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纾骅

2021年11月27日，岸田文雄在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出席检阅仪式

安倍晋三去世后，自民党与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獲得了参议院超半数议席。选举结束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要尽快把修宪问题提上日程，并争取针对修宪开展公投。”

日本修宪问题一直是牵动东北亚乃至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被称作“和平宪法”的于1947年实施的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不保持海陆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直谋求修改宪法条文，将日本变成可以拥有军队、发动战争的“正常国家”。虽然目前日本仍是“和平国家”，但其战后的军工企业并未停止运转，日本向他国进行军售的努力也从未中止。

日俄战争开启军售魔盒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达成“脱亚入欧”、成为亚洲第一军事强国的目的，自西方大肆购买军舰、火炮等先进装备。同时，主要由旧华族成立的三菱、三井、住友等财阀，发现了军工行业的暴利，大量投入资金开设兵工厂并研发新武器，以期达到武器国产化甚至外销的愿景。

在动用诸多先进武器、被称作“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已经拥有了自制三一式75毫米火炮。

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获得了急需的资金，和中国东北丰富资源的开采权。此时，已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并不满足于一次战争的胜利，它为了维持兵工厂的规模与产能，选择了武器外销“以商养战”的政策。

2021年3月30日，东京，日本与印尼达成武器出口协议

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了日本军工业起死回生的机会。

地大物博的清朝，成为了日本首选的销售对象。1908年，由陆军省牵头，三井物产、高田商会、太仓组三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专司对华军火贸易的商业组织“泰平组合”。

由于中日两国有一定高层军事交往，加上清政府正值编练新军之际，急于追赶世界先进军事水平，泰平组合的出口业务顺利开展。1903—1907年，仅泰平组合就对华出口10万余支步枪、300余门火炮、大量弹药、爆破器材及通信设施。

对公销售外，日本军火商也频繁进行走私活动。1908年，满载武器的日本货船“二辰丸”号在目的地澳门附近洋面，被清朝水师截获并羁押于广州。一个月后，迫于日方的外交压力，清政府无条件释放该船。这次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抵制日货运动，以三井物产为主的日本商行销售额一度大幅下挫。

革命“去库存”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对武器的需求直线上升，拥有地缘优势的日本得到了倾销积压武器的机会。在与清政府的军火销售协商中，由于清政府对日本警惕性较高，双方未能就步枪出口达成一致，仅达成了主要购买火炮的协议。

此后，日本军火商在政府的支持下，秘密向华中、华南的反清势力销售日俄战争中缴获的俄式步枪为主的军火，试图分裂中国，制造“北满南汉”的局面。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给了日本军火商大发横财的机会。各系军阀以矿产、铁路等作为抵押，大量购买日本军火用于内战。日本也一举超越德国，成为对华第一大武器出口国。

一战爆发后，欧洲军火商自顾不暇，远离战火的日本接到了大批来自欧洲的订单，其军工行业得到快速发展，对华武器出口额大幅下降。

“特需景气”致军工再起

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接受“和平宪法”的限制，军队解散，军事机构撤销，军工企业转为民用，被禁止发展任何有战略威慑能力的武器。但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了日本军工业起死回生的机会。

由于地缘优势，日本成为“联合国军”的后勤大本营。朝鲜战争中，日本接到了美国提供的大批军需品订单，其中包括部分武器弹药，这被称作“韩战特需”。当时，民生凋敝的日本得到这批订单后，工业产能全开，进入了“特需景气”时代。

“ 6 1”式坦克

“C-1”运输机

日本自研武器装备无法通过外销摊薄成本，其价格相当昂贵。

日本政府趁机相继成立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预备队”及“海上警备队”。日本军队就此“借尸还魂”，军工产能也被重新开启。

由于受国际法制约，日本于1967年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不向社会主义阵营军售;不向联合国禁止的国家军售;不向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或可能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军售─日本虽为重启军售做好了理论准备，但此时的世界军售市场上早无日本一席之地。

1981年，难觅买家的日本通过了《关于武器出口问题的决议》，姿态上全面禁止武器出口。虽然确立了不军售的原则，但日本政府的小动作依然不断，除了向美国长期供应武器装备及武器组件外，对于自动步枪、手枪等轻武器，日本也常年以“运动及狩猎用枪”的名目出口。

20世纪70年代后，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在武器研发方面加大投入，通过民用技术向军用转化，相继出产了“61”式坦克、“90”式主战坦克、“C-1”运输机等装备。由于日本自研武器装备无法通过外销摊薄成本，其价格相当昂贵，政府采购部门叫苦连天。

武器出口原则渐被架空

进入新世纪后，小泉政府放宽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并在2006年以协助打击海盗的名义，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3艘武装巡逻艇。虽然形式属于“援助”而非军售，但此次“援助”，是日本试图将影响力渗透至马六甲海峡、开拓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次精心尝试。

