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绿色发展，融合了“传统+现代+前沿”的技术基础、重新评估生态价值的“绿色经济”、经济回嵌社会的市场信任关系的建立;实践中呈现为生态技术示范与应用、生态农产品价值挖掘和品牌创建、生态农业营销创新促进资源共享与收益分配均等化等案例。兼顾农业生产率、生态效应、环境公平与社会均衡的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网络路径，可以将不同主体目标下的行动纳入一个层面，打破各主体间分隔、促进相互沟通、增进信任、整合资源，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转型。

【关键词】农业绿色发展转型  网络路径  “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4.005

“技术一旦具有了强大的网络效应就会极其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论证道，因此，“向绿色能源结构转型的主要挑战之一是打破现有的能源使用网络和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威廉·诺德豪斯，2022）。农业绿色发展，作为绿色发展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事实上，现代农业发展所形成的稳定网络效应涉及的不仅仅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使用，还与产业链上的技术研发、生产资料供应、产品需求结构，以及基础层面的发展目标、消费偏好和市场运行机制密切相关;更深层面的则是对生命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系列行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将理念转化为现实动力，并以多种实践探索组成的“网络”路径方式，开始松动这个稳定的结构。

本文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将农业发展分为传统农业、常规现代农业、前沿技术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这几个阶段，以中国农业发展为案例，剖析了不同阶段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探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可能，并提出基于多方学习交流、合作管理的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网络路径。

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一万多年历史的全球农业发展在历经“两河”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华夏文明、古印度文明等进程中，起起伏伏;根植于东方传統农业的很多农作方式延续至今。无论东西方农业发源和演化路径有何不同，在与现代科技紧密结合之前，缓慢提高的农业生产力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一直维持在一种低水平的稳定状态，天气或地质灾害、牲畜疾病等导致农业产出迅速减少，极易造成饥荒;风调雨顺虽然能提高农业产出，但是却不一定能满足同样增长的人口的消费需求，饥饿仍然长期存在。

17世纪之后，工业发展推增了大量的原料需求和食物需求;同时也激发了科学研究的灵感，以及相关学科的建立;在“理性时代”产生的大量科学研究，与便利化的能源获取相结合，以农业试验站为主要单位的农业研究开发系统的建立，加上活跃的、逐利的企业推动，各种成果应用于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满足工业发展需求的同时解决粮食安全的问题;肇始于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农业科技、设施与管理方式，通过国际发展援助机构，诸如联合国旗下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和各国的双边发展机构，大力推广到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拉美国家的农业机械化、亚洲国家的农业绿色革命，均取得卓越成效，至20世纪70年代基本解决了全球的饥荒问题（程序等，1997）。在这基础上形成了以现代科技体系为核心的农业工业化生产和市场营销体系。在发展中国家，与其能源、资金、人力等资源条件相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显得较为多元化，传统农业与现代常规农业长期并存（西奥多·W·舒尔茨，2006;富兰克林·H·金，2011）。

现代农业科技与市场联合产生的巨大生产力，促使常规现代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应对了饥饿和贫困的挑战。20世纪大量的尿素生产成功解决植物养分需求，其理论基础是1840年李比西提出的植物矿质营养学说;1924年华莱士推出的玉米杂交种，产量高出自然授粉的玉米30%～50%，通过建立杂交玉米种子公司，快速推动杂交种在美国的普及，增产幅度高达90%，其理论基础有达尔文在《物种进化论》中提出的杂种优势观点、孟德尔豌豆性状研究所提出的分离和自由组合假说，以及摩尔根提出的基因论假说等。畜禽疾病治疗方面，牲畜炭疽病的免疫技术得益于巴斯德的学说，以及青霉素和链霉素的发明。19世纪初的轧棉机、1830年～1860年间的畜力牵引大型联合收割机，至20世纪末内燃机动力的拖拉机问世，都大大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力生产率。植保方面的典型案例直接促成对现代化学农业的深刻反思，即1939年米勒发现和合成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DT），诺华制药公司获取其专利，并将它作为杀虫剂推向市场，抑制了肆虐的昆虫危害，应对了粮食危机，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蚊虫传播的疟原虫疾病。

不断完善的全球化的市场，继续增加对生物技术、机械化等研究的需求;类似于农业实验站等研发体系公共支出不断增长;而且，这一体系通过国际农业技术援助、国际农业贸易和农业投资等方式，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实施以“绿色革命”为中心的常规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典型。1966年至1981年的15年间，印度基本实现粮食低水平自给。整个亚洲区域基本都是这个趋势。中国更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进入在农业上消耗大量化石能源的“石油农业”时代，配套集约技术投入大幅提高了粮食单产和总产，1965年至1988年间，粮食总产年均增长率3.4%，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1.6%（程序，1997）。

常规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随着现代农业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形成了高投入高产出的、尤其以化学品和机械为主要投入的常规现代农业。常规现代农业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

