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红

[摘   要]从微观的社会学角度透视农村陪读家庭亲子冲突问题，互动仪式链理论可提供全新的视角。限定的角色与错位的关注、文化资本占有优势的转向与双向权威权力关系的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受阻与互动双方情感能量的低位运行等会导致亲子互动仪式的失败。因此，需要通过重塑角色以提供平等对话机遇，凝聚相互关注焦点以积聚情感能量，掌握沟通技巧以建构有效互动仪式三个方面，指导陪读家庭的家长从理念和行动上做出相应改进，促成亲子互动仪式的成功。

[关键词]农村陪读家庭;亲子互动;亲子冲突;互动仪式链

随着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实施，大量农村学生被集中到城镇学校就读。同时，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的现实性存在，致使许多农村家长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和经济实力的家长希冀通过借助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代际的向上流动。基于此，陪读被他们视为改变家庭社会地位的一项具有社会意义的教育投资。农村家长做出的陪读行动选择，是为了便于对子女生活起居的照顾，为孩子学业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保障。但对家庭系统本身而言，陪读现象的出现也会导致农村陪读家庭系统出现暂时性失衡。“家庭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家庭系统的正常运转需要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1]陪读现象的出现对整个农村陪读家庭系统的影响是直接性的，陪读家庭以巨大的经济代价换取子代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陪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陪读家庭的生活方式，较高的教育期望与家庭经济功能的凸显，加强了家庭成员间在经济上的依赖和情感上的相对疏离，这个问题在亲代陪读家庭中尤为明显。为了维持家庭正常的开支与消费，大多数亲代陪读都是由母亲陪读，父亲外出打工，延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这种传统的家庭分工使得家庭经济重担落在了男性成员肩上，“对于日益高涨的陪读费用，这种不健全的家庭分工使得陪读家庭面临日益加重的家庭负担。”[2]家庭经济负担的加重会造成家庭成员情绪上的焦虑，造成家庭人际关系暂时性失衡。由于家庭为陪读付出的经济代价以及家庭成员居住空间的变化，陪读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更高，“他们往往对孩子采取过度约束和监管式教育，造成孩子的反叛心理，导致亲子关系紧张和亲子沟通障碍。”[3]因此，农村陪读家庭普遍存在的亲子冲突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从微观的社会学视角透视农村陪读家庭亲子冲突问题，能为社会工作者帮助农村陪读家庭走出亲子冲突困境提供一种全新的工作思路。

一、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的人际互动解释

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认为，宗教仪式具有塑造集体意识的功能。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从微观的角度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互动问题，并具体分析人际间的互动规律。戈夫曼认为，“互动仪式是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动，这类活动对群体生活或团结性来说具有重要意义。”[4]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涂尔干和戈夫曼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互动仪式链理论（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简称IR）。该理论认为社会动力的来源是互动（即仪式），人们的所有互动都发生于特定情境，互动仪式的核心要素是互动双方的相互关注和情感上的连带，人们参与互动的动机实质上应归结于“情感能量的理性选择”。于是，他通过社会互动的仪式链模型解释人与人的互动，“互动仪式经由时间延伸，以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和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的加强与延续组合起来形成宛如链条（chains）的结构。”[5]即互动仪式的参与者通过彼此关注点与情感的相互连带，获得共享的情感体验以及身份认同。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发生需要具备四个要素。一是个体身体在场。一定数量的个体在身体在场的情景中不管是否注意到对方，但都会以言行举止来影响彼此。二是对局外人设定界限。处于同一情景中的团体成员，会以团体属性的相似性为标准选择谁会属于这个团体，谁会被拒绝，排斥局外人。三是共同聚焦。处于同一情景中的团队成员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并明白他们聚焦的内容与意义。四是人们在情感上的依恋基于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完整的互动仪式链在这些要素的彼此作用与反馈中得以形成。

二、基于互动仪式链视角的农村陪读家庭

亲子冲突问题剖析

农村陪读家庭以改变整个家庭生活方式和经济为代价，希冀给子代最好的生活照料与学习环境，自然使得父代对子代的学业有更高期望。由此，在亲子互动话题上，父辈更加关注子代的学业成绩。“对于农村父母而言，教育是子女跳出农门、实现阶层跃迁的主要通道。”[6]在父代的价值标准里，考上好学校是衡量孩子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他们坚信无微不至的对子代的监管才能保证陪读获得一定的收益。然而，过分的关注与监管使孩子时刻处于父母的监控之下，缺乏独立的生活与交往空间，尤其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后，控制式的管教与孩子的独立要求成了一对现实矛盾，亲子冲突成为很多农村陪读家庭面临的主要家庭矛盾。