“苍龙”级常规动力潜艇

2014年，安倍政府通过了“防卫转移三原则”，模糊了武器出口概念。根据该原则，日本可以以国际合作或国家安全为由，向与其签订了《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出口武器。澳大利亚、印度及东盟各国，是日本的主要目标客户。2015年，日本政府正式成立专司武器采购、开发及出口的部门“防卫装备厅”。

“苍龙”级常规动力潜艇是日本“平成16年度潜艇计划”的产物。首艇由三菱重工承造，它是战后日本第一艘延续战前传统、以祥瑞动物命名的舰艇。“苍龙”级最大的特点是采用AIP动力系统，该系统不依赖空气推进发动机，在隐蔽性和续航能力上，相比普通常规动力潜艇有很大提升。

“苍龙”级潜艇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主力潜艇。水下排水量达4000吨的它，也是目前世界现役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日本对“苍龙”级的先进程度充满信心。在澳大利亚2009年开启的新一代常规动力潜艇招标计划中，“苍龙”级潜艇获邀参加。漫长的竞标过程中，一度传出“苍龙”获得这笔价值数百亿美元订单的消息。

到2016年，最终中标的是仍停留在模型阶段的、法国拟由“梭鱼”级核动力潜艇改装的“短鳍梭鱼”级常规动力潜艇。时任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对该结果表示“非常遗憾”，并在当年的内阁改组中被稻田朋美取代。三菱公司更是把落选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技术水平未得到充分展现”。

外界认为，“苍龙”级的落选除了日本的外交努力不够外，其长期游离于世界军购体系之外，缺乏对产品的准确定位，也是重要原因。

但“短鳍梭鱼”级也未能笑到最后，澳大利亚对法国的研发速度失去了耐心，于2021年撕毁合同，选择了英美提供的核潜艇方案。可以想见，如果“苍龙”中标，到2021年，应已交付一兩艘，澳大利亚很难有撕毁合同的余地。

意大利“截胡”

毗邻“东方海上生命线”马六甲海峡的印度尼西亚，是日本的重要军售目标。

通过援助巡逻艇等方式，日本与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国家，关系一直处在升温状态。印尼的周边国家，为了充实海军实力，多购买了新型护卫舰。为保持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军优势，2007年，印尼雄心勃勃地表示，准备采购40艘护卫舰。

2020年，印尼拟购买8艘神盾护卫舰。该项目的主要竞标对手，是法国“追风-2500”型护卫舰，及丹麦“伊万·休特菲尔德”级护卫舰。有消息称，丹麦已经基本获得该订单。不料2021年3月，印尼与日本签订了《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定》，印尼方随即对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由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职能是“保有自卫能力”，其水上主力舰均被称为护卫舰。但“摩耶”级、“金刚”级、“爱宕”级护卫舰的满载排水量均在万吨左右，是不折不扣的导弹驱逐舰。而排水量3000吨左右的“最上”级，才是普遍意义上的护卫舰。

其长期游离于世界军购体系之外，缺乏对产品的准确定位。

“最上”级护卫舰

JTPS-P14型相控阵雷达

在日本认为此次军售已经十拿九稳、大笔钞票即将入账时，煮熟的鸭子又飞了。2021年6月12日，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CEO宣布，印尼与该集团达成引进6艘欧洲多任务护卫舰及2艘“西北风”级护卫舰的协议。得知消息的日本朝野一片哗然，纷纷谴责印尼不守信誉。日本的军售努力，再次竹篮打水一场空。

道路依然曲折

虽然日本的军售经常陷入“西西弗斯式”徒劳无功的困境，倒也并非颗粒无收。

2020年初，菲律宾决定以5.5亿美元购买4套相控阵雷达，包括3套J/FPS-3ME型及1套JTPS-P14型—此订单是2014年日本解禁军售禁令后的首份订单。

这份订单之前，日本曾先后向菲律宾援助10艘巡逻艇及5架TC-90教练机，以强化日菲关系。在不懈努力“刷好感”并承诺终身免费保修后，日本终于获得了这份雷达大单，实现了“零的突破”。其实，售后服务是日本的短板，如果不能尽快蹚平军售之路，其注定没有做大的可能。

虽然日式武器有技术先进、做工细致等优点，但由于日本工业体系零散，制作一种武器，往往需要数十甚至上百家兼做军品的企业配合（“最上”级护卫舰甚至由数千家企业的产品组合而成），摊薄了企业利润，使企业积极性较低，最终的整合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并发生过一些严重质量问题。

而最近，日本军售的直接竞争对手韩国，与波兰达成了总价约145亿美元的世纪级军售大单。此消息应使日本防卫装备厅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机会不多了。

无论如何，希望令和时代的日本吸取战争教训，秉持和平理念，在政策及军售方面保持理性，避免进一步激化国际形势。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