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晨辰

在今天，摇身一变的“精神霸凌”正在以抽象化的形态，为现代人放大自身的忧虑，最终互相渗透互相改造，成为一场谁也无权斥责的合谋与共舞。

今年9月，笔者采访了一位女性“Y君”，去掉她所有的身份和背景，Y君的工作内容是互联网与艺术的交集部分，她本人有较强的艺术理论知识基础，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参加了两个月的工作并留下了这段体验。

Y君遭遇的“精神暴力”

“两个月前我加入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艺术品相关部门的工作。首先，它具有互联网公司所具备的先进办公环境、全英文操作系统、每个人专属的token代码，以及公司自主开发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为了方便居家办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户，与大多数互联网公司一样，打印一份材料都要刷自己的身份识别卡。基于这样的办公环境，从艺术圈这样相对自由的领域进入，多少是有些忐忑的。因为这样先进的一体化办公设备，在任何一个画廊机构都是没有的，与资本无关，而是理念和思维的差异。

“起初，面对这样系统，我真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圈上圈，仿佛可以骄傲地降维打击了。但与此同时，由于对操作流程不习惯，我在好心的同事帮助下完成了第一周的工作。但很遗憾，我完成得很糟糕。从文章的选择再到标题命题等，领导眼中的我是个不懂艺术市场的小白。我提出的所有问题，在对方看来都无知到极点，可以说任何一个接受过美术教育的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这段时间，我小心翼翼地适应着这里的环境，尽可能地改变自己，尽管如此我依然错误百出。渐渐地，我开始跟随着领导的认知，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什么都不懂，当然也不敢问、不敢说、不敢参与，仅仅是不想被别人当作白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件很小的事都涉及‘能力，我就是那个多加个引号都会被谴责的职场小白。

你不会自己选择吗？为什么这个拍场的内容不全面？你连什么是重要的都不知道吗？我们关注的是现当代艺术！这样的质疑和指责每天都会扑面而来。终于在一次争论后，对方的结论是：你不懂艺术市场，不懂我们企业的战略定位。于是我进入了新一轮的自我怀疑。

斯拉沃热·齐泽克。他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一些学者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

这里每天都是晚8点后下班，尽管我知道在“大厂”中已算早的，但过了8：30回家就没有公交车，不得不打车，这样原本不多的收入又要大额缩水，因为我们完全不存在报销这个环节。我通常在8：10左右离开公司，大约10点前到家，疲惫不堪，很多信息都无法及时回复，我真的不能像以前那样与朋友吐露心声。到家的瞬间我一句话都不想说，能说出口的只有无尽的抱怨，我甚至不知自己会不会在压力中爆发得粉身碎骨。

但这一天还是来了。一周前人力资源部门的人找到我，告诉我我并不适合这份工作。她的言语给我的直观感受是：你的工作能力差、学习能力差、沟通能力差、职场能力差。当晚，我在人潮汹涌的地铁中不停哭泣，但又不敢哭出声，怕被别人看出来。所幸当时我用口罩遮住了这一切，保留了我那不堪一击的尊严。

我本人并不是将一切归于压力的人，离开那里后我开始反思这5周以来的工作状况。可怕的是，我竟然在那么一瞬间开始承认自己的确一无是处，直到一周后我再次接到知名艺术机构的策展邀请。

我逐渐意识到，此前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经受了一场无形的霸凌，这对个体而言好比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这样的体验饱含可笑可悲，但与此同时，我也反问自己：这完全是别人的错误吗？一场精神霸凌本身包含了施暴者与受暴者两个身份，在施暴过程中，个体一旦失去辨别能力，最终也成为共谋者，与施暴者共同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施暴。”

事实上，在已经形成固化并被默许了的一些社会形态下，Y君只是以一份钝痛感攫取了现代都市生存的体验，这份“体验描述”普通到看文章的你甚至会说，这不就是我们的样子吗？然而，这正是笔者想要探讨的。