1.限定的角色与错位的关注

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子互动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互动仪式，与其他社会互动仪式的不同点在于情景的发生一般在相对封闭的家庭里，参与情景互动的个体数量较少。由于空间的限制，身体在场的个体不管是否会关注对方，都会在言行上影响彼此。尽管“在陪读过程中，有53.08%的家长通过兼顾工作获取收入，他们希望子代能在充足的物质保障下通过教育获取更好的收益”[7]，但陪读家长的主要职责还是照管孩子的饮食起居，“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使更多母亲选择陪伴孩子，父亲则负责维持家庭经济正常运转，但无論是身体在场的母亲或身体不在场的父亲，日常的会话（包括借助电子媒介沟通）仪式发起的主动权往往被掌握在家长手里。父辈希望通过教育这个通道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会话往往以“成绩”与“回报”展开，忽视了孩子的精神需求;而孩子则希望家长与他们会话的内容更丰富些，希望家长能用对等的朋友身份与自己共享学习生活中的事件，能倾听他们的内心需求。因此，在陪读家庭中，虽然陪读家长和孩子的身体在场提供了亲子互动的基础，没有陪读的家长也会通过社交软件等实现身体不在场的隔空互动，但限定的角色与关注点的错位使得互动仪式呈现不对等的特征，使孩子在互动过程中失去了主体性，为亲子关系冲突埋下了伏笔。

2.文化资本占有优势的转向与双向权威权力关系的建立

柯林斯认为，人们的互动具有市场性特征，在互动过程中，人会对能量、资本等进行资源评估，然后选择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地增进彼此情感利益的方式进行互动。关于互动仪式的市场资源，格林斯提到了文化资本，并将文化资本分为一般化的文化资本和特殊化的文化资本，一般化的文化资本包括诸如知识、地位、权威等，特殊化的文化资本是个人对他人身份、地位等的记忆。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子代利用数字媒体的能力远远高于父代，子代对父代的‘文化反哺导致传统家庭权力关系的转变，即从单向权威转向双向权威。”[8]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家长被自然地赋予了文化资本的优先占有权，但随着子代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以及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父代在文化资本方面的占有优势反而随着子代年龄与年级的递增被子代超越，家长在文化资本上的优势趋于弱化。而这种文化资本上占有优势的转向与双向权威关系的建立对父辈来说，更多的是对父辈权威的挑战，极容易让父辈在亲子互动过程中为了竭力维护自身的形象而不愿俯下身来与孩子交流，甚至向孩子学习。最终，亲子冲突将在所难免。

3.社会支持网络受阻与情感能量的低位运行

在互动仪式链中，社会支持网络对个体具有情绪支持作用，社会支持网络是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个人才能维持社会身份并获得情绪支持。一方面，同伴关系的建立能让孩子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网络。但相关研究发现，部分陪读家长对子女的监视式管教方式不但限制了孩子的交往范围，同时也弱化了孩子的交往能力，孩子缺乏正常同伴关系的社会支持网络，导致其在社会身份的获得上难以得到满足。即使想通过社交软件建立同伴关系，也会被家长窥视甚至阻拦，对孩子社交权力的强行剥夺最终使孩子在情感上对家长产生反感和疏远。另一方面，陪读打破了原有家庭的完整性，家庭的情感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父代由于受生活环境以及教育经历制约，其对子代的期待更看重学业成绩，甚至当孩子未达到预期成绩时，不能理性分析原因，并简单将学业困境归因于孩子不努力，还可能通过侵犯孩子的隐私寻找学业失败的原因。言语间的抱怨让子女感到自责，同时倍感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大多会选择沉默或修改社交工具密码以应对父辈的“教训”，代际沟通由于父辈的专断和孩子的屏蔽显得异常艰难。这一系列效应的最终结果是亲子互动情感能量不断分化，亲子间的情感能量低位运行，最终导致亲子互动仪式失败，亲子冲突由此产生。

