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减少文化折扣，以万玛才旦为代表的藏族导演尝试将藏文化融入汉文化，根植于藏文化本身，通过对其符号书写与去奇观化的异域表达，减少文化折扣，以此实现文化增益。文章基于万玛才旦的电影探讨文化折扣与文化增益。

关键词：万玛才旦;文化折扣;文化增益;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8-00-03

少数民族电影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因文化的差异，会出现文化之间的碰撞，从而产生文化折扣现象。万玛才旦的作品打破了不同文化之间传播和交流的束缚，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藏族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万玛才旦电影的放映渠道不同于其他导演的作品，更多是在大学或电影节上播映，受众范围随之扩大。因此，文章选取万玛才旦的电影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分析，旨在发现其作品在文化增益方面的独特之处，为我国多民族文化影视产品在世界的传播提供新思路。

1 基本概念界定

文化折扣的本意是指用来表示保护小众语言和文化版图的一种文化特性，主要目的是争取大众的关注。文化折扣又称“文化贴现”，这一概念最早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意思是娱乐产品交易过程中经济价值的确定，必须考量该娱乐产品的文化差异。霍斯金斯和米卢斯首次提出了影视节目贸易中的“文化折扣”，将“文化折扣”概念引入文化领域。“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里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和行为模式。”[1]在传播过程中，由于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地域文化等的不同，文化产品抵达目标受众的时间晚于预期，减慢了传播的速度，同时也使预期传播的文化产品的量减少，产生了文化折扣。要保证文化产品能顺利传播，抵达目标受众，必须要求创作者提升作品本身文化质量，同时优化文化产品传播的环节和途径，真正发挥文化产品的效应，使作品的传播效益最大化，即实现文化增益。

文化增益指的是受众在接收外来文化时，会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对自己不熟悉却感兴趣的文化产品产生好奇，同时在阅读或观看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比较作品中与受众自身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更多地接受相似之处并包容不同之处，进而产生一定程度的文化认同感，使文化作品的传播效益最大化和最优化。文化折扣并非独立于文化增益而存在，两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文化折扣与文化增益相伴而生。文化产品输入地区的目标受众因为与文化产品输出地区在文化语境上不同，拉开了距离，“距离产生美”这种客观存在的文化背景上的差距使目标受众拥有更自主的想象空间、更多元的解读维度和审视角度来欣赏并接受外来文化产品，目标受众获得了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历史、文化、价值观的独特视野。因此，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可能产生文化折扣，也可以实现文化增益，其关键在于不同文化间信息的转化利用程度。

2 藏文化融入汉文化的尝试：《喇叭裤飘荡在1983》（文化折扣>文化增益）

进入21世纪，许多少数民族电影参加国内外举办的电影节，取得成功并受到广泛的关注，这是少数民族文化鲜活的历史记忆。由于文化差异和其他类型电影的冲击，近年来只有很少的几部藏族电影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其他作品则默默无闻，大多数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面临文化折扣。究其原因，一些目标受众从未感知自身文化与身份边缘化问题，客观上可能将文化作品作为一个极其普通的异域故事来解读，不能对作品主人公的经历感同身受，进而影响了这些电影在异域文化地区的传播。

为增强藏文化电影在全球的影响力，万玛才旦在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获得口碑与市场后，尝试将藏文化融入汉文化氛围，拍摄了影片《喇叭裤飘荡在1983》。该影片与以往三部纯藏语电影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万玛才旦一次全新的尝试。这部电影除了选取汉族专业演员之外，还融入了许多当年流行的汉文化元素。然而该影片选择的职业演员恰恰使万玛才旦的电影丢失了一大特色，这是它无法实现文化增益的原因之一。此外，在这部影片中，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呈现出的景象大同小异，虽然这部影片引发了人们对从前的追忆，但是无法得到受众的高度认同。