一是资源的快速消耗。在1950年至1985年现代常规农业快速发展时期，拖拉机燃油、灌溉用燃油、肥料制造等全球农业耗能增长了5倍之多。虽然自1980年《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发布，各国制定各种可持续农业发展政策（齐顾波，2021），但是化学品施用仍呈稳步增长的趋势。如1991年中国的农药年施用量为25万吨，居世界第2位，其中最难于分解且极易进入水体或地下水的除草剂超过10%;同年，化肥全国平均施用量有效成分达每公顷293公斤，而且区域间差异很大，其中沿海地区的施用量高达每公顷380公斤，等同于整个联邦德国当年的水平（程序等，1997）。生产需求和农药化肥生产补贴不断增长，中国的农业生产资料生产能力不断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首次出现农药生产量下降的2017年，农药生产量已达294.1万吨，化肥施用量5859.4万吨。

二是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土壤板结等。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诺华制药公司所获取的DDT专利，发明人米勒因此于194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人们逐渐发现杀虫剂的毒物能持久存在于环境中，还能蓄积在食物链中，经过长距离迁移到极地，在人体内积存到一定数量时，会伤害中枢神经、肝脏和甲状腺，积存更多则可引起痉挛和死亡，甚至可能导致包括癌症、糖尿病等在内的多种疾病，这些危害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得到全面详尽的描述（蕾切尔·卡尔森，2018），很多发达国家随之禁止其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国也于20世纪70年代将其禁用，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其界定为二级致癌物，中国于2007年完全停止生产DDT。

能耗和化学品施用量的背后，是成熟的技术和生产体系的支撑，只要有“需求”，就很容易拉动“供给”;事实上，由于随时待命的完备的生产资料供应链，能及时满足农业生产所需，而无需增加额外的包括信息搜寻、讨价还价、有效性检验等在内的交易成本，对于生产主体来说，这是一个经济上最为可行的方案。“快餐”、深加工食物等形成了同质化的消费群体，还有包括半成品、“净菜”等食物供应链创新，与整个现代经济的快节奏保持一致，都让这个系统保持稳态。同时也产生另一个突出的挑战，即食物安全的威胁及其导致的信任危机（Yan， 2012）。

针对能耗和污染等环境压力的挑战，科研人员在常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之内做大量的试验示范，与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与项目支持相结合;或者推动相关政策出台，借助研究与推广网络，推动科学方法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中国研究者在系统论、信息论和系统工程基础上（骆世明，2022），发现“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生态工程原理（马世骏，李松华，1987），提出了中国生态农业的设想（石山，1983）;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业要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1984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64号文件指出“要认真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积极推广生态农业”，并在县乡村三级分别开展生态农业试点（程序等，1997）。近40年的发展推动生态农业的关注点从初级农业生产拓展到全产业链，从关注低能耗高效益拓展到投入减量、循环利用、产业融合相结合（高尚宾等，2018）。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团队带领1200多名研究人员，在6.5万多名省地县乡镇农业工作人员和14万多名农业企业人员的支持下，与全国2090万农户一起，在2005年～2015年间探索适宜小农户的灌溉、植物密度和播种深度的综合田间管理技术，累计耕地面积达3770万公顷，玉米、稻谷和小麦的产量增长约11%，所使用的氮肥减少15%～18%;每单位产出的温室气体CO2排放降低13%～22%（Cui et al.， 2018）。

类似科研成果与发展目标的引导和其他力量聚合，推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化肥和农药零增长行动。系列行动包括：有机肥替代化肥、高效低风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加快推广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和精准科学用药、推进组织肥料统配统施、病虫统防统治专业化服务、在重点区域针对重点作物开展减量增效示范（如每年300个县化肥减量增效示范，233个县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600个县建设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基地，150个县果菜茶全程绿色防控试点等），组织专家分区域、分作物制定化肥农药减量技术方案，并通过资料发布和培训带动小农户提高科学施肥用药水平。2020年中国有机肥施用面积比2015年增加约50%，高效低风险农药占比超过90%，配方肥已占三大粮食作物施用总量的60%以上;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从超过6000万吨迅速下降到2019年的5400万吨，4年间下降10%。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为41.5%，比2015年提高18.5个百分点。

针对食物安全的威胁及其导致的信任危机，更重要的是满足国内外市场日益提升的对食物安全和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加强食物质量监管，通过各种品质认证建立信任是主要的应对措施;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由政府引入并推动，设定了“有机”“绿色”“无公害”的食物质量标准，在2005年左右，已有1/4的农产品、90%的出口农产品都滿足上述至少一类标准（Paull， 2008; IOSC， 2007）。自2020年开始，调整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体制，采用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后改为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以农产品种植养殖生产者的自我管理、自控自检、自我承诺为基础，保障农产品安全合格上市。2013年至2020年间，境内依据中国有机标准的种植面积增长了62%，从近150万公顷增加到243.5万公顷;2021年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面积1.68亿亩，对接企业6206家，带动农户2029.95户，对接企业数比2015年增加了1.49倍[1]。

