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木子 徐玉婷

“新农人”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城市的农业从业人员。

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忙碌着这样一群“新农人”：他们正值青春韶华，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放弃繁华现代的城市，回到偏远落后的乡野;他们有才华、有志气，用心血和汗水书写着别样青春，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4年前，25岁的海归硕士丁旦回到家乡，成为“新农人”群体中的一员。

很久以前，

我就知道我要回来

从2017年10月回到高安，这已经是丁旦回归农村的第四个年头了。

“我教育他，送他出国，就是希望他能够走出这里。”在母亲王秀萍的规划里，送儿子去英国留学是为了他今后“坐在高端的写字楼里”。

没想到，儿子在获得硕士学位即将归国时，却向她抛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想法——“我要回家搞农业。”

不出所料，家里所有人都投了反对票。

“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我是百分之百不希望他回来。”王秀萍动员了丁旦身边许多人，试图让丁旦打消这个念头。丁旦的表弟因与丁旦同龄，成了劝说丁旦的先锋军，“外面的世界不好吗？我可是想尽了办法都想出去。你在国外读了书，学历这么高，结果跑回來种田。”

丁旦在调试无人机

王秀萍策划的“口舌”攻势效果显然不如人意。多次协商后，母子俩各退一步，想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两全其美的办法。在返乡前，丁旦要先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城市中任意选择一个，进入一家大企业历练。

丁旦做出让步，动身去了上海。但对于丁旦来说，他从来就不曾想过离开家乡。“高考志愿填市场营销，就是奔着回家来的，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回来。”

在丁旦身上，有着一种传统的家庭责任感。童年的经历、与父母的关系，让他感觉到自己对这个家来说极其重要。

1992年，丁旦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的一个小镇上。父亲在镇上教书，母亲在路边摆摊卖冰棒，家中收入并不高。在乡亲们眼中，丁旦从小就懂事，放学后蹬着三轮车给王秀萍送货，不时还在一旁帮着吆喝，“大伯”“大妈”叫得熟练亲热。直到2007年，父母拿出家中多年的积蓄开始创办公司，家境渐渐富裕了起来。

从童年时在路边贩卖冰棒，到长大后在公司售卖粮油，丁旦一路跟随着父母的脚步。“你会觉得，你在这个家里面，有些事情需要你去做。”

2017年10月，在上海“高端的写字楼”里工作两年后，丁旦先斩后奏，向就职的传媒公司递交了辞呈。

我还不接地气？

我都快接到土里面去了

“你从大城市回来，会不会不接地气？”

“我还不接地气？我都快接到土里面去了。” 丁旦笑道。

这段对话发生在丁旦回来不久后，和一位高安市领导之间。

经过两三个星期的争执，王秀萍最终妥协，但要求儿子从最底层做起，到种植基地去。公司是王秀萍和丈夫丁奋勇十多年来从荒山上一点一点奋斗起来的，她希望儿子明白企业来之不易。

想着终于要下田了，丁旦兴致勃勃地去买了一双插秧靴。对丁旦来说，从小在高安长大，从“海归”到“新农人”的身份转变似乎没有那么难。当然，无论在哪里工作，困难都是不可避免的。

进行土地流转时，农户们固有的传统观念让工作难以推进。出于对“大公司”的不信任感，有些村民集体起哄，说丁旦“想拿着土地去套项目”。丁旦只能挨家挨户地劝说。

一公里外意外死了蜜蜂的养蜂人拿着药瓶来找丁旦理论，水稻田刚刚洒完农药，喷洒的是“阿维菌素”——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农用或兽用杀菌、杀虫、杀螨剂。这种农药对家养蜜蜂有毒害作用，可一公里外竟然也有影响？卖药的店家和附近农户都认为“离谱”，但丁旦还是决定赔给养蜂人13000元。

吃一堑，长一智。之后，每到打农药的日子，丁旦会贴心地给村民们发短信，还派人拿着大喇叭在村里流动广播，“明天打药，不管是鸡鸭还是蜜蜂，大家都注意一下。”

一年又一年，凭借年轻人与生俱来的“单纯”、从小具有的“嘴甜”以及踏实，这个在种植基地“老老实实种田的小胖”，逐渐获得村民的认同与喜爱。

向“智慧农业”方向发展

2007年，王秀萍和丈夫丁奋勇创办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从最初的榨油厂，到后来转型做米厂，到现在的粮油公司，夫妻俩一步一个脚印将公司慢慢做大。

在丁旦回乡之前，父亲丁奋勇已经摸索着建立了种植基地，雇人进行土地流转并种植。丁旦回乡负责种植基地后，他接过了土地流转的工作，招聘了众多懂管理、懂销售的技术型人才，推出了“田管家”模式。