3 藏族文化符号的书写：《五彩神箭》与《塔洛》（文化增益>文化折扣）

《喇叭裤飘荡在1983》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使万玛才旦彻底醒悟：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及地域文化等因素会影响电影对外传播过程中观众的文化认同。植根于自己母文化的氛围与环境，向世界传播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应当是一个藏族导演最值得并且最需要去做的事情。在社会高度现代化发展的当今，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情况却不容乐观。基于此，万玛才旦决心弘扬本民族文化，于是他开始了一次艰难、孤独的藏文化传播之旅，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为藏文化寻找一种平衡，寻求有效传播藏文化的途径和方法。

万玛才旦尝试在电影《五彩神箭》与《塔洛》中诠释并展示藏民族自身的文化符号。《五彩神箭》围绕藏族的一种古老的文化活动符号“五彩神箭”展开，通过展示现代人的射箭比赛，讲述藏文化图腾的神话故事，传统的文化符号贯穿影片。“五彩神箭”的传统文化符号是印度佛教传入藏族地区遗留下的记忆，它呈现给观众的是凝结着藏文化民族精神的神箭，更代表着藏民族新的一代在拉隆村和達莫村之间的文化传承。剧中祭祀箭神、愉悦箭神的羌姆舞以及记录射箭文化精髓的羌姆舞壁画等传统文化符号都象征藏民族寻求神灵庇护的文化内涵。万玛才旦并不是简单崇拜这些传统文化符号，影片在呈现传统文化符号的同时，穿插着许多现代文化符号，如摩托车、手扶拖拉机、现代弓箭、现代竞技规则等。这些现代元素激发并引导观众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找到自身文化与藏文化在视觉上的平衡。剧中有一个情节引人深思，在宣布射箭比赛结果时，拉隆村使用现代弓箭获得胜利的成绩被取消。这种结果正体现了藏族人民对以神箭为代表的藏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影片最后，扎东对尼玛的敌对态度也与这场射箭比赛的现代规则一样，从理解包容到隔阂消除，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和谐相处，得以共生发展。

在《塔洛》这部影片中，万玛才旦继续保持自身对藏民族社会与文化身份的认同与追求，他将镜头聚焦于更具普遍性的现代人，通过青藏高原地区的牧民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的短暂经历进一步展示藏区牧民对自身现代人身份认同的犹疑、迷离、彷徨和弃绝的态度。影片主人公塔洛自始至终都在思考“我是谁”，试图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最佳状态。公安局代表现代社会对塔洛身份能指意义上的认同，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塔洛一直没有得到所指，即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因此他始终处于迷茫与痛苦之中，面对现代文明无所适从。在城市里见到的一切都令他感到好奇与兴奋，这些塔洛在牧区从未见过与体验过的现代文化符号，给他带来的更多是尴尬、迷茫与痛苦。

塔洛与局长在公安局展开了关于“好人与坏人”的讨论，最终得到的论证是传统的“小辫儿”已被剪去，塔洛不再能够流利地背出《毛泽东语录》;同时，现代爱情与财富都将他抛弃。这一切都表明，在寻找现代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塔洛在现代社会中被欺骗、改变后遭到抛弃，原本的牧羊人身份也不被认同，最后他只能通过自残的方式排解自己的情感。

再看影片中另一个人物——杨措。他对塔洛的欺骗，实际上表明了藏族青年在现代社会中对藏族文化的某种侵蚀。塔洛的故事诉说了藏族人在面对现代文明时对身份认同的迷茫。对电影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方法，万玛才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诠释。他坦言不喜欢所谓绝对的客观的没有情感的刻板的真实，那样的真实让人们更加看不懂他故乡的真实面貌。

因此，作为藏族导演，他喜欢“画中人”的那种感觉，他希望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叙述发生在自己故乡的藏族人的真实故事。“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样一种朴实的思想源于万玛才旦对藏族文化与思想的认同与热爱，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电影为世人呈现具有藏文化特征的藏族人的真实。

近年来，虽然万玛才旦的创作风格稍有改变，但自始至终都未脱离对当代藏族人民生存境遇的自省与关怀。电影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的特点，可以突破国家、地区、种族等限制，成为人类共享的艺术符号语言，这种艺术符号突破了语言、文字与文化间的传播渠道，成为促进各民族跨文化传播强有力的工具和载体。跨文化传播的目标受众可能听不懂、看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但是可以借助电影这种形式，通过视觉符号向观众传达该民族文化的意境、意象，让观众了解并理解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万玛才旦以藏族导演特有的视角，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一幅又一幅藏民族生活画卷呈现在观众面前，引起他们对藏民族文化的强烈兴趣，并由此产生一种文化认同与理解，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增益。