在Y君体验这场“精神霸凌”的时候，我正在一个办公商圈做艺术集市，刚好算是这个群体的旁观者，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当下年轻人正在过早地“老去”。集市上，年轻人们用前沿的互联网词汇讨论工作，然后用倦怠的态度面对生活。他们在隔壁摊位大快朵颐着6元一支的网红淀粉肠，并对艺术品摊位充满迷茫与质疑。

在与一些顾客的聊天中，我感受到他们将全部的存在感建立在工作上，并以此为傲。如果Y君经历的不是跨工作圈的体验，恐怕也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对年轻人来说这又何尝不是现代化、商业化进程中深刻无言的创痛？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艺术家以翻盘80年代艺术的姿态来摆脱无能与沮丧，他们期望通过回到个人的具体的生活来重新寻找自身存在的依據，同时想建立起艺术家的世界。一些艺术家不再满足于以审美来孤立自己，而是以体验来感受自身存在，他们主动放弃在现实中对理想模式的追求，并把自我需求看作真正的社会起点，重建以个人为中心的自我价值。

然而在今天，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的生存压力下，人们变得更加谨慎，如果对未来充满担忧，自然对当下所能把握的事物紧抓不放，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现代人与艺术家放在同一语境下，因此轻描淡写地谈论“挣脱与改变”，这就像另一种隐性的“霸凌”。齐泽克的《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谈道：任何一个被媒体大肆报道的具体危机，永远是一种复杂争斗的产物。实际上比起文化以及经济考虑，真正的人道主义考虑永远扮演着次要角色。

“客观暴力”与否定

如今在渗透力极强的“精神霸凌”中，我们偶尔难以区分齐泽克所探讨的主观与客观。主观暴力是被视为对正常状态的扰乱，客观暴力则是指在习惯中逐渐转为常态化的暴力，客观暴力是无形的。人们会对作为欲望主体的他者的过度逼临变得麻木甚至承认，保护性的围墙坍塌，认知模糊的自我供述与客观暴力共同维持社会结构中的系统暴力。但我们无权直截了当地否定暴力，甚至不能直接将其定义为贬义词，而是需要反观暴力与霸凌背后，是否因现代人正在通过自身无止境的欲望，先行扰乱事物的正常运行。

当我们聚焦霸凌与施暴者，充斥指责与自我否定的取向，同样是包含可疑的病症。这种态度也正在淹没真实的霸凌形式，甚至正积极与其为伍，从而使我们忽视霸凌的真实内核。

有个众所周知的趣闻：二战期间一名德国官员拜访毕加索在巴黎的工作室，当他看到《格尔尼卡》并被这幅画作的“混乱”所震惊时，问道：“这是你画的吗？”毕加索平静地回答：“不，是你画的。”今天，每当自由主义者面对暴力爆发，就会质问那些所剩无几、仍然坚持激进社会改革的左翼分子：“这难道不是你们造成的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而他们应该像毕加索那样回答：“不，是你造成的！这就是你所拥护的政治的真实后果！”

因此，无论是在我们本文讨论的精神霸凌之下，还是在各个被霸凌占据过的场域之中，现代人都需要反观自己在被“屠杀”的过程中，是否也正是他者的“共谋”。齐泽克在其“主观暴力、客观暴力、符号暴力”分析中指出，要抵抗主观暴力的魅惑——抵抗由社会组织、邪恶个体、纪律化的压迫机器以及狂热的群众所行使的暴力的魅惑。主观暴力仅仅是3种暴力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种，而客观暴力的观念是始终存在的，现代人在“精神霸凌”的过程中与其共同创造了自身新的身份，是一种抽象并扭曲的形态。而这一逐渐蔓延的形态对整个阶层的命运甚至造成潜移默化的转变。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性系统暴力，是种纯粹客观的、系统的、匿名的暴力，也是人与自然发展的必然存在。而在今天，摇身一变的“精神霸凌”正在以抽象化的形态，为现代人放大自身的忧虑，最终互相渗透互相改造，成为一场谁也无权斥责的合谋与共舞。比起霸凌本身，那些隐蔽的自我腐蚀更具有破坏性。当我们对暴力做出接受性反应，这层隐含关系即意味着与“霸凌”的同谋关系。