但是，鉴于认证体系多在现代生产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一定规模、认证费用、认证过程、认证产品所对应的消费群体搜寻成本等使大多数小农户望而却步，农业产业化程度更高的农业企业是主要的认证主体。此外，从消费者角度，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在内的社会组织，以及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推广机构开始推动“差序食物信任”的替代策略（张纯刚等，2015），具体形式有消费者与生产者对接的社会生态农业（Shi， 2011）、巢状市场（叶敬忠等，2012）、社区和合作社的生态农业实践、农夫市集，还有志愿者所建立的直销平台[2]等。这些替代策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机制化，有的也开始在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方面融入现代农业体系，比如社会生态农业联盟鼓励虽未认证但采用生态农业规范进行生产的生产者，也接受参与式保障体系（PGS）、有机农产品和绿色产品等认证方式，并于2021年出版《生态农业优质高产“四位一体”种植技术手册操作规范》（梁鸣早，2022）。

前沿技术应用于现代农业所产生的挑战及应对

前沿技术具有积累性变化、差异技术集成、快速降低的成本和准入门槛、数字化“平台的平台”等特征，包括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创新信息技术，基因编辑、转基因等创新生物技术、基因编辑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的创新集成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材料技术，可再生的新能源技术，小型客用卫星、无人机等传统航空与新兴电子及通信技术的集成等（UNCTD， 2018）。

新信息技术、新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各种新技术的集成技术在现代农业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应用，其推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需求。

一是应对常规现代农业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上述生态农业示范的案例中，进展的阻碍很多时候是因为相关技术所需的劳动力与现有的劳动力供给有较大缺口，例如“大三围”的强化水稻栽培、物理防虫、人工除草等要求更多的人工投入。而小型农机即水稻有序抛秧机满足移栽的投工需求，智慧农业则通过大数据进行“虫脸识别”并采取相应的防治虫害方案，小型自走式多功能旋耕机进行除草，等等，克服阻碍推进了生态农业的实施。当然，这些智能设备所需的资金和智力投入较高，在现阶段一般有财政资金和企业投资的支持，例如2021年中央投入农业绿色发展相关资金近440亿元[3]，杭州市余杭区作为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还积极引入第三方投资[4]，2021年第四季度，余杭区举办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暨集中签约活动，有三个企业涉及农业项目总投资超过2.5亿元。

二是促进环境生态保护前提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例如，目前利用新材料与生物制剂集成技术进行农业废弃物处理，提升了资源再利用的效率，其中智能纳米膜堆肥技术在较大范围得以应用[5]。在饲用抗生素替代品方面，原农业部2016年印发《关于促进兽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大传统中兽药传承和现代中兽药创新研究;加强疗效确切的中兽药和药物饲料添加剂研发，扶持生物兽药创制[6]。在生物固碳/固氮领域，2021年首次实现从一氧化碳到蛋白质的合成，已经形成万吨级的工业生产能力，获得农业农村部颁发的首个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新产品证书，新饲证字（2021）01号[7];中国每年至少会产生1.2万亿立方米富含CO的工业尾气，如果将其中的20%用于生物发酵，可年产乙醇梭菌蛋白200万吨，年产乙醇2000万吨;因此对达成双碳目标、保障饲料蛋白供应和粮食安全都有巨大的潜在贡献。

三是短期内解决食物供应向更高营养结构转化的需求。类似全基因组育种的新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重视，正在研究进程中，涉及水产、畜牧和种植等领域。这一新技术能缩短世代间隔较长畜禽的新品种（系）的育成时间;而且利用基因组信息，遗传评估更具准确性，能选择到更优秀的个体;还可以减少生产性能测定成本以降低总育种成本。目前，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已经在猪的育种工作中开展规模化的应用，猪全基因组选择的头均成本降低到200元以下，肉质测定可在屠宰场在线操作，肉质已有很大提升。

不过，这些新技术应用面临很多新挑战，同时也已有很多关于应对策略的讨论和实践。

一是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获得“三品一证”的农业产业分布不平衡已经非常显著。2013年～2015年间，中国绿色食品认证前十位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其获得绿色食品认证企业数占同期认证企业总数的65%;前十位省份产地环境监测面积占总监测面积的84%;基础设施、人员技能、食品添加剂环境技术的高要求使得深加工农产品集中在工业发达、经济条件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不过，从绿色农业产业发展总体水平来看，中西部及农业欠发达省份相对较高，中东部较发达省份相对较低（袁建伟等，2018）。

东部发达地区通过制定地方配套政策，加强地方财政投入，例如设立省级农业绿色发展示范区、积极引入国际标准认证、外部农业企业投资等;同时加快推动全产业链的智慧农业，包括生产端的智慧认养、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数字追溯、田间管理的大数据、营销的直播带货、与大型电商平台合作、智慧分销、第三方在线协管等，通过绿色产品增值提高绿色农业产业水平。而国家绿色发展先行区的第二批、第三批共计90个县，其中东部地区的县不到1/3，仍然对西部中部更有倾斜，从政策和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上避免产生新的不平衡。

