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澄章

2021年8月19日，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在宁夏银川召开。项目涵盖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文化旅游、新型材料、现代农业等领域。

近些年，随着域外力量对中东地区的影响越发趋于多元平衡，地区内部关系趋于缓和，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不断上升，和平与发展罕见地成为地区国家的共同诉求，以海湾阿拉伯国家为引领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大多开始寻求适合自身的改革之路。阿拉伯国家本轮“改革潮”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不再单一追随美国，反而集体“向东看”，在发展战略层面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并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事实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合作早已根植于中阿友好交往的历史基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双方相互理解支持，并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彼此实现国家转型和民族复兴的现实需求。

从“政热经冷”到“政热经热”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合作受各自利益取向、政策偏好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基调。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借以打破外交孤立、争取国际支持的关键力量，“划阵营”“挺兄弟”构成该时期中国对阿政策的主基调。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举行后，中国迎来了与阿拉伯国家的第一波建交高潮。1956～1959年，中国先后同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七国建交。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一度陷入停滞。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带动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第二波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科威特、黎巴嫩、约旦、阿曼、利比亚五国建交。但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对阿合作整体呈现“重义轻利”“政热经冷”的特点，双方贸易合作规模十分有限，1978年中阿贸易额仅为六亿美元。

1978年改革开放后，争取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使中国外交实现整体转型，发展型外交成为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后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随着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现实利益的逐渐递增，中国对阿政策的主基调先后经历了邓小平时期的“入主流”“交朋友”、江泽民时期的“求合作”“图共赢”以及胡锦涛时期的“谋合作”“促和平”等三个阶段。中国在外交上注重平衡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一改过去“一边倒”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开始以劝和促谈的积极姿态助力推动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中阿合作从政治向经贸、能源、军事、科教等领域拓展，“政热经热”的合作格局更趋平衡。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与阿拉伯产油国的能源与经贸合作逐渐成为对阿合作的重心，“互利”“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对阿政策的关键性表述。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集体对话与合作框架的正式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被确立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成为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2016年1月，中国政府制定的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对中阿集体合作的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作出规划，“重塑造、布大局”成为该时期中国对阿政策的主基调。阿拉伯地区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全球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最突出的地区。中国在建设性参与解决地区事务的过程中，奉行“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原则，践行“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努力推动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彼此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中阿关系在多边层面经历了从新型伙伴关系（2004年）到战略合作关系（2010年）、再到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的提质升级。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在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中阿合作为南南合作树立典范。从合作理念来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秉持共同维护以联合國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总体原则，恪守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双方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相互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不断加深“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方面的共识。从合作领域来看，除传统领域外，近年来中阿双方在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等高新领域的合作取得突破，双方在水电、风电、光伏发电、核电等低碳能源领域的合作正在走向深入。从合作成果来看，中国已成为十个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同20个阿拉伯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以来，中国先后同阿尔及利亚（2014年11月）、埃及（2014年12月）、沙特（2016年1月）和阿联酋（2018年7月）四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卡塔尔（2014年11月）、苏丹（2015年9月）、约旦（2015年9月）、伊拉克（2015年12月）、摩洛哥（2016年5月）、吉布提（2017年12月）、阿曼（2018年5月）和科威特（2018年7月）八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机制平台建设日臻完善。首先，特使机制为中国参与解决中东热点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沟通和立场阐释渠道。中国先后设立了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及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等涉阿事务的外交机制，特使通过穿梭外交在阿拉伯国家及其周边国家和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劝和促谈、协调立场并阐释中国政府立场。其次，中阿开展多边合作的平台较以往更加多元。除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开展集体合作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寻求在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开展特定领域的合作与国际协调，还寻求在各自主导的区域组织框架内开展合作与协调。例如，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同沙特主导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在涉伊斯兰事务方面的沟通与立场协调，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埃及、叙利亚等国则积极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第三，人文交流为中阿双方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奠定坚实基础。中阿人文交流涵盖文化、教育、卫生、科研、旅游、新聞、体育等多个领域，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以教育合作为例，近年来“汉语热”在阿拉伯国家持续升温。截至2020年底，阿拉伯国家的孔子学院已增至17所，孔子课堂增至四所，各国开设中文系或中文专业的高校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18年和2019年，阿联酋和沙特先后宣布将中文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这折射出两国推行语言多元化教育的政策转变，更反映出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动的背景下，两国为未来拓展与中国合作储备中文人才的战略考量。

美国“替代战略”难以奏效

中阿合作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的背景下，未来双方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

首先，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中等强国的合作空间广阔。美国长期主导中东事务，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地区国家的发展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动荡和不确定因素，阿拉伯国家官方和民间对此均有清醒认识。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战略自主性明显增强的阿拉伯地区中等强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中等强国是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上游的国家，其受制于自身实力，在外交上通常实施对冲战略，平衡与大国关系。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三国均属于中等强国行列，而阿联酋属于准中等强国。当前，中国同四国均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基础牢固。

2022年6月24日，游客正在参观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邂逅·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

其次，数字化转型为中阿拓宽交流领域、创新交流模式提供了机遇。中阿合作从现实中走向“云端”的转变在新冠疫情前已初露端倪，疫情暴发后，双方数字经济转型合作加速。数字化转型为未来中国与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实现投资、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合作以及拓展合作领域提供了新机遇。

然而，阿拉伯国家在对华合作问题上也受到来自美方的施压。近年来，美国在全球层面动用外交工具和盟友体系遏制中国，施压干扰阿拉伯国家对华合作，并实施“替代战略”。

一是“战略和技术替代”，即阻挠阿拉伯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国家与中国开展基建和科技合作，干扰“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在阿拉伯地区的落地实施，施压其盟友国家与中国进行“科技脱钩”。例如，美国多次施压海湾阿拉伯国家将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从其5G网络和供应链建设中剔除，以此作为美国向这些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前提条件。

二是“投资替代”，即持续破坏中国参与地区动荡国家重建的努力，为后者提供替代性投资选择。例如，美国通过炒作“债务陷阱论”，抹黑中国向伊拉克提供“掠夺性贷款”，破坏伊拉克的国内稳定，煽动伊拉克国内反对与中国合作。同时，美国借助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DFC）为伊拉克提供替代性投资选择，向其能源、金融、卫生、住房和农业部门投资十亿美元，破坏中方与伊拉克的既有合作。

三是“地区角色替代”，即利用印度制衡中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利益，联手日本、澳大利亚在技术、资金、原材料等不同领域扶植印度在关键领域扮演“替代中国”的角色，试图冲击并解构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合作网络。

不过，阿拉伯国家坚持避免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阵营，以最大限度消除中美战略竞争对其与中国合作的消极影响，其“向东看”战略也更加明确，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全面务实合作。近年来，中阿关系不断蓬勃发展，在核心利益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团结抗疫中树立合作典范，从政府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中阿友好已深入人心。