综上所述，在“霸凌”表象中，隐藏着难以辨别的，包含语言、符号、意识、实践等“霸凌行为”。不仅表现为社会中偶然的冲突，还内在于社会体系中。个体的欲望将注意力从表面现象移开，放弃对暴力的批判，接受隐形化的蒙蔽。促成极致的“霸凌”，它是中性的，不带任何暴力色彩的，它充当了一种评判标准，成为审视现代人的高阶性事物。

“符号暴力”与肯定

在互联网时代，语言和文字被强化了作用。而“符号暴力”是语言中固有的，渗透在我们的话语和交际中。它包括言语习惯中不断再生产的支配关系。更多的话语空间在权利的光环下具有了暴力性。这类语言的暴力可以对事物进行肢解，形成某种戕害，它的无形更可以直击人们脆弱的部分。

然而在种种隐含的霸凌现象中，“肯定”恰恰是反思的起点。我们不再单纯对施暴者严加批判，对受害者表示同情。面对当下的精神霸凌现象，不够清晰的自我认知，忽略一时优裕处境与很多人的悲惨现状间的隐含联系，习惯性的懒惰与逃避，都在协力施暴者完成霸凌。我们当然不是说所谓的苦难与霸凌本身全然无关，但至少要开始产生对自我的批判性意识。而究竟如何面对这种割裂的局面？ 则是不因绝望而逃离自己的世界。在既定秩序之内做出改变，诉诸隐性的霸凌体系。即便做不到质疑和把握它的复杂性，至少尝试分析和剥离“精神霸凌”与自身的关系。

在“霸凌”表象中，隐藏着难以辨别的，包含语言、符号、意识、实践等方面的“霸凌行为”。

“做些什么”与“什么都不做”

“做些什么”——“精神霸凌”的存在建立于个体的接纳基础上。长期被“接受”的精神霸凌，也许会改变社会现实、转换社会关系。因而，个体与精神霸凌间的共谋关系，消解“自我否定”的轻易和荒诞的过程，建立正面的开创性力量，以减少悲剧的发生。

“什么都不做”——在精神分析学中，受压抑者在知性上已被主体接纳，因为它已被命名同时又被否定，只是因为主体拒绝承认它，拒绝承认受压抑者中的自己。“压抑”尽管是某种拒认和拒绝，但始终局限在象征中，相比之下另一个心理学词汇“剔除”，则完全撇清了与象征的关系，更加清晰彻底。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由此，从所谓的抵抗中抽身而退即“什么都不做”，便是当下所谓的“躺平”。

施暴者无疑会在“参与者”与“躺平者”之间倾向于前者。因为所有“参与”都在他们的掌控中，甚至是由他们推动，而“沉默”则让他者失去操控力，甚至不安。与“做些什么”相比，“什么都不做”或許更为根本。

在界限逐渐模糊的霸凌场域中，消除思维惯性、辨别和思考，向外探寻限定它的边界，向内清晰地认知和学习，形成一面与霸凌直面的镜子，尽可能地不被裹挟，不与他者“共谋”。最后，作为极具暴力性可能的语言或文本，读者又如何辨别这样一篇文章不是“精神霸凌”呢？正如齐泽克所说，最高形式的暴力其实就是强加这个标准的过程，根据这个标准某些事件被呈现为“暴力”。这就是为什么语言本身——非暴力的媒介、互相承认的媒介——涉及无条件的暴力原因所在。退一步可辨识另一种暴力，支撑我们对暴力加以抵制并宣扬宽容态度的暴力。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