二是基于新信息技术的农业绿色发展的数字鸿沟。新信息技术在农业绿色发展中的应用需要建立从研究到应用的各种基本条件，在研究方面，涉及数字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在应用方面，智慧农业田间系统设施、数字追溯系统、入村入户宽带、云上营销系统與管理技术等都是必备的基础条件。小规模、低收入的区域和主体在这个领域都会被排除在外。不过，在跻身追溯体系，加入线上销售平台等方面相对有更多机会，诸如政府、企业共同着力的乡村数字化示范项目等正在发挥着平衡作用。

三是关于新生物技术在农业中应用的生物伦理争议。随着第一个转基因延熟番茄在美国商业化生产之后，全球围绕转基因作物及其商业化应用，尤其是安全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考虑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各国各区域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评价、管理和标识的法律法规（黄耀辉等，2022）。中国也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建立监管体系。

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网络路径

在常规现代农业发展，尤其是前沿技术不断研发与应用的过程中，出于对社会、经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政策制定、制度体系建设、技术研发、多主体和领域多样的系列行动都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转型。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从产量和生产率优先，扩展到贫困消除、社会平等、生态保护、资源循环、系统韧性，有韧性的价值链的利益相关群体逐渐扩大，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得到创新性应用;不断涌现的保护性耕作、可持续农作、有机农业、生态循环农业、再生农业等实践成为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基础（齐顾波，2021）。但是，在数字鸿沟、生物伦理、公平机会等方面又出现了新的挑战。

基础实践的推动来自于不同层级政府部门，也有包括企业、合作社、小农户在内的生产经营主体，还有关注食物消费的消费者群体。这个过程中，在市场、研发机构与个人推动下层出不穷的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启动力和加速器，愈加开放的社会讨论、不同兴趣的组织行动、远见卓识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联合应对经济、社会、生态方面的挑战。图1显示，在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社会认知、国际发展合作背景下，面对交织的“社会—经济—生态”挑战，中国的农业绿色发展转型如何发生;它的发生来自于多主体基于挑战的综合应对策略，涉及多方的合作管理、生态实践、科技研发（产学研）、学习沟通，以及政府部门的支持、监管，还有法律规范引导和制约。笔者将这个转型过程称为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网络路径。

即使从话语上，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主体都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实际上，不同主体透过“社会—经济—生态”视角，所面对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却是错综复杂的，与发展环境、各主体的伦理关怀紧密相关。

政府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化引领与创新支持。这一重要地位突出表现在通过制定规划、意见、政策和操作规程，以激励与规制并行的方式，引导农业绿色发展转型方向。

全球范围内，在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出台大量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1980年在北京等地，35国签字发布《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提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行动蓝图，指明农业发展创新方向。各国纷纷研究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反思现代农业发展方式，并采取各种行动推动农业向绿色发展方向转型，其中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相关的政策逐渐完善。199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即“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基础，调整技术和机制变化的方向，以便确保获得并持续地满足目前和今后世世代代人们的需要。因此，其是一种能够保护和维护土地、水和动植物资源，不会造成环境退化;同时在技术上适当可行、经济上有活力、能够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农业”;并发布了农业持续发展框架（FAO， 1992），以满足食物营养需求为目标，将包含动植物生产的农林复合经营系统与技术创新系统、自然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社会参与及能力建设、农业研究与推广系统、乡镇企业和其他农村工业、市场和信贷、国际贸易系统等相连接。进入21世纪之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涵盖十个要素的农业生态学的框架，将“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纳入其中，以对人类与社会价值、文化与食物传统的关怀作为背景，创建负责任的治理结构、循环与互助的经济环境。生态农业的基本实践和创新路径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多样化、综合化、效率、恢复力、循环、知识再造和分享（FAO， 2020）。

其间，对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的认知发生了一个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生态视角到社会经济生态多视角的变化;政策和行为主体层面的实践，从个体行动到多主体合作共同行动，从全球现代农业同质化发展到各国根据本国条件采用多元化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生态农业、可持续农业的概念并开始制定相关政策，设立了生态农业示范区（程序，1997）。2015年《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提出“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8]。2016年《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方案》发布，至2022年审定了三批共130个农业绿色发展的试点先行区。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逐渐被厘清，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印发的《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指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实质上是从忽略生态环境的高资源消耗与高农资投入的粗放经营向高质量和效益的集约经营的生产方式转型，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对维系当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義[9]。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于2021年9月联合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10]，而且基于持续多年的实践和研究结果，2022年农业农村部发布《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拟通过生态农场试点进一步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转型[11]。

中国政府还在市场链接方面，通过标准化的无公害、绿色和有机食品的生产、认证过程和监管标准，促进生态农业的机制化。不过，也有人反思，对于不了解生产过程的消费者来说，这些认证可以提供食物安全的保证，同时也可能使得消费者远离食物生产（Si et al.， 2021）。新信息技术的发展，比如线上直销、分销、数据追溯系统等建立，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这个机制化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分隔的关注。