三、基于互动仪式链的农村陪读家庭

亲子冲突化解策略

1.角色重塑，提供平等对话机遇

R.林顿认为，当个体根据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实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时，他就扮演着相应的角色。[9]在农村陪读家庭中，父辈往往扮演着生活保障者和学习监管者的角色，他们在与子女的互动行为中竭尽全力为子女提供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但也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对子女的监管权力。父代对自我角色认知的窄化与子女对父母角色期望间的差距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明显。因此，为了化解亲子冲突，父代在角色认知上需要重新进行角色重塑。处在社会转型期的陪读家庭，家庭成员的生活空间已经发生变化，思想观念也需与时俱进。在家庭生活中，父代担任的角色是多元化的，除了承担经济支持者和孩子的监管者角色外，还应该是孩子的朋友和精神陪伴者，在满足孩子基本物质需要和安全需要的过程中，父代更要关注孩子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家长在与孩子互动过程中需要给予孩子充分的话语权，使孩子能在自我成长过程中有一位愿意提供指导与建议，愿意分享成功和共同面对困难的“家长朋友”。陪读家庭家长角色的转变能为亲子互动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支持，宽松的、理解的环境支持能为个体提供更好的对话际遇，对个体是否会采取进一步的互动行为非常关键。

2.凝聚相互关注焦点，积聚情感能量

当个体在进行情景互动时，高度的相互关注能唤起参与者的身份感与情感共鸣。家庭是一個关系系统，也是一个情绪单位，家庭成员在人际互动中的情绪“共生现象”是普遍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除了物质上的需求外，还需要获得来自父辈情感上的支持与包容。陪读家庭的亲子互动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学业成绩，单一的交流内容会让对方失去进一步互动的兴趣。因此，家长应该把孩子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来看待，在关注他们的智力发展和身体健康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非智力发展和心理健康。家长要借助便利的互联网资料或借助社区学校资源，主动了解学习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资料，充实个人文化资本，在日常亲子互动中更多探讨孩子感兴趣的话题，给孩子更多表达观点与思想的机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能增进互动者的吸引力，关注点的聚焦不但能增加孩子参与互动的机会，还能增强既有的情感连带，从而为良好的亲子互动奠定感情基础，使亲子互动具有根本动力。

3.掌握沟通技巧，建构有效互动仪式

互动仪式的成功需要信息的共享，而沟通是信息共享的前提，沟通技巧的巧妙利用能让参与者在充满情感能量的互动中获得兴奋感。陪读家庭的孩子由于家庭结构的暂时性缺失，容易变得敏感，父母与孩子沟通时要设身处地的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恰当地表示出对子女的情感理解和心理支持。在互动情景中，沟通氛围对参与者的心理和情绪感受影响是直接性的，而沟通氛围主要取决于参与者的语言（口头语言和身体语言）和情绪表达，如果参与者的语言是积极的、语调是平和的、情绪是快乐的，另一个参与者就有进一步交流的兴趣。因此，家长在与孩子沟通时要通过语言与情绪的适当运用，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最终使互动仪式得以成功进行。

因此，从微观的社会学视角剖析农村陪读家庭的亲子关系冲突问题，亲子冲突是家庭人际互动仪式失败的表现。社会工作者要帮助农村陪读家庭解决亲子冲突，改善陪读家庭的亲子关系状况，需要深入分析导致亲子互动仪式失败的根本原因，并指导家长采取有效的化解策略，才能使陪读家庭的亲子冲突问题得以彻底解决，提高陪读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志学.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与现状[J].心理学探新，1990（01）：31-34.

[2][7]王欣，卢春天.农村陪读家庭资源传递及其影响—基于“陪读”的个案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08）：69-76.

[3]王影.角色、时空与边界：新媒体对陪读家庭代际互动的影响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9.

[4] [美]兰德尔·格林斯.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6.

[5]Randall Collins. On the microfoundation of macrosociolog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1（86）： 986.

[6]许加明.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后果[J].湖北社会科学，2018（12）：49-55.

[8]朱秀凌.青少年的手机使用、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基于对福建省漳州市中学生家庭的实证分析[J]. 新闻界，2015（11）：47-53.

[9]范良辰.RPG电子教育游戏设计模式的构建[J].远程教育杂志，2008（06）：71-75.

（责任编辑 姚力宁   校对 郭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