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斌

达利翘胡是谁给他的思索    弯了汤匙借你灵感不用还我

融化的是墙上时钟还是乳酪    龙虾电话那头你都不回我

曾经，每个被风吹过的夏天，我们都会被一个叫Jay Chou的歌手用新作叫醒耳朵，又在无数次单曲循环后沉睡去，等待再一个夏天的到来。只是这次的沉睡有点久了，像童话里的睡美人被纺锤触碰，抑或手边一根不抽却放了很多年的烟，而这次点燃它的，除了久违的旋律，还有翘胡的达利。

有趣的是，近期网上还真有人提出了类似“达利是谁？他怎么又跑来蹭周董的热点？”这样的疑问，殊不知，周董之所以为歌曲命名《最伟大的作品》，不是因为他在创作上的伟大，而是歌词中那些以达利为首的艺术家们，所以真正的热点是“达利们”。如同达利最伟大的作品《永恒记忆》一样，“达利们”的伟大，才是我们永恒的记忆。

艺术神童的叛逆往事

1904年5月11日，萨尔瓦多·达利出生于西班牙菲格拉斯的一个小镇，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孩提时代。达利本是家中次子，但因为哥哥在3年前患脑膜炎意外离世，他的出生给原本陷入绝望的父母以莫大慰藉，童年的达利也因此从父母身上得到了或许有些过多的期望与溺爱。不过，尽管他们对达利沉迷于画画的行为相对支持，但从达利的感受上，来自母亲的鼓励和支持明显要无私很多。达利说他一生中遭遇的最大打击是母亲的突然去世，因为她是他最崇敬的人，她神圣灵魂的道德价值远高于其他所有，她的高尚让他灵魂的诸多污点变得隐而不见，她的真诚与无私让他自始至终都充满自豪感。

父亲则始终笃信艺术不该成为维持生计的手段，而是休闲时间允许下的某种精神消遣。正因如此，他虽未阻挠达利画画，但也曾多次力劝达利日后从事科学甚至文学职业。但是最终无济于事，中学毕业后的达利在绘画上的天赋锋芒毕露，这才让父亲做出妥协，送他进入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

小学时代，达利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以空前的热情去制造虚构的回忆。上学时，他甚至忘记了字母表上的字母以及如何拼写自己的名字，但他无所不能的梦魇与虚构冲动则与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他时常无从得知生活如何从现实开始，又如何结束于想象。他常常出现一种高视觉现象，就好像眼睛已变成一副强力眼镜，在有限视觉范围内发挥放大镜作用。

和鲁迅在自家后园中看见墙外的两株树类似，达利中学时代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在菲格拉斯基督教教义学校第一教室窗外看到的两棵树。两棵都是柏树，只是左边那棵略矮，右边那棵树身直挺。每天下午，达利的视觉之窗便会在两棵柏树上随着光线的变化打开。在他看来，它们整个下午都像两团黑火焰一样在天空燃烧，并以这种方式告知他课堂内容的单调节奏。达利自言，这两棵柏树就是他的钟表：在下午课堂开始时燃烧，在晚祷告后隐没于黑暗。即便后来他被学校以走神发呆为由调换座位，从视线里剥夺了那两颗柏树，达利依然执着而准确地感知着他们的位置，用想象在时间里重建一切。这一钟表形象，将成为达利后来整个艺术生涯的标志，也是我们理解达利钟表含义的钥匙。

大师之间的交集

达利青春期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有意识地强化了神话、怪癖，以及在他孩提时代就形成的缺点和美德。在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原本满腔热忱的他很快就对老师们失望了，因为尽管他们满身荣誉，却教不了自己任何东西。其实这倒不是达利狂妄自大，也并非老师们平庸无能，反而是由于他们与时俱进的所谓“进步精神”，对新鲜事物与潮流的追逐，让达利觉得过于自由和懈怠。换言之，达利对老师们当时追捧的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嗤之以鼻，觉得他们标榜的创作自由是本末倒置，更是他在少年时代玩剩下的。他想要的是表达的精确性，是有关构图、透视和颜色的最准确学识。

达利用像被教皇接见一般，来形容拜会毕加索时的激动与崇敬之情。他对毕加索说自己特意是在去卢浮宫之前来看望他，毕加索说你做得很对。达利精心准备了一幅名为《菲格拉斯的少女》的小画赠与毕加索，对方无言地盯着看了一刻钟，之后两人便上楼一起看了毕加索整整两个小时的画，同样沉默无言。直到离开的那一刻，两人才互相对视一眼。

布努埃尔则是被达利刚刚写就的一个短片脚本所吸引，俩人一拍即合，联手奉献了影史上这部超现实主义电影的鼻祖。剃刀割开眼球，乌云划过月亮，蚂蚁从掌心爬出……种种潜意识与梦境般的镜头犹如一把匕首扎进了巴黎的心脏，达利说他俩的电影只用一个下午就摧毁了一战之后十年伪理智的先锋主义，并让令人恶心的抽象派艺术自此溃不成军。

之后的达利才逐渐被贴上“超现实主义大师”的标签，尤其是1931年的画作《永恒记忆》的出现。画中那些或挂在树枝、或搁在平台、或披在怪物肩上的柔软钟表，与那块倒放的、爬满蚂蚁、见不到时间的硬表一起，宣告了超现实主义时代的启幕。但随着战争的临近，非政治性的达利与超现实主义者发生了冲突，他在1934年的一次“审判”中被驱逐出超现实主义团体，这让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到新的绘画类型并专注于科学和宗教，艺术风格也更加传统。1940年后，达利移居到美国，一住就是15年。这15年里他在自我宣传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工作，一方面使声誉达到巅峰，另一方面也通过与诸多文学作品的交流，拉近了与普通人的距离。

或是因为与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有诸多交集之故，上世纪的艺术大师不乏为文学作品跨刀跨界之人，比如马蒂斯的《尤利西斯》与《恶之花》，毕加索的《吕西斯特拉忒》与《不为人知的杰作》。达利也同样是最爱绘制插图的艺术家，就笔者所见过的旧书珍本而言已是蔚为大观：1945年的《切利尼自传》，1946年的《堂吉诃德》，1946年的《麦克白》与1947年的《皆大欢喜》，1947年的《蒙田随笔》，1952年的《神曲》，1969年的《爱丽丝漫游仙境》，1970年的《圣经》，1972年的《十日谈》……甚至在1966年达利还为毛主席诗词绘制过8幅版画插图。

在达利所有的插图作品里，最著名的无疑是《爱丽丝漫游仙境》，因为那是一个造梦者向另一个梦游者的致敬;但是我最喜欢也是我唯一藏有达利亲笔签名的书，是1946年限量版的《切利尼自传》，这本书中那些风格极其鲜明的线条、构图与色彩充满了瑰奇、夸張甚至变态的想象力，是我对达利最直观也是最早的叹服。无论是灵感还是插图的完成度，达利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象征的复杂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每幅插图都像是一次古典、现代与超现实的相遇，尽管我们未必能准确领悟图文间的逻辑关系，但这恰是达利视角下的艺术思想，那种非合理现实中的哲学内涵。

作为一名艺术家，达利不局限于固有风格，不拘泥于特定媒介。其作品，从早期印象派到超现实主义，再到古典主义的回归，展现了一位顶级艺术家的不断成长与发展。达利的财富不仅在于他所留下的各类艺术作品，以及背后那些迷离的怪奇梦境和美好的永恒记忆，更重要的，是他留给我们那种勇于探索自己和艺术表达的权利。

（责编：常凯）

达利作品

《堂吉诃德》

《爱丽丝漫游仙境》插画

《站在窗前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