各种试验示范的政策工具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诸如测土配方施肥补助、化肥农药零增长支持、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补助、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支持等（漆雁宾等，2019）;面对气候变化挑战，金融政策的相关工具也被纳入支持“包”;各省级政府结合“双碳”目标，全领域通过金融政策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其中也包括农业绿色发展。例如，2022年6月印发的《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的实施方案》[12]，支持粤北生态区绿色农业发展，鼓励统筹生态领域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探索产业发展基金与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遴选低碳排放的重大绿色产业项目入库，定期发布绿色低碳项目融资需求，推进常态化融资对接;特别“鼓励政策性银行加大对农业领域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探索“保险+期货+银行”等综合金融服务模式，支持绿色农业创新发展”。

为应对前沿技术应用所面临的新挑战，中国政府较为及时地制定了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在其基础上制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法规确立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生产许可制度、加工许可制度、经营许可制度、进口管理制度、标识制度等。中国政府已发布实施了80余项技术检测国家标准，制定了转基因植物、动物用微生物安全评价指南和转基因作物田间试验安全检查指南[13]，《“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物安全治理机制”[14]。新信息技术方面，中国制定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15]。

农业绿色发展转型中的多主体互动与合作。农业绿色发展的生产消费研究（许秀川，2021;张笑寒等，2021）发现政府、农户、消费者的互动影响绿色农业发展机制，要达到政府、农户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绿色农业发展的均衡状态，需改变原有绿色生产和消费的制度演化进程，政府可作为“创新者”率先偏离既定规则。某一农业生产主体的行为对内外部环境具有某种程度的响应（苑甜甜，2021），有研究（Jiang等，2022）从供应链网络—纳入补贴政策、社会责任和质量偏好的视角分析有机肥替代化肥的问题，据以提出针对不同参与方的有机肥推进策略。各国生态农场推进，聚焦于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诸如奥地利政府推出的“有机作物生产区计划”，以及多元化的农场产品经营模式和多种销售形式（王星匀，2017）。

Shen等（2020）以科技小院为例说明高校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主体在农业绿色发展中如何发挥作用。多项研究分析了绿色农业的外溢效应、补偿机制和配套政策（梁謇，2020）;不同经营主体融入农业绿色发展，与其内生动力、政策优化、技术创新、全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程度等相关（苑甜甜等，2021;乔玉辉等，2015）。

经过30多年的实践探索，一定规模的生态农场已成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单元;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业绿色转型方面具有积极的引领示范作用（焦翔等，2021）。生态农场的发起主体，其经营主体，经营方式和产业形态有着显著的差异。经营主体包括合作社、公司和家庭农场即单个农户;经营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获取方式、与加工、贮存、冷链物流、产品市场端的链接方式等方面，即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差异（高尚宾等，2018）。不同生态农业的循环模式（赵光，2017）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蒋高明等，2017;赵建设，2019）。

在不断互动、合作的过程中，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主体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消费者涵盖了行业协会机构、社区和职业群体、消费者个体，生产者涵盖了企业、小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无论是在“替代性食物体系”推动下的“认养”稻田方式，“会员制”的CSA联盟，抑或社会组织参与协助生产者与消费者对接因而最大程度减少价值链中间环节的“巢状市场”等，还是因为数字技术和电商崛起，分销渠道结构短化的常规市场营销体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链接都更为紧密。产品体现出自然与地方和个体文化特征的融合，消费者也可以得到商品之外的体验以回应其偏好、关怀和个性化需求。因此，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认同高品质农产品的“高定”消费群体，又进一步促进农业绿色生产发展。

动态的科学技术研发。反思常规农业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研究的探索首先关注农业的系统性，即在自然循环和生物的交互作用基础上创建或延续的科技体系，如综合有害生物防治，保护耕作，稻田养鱼，轮作，有机肥，秸秆还田利用等;其次是在常规农业技术基础上挖掘可持续的元素，如喷灌滴灌等节水措施，水土保持，综合植物营养管理，混合农作制度，适应间作的联合收割机;此外还有前沿技术的安全应用，如抗虫抗病和抗除草剂的作物遗传育种，利用遥感和信息技术、大数据等进行生态农业规划和田间管理，大数据与新材料的技术集成应用于设施农业等。

2015年至2019年间，农业发展的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农业依赖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提供了很大支持。例如，玉米籽粒低破碎机械化收获、生物可降解地膜替代技术、多熟种植、“果—菜—茶”等生态种养等一批模式[16]。

同时期，适合农业观测的高分辨率遥感卫星“高分六号”成功发射并正式投入使用。遥感等信息技術在动植物疫病远程诊断、轮作休耕监管、农机精准作业、无人机飞防等领域加快推广应用。

