸伞偷拿出来，兴冲冲地打着去上学。红色油纸伞很漂亮，上面缀了几朵淡白色的梅花，几只漂亮的蝴蝶在上面飞翔。油纸伞散发着好闻的清清的桐油味。要知道，当时能打得起一把油纸伞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事情。我看到同学们瞥在油纸伞上的全是羡慕与嫉妒的目光。

可是上一个厕所的工夫，油纸伞竟然不见了。我大哭起来。这可是外婆的嫁妆！我哭得撕心裂肺，上课也没有心思听课。

陈老师知道后，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红色油纸伞交给我：“别哭啦。这也是一把红油纸伞，只是花不同，拿回去吧。你外婆就不会责怪你啦。”

陈老师撑开红油纸伞，立刻，一股桐油的清香味扑鼻而来。好漂亮的油纸伞，比外婆的伞更漂亮！一长片浅浅的、细碎的米色映山红，像一片熊熊燃烧的火焰围在伞的周围，伞把上还吊了一根红缨子。我破涕为笑，立刻喜欢上了这把红色油纸伞。

原来陈老师把老婆的嫁妆——一把红色油纸伞偷拿出来给了我。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师是一个很怕老婆的人，为这把油纸伞，夫妻打了多回架。我因此后悔了很久。

陈老师有空就喜欢与我们待在一起。与学生们待在一起，陈老师常常忘记了自己是老师，与学生们说话也是口无遮拦的。我们笑陈老师是“气管炎”。陈老师笑着告诉我们，他老婆年龄比他小很多，因家庭条件不好，娶不起老婆，只能事事让着她啦。久而久之，他老婆就变得非常强势。见我们嘲笑他，陈老师只好自嘲地为自己解围：“我一生只让两种人：一种是自己的老婆。让老婆并不丢人，对吧？让老婆又不是让别人！第二种是学生。让着自己的学生就是让着自己的孩子呀。”

“那在老婆与学生之间有矛盾，陈老师先让谁呀？”调皮的我们又抛出一个让陈老师更难回答的问题。“嘿嘿，”陈老师习惯性摸了摸头，不好意思地一笑，“这个嘛，自然是学生啦。”

“你不怕老婆骂你？”我们继续追问。陈老师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怕什么怕？孩子们年龄小，自然要多宽容、理解。这是个原则性问题，我任何人都不怕，更别说老婆！”陈老师的话让正在嬉戏的我们立刻静止下来，都敬重地望向陈老师。

陈老师课余与我们嘻嘻哈哈，但一回到教室回到讲台，陈老师像一位回到战场上的将军，浑身是劲，眉飞色舞地与我们讲解、讨论数学。

尽管如此，我的数学成绩却不怎么好，分数总是在及格线上下徘徊。陈老师不止一次找我谈话：“茹华，你不能偏科。尽管你文科成绩很好，但数学不好，对你的升学还是有影响的呀。”

“我笨嘛。数、理、化，我就是学不会！”

“如果你笨，你的文科成绩为什么那么拔尖？数理化不像文科，死记就行。你必须得掌握一些方法，课堂上弄懂、课后消化。”陈老师耐心给我讲学数理化的重要性。

进到初三时，我的数学成绩还是没有长进。陈老师急了。他又一次找我谈话：“你一定得把数学赶上来。否则别人以为我陈友清没有教好你。从明天起，我每天来为你补数学。”

我想，陈老师只不过是嘴巴说说而已，他哪来的时间为我补课呀。陈老师家里不是有几分田土要种，还有两个孩子要带吗？

第二天下午放学回家，当我吃完晚饭在外面玩得正欢时，母亲突然喊我：“茹妹子，快点回家。陈老师来为你补数学啦！”当我快步回到家，陈老师正笑眯眯地坐在堂屋里的椅子上等我，膝盖上放着一本数学书。我闻到了陈老师银灰色中山装上面粉笔灰的香味。

母亲骂我說：“陈老师对你这样好，你数学成绩还赶不上，你真的对陈老师不住！”

“嘿嘿，不是谁对不住谁，主要是为了孩子将来有个好的前途。不能像我一样，老歪在这里做一个民办老师。”

就这样，陈老师一直为我补了将近半年的数学。中考，数学一百分的试卷，我考了八十五分。分数虽然不是很高，但是我进初中以来数学成绩最好的一次。要知道，当年考高中，数学在八十分以上的只有十个同学。

为了给我补课，陈老师耽误了很多农活。为此，本来紧张的夫妻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后来，我考取了大学，参加了工作，距离陈老师越来越远，得到陈老师的消息也越来越少。后来得到陈老师的消息，是从一个家乡人的口中无意中获得的。朋友告诉我，陈老师已经退休，还是住在那个很偏僻的小山村里。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幕阜山脚下，交通落后、消息闭塞。一天里只有早上有一班车通往幕阜山。陈老师接到去县城参加公办教师编制招考的消息时已经是当天下午五点多。为了不耽误第二天参加考试，陈老师下午五点多从南江镇出发，步行42公里，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硬是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多终于赶到县城参加了考试。

颇感欣慰的是，陈老师终于解决了编制，成为公办老师。

责任编辑：黄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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