4 去奇观化的异域文化情感表达：《撞死一只羊》与《气球》（文化增益>文化折扣）

一般的藏民族电影只关注背景等大环境的构建，更多是展示巍峨的高山、成群的牦牛、具有藏族特色的人群等特有的指向性镜头，这些镜头建构出强烈奇观化的意境影像，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民族文化的传播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目标受众产生共鸣，从而实现文化增益，至少要具备以下两点：一是具有目标受众容易识别的语言或影像画面，二是具有能引起目标受众思考的价值差异和使目标受众产生刺激感或审美、趣味上的新奇感的特色，即独有的地域特色和民风民俗[2]。

万玛才旦一直坚守情感底色，拒绝奇观化的情节和画面意境，揭示人性的本质特征。藏族是他和角色的身份，藏地是故事的发生地，藏语是他的母语，但是万玛才旦所要表达的主题、呈现的语言风格既具有藏民族特性，又具有世界性。他摒弃了以往藏族题材电影奇观化处理的特点，使观众感悟电影作品中相通的人性本质与情感。

“毁灭”与“轮回”是藏文化中重要的思想观念，是藏族人民尊崇的至高境界。《撞死了一只羊》讲述的是在藏地发生的平常又不平常的故事，司机和杀手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却有同样的名字：金巴。司机金巴在无意中杀了一只羊，想要寻找救赎;杀手金巴有意杀了杀父仇人，想要获得解放。在影片中，万玛才旦运用与众不同的镜头语言展示故事场景，如在同一空间采用同一机位的方法重复讲述司机和杀手这两人在酒馆的情景，采用类似特写的静态画面：两人身处同样的位置，背后是同样的人群，不同的是与老板娘之间的对话。杀手最终放弃了复仇，司机选择去寺庙为羊超度。

《气球》里的“轮回”与“毁灭”体现在卓嘎未出生的孩子与孩子已逝去的爷爷身上。上师认为卓嘎的孩子是爷爷的灵魂转世，在藏文化中，此乃一件天大的幸事。男主人公达杰坚持信奉这个真理，认为这个孩子必须出生;而卓嘎坚信孩子是在爷爷逝去前已有的，并不是所谓的转世轮回。卓嘎作为一个从小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藏族女性，宗教信仰早已深深扎根于她的内心深处，其观念中对现代女性的理解似乎并没有得以建构起新的渠道，反叛对她来说也许只是一种本能[3]，可她的力量太单薄了。万玛才旦用这个故事向观众展示了女性在藏族地区传统宗教观念下的艰难处境，卓嘎身上体现的现代性与女性意识都在启示观众，并试图引起他们的共鸣。

万玛才旦在多年探索拍摄藏族电影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不需要赘述与奇观化的情节、画面，观众因而能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感知并领悟“毁灭”与“轮回”的深层意蕴。万玛才旦将藏族宗教的传统观念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影片中，通过电影语言将其有效地传达给了不熟悉藏文化的观众，进而实现了文化增益。

5 结语

万玛才旦的大多数电影作品具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保持情感底色，拒绝奇观化，不以奇取胜，也不仅仅依靠西藏特有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及民风民俗来博取观众或业内人士的关注。万玛才旦希望他的电影能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他以其独有的风格、藏文化本身的特性和符號来书写藏族故事，使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观众在思想上与电影作品产生心灵共鸣，从而实现文化增益。

参考文献：

[1] 考林·霍斯金斯，斯图亚特·迈克法蒂耶.全球电视和电影：产业经济学导论[M].刘丰海，张慧宇，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09.

[2] 闫伟娜.少数民族影像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14，27（2）：39-44.

[3] 袁海燕，张琴.少数经验与命运共同体之间：从电影《气球》看万玛才旦电影创作路径的发生[J].电影新作，2020（6）：93-100.

作者简介：陈梦峥（1998—），女，江苏盐城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