在生物技术方面，自2012年以CRISPR-Cas9为代表的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诞生以来，基因编辑就开始广泛应用于农业及食品领域的研发（邓心安等，2022），大多数动植物食品品种仍处于研究的基础阶段，比如水稻、草莓和香蕉;有的处于实验阶段，涉及油菜、小麦等;部分品种已接近市场化应用推广阶段，涉及西红柿、大豆、玉米、苹果、蘑菇、猪、真鲷、河豚等。

由于这些技术的创建或延续基础不同，同等效果的技术所需的物质和治理投入有差别，掌握技术所要求的能力也有不同。比如，民间制作的酵素，基于传统和本土经验，与实验室制作的具有拮抗、诱导抗性和土壤修复作用的微生物相比，程序简单，防病、抗虫、增产效果近似（骆世明，2022），但是劳动力投入可能更多，资源的再利用效率可能更高，而且获取更便利。新生物技术成果则相反，基于前沿基础研究成果，已经沉淀了大量的智力投入，对于一般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来说，掌握其特性、明确其安全性，都需要有更多的“证成”支撑，尤其是法律规范。

农业绿色发展实践范式及其流动扩散。在政策引导、科技和市场动力支撑、多主体主动探索、互动、合作的基础上，农业发展被置于更大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中，农业绿色发展实践出现多种范式。

如果仅仅把农业作为一个单独存在的系统，产出扩大作为唯一的目标，那么，它的运行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外部资源的输入，以获取能量，维持其产品生产与产出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未转化为生物产品的物质和能量即被视为废弃物。单看这个过程，能量耗损以及产品产出后，就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维持产需平衡，如果扩大产出，资源投入需求更是成倍增加。如果把农业生产作为更大系统的一部分，那么，产出就不仅仅意味着消耗和损耗，而是新的能量流动方式。流入的资源和能量来源会有所扩大，流出的方向也可能形成回转的双向，通过技术处理促成能量循环。

农业绿色发展实践范式由不同主体主导，涉及多个主体的参与，所采用的生态技术也有不同。但是基本上都遵循系统思维，不以某种技术作为灵丹妙药，也不以资本投入作为解决方案的前提，更不把既有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看作固定不变;把农业生产作为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寻求新的资源和能量流动方式，探索社会、经济、生态目标的平衡点。

覆盖面广、物资投入力度较大的实践，是由政府主导、其他主体参与的大规模生产推动、试验示范的农业绿色发展案例，更多地以既有的现代农业网络为基础，以政策的启动“突围”作为主要特征。具体包括上述的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生态农场示范;还有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化肥农药零增长补贴，绿色低碳农业项目的政策补贴研究与实践探索，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推进的支持等。

覆盖面较广、物资投入有限，但是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范围较大，涉及小农户生产，由科研机构或社会组织启动“突围”的实践，与现有大规模推进并行，更突出其主体间、主体与自然间、价值链各端口间的直接链接，以及强调非正式食物信任的建立。具体包括上述的社会生态农业、巢状市场、农夫市集等。

这些实践还在已有的政策和管理机制支持下，通过区域间合作，包括省际合作、国际农业发展合作，进行流动和扩散。例如，基于2020年9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中欧双方通过单独申请、互认试点和协定互保等方式，至2021年底实现110个中国地理标志在欧保护，134个欧盟地理标志在华保护;“175+175”中欧清单产品将于协定生效4年内完成相关保护程序。另如，社会生态农业在中国经过十多年探索，由零星的社会企业和小农户、家庭农场发展成为覆盖全国范围的由1500个农户、农场、合作社等不同主体组成的社会生态农业网络，影响到近50万农业生产者，300万消费者[17];是国际社会生态农业联盟成员，每年开展国际间交流合作。再如，2021年，浙江杭州余杭区与四川广元苍溪县联手，在阿里巴巴公益支持下，在陵江镇笋子沟村建立数字乡村指挥中心、可视化监控系统、电商果品分选中心和电商直播室，为柑橘生产和管理决策提供实时数据支撑，产品统一分级、电商线上销售，促成资源节约、质量提升、优价销售[18]。

结论

在全球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之下，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的复杂性也愈加突出。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19]显示，2020年，全球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新增9300万人，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较2020年增加约4600万，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累计增加1.5亿。2021年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6%，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完全抵消了疫情影响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报告还指出，世界各国对粮食和农业部门主要以贸易和市场政策及财政补贴的形式给予支持，但成效却不那么均衡，对环境和低收入人群并没有产生积极影响。

要增强抵御未来冲击的韧性，要求各国采取果断行动，中国在农业绿色发展转型中积累的经验，可以为此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网络路径表明，生产率、资源使用效率、环境保护效率的提升，共同驱动绿色农业经济发展。这个新的发展范式，使得原来农业经济体系中的各主体处于“突围”状态，路径依赖下新动力来自于各主体创新以及社会创新。政策的突围要以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农村居民利益的平衡为切入点。企业的突围只有走产业创新、设计创新的道路。农业绿色发展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多方协调和密切配合形成创新的技术和市场动力，创建其他基础条件，才能打破既有的路径依赖。