起初的“田管家”工资保底固定，结果积极性提不起来。迫于压力，他把保底制调整为分红制。每个种植基地在年底进行独立核算，除去每月发放的可以保证基本生活开销的保底工资外，“田管家”还可分得基地年收成的60%。

公司招聘的“田管家”多来自基地附近的村庄，在对有丰富种植经验的农户进行培训后，土地种植效率大大提高。

丁旦在田边和“田管家”交谈

和父亲丁奋勇相比，丁旦自认为没有那么高的冒险精神。第一年他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观察与熟悉环境。到了第二年，丁旦才和一同回乡的几个年轻人组建了团队，无人机、拖拉机、插秧机等一系列现代农业设备陆续走入基地。

“想把农业做好，纯靠人工是不行的。”将现代科学技术与农业种植相结合，从而实现无人化、自动化、智能化管理，丁旦有意将种植基地向“智慧农业”方向发展。

从利物浦大学消费者市场学毕业的丁旦，对消费者心理颇为了解。他重新调整了公司的logo、slogan。2020年3月，公司开始涉足电商领域。针对线上销售，公司区分不同人群推出了多款新包装。

公司的大米一直走的是中高端路线，受众对品质要求较高，丁旦计划花大价钱做“产品溯源”。在大米包装上印溯源码，产品从种植到销售的详细信息顾客可通过扫码了解。

如今，丁旦的合作社水稻种植面积达九千余亩，高效地利用土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丁旦一直以来秉持的理念。

读书有什么用，

到时候也回来种田吗

对于在北上广打拼的年轻人而言，学历是极具价值的资本，但在农村，这一点似乎有些相反。

丁旦的团队里，包括他自己一共有9个年轻人，学历最高的丁旦有着英国的硕士学位，学历低的成员只堪堪拿了一张初中文凭。

负责基地技术管理工作的高亮毕业于双一流院校南京农业大学，他是丁旦的初中同学，也是工作中重要的搭档。他们二人和许多农户相熟，同时也一同承受来自一线的“闲言碎语”。

“一个大学生跑回来种田，还不如出去找点别的活干。”

“我家小孩大学毕业，现在天天在市里坐办公室，难道不比这舒服？”

“读书有什么用，到时候和高亮哥哥一样回来种田吗？”在村民教育贪玩的孙子时，还在上小学的孙子反问。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老观念和偏见是固化的。没有读过书或学历较低的年轻人在家务农，村民们夸赞他老实本分;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回家务农，环绕的声音却以困惑质疑为主。“你的学历越高，你就越要承受这种压力。”丁旦说。

村民们的话并没有恶意。丁旦每天仍然乐呵呵地教授他们新型的农业技术，提升土地利用效率;高亮指导村民们如何将现代种植技术具体应用在农业中。时间久了，大家渐渐也就认可了，“亏你们年轻人能干这个”，村民们别扭地夸赞道。

在丁旦眼里，高亮和许多选择务农的年轻人一样，是一个对农业有情怀的人，“不排除在城里待不下去所以回来的情况，但我相信绝大部分选择农业的人，都是抱着一点情怀的。”丁旦说，“因为农业是一條比较漫长的路，没有情怀与梦想，很难坚持下去。”

我很幸运，

但还有许多人没有被看见

“我并不觉得自己很优秀，只是现在需要一个标杆，我恰巧被看见了。” 这几年，丁旦一直作为“新农人”的代表，接受着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知名媒体的采访，同时也得到政府的支持。

在他看来，自己被看见是一种偶然，从比例上来说，众多务农的年轻人里，得到“正名”与认可的人数是极低的。“没有年轻人回来，农业是做不起来的。”丁旦说。

在这件事上，王秀萍和儿子默契地有着相同的想法。作为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王秀萍，针对这一现状，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提出，政府要在多层级上加大对农村年轻新一代农民的重视程度。

“现在的年轻人，80后不种田，90后不谈种田，00后不会种田。”丁旦曾这样和王秀萍说。

“现在无论哪个部门都对我儿子非常关心，这些关心也给了他更多的动力。”王秀萍说，“但有更多在做农业的年轻人，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丁旦近期正在申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申请表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奖项，作为高安市如今的“红人”，丁旦明显感觉到关注与支持正日益转化为责任与动力。这也让丁旦意识到，这样的激励方式对其他人同样适用。

4月，气温回暖，基地的春耕工作正式展开。等到天气放晴，高亮负责的机插秧工作就要提上日程了，明天他还要去仓库清点机器。丁旦今年开始负责销售，已经买好了周末去外地商讨电商合作的火车票。

两个年轻人依然在田间奔忙，让家乡的大米去到更远的地方。

摘自微信公众号“CBR传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