农业绿色发展转型需要搭建多方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诸如科研院所与企业的紧密合作，绿色发展的公众教育。不同主体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可能存在不同，这个层面的差异很难在短期内弥合，但是往复交流对于推进相互理解很重要，至少可以达成多种范式同步前行，尽量降低冲突成本。在绿色目标（碳减排碳中和），以及公平、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等目标组合下，农业绿色发展转型实质上是一个“传统技术+常规现代技术+前沿技术”推动的过程。相关知识储备的差距，决定了主体间的认知差异。建立生产链主体、消费者的讨论平台——包括数据库建立和获取，能促进多方的知情和交流。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科学家，对新技术的规范化分解和通俗化的科普（包括坦诚的风险宣传）就很重要，这体现的不仅仅是知识分享和扩散，更重要的是主体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尤其是长期被动接受食物质量咨询的消费者。同时，这种分享也是促进绿色发展能力建设的一种方式。

农业绿色发展转型还需要将信任的社会构建与制度构建相结合。推动转型的合力需要以多方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为基础。社会生态农业等多样化农业-食物策略更多体现为差序食物信任，即将信任建立在熟人伦理或熟人关系之上（张纯刚等，2015），促进小规模生产的生态技术创新，通过市场细分，加上数字技术的支持，与社会化大生产并行不悖。从小规模生产者以及某些更具乡土情结、更有自然偏好的消费者角度，有了更多主动选择的机会，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将时间、空间、自然体验等浓缩到某个证书的农产品质量认证结果、而并不以积极的信任为选择基础。另外，工业食物体系与新信息技术的联合，诸如追溯系统的建立、线上种植养殖过程的观察、线上结合现场的认领种养方式等应用，均为打破不信任的“咒语”创建了可能的机制，还为重建农产品与自然的链接、消费者与农业生产的链接、开展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教育等提供了空间。

针对生态技术、清洁能源、智慧技术研发利用，需要建立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综合评估机制，通过多方参与方式设立标准，建立财政补贴、融资、合作支持、效果评估机制，资本优先对标兼顾“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效益的绿色项目，为农业绿色发展转型的网络路径提供新赛道。

（本文系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项目和中国农业大学2115人才工程项目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JL2020-003、TP18112101）

注释

[1]《中国绿色食品统计年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站，2022年7月24日，http：//www.greenfood.org.cn/ztzl/tjnb/lssp/。

[2]笔者于2022年在G市调研发现，2015年某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与某贫困户结对扶贫，不收取任何中间费用;之后逐渐带动该村的其他农户和其他村庄参与。随着参与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增加，开始建立微信群，又通过同事或社区伙伴再带動其他人，建立更多的群。脱贫攻坚决胜之后，这位工作人员继续推动P to C模式，以义务服务为原则，制定规范，至2022年7月消费者群体已经有一万多人，生产者和运营商群体覆盖了十多个县区，涉及几十种农产品。

[3]《2021年中央投入农业绿色发展相关资金近440亿元》，网易号：乡镇企业与乡村振兴，2021年9月11日，https：//3g.163.com/dy/article/GJKUKQJ50552BTTM.html。

[4]其中大北农华东总部项目联合浙江大学等一流高校、科研院所，围绕生物育种、生物饲料、农业生物制剂、农业大数据、农业人工智能等技术，共同构建开放式的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杭州市农业农村局_区县动态，百家号，2022年1月5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083936782645715&wfr=spider&for=pc。

[5]例如，2020年北京市昌平区的8个镇建立了9个试验基地，投入智能纳米膜堆肥中型发酵设备10套，每套发酵设备占地40平方米，可处理果树枝条、菌棒、玉米秸秆、草莓藤蔓等农林废弃物，联网监测，发酵周期约15天，其他发酵方法一次需要3个月。每套设备每年总计处理农林废弃物600立方米，产出有机肥300吨，做到最大效率的资源循环利用。中国农网，2020年8月17日，http：//www.farmer.com.cn/2020/08/17/99858057.html。

[6]《对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4057号建议的答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2016年7月27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607/t20160727_5219540.htm。

[7]《我国首次实现从一氧化碳到蛋白质的合成 已形成万吨级工业产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日，第12版。

[8]《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中国政府网，2015年4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4/13/content_2845996.htm。

[9]《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17年9月30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7-09/30/content_5228960.htm。

[10]《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21年9月7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07/5635867/files/737ff96c0cc74f788394eb6194cc44c6.pdf。

[11]《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2022年2月9日，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KJJYS/202202/t20220209_6388306.htm。

[1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广东省政府网，2022年7月13日，https：//www.gd.gov.cn/xxts/content/post_3972535.html。

[13]《我国有哪些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2013年4月27日，http：//www.moa.gov.cn/ztzl/zjyqwgz/kpxc/201304/t20130427_3445775.htm。

[14]《“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205/P020220510324283427632.pdf

[15]《农业农村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19年12月25日，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20/5470944/files/b001fe6ca9e345f4ad4f954276d35fee.pdf。

[16]《农业现代化辉煌五年系列宣传之一：农业现代化成就辉煌 全面小康社会根基夯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2021年5月8日，http：//www.ghs.moa.gov.cn/ghgl/202105/t20210508_6367377.htm。

[17]社会生态农业CSA联盟网站，http：//csanetwork.cn/。

[18]《阿里巴巴特派员驻村，特色农产品余杭上线 苍溪有了“数字”外援》，四川省乡村振兴局网站，2021年11月19日，http：//xczxj.sc.gov.cn/scfpkfj/sxnews/2021/11/19/f1f6d6a4d9d442d09e89d620a5990d5b.shtml。

[19]"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2"， https：//serbia.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7/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2_0.pdf.

参考文献

程序、曾晓光、王尔大，1997，《可持续农业导论》，北京：中国农業出版社。

马世骏、李松华，1987，《中国的农业生态工程》，北京：科学出版社。

高尚宾等编著，2018，《中国生态农场案例调查报告》，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梁鸣早，2022，《生态农业优质高产“四位一体”种植技术手册》，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袁建伟、晚春东、肖维鸽、张松林，2018，《中国农业产业链发展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乔玉辉、齐顾波、顾惜思、卜慧明，2016，《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路径》，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蕾切尔·卡尔森，2018，《寂静的春天》，辛红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美]西奥多·W·舒尔茨，2006，《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美]富兰克林·H·金，2011，《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张纯刚、齐顾波，2015，《突破差序心态重建食物信任——食品安全背景下的食物策略与食物心态》，《北京社会科学》，第1期

石山、阳含熙、杨挺秀等，1983，《生态问题和开创农业新局面》，《红旗》，第17期。

骆世明，2022，《生态农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第4期。

叶敬忠、丁宝寅、王雯，2012，《独辟蹊径：自发型巢状市场与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黄国勤，2019，《论生态农场建设与发展》，《农学学报》，第4期。

蒋高明等，2017，《产量与经济效益共赢的高效生态农业模式：以弘毅生态农场为例》，《科学通报》，第4期。

焦翔、王思博、乔玉辉，2021，《生态农场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19个生态农场的调研数据》，《经济纵横》，第10期。

梁謇，2020，《我国绿色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建构研究》，《行政论坛》，第1期。

王星匀，2017，《国内外绿色农场组织和经营模式对比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第17期。

许秀川、吴朋雁，2021，《绿色农业发展机制的演进——基于政府、农户和消费者三方博弈的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苑甜甜、宗义湘、王俊芹，2021，《农户有机质改土技术采纳行为：外部激励与内生驱动》，《农业技术经濟》，第8期。

张笑寒、汤晓倩，2021，《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参与主体的绿色生产行为研究：基于政府激励视角》，《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第2期。

赵光等，2017，《基于能值分析的北方典型生态农场循环模式研究》，《可再生能源》，第9期。

邓心安、王舒、曾海燕，2022，《基因编辑食品监管与标识管理研究——基于认知度视角分析》，《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第2期。

赵建设等，2019，《“稻鸭共作”模式的生态效益及其在生态农场应用的经济效益分析》，《中国农业科技导报》，第11期。

齐顾波，2021，《现代可持续农业—食物系统的认知和实践演变》，中国发展门户网，2021年9月15日，http：//cn.chinagate.cn/news/2021-09/15/content_77755065.htm。

黄耀辉等，2022，《生物育种新技术作物的安全管理》，《生物技术进展》，第12卷第2期。

Yan， Y.， 2012， "Food Safety and Social Risk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03）.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2020， "The 10 Elements of Agroecology： Guiding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le Food and Agricultural Systems".

Cui， Z.; Zhang， H.; Chen， X. et al.， 2018， "Pursuing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 with Millions of Smallholder Farmers"， Nature 555，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5785.

John， P.， 2008， "The Greening of China's Food： Green Food， Organic Food， and Ecolabelling"，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Alternative Agri-Food Systems Conference， Liege University， Arlon， Belgium， 27–30 May， https：//digital collections.anu.edu.au/bitstream/1885/47100/7/GreenFoodChina.pdf.

Shi， Y.; Cheng， C.; Lei， P.; Wen， T.; Merrifield， C.， 2011， "Safe Food， Green Food， Good Food： Chines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nd the Rising Middle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9（4）.

UNCT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Report， 2018.

Si Zhenzhong and Scott S.， 2021， "Employing an Agroecological Approach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a Case Study from China"， In Claude D. Caldwell and Songliang Wang （Eds.）， Introduction to Agroecology， New York： Springer.

Shen， J.， et al.， 2020， "Agri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A Model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Front. Agr. Sci. Eng.， 7（1）.

Jiang， Y.; Li， K.; Chen， S. et al.， 2022，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Considering Substituting Organic Manure for Chemical Fertilizer"，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29.

责 编 / 马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